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广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与维度的完整话语体系。它既离不开或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深度解读和时代诠释，当然也包括始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等人的历代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态环境危机成因及其社会主义未来替代路径的理论分析，以及随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结合各自实际所作出的“绿色左翼”或“红绿”分析。这就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同时成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中的一道靓丽风景，而这二者之间又显然是彼此关联、相互促进的：除了对于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明确拒绝，还包括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绿色未来的公开信奉与政治追求。换言之，作为资本主义真實替代的未来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而这种社会主义只能同时是生态主义的。
　　依此而言，本专辑的4篇论文恰好构成了一幅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完整图画。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的《作为一种审议性政纲的生态社会主义》一文，从迄今为止欧洲绿色变革实践反思的视角，讨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意蕴及其时代革新，比如如何将“人类世”时代的生态环境挑战意义纳入到“红绿”变革政治联盟的战略考量之中。迈克尔·布雷（Michael Brie）的《第二次大转型：财富的转型与转型的财富》一文，从财富观及其衡量尺度的视角详细阐述了欧洲绿色左翼学界目前激烈争论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意涵和政治想象空间。爱德华多·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的《拉美新榨取主义及其批评：十个核心论点》一文，系统阐述了拉美“超越发展”学派对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执政的南美进步左翼政府“新榨取主义”发展政策的生态政治批评，以及这种现实政治结果背后深刻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与文化价值理念成因。而吴宁等的《帕森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个维度》一文，则系统概括了帕森斯（Howard L. Parsons）在20世纪70年代开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的“回归文本方法”的重要贡献，而这种研究方法至今仍被包括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内的国内外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遵循。
　　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自身包含着多重内容维度并与其他左翼和绿色思潮密切关联的理论或话语体系。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更自觉地与现实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现代化）的丰富实践相结合。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探索理应更主动地纳入到世界性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生态转型”）大潮之中，并找到合适的切入与对接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