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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日记，[英]齐格蒙·鲍曼著，杨渝东译，漓江出版社，2013
齐格蒙·鲍曼还在笔耕不辍，近年屡有新作出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阐释液态现代性里的世界，《此非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写于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的文字虽非日记，却采用的是日记体的形式，记录的是作者阅读《纽约时报》以及《新闻报》等报刊的思考与评论，实质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思与训谕，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和“阐释者”的角色为我们这个社会提出谆谆训导。
20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迎来成立150周年纪念。在不多的庆祝活动中，就包括了波兰奥得河畔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一场演讲，主讲人是齐格蒙·鲍曼。不过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100多位抗议者。他们在演讲教室内大声呼喊口号，恶语攻击这位88岁的老者。这些攻击者来自极右派阵营，这只是他们对左翼知识分子攻击的一部分。而理解这次攻击，也是我们理解鲍曼的基础之一。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曾经强调“‘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不过，我们要理解他的书写，还要去理解他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就是他矢志不渝地对现代性的剖析。自启蒙运动以降，科学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化大生产的浪潮很快席卷了西方社会，以理性为基核的现代性的生成和繁荣成为时代特征。鲍曼的解说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中被展露得淋漓尽致，而这也应该是关于现代性的最震撼性阐释。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 “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鲍曼关于现代性的另一贡献就是他对现代性的分类，20世纪末的时候，鲍曼以固体和液体之间的对比，提出“液态现代性”的概念来描述我们现今的现代性。它已经不同于先前的那种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体制为代表的以空间占有为特征的固态现代性了，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拓展以及新媒介的发展，让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仿佛流动起来了。当“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鲍曼的政治立场基础和他的社会思想基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的文字了。
当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概括鲍曼的思想要点，但鲍曼用他跳跃性的行文风格在《此非日记》这本书中谈到足够多的内容，以致很难去梳理《此非日记》的中心线索。多样性和多元化就是鲍曼的思想魅力，他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如果非要概括的话，我想以下几个主题是逃不掉的。
首先，鲍曼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世界是警惕的。在2011年1月17日的记述中，他哀悼了非洲民主选举的第一位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这位刚果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在1960年6月刚果独立时被选举上台，但仅3个月后就被推翻，继而被杀害。另一位被杀害的是智利的阿连德，而最近的案例是穆巴拉克。在鲍曼看来，美国就是幕后黑手。如果我们理解了鲍曼的政治思想，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判断。
其次，鲍曼对经济增长的次生性后果表示担忧。“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过度浪费大量积聚拥塞，由此造成信贷体系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不计其数的次生伤害的年代。”鲍曼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信贷制度这根“魔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鲍曼发现，美国欠下巨额军费债务的方式、事前对债务风险和压力的罔顾等，其实就是当代人对待信用卡债务的轻率态度所造成的。它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而且很多公司利用这种廉价的金钱积聚机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以进行所谓的技术革新。结果是劳动力被取代，失业率上升。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新世界”，那些无望顺利就业、满意就业的年轻人，将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第一代“牺牲品”。以“贪婪”为驱动点的市场增长模式对消费主义经济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最后，鲍曼持有平等的社会政策观念，他反对一切以自由主义为借口的社会歧视。在2010年9月4日的记述中，他用“大战风车”来形容新移民与政府之间的战争，法国、意大利推行的新移民管制政策造成了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战争。鲍曼以许多欧洲国家迄今对最具流动性的跨国移民群体吉卜赛人的妖魔化宣传为例，指出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突破了民主的底线。而这些在鲍曼看来都是政府失责的一种转移手段。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泛滥造成公共福利开支减少，社会政策功能弱化。同时，鲍曼在美丽的统计数字后面看到一种不公正的阶层等级分化，平均数的思维是一种简化的暴政，它只不过是上层阶级对中层和下层挤压的一种数字逃避和执政者的一种自我陶醉。
此外，虽然鲍曼已年逾九旬，但他对互联网这种新技术的观察却是如此敏锐。也许互联网是鲍曼所谓的“液化了的、流动的，凌乱、松散、违反常规的现代性”来到了的最佳证据，他用很多笔墨去阐述这种网络的虚拟性。虚拟社区的成员可能是玩笑般的四处漫游的散步者、不知道将流落何方的流浪者、不属于任何一处的旅游者、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游戏者、矢志不渝地追求某种意义的朝圣者。他们是一种“自由人”的角色，是解脱身体束缚的一种自我实现。在鲍曼看来，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人失业，遭遇挫折，所以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Facebook等社交网络所俘虏，在虚拟空间中“虚拟化”地“实现自我”。虚拟空间只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当然，鲍曼的话题远非以上内容。他对信仰和信任的论述，对尊重和鄙视的判断，对美德的欣赏，对人文主义的思考，对社会学者立场的反思，对文字力量的崇信，都贯穿在这些随笔中。正如鲍曼的自白，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宗教团体、学术圈子、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他只是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只是在世界花团锦簇时，提供一些善意的警醒。当然改变何其难，所以鲍曼是孤独的。
（责任编辑杨振中）
齐格蒙·鲍曼还在笔耕不辍，近年屡有新作出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阐释液态现代性里的世界，《此非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写于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的文字虽非日记，却采用的是日记体的形式，记录的是作者阅读《纽约时报》以及《新闻报》等报刊的思考与评论，实质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思与训谕，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和“阐释者”的角色为我们这个社会提出谆谆训导。
20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迎来成立150周年纪念。在不多的庆祝活动中，就包括了波兰奥得河畔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一场演讲，主讲人是齐格蒙·鲍曼。不过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100多位抗议者。他们在演讲教室内大声呼喊口号，恶语攻击这位88岁的老者。这些攻击者来自极右派阵营，这只是他们对左翼知识分子攻击的一部分。而理解这次攻击，也是我们理解鲍曼的基础之一。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曾经强调“‘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不过，我们要理解他的书写，还要去理解他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就是他矢志不渝地对现代性的剖析。自启蒙运动以降，科学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化大生产的浪潮很快席卷了西方社会，以理性为基核的现代性的生成和繁荣成为时代特征。鲍曼的解说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中被展露得淋漓尽致，而这也应该是关于现代性的最震撼性阐释。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 “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鲍曼关于现代性的另一贡献就是他对现代性的分类，20世纪末的时候，鲍曼以固体和液体之间的对比，提出“液态现代性”的概念来描述我们现今的现代性。它已经不同于先前的那种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体制为代表的以空间占有为特征的固态现代性了，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拓展以及新媒介的发展，让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仿佛流动起来了。当“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鲍曼的政治立场基础和他的社会思想基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的文字了。
当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概括鲍曼的思想要点，但鲍曼用他跳跃性的行文风格在《此非日记》这本书中谈到足够多的内容，以致很难去梳理《此非日记》的中心线索。多样性和多元化就是鲍曼的思想魅力，他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如果非要概括的话，我想以下几个主题是逃不掉的。
首先，鲍曼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世界是警惕的。在2011年1月17日的记述中，他哀悼了非洲民主选举的第一位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这位刚果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在1960年6月刚果独立时被选举上台，但仅3个月后就被推翻，继而被杀害。另一位被杀害的是智利的阿连德，而最近的案例是穆巴拉克。在鲍曼看来，美国就是幕后黑手。如果我们理解了鲍曼的政治思想，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判断。
其次，鲍曼对经济增长的次生性后果表示担忧。“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过度浪费大量积聚拥塞，由此造成信贷体系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不计其数的次生伤害的年代。”鲍曼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信贷制度这根“魔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鲍曼发现，美国欠下巨额军费债务的方式、事前对债务风险和压力的罔顾等，其实就是当代人对待信用卡债务的轻率态度所造成的。它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而且很多公司利用这种廉价的金钱积聚机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以进行所谓的技术革新。结果是劳动力被取代，失业率上升。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新世界”，那些无望顺利就业、满意就业的年轻人，将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第一代“牺牲品”。以“贪婪”为驱动点的市场增长模式对消费主义经济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最后，鲍曼持有平等的社会政策观念，他反对一切以自由主义为借口的社会歧视。在2010年9月4日的记述中，他用“大战风车”来形容新移民与政府之间的战争，法国、意大利推行的新移民管制政策造成了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战争。鲍曼以许多欧洲国家迄今对最具流动性的跨国移民群体吉卜赛人的妖魔化宣传为例，指出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突破了民主的底线。而这些在鲍曼看来都是政府失责的一种转移手段。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泛滥造成公共福利开支减少，社会政策功能弱化。同时，鲍曼在美丽的统计数字后面看到一种不公正的阶层等级分化，平均数的思维是一种简化的暴政，它只不过是上层阶级对中层和下层挤压的一种数字逃避和执政者的一种自我陶醉。
此外，虽然鲍曼已年逾九旬，但他对互联网这种新技术的观察却是如此敏锐。也许互联网是鲍曼所谓的“液化了的、流动的，凌乱、松散、违反常规的现代性”来到了的最佳证据，他用很多笔墨去阐述这种网络的虚拟性。虚拟社区的成员可能是玩笑般的四处漫游的散步者、不知道将流落何方的流浪者、不属于任何一处的旅游者、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游戏者、矢志不渝地追求某种意义的朝圣者。他们是一种“自由人”的角色，是解脱身体束缚的一种自我实现。在鲍曼看来，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人失业，遭遇挫折，所以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Facebook等社交网络所俘虏，在虚拟空间中“虚拟化”地“实现自我”。虚拟空间只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当然，鲍曼的话题远非以上内容。他对信仰和信任的论述，对尊重和鄙视的判断，对美德的欣赏，对人文主义的思考，对社会学者立场的反思，对文字力量的崇信，都贯穿在这些随笔中。正如鲍曼的自白，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宗教团体、学术圈子、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他只是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只是在世界花团锦簇时，提供一些善意的警醒。当然改变何其难，所以鲍曼是孤独的。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