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域水道记》为例看清代徐松的学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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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徐松,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作为乾嘉学的核心人物,其盛名可谓是人人皆知,后因“科场案”被遣戍于新疆。在新疆生活期间,徐松受到该地将军松筠的协助,对新疆地界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撰写《西域水道记》和《伊犁总统事略》等书籍,其中《西域水道记》是徐松最为著名的西北史学类书籍。本文以《西域水道记》为基础,对徐松的学术走向进行研究。
  关键词:徐松 《西域水道记》 学术 转型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学成为乾嘉学术的重要思想,而徐松正是经世致用学的发起者,从而成了嘉庆、道光年间西北地区学术的中流砥柱,并获得学坛宗匠之称。徐松在嘉庆、道光年间因种种原因,获罪被遣新疆。在新疆遣戍期间,徐松摆脱了书本以及思想的局限,从而实现了经世致用学的蜕变。徐松学术面貌的转型,其在新疆的经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遣戍新疆前期的徐松
  (一)生活经历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上虞籍,后转为大兴籍。嘉庆五年,获举人,嘉庆十年,获进士。徐松少年时期的经历,为其学术的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湖南学政期间,他先后进入翰林院和南书房学习。在修撰《钦定授时通考》《黄清文颖续编》以及《钦定全唐文》等书籍时,他接触了当时最为著名的学术类书籍《永乐大典》。另外,徐松对唐朝都城有较大的兴趣,在修撰《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对大量唐朝都城的资料进行收集并整理,从而完成了个人学术生涯的首部著作——《唐两京城坊考》。该部著作共有5卷,成为研究隋唐文化与都城的重要资料。在此过程中,徐松对清嘉庆年间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为《登科记考》著作的撰写储备了大量资料。该时期的徐松,学术生涯可谓是遨游酣畅,同时自身具备了大量的学术潜力,若没有新疆之行,徐松的学术生涯会沿着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走向继续前行。新疆遣戍经历,使徐松的学术轨迹发生了改变。
  (二)新疆遣戍
  嘉庆十五年,正值徐松仕途春风得意之际,其在湖南学政任职期间,欲干一番事业,但由于年龄尚小,官场经历尚浅,加之官场各官员之间的尔虞我诈,徐松遭遇其他官员的嫉妒,如御史赵慎畛检举徐松“割裂经文”与“重价出售诗文”,导致嘉庆帝大怒,下令对徐松进行严查。嘉庆十七年,徐松获罪,被罢黜官籍,发配于伊犁,然而新疆遣戍并未将徐松打入谷底。徐松在新疆度过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七年,其学术在此期间走向巅峰。
  二、遣戍新疆时期的徐松
  (一)新疆伊犁文化背景
  首先,新疆军统制度。1759年,清朝乾隆年间,实现新疆统一。1762年,乾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新疆军统制度得以形成。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的最高领导者,对新疆各种军政事务负有全权职责,下部设有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以及领队大臣等,驻守于新疆东西南北各地。由于新疆地形地貌的特殊性质,加之边防责任的重大,伊犁将军的选派均由清政府完成,一般为满族亲贵与蒙古重臣,要求才识与能力兼备。伊犁将军的主要工作职责为:驻军武备、屯田置牧、组织生产、考察官吏、核征赋税、办理王公、藩属入觐等。
  其次,文人集团。新疆地处边缘,清政府管辖时间较短,只能配以少量的官吏进行管制,但是新疆地域广阔,各项事务过于繁杂,又需要大量的官吏。在这种背景下,遣戍至新疆的学士得到了伊犁将军的倚重,从而形成了文人集团。1802年,松筠任伊犁将军,其倡导修志,在编撰《卫藏通志》《西招图略》的过程中,为体现新疆志书撰写的意义,衍生出《西陲总统事略》(汪廷楷、徐松与祁韵士)。文人的西派,使得新疆的文化氛围受到熏染,文人戍期结束后,均将所带书籍或在戍期所写书籍,留与疆人,为新疆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了提供了充足养分。
  (二)《西域水道记》的衍生背景
  徐松对伊犁进行了实地勘察。嘉庆十七年底,徐松抵达伊犁,并在十八年初,受伊犁将军晋昌的邀请,参加了文人唱和活动,可见晋昌对徐松的倚重。得知徐松遣戍新疆,晋昌为其感到不平:“才尝世味客中酸,离怀自古天涯远。”嘉庆十八年松筠再次被任命为伊犁将军,同时其《西陲总统事略》的纂修工作基本完成,但书中涵盖的内容仍有不足,而徐松正是松筠纂修书籍最为理想的成员。徐松先后受到晋昌和松筠的厚爱,从而为《西陲总统事略》内容充实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并在此时,徐松拟定了新疆南北考察计划,但因松筠伊犁将军职位的罢免,导致该项计划被搁浅,直至长龄任伊犁将军,南北考察计划才得以施行。
  (三)《西域水道记》的初创
  徐松在伊犁的居所称为“老芙蓉庵”,徐松在此书斋内完成了读书与撰述等多项工作。在新疆南北实地考察中,徐松在自身考据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充足的新疆实地资料。此时,徐松的学术轨迹发生着转变,为西北文化史学开拓了新型发展路线。虽然《西陲总统事略》的撰写为徐松南北考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数据,但由于该书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对徐松的学术思想有所束缚,使其无法发挥全部才学。
  据《西域水道记·续》,《西域水道记》的初创时间是1820年,为徐松未归京前。而确切的刊行时间是在徐松归京后数十年间。徐松遣戍中后期,加入了新疆文人集团,其学术风格受到了新疆地区文化的影响,如:“校猎于此,营合围会,离散别追,径峻赴险……晋斋将军篮舆相就,料数茶枪……无负溪山矣。”可知遣戍中后期的生涯,为徐松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回忆。
  三、归京后的徐松
  (一)朴学创作
  徐松在学术上属于朴学传人,并以学术考据工作为己任,大量重要图书的收集,为其后期朴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如徐松在《永乐大典》修撰的基础上,编辑了《四库阙书》。1832年,徐松对《绍兴四库续阙书》开展校订工作,并在《宋会要》体例整理工作中,对《宋中兴礼书》《宋中兴礼书续编》进行厘定。另外,徐松还在任职期间,撰写《明氏实录注》卷一以及《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卷一等。
  (二)学术特点
  徐松被遣戍伊犁途中,与友人陆继辂相遇,14年后,二人又在京都重逢。陆继辂认为新疆遣戍之行,使得徐松的学术领域有所上升,并写诗对徐松的學术蜕变进行全面感叹,如:“天教成绝业,帝已识孤臣。”“孝穆学最精,供奉诗益工。”确实,遣戍7年,在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徐松的学术特点与取向有着质的改变。从整体上来讲,徐松修撰新疆方志具有言今性的特点,如资料征引,主要以“国史馆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及《西域闻见录》等为基础。《西域水道记》主要以新疆南北客观现实为依据,在撰写形式上具有真实性特点。其中书籍的重点内容为“新疆山脉位置和走势”“河流护坡及其分支”“新疆各大物产与民风民俗”等。虽然《西域水道记》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徐松对新疆南北各地采用的是目验、笔录、访谈与对证文献的方式,使其研究工作缺少了一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总结上文,《西域水道记》属于学术著作,利用实地考察结果,结合使用文献与语言对照等多种方式,论述内容呈现着丰富的优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整体上来看,关于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的研究工作,为清代学术蜕变历程研究提供了有利支持。
  参考文献:
  [1]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李军.徐松《西域水道记》论略[J].新疆地方志,2013(1).
  [3] 李军.徐松“西域三种”论略——兼论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J].西部学刊,2014(10).
  [4] 刁美林.徐松为《钦定新疆识略》作者补证——兼谈清人的著作权意识[J].北方文物,2013(1).
  作 者:汪斌荣,青海民族大学本科在读,主要从事水利水电方向研究。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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