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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9日，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发起大会在纽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储蓄、钱币博物馆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作为主要发起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中国金融博物馆将于2014年在中国主办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首届年会。
中国金融博物馆，坐落在天津市繁华地段和平区解放北路29号，熙来攘往的人群和周边鳞次栉比的商圈建筑，表面上遮掩了这座国内首家民间公益性质博物馆的光芒。其实不然，开馆三年来，中国金融博物馆已经成为天津新文化地标。
馆主王巍，年轻时进入中国银行，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做到南方证券副总裁，然后“下海”，办商学院，搞行业协会，著书立说，半生“随波逐浪”，核心却从未离开“金融”二字。年过半百，他决心将自己对金融的理解以博物馆形式展示给社会，与公众交流，为国人更好了解“金融”这一舶来品而出把力。
2012年，王巍的第二、三家博物馆——苏州中国基金博物馆、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相继落成开张，而他也被冠以新名号“金融扫盲教父”。王巍的博物馆的运作理念、由博物馆生发而出的金融读书会等沙龙活动，都被视为私人博物馆运行中的创新之举，备受瞩目。
源起·普及金融教育
2008年夏天，全球大部分地区笼罩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人是以往年份的几倍。当年10月，在纽约出差的王巍和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听索罗斯提到这座博物馆后，也很好奇地想去看一看。
不到一个小时的参观，让他们印象深刻：虽然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他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离开美国金融博物馆后，两人一直热议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做金融教育的新型博物馆，最后崔津渡说希望王巍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
受人之托一诺千金，两年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市百年解放桥附近的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开馆，王巍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又分别在苏州、北京做了两家博物馆。
“哪里有需要，博物馆就开在哪儿。苏州基金产业崛起，当地政府提供了房子，我就去开了博物馆。北京号称‘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这样主题的博物馆，我就做了。”
实际上做博物馆并非如此轻描淡写。为了办馆，王巍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到处拜师，学习访问，前后四年相当于重新上了个大学，这个积累过程让他辛苦而快乐着。他应邀在杂志开辟金融观念史专栏，写了几十篇引起业界关注的文章，他还在长江商学院开了《金融观念史》课程。
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场地和装修资金等等支持，但同学、专家、圈内人都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各种打击讽刺扑面而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动力，说明他们关注我，认可了我做的事情，只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没达到他们的期望值，那我就努力把负能量转为正能量。”王巍的执着甚至让常人无法理解，一旦他确认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完成，做得好坏与否别人来评价，哪怕最后失败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过程。
在三个博物馆里，他把国外在概念、方式、技术、细节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借鉴了过来，再加入中国的东西来适应老百姓的需求，“他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了，应该还要做得更好。”
金融博物馆开馆三年来，已经有数万名参观者。“我们没有区别普通公众和金融专业人士，博物馆是给大众看的，普及性的。”王巍认为金融博物馆是个普及常识的教育平台，不是科研平台，也不是战略计划平台。在市场大变化中，老百姓喜欢独立地看问题，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来参观。王巍的很多朋友曾打来电话，希望到他的博物馆参观能打折免票，他很困惑，苦笑道，“如果你花几千上万元公款消费，到博物馆来却要求打折，这是一种耻辱。”
原本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公益性博物馆，不打算收费。但许多人到博物馆蹭空调，上厕所，聊天甚至打牌，严重影响了真正来欣赏博物馆的观众，因此在天津的金融博物馆收10元门票，苏州的基金博物馆还没有收，但北京的国际金融博物馆已经决定要收。“10元钱在餐馆可能都买不了一盘花生米，靠门票收入远远不够养活博物馆，收费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价值认可，知识应该有价值。”王巍说。
参观者发现，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门票很讲究，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别小看了它，可能过些年，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王巍经常到民营书店买书，愿意付全款买不打折的书，以支持传统书店。同样，他鼓励大家都到博物馆来花钱，希望人们以赞助而不是打折为荣。如果10元钱门票，就能把人们拦在博物馆门外，王巍觉得那是社会的悲哀。
很多人不理解地问博物馆要怎么挣钱，“所有事情都想着挣钱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我做博物馆时，不是商人，是当成一种休闲娱乐，花钱去获得愉悦的生活。”王巍一直在强调博物馆的公益性，不是企业。
“我当然也缺钱，否则可以做一百个博物馆。”有七八分才能，干五六分事情，这是王巍长期创业的原则，很平庸，很受用。他不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做博物馆，支出控制在应付能力之内，避免出现像一些民办博物馆那种“名存实亡”的局面。
毕竟民间博物馆靠不了国家吃饭，生存成为瓶颈，大家都急于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寻求出路。王巍对此却不着急，“我们现在自己有能力，赚钱不就是为了花钱吗？这就是我们花钱的过程。”他觉得中国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给他们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
发展·使命所驱
王巍曾被称作“金融浪子”，在体制内外游走，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自己的人生，永远都在随波逐流。博物馆未来怎么做听大家的，批评得对，他就改，不对的，他就坚持自己的做法。王巍从来不说自己办的是私人博物馆，而是民间公益博物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博物馆是要捐给社会的，”他觉得自己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体贴、把握他人要求他做什么。 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定位是金融教育，而非收藏。王巍的办馆思路很清晰，所以在天津中国金融博物馆开馆之初他便邀请了数十名中学生志愿者去参观，有学生看不懂的地方就及时着手修正。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学生都看不懂，那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就不大。此后他推出的中国基金博物馆和国际金融博物馆，也按此思路管理运营。王巍的办馆思路得到了好评，最实实在在的佐证之一就是，博物馆访客人数逐月递增。
在金融博物馆的顾问团队中，不乏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等经济圈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任志强加盟担纲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让柳传志、易纲、周文重、王波明、陈东升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轮番亮相讲演交流，致使每次的读书会活动都异常火爆，不得不随机抽取报名者参与。
“博物馆最急需的是关注，整个社会对博物馆关注太少，名人会带来社会关注。”王巍并不避讳自己对博物馆“名人效应”的看重，他还想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集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名人代言人，希望更多的“任志强”能够站出来。在已经举办的30多期的读书会中，王巍搭档任志强请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做嘉宾。他们请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等谈当前的经济形势，请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谈中国的外交战略，请历史学家沈志华解密朝鲜战争真相，请朱学勤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请金雁讲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请袁伟时谈对辛亥革命的再认识。希望民众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读到历史、知道现在。
“读书未必改变世界，读书可以丰富人生。”金融博物馆书院把这一理念展示出来时，听众发现这些名流隐藏在公众背后的还是一个个勤奋的阅读者形象。王巍曾在微博中晒出自己从1980年7月14日至8月31日的暑假读书单，小说、古诗、英语书、科普等，“三十年前的讀书真是如饥似渴，每周定计划读三本，坚持了七八年吧。”
王巍身上有着很浓的时代情结，觉得他们那代人很幸运，在最好的年华赶上改革开放。他下过乡，上过大学，留过洋，又在国企平台做事，经历了商场的奋斗与辉煌后，想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递给下一代人，于是就办了商学院、杂志、博物馆。
“没有特别强的预想，也没有太多设计，人老了就应该这样，有的人退休后去跳舞、钓鱼，我们搞读书会、博物馆，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没有高低之分。” 实际上，在外人眼中他的退休生活并不清闲，依然飞来飞去，经常出差，三分之一时间用在博物馆上，三分之一用于创办的两个协会，另外的时间运作企业，这是他退休后的工作时间表。
不过，王巍自己觉得第二次创业比第一次创业轻松多了，过去在体制下，他希望自己的想法释放出去，而且要赚钱养家糊口，求得思想自由和财务自由。现在衣食无忧了，想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很从容。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而第二次创业没有失败，即便博物馆哪天关了，他也享受了过程。
收获·成长的喜悦
在好友王石影响下，王巍喜欢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个月，他都会和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爬些小山。“那些年轻人太快了，一下就窜到了前面，我赶不上他们。”王巍羡慕年轻人的劲头。2013年5月底，王巍带着中国金融博物馆的旗帜到了珠峰的顶端，这旗帜上有四个人的签名，第一个是21次登顶珠峰、31次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夏尔巴人普马扎西，第二个是日本80多岁第三次登顶珠峰的三浦雄一郎，其余两位分别是新西兰的罗塞尔和英国的大卫泰得爵士。在王巍看来，这些人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精神，而他此番有机会把博物馆的旗帜带上去，也源于信念，也正是这种坚韧、执著的劲头支撑着他把中国金融的普及教育事业做大。
从珠峰回来十天后，中国金融博物馆迎来开馆三周年纪念日。王巍在致辞中动情讲道：“回顾我们这三年来的历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是在不断思考和摸索的状态中成长。但是这三年带给我们更多的还是喜悦，我们能够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有机会得到天津市政府、苏州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从无到有建设了一系列的专业场馆，把一个不被人重视的领域，打造成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受到观众喜爱的金融教育平台，我们非常自豪。中国金融博物馆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不会走到今天，同样，金融博物馆没有大家的参与和关注，也不会有未来，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推动中国的金融教育事业发展。就像我们经常表述的，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的：金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金融不是阴谋，金融是阳光大道，我们这个民族应当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做贡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仅要关注历史，还要关注未来。”
责任编辑 李娜
中国金融博物馆，坐落在天津市繁华地段和平区解放北路29号，熙来攘往的人群和周边鳞次栉比的商圈建筑，表面上遮掩了这座国内首家民间公益性质博物馆的光芒。其实不然，开馆三年来，中国金融博物馆已经成为天津新文化地标。
馆主王巍，年轻时进入中国银行，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做到南方证券副总裁，然后“下海”，办商学院，搞行业协会，著书立说，半生“随波逐浪”，核心却从未离开“金融”二字。年过半百，他决心将自己对金融的理解以博物馆形式展示给社会，与公众交流，为国人更好了解“金融”这一舶来品而出把力。
2012年，王巍的第二、三家博物馆——苏州中国基金博物馆、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相继落成开张，而他也被冠以新名号“金融扫盲教父”。王巍的博物馆的运作理念、由博物馆生发而出的金融读书会等沙龙活动，都被视为私人博物馆运行中的创新之举，备受瞩目。
源起·普及金融教育
2008年夏天，全球大部分地区笼罩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人是以往年份的几倍。当年10月，在纽约出差的王巍和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听索罗斯提到这座博物馆后，也很好奇地想去看一看。
不到一个小时的参观，让他们印象深刻：虽然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他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离开美国金融博物馆后，两人一直热议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做金融教育的新型博物馆，最后崔津渡说希望王巍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
受人之托一诺千金，两年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市百年解放桥附近的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开馆，王巍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又分别在苏州、北京做了两家博物馆。
“哪里有需要，博物馆就开在哪儿。苏州基金产业崛起，当地政府提供了房子，我就去开了博物馆。北京号称‘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这样主题的博物馆，我就做了。”
实际上做博物馆并非如此轻描淡写。为了办馆，王巍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到处拜师，学习访问，前后四年相当于重新上了个大学，这个积累过程让他辛苦而快乐着。他应邀在杂志开辟金融观念史专栏，写了几十篇引起业界关注的文章，他还在长江商学院开了《金融观念史》课程。
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场地和装修资金等等支持，但同学、专家、圈内人都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各种打击讽刺扑面而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动力，说明他们关注我，认可了我做的事情，只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没达到他们的期望值，那我就努力把负能量转为正能量。”王巍的执着甚至让常人无法理解，一旦他确认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完成，做得好坏与否别人来评价，哪怕最后失败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过程。
在三个博物馆里，他把国外在概念、方式、技术、细节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借鉴了过来，再加入中国的东西来适应老百姓的需求，“他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了，应该还要做得更好。”
金融博物馆开馆三年来，已经有数万名参观者。“我们没有区别普通公众和金融专业人士，博物馆是给大众看的，普及性的。”王巍认为金融博物馆是个普及常识的教育平台，不是科研平台，也不是战略计划平台。在市场大变化中，老百姓喜欢独立地看问题，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来参观。王巍的很多朋友曾打来电话，希望到他的博物馆参观能打折免票，他很困惑，苦笑道，“如果你花几千上万元公款消费，到博物馆来却要求打折，这是一种耻辱。”
原本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公益性博物馆，不打算收费。但许多人到博物馆蹭空调，上厕所，聊天甚至打牌，严重影响了真正来欣赏博物馆的观众，因此在天津的金融博物馆收10元门票，苏州的基金博物馆还没有收，但北京的国际金融博物馆已经决定要收。“10元钱在餐馆可能都买不了一盘花生米，靠门票收入远远不够养活博物馆，收费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价值认可，知识应该有价值。”王巍说。
参观者发现，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门票很讲究，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别小看了它，可能过些年，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王巍经常到民营书店买书，愿意付全款买不打折的书，以支持传统书店。同样，他鼓励大家都到博物馆来花钱，希望人们以赞助而不是打折为荣。如果10元钱门票，就能把人们拦在博物馆门外，王巍觉得那是社会的悲哀。
很多人不理解地问博物馆要怎么挣钱，“所有事情都想着挣钱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我做博物馆时，不是商人，是当成一种休闲娱乐，花钱去获得愉悦的生活。”王巍一直在强调博物馆的公益性，不是企业。
“我当然也缺钱，否则可以做一百个博物馆。”有七八分才能，干五六分事情，这是王巍长期创业的原则，很平庸，很受用。他不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做博物馆，支出控制在应付能力之内，避免出现像一些民办博物馆那种“名存实亡”的局面。
毕竟民间博物馆靠不了国家吃饭，生存成为瓶颈，大家都急于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寻求出路。王巍对此却不着急，“我们现在自己有能力，赚钱不就是为了花钱吗？这就是我们花钱的过程。”他觉得中国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给他们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
发展·使命所驱
王巍曾被称作“金融浪子”，在体制内外游走，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自己的人生，永远都在随波逐流。博物馆未来怎么做听大家的，批评得对，他就改，不对的，他就坚持自己的做法。王巍从来不说自己办的是私人博物馆，而是民间公益博物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博物馆是要捐给社会的，”他觉得自己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体贴、把握他人要求他做什么。 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定位是金融教育，而非收藏。王巍的办馆思路很清晰，所以在天津中国金融博物馆开馆之初他便邀请了数十名中学生志愿者去参观，有学生看不懂的地方就及时着手修正。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学生都看不懂，那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就不大。此后他推出的中国基金博物馆和国际金融博物馆，也按此思路管理运营。王巍的办馆思路得到了好评，最实实在在的佐证之一就是，博物馆访客人数逐月递增。
在金融博物馆的顾问团队中，不乏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等经济圈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任志强加盟担纲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让柳传志、易纲、周文重、王波明、陈东升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轮番亮相讲演交流，致使每次的读书会活动都异常火爆，不得不随机抽取报名者参与。
“博物馆最急需的是关注，整个社会对博物馆关注太少，名人会带来社会关注。”王巍并不避讳自己对博物馆“名人效应”的看重，他还想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集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名人代言人，希望更多的“任志强”能够站出来。在已经举办的30多期的读书会中，王巍搭档任志强请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做嘉宾。他们请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等谈当前的经济形势，请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谈中国的外交战略，请历史学家沈志华解密朝鲜战争真相，请朱学勤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请金雁讲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请袁伟时谈对辛亥革命的再认识。希望民众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读到历史、知道现在。
“读书未必改变世界，读书可以丰富人生。”金融博物馆书院把这一理念展示出来时，听众发现这些名流隐藏在公众背后的还是一个个勤奋的阅读者形象。王巍曾在微博中晒出自己从1980年7月14日至8月31日的暑假读书单，小说、古诗、英语书、科普等，“三十年前的讀书真是如饥似渴，每周定计划读三本，坚持了七八年吧。”
王巍身上有着很浓的时代情结，觉得他们那代人很幸运，在最好的年华赶上改革开放。他下过乡，上过大学，留过洋，又在国企平台做事，经历了商场的奋斗与辉煌后，想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递给下一代人，于是就办了商学院、杂志、博物馆。
“没有特别强的预想，也没有太多设计，人老了就应该这样，有的人退休后去跳舞、钓鱼，我们搞读书会、博物馆，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没有高低之分。” 实际上，在外人眼中他的退休生活并不清闲，依然飞来飞去，经常出差，三分之一时间用在博物馆上，三分之一用于创办的两个协会，另外的时间运作企业，这是他退休后的工作时间表。
不过，王巍自己觉得第二次创业比第一次创业轻松多了，过去在体制下，他希望自己的想法释放出去，而且要赚钱养家糊口，求得思想自由和财务自由。现在衣食无忧了，想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很从容。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而第二次创业没有失败，即便博物馆哪天关了，他也享受了过程。
收获·成长的喜悦
在好友王石影响下，王巍喜欢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个月，他都会和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爬些小山。“那些年轻人太快了，一下就窜到了前面，我赶不上他们。”王巍羡慕年轻人的劲头。2013年5月底，王巍带着中国金融博物馆的旗帜到了珠峰的顶端，这旗帜上有四个人的签名，第一个是21次登顶珠峰、31次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夏尔巴人普马扎西，第二个是日本80多岁第三次登顶珠峰的三浦雄一郎，其余两位分别是新西兰的罗塞尔和英国的大卫泰得爵士。在王巍看来，这些人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精神，而他此番有机会把博物馆的旗帜带上去，也源于信念，也正是这种坚韧、执著的劲头支撑着他把中国金融的普及教育事业做大。
从珠峰回来十天后，中国金融博物馆迎来开馆三周年纪念日。王巍在致辞中动情讲道：“回顾我们这三年来的历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是在不断思考和摸索的状态中成长。但是这三年带给我们更多的还是喜悦，我们能够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有机会得到天津市政府、苏州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从无到有建设了一系列的专业场馆，把一个不被人重视的领域，打造成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受到观众喜爱的金融教育平台，我们非常自豪。中国金融博物馆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不会走到今天，同样，金融博物馆没有大家的参与和关注，也不会有未来，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推动中国的金融教育事业发展。就像我们经常表述的，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的：金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金融不是阴谋，金融是阳光大道，我们这个民族应当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做贡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仅要关注历史，还要关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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