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袍马褂到中西合璧,一直到国民政府将中山装确立为官方制服,服装依旧成为“衣冠之治”的道具。
　　
　　1854年,隆冬时节,一艘名为“欧里加”的帆船,从纽约下海,驶往中国。在这艘运货的商船上,除了船主、大副和水手,乘客只有两人。其中一位,就是大清朝历史上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这一年,容闳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而此刻,猛烈的海浪,冲击着商船,就要将他送往离开已是七年有余的祖国。
　　如果历史可以在当时容闳忐忑不安的瞬间定格,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位留学生的形象:青春稚嫩的脸面上,已经蓄起了密密的胡须;因为一时无从更换中国衣服,当日回乡时,容闳依旧是一派西洋装扮。在当时,少年未娶却已蓄须,这被视为不合中国礼俗惯例的行为;而通身的洋装,在极重“华夷之辨”的年代里,更不啻“大逆不道”的恶劣行径。
　　无论如何,在那个西方势力向着全球强势扩张的世纪里,西装——这种来自西洋的玩意儿,紧跟在枪炮、资本与新思潮的身后来到中国,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罢了。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在容闳之后,西装仍然是清末留学生群体中难以抹去的标志。
　　
　　洋装穿在身
　　
　　1872年,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一批中国幼童开始留学到了美国。由于长发蓄辫、长衫马褂、瓜皮缎帽、布鞋布袜,他们常被美国人嘲笑为女孩子。因而许多幼童纷纷要求剪辫易服,并在留学生监督容闳的支持下,最终穿上了西洋装束。
　　19世纪末,留学海外的人日益增多。他们在国外,大都入乡随俗,西服短发。归国后也仍然穿西服、留短发。1903年8月,正值暑假,鲁迅从日本回国探亲。三弟周建人在他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鲁迅到家时的样子:“大哥到家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里,我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短头发,一身旅行装束,脚穿高帮皮靴,裤脚扣紧,背着背包,拎着行李,精神饱满,生机勃勃,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哥呀。”
　　渐渐的,西装短发不仅成了留学归来的人的固定形象,而且即将出洋的学生也都提前这般穿着起来。1910年8月,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70名考取了庚款留学的青年学生,在上海作着赴美前的最后准备。赵元任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带了一顶圆顶硬毡帽和一个便帽,后来我发觉很少场合需要戴圆顶帽。”如果说,容闳的惶恐与不安皆因西装而起的话,那么,在此后很长的年岁里,由西装带给这个民族的紧张感不仅迟迟没有消退,身着西装的人反而是招致了一轮又一轮伤风败俗、数典忘祖的骂名。
　　19世纪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剪掉辫子改穿西装,这种行为被清廷委派的留学生监督视为叛君背祖、大逆不道,作为一种极大的罪状上告朝廷。而清廷也认为这样只能培养出洋奴,不能成为忠君爱国的可用之才,以至于后来留学还未期满这些留美幼童就被清廷强制撤回。
　　留美幼童的遭遇代表了衣冠制度在官方层面的森严,那么鲁迅在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到家乡探亲时遇到的痛苦,则说明了这一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强大力量。据周建人记载,鲁迅见过家人,家人倒没觉得短发有什么不好,反倒是外人得知他从国外回来,“第一要紧的事,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好像看稀奇的动物,那眼神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次日出门时,鲁迅穿上衣衫,戴上假辫。台门里的族人或是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发现它是假的,就一声冷笑”,更有人喊着告官去。鲁迅索性废了假辫子,重穿回西装,走在街上,“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中国,素来就有“华夷之辨”、“衣冠之治”的传统,作为天朝上国的人物,身着“夷人”服饰,不仅样子奇怪,而且不知羞耻。同时,在教化所及之内,它又规定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的服饰,他们各自不同的服饰也是区分其尊卑上下的等级身份的标志,并借此以规范社会秩序、强化礼教约束。因此,我们揭开衣襟,里面包裹着的实则是传统的价值、思维与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维系的硬实实的伦理与秩序,这样,衣服就不再是一件不足挂齿的的小事了。
　　于是,西装一出现,其伴随而来的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是革新与守旧的对抗,是观念与思潮的涌动。而穿在留学生身上的几件洋装,也就代表着他们对新世界的憧憬、对新事物、新价值的接受,与此相应,也必然是对传统旧俗无言的敌意。自容闳算起,西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便从未停歇,旷日持久,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它才在中国被正式认可。
　　
　　服装的政治学
　　
　　作为舶来品,西装与中国的故事,似乎总不离开海外扬帆而至的轮船。就在容闳乘“欧里加”号回国的50多年以后,1911年10月,又一艘轮船从纽约下海,向着中国驶去。船上也有一位中国乘客,他唇上留着略微上翘的一字胡,身着白衬衣,系红领带,外套马甲并一身黑色的大驳头西装,左手腕上搭着西式的大衣,右手握着一只英国式手杖,整个一副绅士的风度,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如此装扮,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1895年,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经由香港来到日本神户、横滨,开始了流亡外海的生活。同年11月,当孙中山即将离开日本赴美继续活动的时候,在横滨,孙中山、陈少白等毅然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而此刻,他正是以这种颇具仪式色彩的剪辫易服行为,表达了与满清王朝、与封建势力的彻底决裂。
　　于是,在清末的历史背景中,一套西装又附着上了强烈的革故鼎新、改朝换代的寓意。对于剪辫易服的行动,革命党人纷纷响应。1901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宣布割辫。1903年,在拒俄运动中,不少留日学生愤于清廷腐败卖国纷纷剪辫,表示与之决裂,走上革命道路。正如当时舆论所言:“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
　　在大洋彼岸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后,孙中山即刻离开美国,转赴欧洲,然后从巴黎坐船经红海、槟榔屿、新加坡,于12月底到达上海。当“地湾夏”号轮船在丝丝细雨中抵达吴淞口时,一下轮船,孙中山便坐上汽车、再转乘火车前往南京,当一身西洋服饰的孙中山走进总统府的大门时,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由此开始。孙中山的进场,民国政府的开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西化的象征。
　　不久之后,一个明媚的上午,在曾经天王府的西花厅前,孙中山身穿西装坐在前面,后排是他内阁中的部分成员,除了海军总长和陆军司令穿着军服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西装。摄影师的镁光灯一闪,摄下了这一服饰变迁的历史镜头。
　　而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颁发了一道又一道移风易俗的命令,在晓示全国剪辫易服的命令中,孙中山说:“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悉从腥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污之染,作新国之民。”
　　与此响应,民间社会的风潮时尚也在陡然变化之中。当时,一位正在四川的国外摄影师亲眼见证了广阔的中国社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一场巨大的变革已经到来。随着满清的覆灭,新的中国诞生了。那天人们把头发剪成‘洋式’,穿着各种式样可笑的装束。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天前还像是顽固的老人,头脑和身体好像木乃伊一般被缠裹起来。这一天到来时,却走过来像西方人一样握手,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从男式衬裤到长及脚踝的阿拉伯特式的长大衣,头戴无边帽或垂边帽,只要是洋式的而不是满族式的就可以,在过去几天里,中国人用他们眼中流露出的骄傲而蔑视的神情来品味过去。”
　　的确如他所说,当时,政治鼎革,新旧更易,“革命、洋化、新派一时成为新潮时尚,洋化意味着革命,弃旧图新,文明进步,与旧势力决裂,成为正面的社会资源,受到人们的羡慕,因而出现了更广泛地追求洋化服饰的风尚。”
　　 1912年10月,政府正式颁布礼服标准,男子分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为西式,常礼服分中西两式,中式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女子礼服也是传统服装的改良样式。又规定,凡公职人员只能穿用西式礼服,而不用中式礼服。
　　 至此,西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同时宣告了千百年来以体现皇权及区别上下等级名分的旧服制的终结,标志着人们更为多元自由的服饰方式的开始,由此,服装上一改过去“迂缓、安静、齐整”的风气,变得不拘一格、日新月异起来。
　　
　　依然中国心
　　
　　1923年,在上海码头,又一批中国学生登上了“杰弗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出洋之前,改穿西装似乎已是必须而为的事情,“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一班几十人要出洋,于是西装逼人而来。”那班学生中,从清校毕业的梁实秋也在其列,对他来说,“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总觉得是有点‘机械化’”。20年后,在重庆北碚的“雅舍”里,梁实秋回忆起那次穿西装的经历时,这样写道:
　　试穿之日,正值严冬,或缺皮带,或无领结,或衬衣未备,或外套未成,但零件虽不齐,吉期不可延迟,所以一阵骚动,胡乱穿起,有的宽衣薄带如稻草人,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层薄薄的西装裤,冻得涕泗交流,双膝打战,那时的情景足当得起“沐猴而冠”四个字。
　　刚满20岁的梁实秋和他的一班同学们还没习惯西洋的装束,总有些不适应,而对于穿着西装已有几十年的孙中山来说,他竟也觉得西装有些不太合适了。
　　也是在这一年,在广州大元帅府中,孙中山正在冥思苦想要用一种新式的服饰来代替西装,尽管此时西装作为官方的礼服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又尽管积极倡导改穿西装也是自己多年的主张,但它毕竟是舶来的东西,其出现水土不服的反应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据资料记载,辛亥革命之后几年,武汉民众的服装风俗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起义时汉口人多穿洋式衣服,现已仍旧,因其逼窄拘束,有碍身体自然之发育故也。”
　　以心理上的好感而言,西装也遇上了一些排斥的情绪。如不愿穿西装的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倘是一人不是俗人,又能用点天赋的聪明,兼又不染季常癖,总没有肯穿西装的。……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绝无立足根据的。”文中对于中西服饰多方比较,最后不无诙谐地得出结论:“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类的服装”。
　　作为舶来品的西装没能彻底征服中国人的心,或许更与当日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无干系。
　　在这种心态下,西装就显得洋化意味过浓,缺乏民族特色。它不仅不能体现出国民独立自强的信息,反而对于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有所压抑,于是,西装难免与当日中国深层的民族心理隔阂起来。
　　正因此,孙中山想到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一套新款服饰出来,他设想这种服饰不仅“适于卫生、便于运动”,而且还要“壮于观瞻”。就这样,一套以南洋华侨常穿的“企领文装”为基样被称作“中山装”的制服被设计出来。它直立领,有四个贴袋,袋盖倒山形笔盖式,门襟五粒纽扣。这种服装既是对西式服装的模仿,吸收了西装贴身、干练的优点,同时也加入了新的中国元素,如立领、贴袋、及五粒纽扣的设计增添了对称、庄重的风格。那些唯恐因完全西化而失去主体性的心理忌讳,也被这项发明很好地遮掩了过去。
　　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中山装流行起来。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确定中山装为礼服之一。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真正成为全国公务人员的统一制服。
　　中山装创自孙中山,又以“中山”为名,本身就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而中山装此后的流行,也如它最初设计时的初衷一样,一开始就充满着政治的寓意,伴随着太多隐喻与象征。它是这样一种符号:前衣襟有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
　　随着国民政府政权的巩固,中山装这种蕴涵着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的服饰,被大力推广开来。早在1928年,国民党内政部就要求部员一律穿中山装;次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1929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以“统一已成,政治亟应划一”,下令机关公务人员一律着中山装。1934年,陈仪主政福建,公务人员在训练之后,“中山装风行一时”。20世纪40年代,新生活运动中,湖北湖南等地更是规定,婚礼仪式上“一律着中山装”。
　　就这样,从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学校开始,国民党将中山装塑造为革命的、进步的、时尚的服装,然后进一步向民众传输,从而实现对人们身体的规训,即通过服装将公务人员、青年学生乃至普通民众一步步纳入三民主义等思想规划的体系之中。
　　如果说西装流行是西风东渐的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中山装的推广则更像是政治的规定。尽管中山装在体现平等化观念上,已完全不同于袍服时代尊卑等级的秩序,但政治主导下的服饰流行,不依然是古代“衣冠之治”传统的回归么?
　　 中山装让制度中的人通过服装与身体空间的整齐划一而丧失个性,从而使主体得到重塑而变得温顺,实现秩序所要求的规范化的标准。而当中山装附身于政治后,随着其所代表的政权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命运,中山装也逐渐淡出了历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