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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诗人书写自我生命的疆域，同时又消解传统权力政治疆域的某种独具特色的生命建构，就是其自性张扬和他性约束中的某种因缘牵系和力量平衡。？譹？訛而突破传统的性别政治叙事，重建女性内在的自我，就成为安琪诗歌所指向的独特的缘域世界。在《极地之境》的《自序》中，安琪写道：“我冷静梳理了自己写作至今的点滴，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譺？訛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安琪的诗歌不再是某种单纯灵感或感性体悟的瞬间抓取，而是有着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中的自由选择及其责任承担。去选择，并承担你的责任，就是安琪诗歌所在意的。因此，安琪的诗歌或诗学思想就具有一种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所独具的伦理品格与实践勇气，就是在从古典知识型时代向现代知识型时代转向中的女性主义的文学缘域世界的呈现和展开。
在2007年写成的《父母国》这首诗中，安琪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带有强烈的性别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的自觉。这种女性写作并非说就是女性的写作，而是女性主义的写作，这就是安琪强调的“满足于男性要求于女性的写作，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女人写作是不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那种安于家庭妇女的幸福状、撒娇装痴状、炫耀夫疼子乖状，在我看来都是小女人写作而非女性主义写作”。？譻？訛这里的区分很重要，就是女性主义的写作是承认女性的主体独立意识的，是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将自己的归宿安排在男人的认同那里的，就是要消解传统的性别政治疆域的。我们先来看《父母国》这首诗，因为诗篇并不太长，我们附全诗如下：
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
看一个人回故乡，志得意满，他说他的故乡在秦国
看这群人，携带二月京都的春意，奔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他们说他们的故乡在蜀国、魏国和吴国
无限广阔的山河，朝代演变，多少兴亡多少国，你问我
我的国？我说，我的故乡不在春秋也不在大唐，它只有一个称谓叫父母国。
一个称谓叫父母国，我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工，也经过商
我的父亲为我写过作文，出过诗集，为我鼓过劲伤过心
他说，你闯吧，父亲我曾经也梦想过闯荡江湖最终却厮守
一地。我的母亲年轻貌美生不逢时，以最优异的成绩遇到
“伟大”的革文化命的年代，不得不匆匆结婚，匆匆
生下我。她说，一生就是这样，无所谓梦想光荣
无所谓欢乐悲喜，现世安稳就是幸福。我的父母
如今在他们的国度里挂念我，像一切战乱中失散的亲人
我朝着南方的方向，一笔一画写下：父母国。
安琪的诗歌始终在追寻着一种先锋精神，她在跟进现代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状况，在为自己的个体化生存寻找一种理论的解释，当然，这种理论的自觉，正如张清华指出的“从不沉湎于‘小女子气’的写作，甚至也不沉湎于概念化的女权或女性主义写作”？譼？訛，说不沉湎于概念化的女权主义写作是准确的，但安琪诗歌却又实实在在的是某种女性主义先锋精神的肉身化生长，是在自我的生活与生存体验中来展现这种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思考与现实选择的。
在诗歌开篇，诗人即向我们呈现数千年以来的作为男人的家国观念和权力结构，这是性别、情感和权力的共谋式结合：“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看一个人回故乡，志得意满，他说他的故乡在秦国∥看这群人，携带二月京都的春意，奔走在回故乡的路上/他们说他们的故乡在蜀国、魏国和吴国”。
领悟因缘，方得解疆化域，安琪因着一种对于文学穿行于自然、性别、政治、历史和宗教的缘域化特质的独特感受，所以她的写作便没有阻滞，而有着一种流畅感、速度感、厚重感和沧桑感。就以“回乡”而言，它是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但中国文学中，回乡又不是简单的回乡，而是牵系着一种性别话语和邦国话语；这种性别话语和邦国话语随后又演变成了家国话语，无论历史如何演变，其中的男性性别霸权与家国话语同构却几乎是恒定的，是宏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和男性性别政治的结合。因此，诗人开篇就出人意表，穿越古今地写出了几千年来的回乡，其实是男人的权力话语制造的乡邦故国。在这开篇的几句中，诗人特意只用了“他”和“他们”的男性的人称代词，而故意隐去了女性的“她”和“她们”的主体性存在；诗人又接着特意写了这些男性的“他”和“他们”要回乡，是回的各自所在的“鲁国”“秦国”“蜀国”“魏国”和“吴国”，多么奇妙，这些国的名称是早就消逝了的历史名词，但诗人却用到了现代人回乡的那种强烈的当下情感牵系之中，这无疑表达了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然感情与历史的男性性别国家政治话语密切捆绑状況的揭示。这些人“喜气洋洋”“志得意满”地回自己的故乡之国，他们的骄傲和成功捆绑着某种恒久的已经历史化的意识。然而，诗人呢？安琪在她的《女性主义者笔记》中明确表示说：“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譽？訛这首诗就是安琪为女性发出吁请表达其性别自觉的体现。诗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故乡之国，不同于那些被历史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制造出的男权之国：“无限广阔的山河，朝代演变，多少兴亡多少国，你问我/ 我的国？我说，我的故乡不在春秋也不在大唐，它只有一个称谓叫父母国。”
“乡”和“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乡邦故国，问故乡在哪里，对于男人来说，也几乎是在问你的国在哪里，这种提问和明确的回答指向了明确的男性权力的诉求与统治。当女诗人也被他人问起“我的国？”她否定了那样一个贯穿着历史的男权叙事的话语权力体系，不再指向曾经标明男性政治权力的鲁国、秦国、蜀国、魏国和吴国……而是否定了一个又一个兴替更迭的历史王朝，无论春秋与大唐……并直接指向了一个当下的自己的出生和生长之地，那就是“父母国”。父母国只能是牵系着一个女人的生命个体的，不再指向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而只是指向了一个历史风雨中飘摇的小小的家；于是，大被还原到了小。如果说男人的爱意味着权力的大的天下，女人的爱却意味着亲情的小的家……这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托莉·莫指出的：“一个要求解构性身份的理论才是真正忠实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抗争的目标应该是要解构阳性特质和阴性特质之间致命的二元对立”。？譾？訛作为女性主义者，安琪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男人致力于天下国家的权力叙事，而将男人拉回到了人本身，也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都共有的作为本源之地的故乡。女诗人的解构性叙事首先是从她的父亲开始的：“我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工，也经过商/我的父亲为我写过作文，出过诗集，为我鼓过劲伤过心∥他说，你闯吧，父亲我曾经也梦想过闯荡江湖最终却厮守/一地。” 在安琪的笔下，她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也回到了生命本源和出生之地，被各种职业或政治所裹挟的个体只有返回本源之初，才能赢得其尊严；她的父亲的生命指向不再是天下和国家。她的父亲虽然也从事过各种职业，当兵、做工、经商、写诗，也曾有守“闯荡江湖”的经营天下的梦想和历练，然而，父亲“最终却厮守一地”，回到故乡，那也实际就是“父母国”。天下的繁华或丰富，终究要回归故乡的朴实与单纯。在这里有着多重叙事，在诗歌中，这是父亲向女儿诉说的，但其实是女儿从父亲身上叙述出了那种生命的柔软特质，而这只有女儿才懂的。这种女儿的叙述，实际是打破了性别分界的女性主义者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作为历史与政治权力的父亲形象消失了，一个温暖的寻求回归的柔软的父亲形象显现了。这是人回到了自身，也是性别功能角色的被消解。
因此，正如女性主义者反复强调的：“革命的潜力并非取决于个人的生理性别，而在于她/他占据的主体位置。”？譿？訛在安琪的笔下，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觉醒到人的主体性位置，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她都不再是宏大叙事和革命机器中的功能性和工具性存在。他/她从革命话语中走出，因此，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不仅是女性生命和灵魂的呐喊者，同时也是男人或者说人的被压抑的人性源初的发现者：“我的母亲年轻貌美生不逢时，以最优异的成绩遇到∥“伟大”的革文化命的年代，不得不匆匆结婚，匆匆/生下我。她说，一生就是这样，无所谓梦想光荣∥无所谓欢乐悲喜，现世安稳就是幸福。”
安琪前面写了父亲从传统的权力秩序回到了故乡也就是自我生命本身，这里同样写到了母亲曾经被“伟大”的革命文化叙事吸引，尝试着要将自己变作齿轮和螺丝钉，她要求进入权力的象征秩序，然而，这种权力秩序对女人同样是一种欺骗，同样在损耗着女人的青春，最后，她的母亲也拒绝了这种权力的象征秩序。当诗人诉说父亲和母亲对于传统的或革命的权力秩序的拒绝在对于自我生命的回归中，男/女和阴/阳的二分与对峙于是被打破，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一个相互看视而不再有中心点或者说是多中心点的“环视”发散状态，这是“文学”对于政治权力的消解，也是性别政治权力话语在软性的文学话语中的让渡和弥散。？讀？訛于是，再也没有了崇高属于男人、温柔属于女人的牵强的界限分割，“厮守一地”“现世安稳就是幸福”，就是父亲/母亲或者说男人/女人最后在觉悟中的共同回归。
在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安琪说的每个男人身上都有女性的特质，每个女人身上也有其男性特质的因由所在，权力是互渗的，视点是转换的，角色是重叠的，只有对抗社会权力规驯机制所共同强加于男/女身上的机械划分，就是让女人成为女人，让男人成为男人，这“是”其实也“不是”，这种“是”和“不是”都是他们自由自觉的主体意志的选择，而不再是因着某种历史权力叙事和革命话语的强制植入。于是，在一个觉醒的女性和女诗人的笔下，我的父母都回到了平凡和平淡本身，而这种平凡和平淡是属于个体生命的源初与本真的家，就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自身的：“我的父母/如今在他们的国度里挂念我，像一切战乱中失散的亲人”。
在诗人的笔下，父母对于我的思念，已不仅仅是父母对儿女的自然亲情之爱，而是在抵抗着传统权力叙事和宏大革命话语后的重回生命本源，是个体生命在生存经验的展开中重新选择，既是真正的女性视野，却又是超越了女性视野；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超越了女性性别本身的思想者。在冲破性别权力政治叙事以后，安琪的诗歌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那就是“父母国”（我的国）。“父母国”才是“祖国”的前提，然而，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沉浸在祖国的言说中，而遗忘了更为根基性的父母之国。回去，回到本源之地，回到人的起点，这就是女性主义者所要呼吁的。
安琪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写作者身上最美的部分”“女性意识一旦觉醒就将激发女人自身蓬勃的创造力和不可遏制的沙场秋点兵式的凛冽气象，因为女性意识是一个女人自身潜藏着的男性部分。”？讁？訛这真是一个女诗人具有形而上学哲学高度的精彩论断，消解了男人和女人具有本质差异的偏见，而写出了两性的共融和互渗，这既有中国古老易学的阴阳哲学观念的传承，又有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本首诗歌的结束处，一个女诗人就显现出那种“潜藏着的男性部分”的力量与坚韧，她这样写道：“我朝着南方的方向，一笔一画写下：父母国。”
南方的方向，或许不仅仅是诗人故乡的方向，而且也是温润柔软之地，是挣脱了诗人所处的北方这个数千年来作为男性权力叙事的话语建构的城市的某种具有意味的象征，这个异化女人其实也就异化了每个人的城市，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和自豪的，诗人真正的故乡在南方，她“一笔一画”写下，这是一种象征的仪式化的写作，而她为这个方向的命名，她为心所系的方向的命名“父母国”，就是女诗人自我的赋予，是人的意义的实现与生成。安琪仍旧像她的父母一样过着淡泊的生活，她已经厌倦于被男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固化了几千年的权力叙事，她用她的笔为她自己雕塑出属于自我的生命图腾，她既为女性的自我体验写作，也为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写作。
阅读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安琪的写作路径，以解构男权叙事为起点，以女性主义的性别自觉为主线，而最终却以“人”为终点。一个真正的人在她的诗歌中出场，解放女性，就是解放人自身，同时也是让男人扔掉和打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一种炽热的生命之爱，燃烧在她的诗里，让她的诗歌的肉体呈现出火一样的颜色和温度。阅读这首诗，我们充分感觉到当女性一旦获得解放并接受到充分的文化教育，她们的历史感觉与生存体验就会达到一个极其敏锐的深度，她们就必然冲破漫长历史的苦闷的悲哀并获得一种感情的释放和心灵的回归。“我的故乡叫父母国”，这是当代女性重建自己的王国和故乡的努力和尝试。从这里开始，中国女性走向了她们自己的遥远的未来，回到了她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乡！从这里开始，一个诗歌唤醒人心解放人性的时代也就真正到来！扔掉沉重的让人窒息的权力之锁，回去，回到生命的故乡，就是诗人向我们呼唤的！
作 者：馮媛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在读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在2007年写成的《父母国》这首诗中，安琪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带有强烈的性别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的自觉。这种女性写作并非说就是女性的写作，而是女性主义的写作，这就是安琪强调的“满足于男性要求于女性的写作，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女人写作是不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那种安于家庭妇女的幸福状、撒娇装痴状、炫耀夫疼子乖状，在我看来都是小女人写作而非女性主义写作”。？譻？訛这里的区分很重要，就是女性主义的写作是承认女性的主体独立意识的，是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将自己的归宿安排在男人的认同那里的，就是要消解传统的性别政治疆域的。我们先来看《父母国》这首诗，因为诗篇并不太长，我们附全诗如下：
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
看一个人回故乡，志得意满，他说他的故乡在秦国
看这群人，携带二月京都的春意，奔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他们说他们的故乡在蜀国、魏国和吴国
无限广阔的山河，朝代演变，多少兴亡多少国，你问我
我的国？我说，我的故乡不在春秋也不在大唐，它只有一个称谓叫父母国。
一个称谓叫父母国，我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工，也经过商
我的父亲为我写过作文，出过诗集，为我鼓过劲伤过心
他说，你闯吧，父亲我曾经也梦想过闯荡江湖最终却厮守
一地。我的母亲年轻貌美生不逢时，以最优异的成绩遇到
“伟大”的革文化命的年代，不得不匆匆结婚，匆匆
生下我。她说，一生就是这样，无所谓梦想光荣
无所谓欢乐悲喜，现世安稳就是幸福。我的父母
如今在他们的国度里挂念我，像一切战乱中失散的亲人
我朝着南方的方向，一笔一画写下：父母国。
安琪的诗歌始终在追寻着一种先锋精神，她在跟进现代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状况，在为自己的个体化生存寻找一种理论的解释，当然，这种理论的自觉，正如张清华指出的“从不沉湎于‘小女子气’的写作，甚至也不沉湎于概念化的女权或女性主义写作”？譼？訛，说不沉湎于概念化的女权主义写作是准确的，但安琪诗歌却又实实在在的是某种女性主义先锋精神的肉身化生长，是在自我的生活与生存体验中来展现这种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思考与现实选择的。
在诗歌开篇，诗人即向我们呈现数千年以来的作为男人的家国观念和权力结构，这是性别、情感和权力的共谋式结合：“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看一个人回故乡，志得意满，他说他的故乡在秦国∥看这群人，携带二月京都的春意，奔走在回故乡的路上/他们说他们的故乡在蜀国、魏国和吴国”。
领悟因缘，方得解疆化域，安琪因着一种对于文学穿行于自然、性别、政治、历史和宗教的缘域化特质的独特感受，所以她的写作便没有阻滞，而有着一种流畅感、速度感、厚重感和沧桑感。就以“回乡”而言，它是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但中国文学中，回乡又不是简单的回乡，而是牵系着一种性别话语和邦国话语；这种性别话语和邦国话语随后又演变成了家国话语，无论历史如何演变，其中的男性性别霸权与家国话语同构却几乎是恒定的，是宏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和男性性别政治的结合。因此，诗人开篇就出人意表，穿越古今地写出了几千年来的回乡，其实是男人的权力话语制造的乡邦故国。在这开篇的几句中，诗人特意只用了“他”和“他们”的男性的人称代词，而故意隐去了女性的“她”和“她们”的主体性存在；诗人又接着特意写了这些男性的“他”和“他们”要回乡，是回的各自所在的“鲁国”“秦国”“蜀国”“魏国”和“吴国”，多么奇妙，这些国的名称是早就消逝了的历史名词，但诗人却用到了现代人回乡的那种强烈的当下情感牵系之中，这无疑表达了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然感情与历史的男性性别国家政治话语密切捆绑状況的揭示。这些人“喜气洋洋”“志得意满”地回自己的故乡之国，他们的骄傲和成功捆绑着某种恒久的已经历史化的意识。然而，诗人呢？安琪在她的《女性主义者笔记》中明确表示说：“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譽？訛这首诗就是安琪为女性发出吁请表达其性别自觉的体现。诗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故乡之国，不同于那些被历史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制造出的男权之国：“无限广阔的山河，朝代演变，多少兴亡多少国，你问我/ 我的国？我说，我的故乡不在春秋也不在大唐，它只有一个称谓叫父母国。”
“乡”和“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乡邦故国，问故乡在哪里，对于男人来说，也几乎是在问你的国在哪里，这种提问和明确的回答指向了明确的男性权力的诉求与统治。当女诗人也被他人问起“我的国？”她否定了那样一个贯穿着历史的男权叙事的话语权力体系，不再指向曾经标明男性政治权力的鲁国、秦国、蜀国、魏国和吴国……而是否定了一个又一个兴替更迭的历史王朝，无论春秋与大唐……并直接指向了一个当下的自己的出生和生长之地，那就是“父母国”。父母国只能是牵系着一个女人的生命个体的，不再指向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而只是指向了一个历史风雨中飘摇的小小的家；于是，大被还原到了小。如果说男人的爱意味着权力的大的天下，女人的爱却意味着亲情的小的家……这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托莉·莫指出的：“一个要求解构性身份的理论才是真正忠实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抗争的目标应该是要解构阳性特质和阴性特质之间致命的二元对立”。？譾？訛作为女性主义者，安琪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男人致力于天下国家的权力叙事，而将男人拉回到了人本身，也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都共有的作为本源之地的故乡。女诗人的解构性叙事首先是从她的父亲开始的：“我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工，也经过商/我的父亲为我写过作文，出过诗集，为我鼓过劲伤过心∥他说，你闯吧，父亲我曾经也梦想过闯荡江湖最终却厮守/一地。” 在安琪的笔下，她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也回到了生命本源和出生之地，被各种职业或政治所裹挟的个体只有返回本源之初，才能赢得其尊严；她的父亲的生命指向不再是天下和国家。她的父亲虽然也从事过各种职业，当兵、做工、经商、写诗，也曾有守“闯荡江湖”的经营天下的梦想和历练，然而，父亲“最终却厮守一地”，回到故乡，那也实际就是“父母国”。天下的繁华或丰富，终究要回归故乡的朴实与单纯。在这里有着多重叙事，在诗歌中，这是父亲向女儿诉说的，但其实是女儿从父亲身上叙述出了那种生命的柔软特质，而这只有女儿才懂的。这种女儿的叙述，实际是打破了性别分界的女性主义者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作为历史与政治权力的父亲形象消失了，一个温暖的寻求回归的柔软的父亲形象显现了。这是人回到了自身，也是性别功能角色的被消解。
因此，正如女性主义者反复强调的：“革命的潜力并非取决于个人的生理性别，而在于她/他占据的主体位置。”？譿？訛在安琪的笔下，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觉醒到人的主体性位置，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她都不再是宏大叙事和革命机器中的功能性和工具性存在。他/她从革命话语中走出，因此，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不仅是女性生命和灵魂的呐喊者，同时也是男人或者说人的被压抑的人性源初的发现者：“我的母亲年轻貌美生不逢时，以最优异的成绩遇到∥“伟大”的革文化命的年代，不得不匆匆结婚，匆匆/生下我。她说，一生就是这样，无所谓梦想光荣∥无所谓欢乐悲喜，现世安稳就是幸福。”
安琪前面写了父亲从传统的权力秩序回到了故乡也就是自我生命本身，这里同样写到了母亲曾经被“伟大”的革命文化叙事吸引，尝试着要将自己变作齿轮和螺丝钉，她要求进入权力的象征秩序，然而，这种权力秩序对女人同样是一种欺骗，同样在损耗着女人的青春，最后，她的母亲也拒绝了这种权力的象征秩序。当诗人诉说父亲和母亲对于传统的或革命的权力秩序的拒绝在对于自我生命的回归中，男/女和阴/阳的二分与对峙于是被打破，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一个相互看视而不再有中心点或者说是多中心点的“环视”发散状态，这是“文学”对于政治权力的消解，也是性别政治权力话语在软性的文学话语中的让渡和弥散。？讀？訛于是，再也没有了崇高属于男人、温柔属于女人的牵强的界限分割，“厮守一地”“现世安稳就是幸福”，就是父亲/母亲或者说男人/女人最后在觉悟中的共同回归。
在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安琪说的每个男人身上都有女性的特质，每个女人身上也有其男性特质的因由所在，权力是互渗的，视点是转换的，角色是重叠的，只有对抗社会权力规驯机制所共同强加于男/女身上的机械划分，就是让女人成为女人，让男人成为男人，这“是”其实也“不是”，这种“是”和“不是”都是他们自由自觉的主体意志的选择，而不再是因着某种历史权力叙事和革命话语的强制植入。于是，在一个觉醒的女性和女诗人的笔下，我的父母都回到了平凡和平淡本身，而这种平凡和平淡是属于个体生命的源初与本真的家，就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自身的：“我的父母/如今在他们的国度里挂念我，像一切战乱中失散的亲人”。
在诗人的笔下，父母对于我的思念，已不仅仅是父母对儿女的自然亲情之爱，而是在抵抗着传统权力叙事和宏大革命话语后的重回生命本源，是个体生命在生存经验的展开中重新选择，既是真正的女性视野，却又是超越了女性视野；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超越了女性性别本身的思想者。在冲破性别权力政治叙事以后，安琪的诗歌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那就是“父母国”（我的国）。“父母国”才是“祖国”的前提，然而，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沉浸在祖国的言说中，而遗忘了更为根基性的父母之国。回去，回到本源之地，回到人的起点，这就是女性主义者所要呼吁的。
安琪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写作者身上最美的部分”“女性意识一旦觉醒就将激发女人自身蓬勃的创造力和不可遏制的沙场秋点兵式的凛冽气象，因为女性意识是一个女人自身潜藏着的男性部分。”？讁？訛这真是一个女诗人具有形而上学哲学高度的精彩论断，消解了男人和女人具有本质差异的偏见，而写出了两性的共融和互渗，这既有中国古老易学的阴阳哲学观念的传承，又有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本首诗歌的结束处，一个女诗人就显现出那种“潜藏着的男性部分”的力量与坚韧，她这样写道：“我朝着南方的方向，一笔一画写下：父母国。”
南方的方向，或许不仅仅是诗人故乡的方向，而且也是温润柔软之地，是挣脱了诗人所处的北方这个数千年来作为男性权力叙事的话语建构的城市的某种具有意味的象征，这个异化女人其实也就异化了每个人的城市，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和自豪的，诗人真正的故乡在南方，她“一笔一画”写下，这是一种象征的仪式化的写作，而她为这个方向的命名，她为心所系的方向的命名“父母国”，就是女诗人自我的赋予，是人的意义的实现与生成。安琪仍旧像她的父母一样过着淡泊的生活，她已经厌倦于被男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固化了几千年的权力叙事，她用她的笔为她自己雕塑出属于自我的生命图腾，她既为女性的自我体验写作，也为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写作。
阅读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安琪的写作路径，以解构男权叙事为起点，以女性主义的性别自觉为主线，而最终却以“人”为终点。一个真正的人在她的诗歌中出场，解放女性，就是解放人自身，同时也是让男人扔掉和打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一种炽热的生命之爱，燃烧在她的诗里，让她的诗歌的肉体呈现出火一样的颜色和温度。阅读这首诗，我们充分感觉到当女性一旦获得解放并接受到充分的文化教育，她们的历史感觉与生存体验就会达到一个极其敏锐的深度，她们就必然冲破漫长历史的苦闷的悲哀并获得一种感情的释放和心灵的回归。“我的故乡叫父母国”，这是当代女性重建自己的王国和故乡的努力和尝试。从这里开始，中国女性走向了她们自己的遥远的未来，回到了她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乡！从这里开始，一个诗歌唤醒人心解放人性的时代也就真正到来！扔掉沉重的让人窒息的权力之锁，回去，回到生命的故乡，就是诗人向我们呼唤的！
作 者：馮媛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在读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