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一年多了。
　　在这之前我不论多忙，每月都必从香港返广州一两回，看望在那儿的老母亲。一个高龄老人，全身上下都有伤病，怕是时日无多了。我能多陪她一会儿是一会儿，哪怕只是坐在她身边沉默。
　　母亲去世时98岁，双目失明多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爱说话，听人说话也表情冷漠，常常就只是默坐，用十指去感触身边的事物，那事物通常是几张纸巾或一根牙签。她也只能凭着气息感觉其他人。我就一遍遍地揉摸她青筋纵横的双手，传达着爱意与悲悯。
　　母亲是位奇女子，出身澳门豪门，上的是英国圣罗撒名校，本来便该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少奶奶的日子。但日本侵华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从抗日歌咏团的热血少女变成了拿枪的抗日战士。一次，抗日游击队遭告密，被日军包围，母亲在突击时受了伤，被日本人的炮弹震晕过去，腿上一直留着取不出来的炮弹散片。
　　我的外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未必通晓家国情怀，但对女儿的选择从不阻拦，并以母亲的大爱暗暗支持爱女的行动。
　　外婆一直随舅舅生活在香港，一年一度回广州探望母亲一家。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日子里，母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来，困在单位“劳动改造”，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外婆在这段日子里去世。舅舅来电报说外婆的棺木放在了殡仪馆，请他的姐姐、我的母亲过去主持盖棺下土的大事。母亲身不由己，复了无奈的电报，大意是：未可赴港，万事请弟代办主持。
　　这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
　　母亲去世前两年，我如常回广州看她，那时她已长住医院，正步步逼近油枯灯灭的大限。
　　那是个夏日下午，母亲刚被护工洗过头，灰发柔顺地伏在头上，面容显得丰满而精神。我进病房时叫了她一声，她扬起了双眉寻找声源，神气有些雀跃，好像盼我很久很急切似的。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母亲的教养令她说话一直都很有礼貌，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女。
　　我忙应道：“妈，有事尽管说。”
　　“你帮我把外婆的棺材盖上盖儿，再找个地方把她好好葬了。”
　　我惊愕，一刹那间还有些悚惧。但母亲神情平静，丝毫不像在说谵语。她绞着十指间的纸巾，平静地说：“棺材盖儿老开着，外婆的尸首都变绿，长毛了，还是要入土为安。”
　　我眼前即时出现了一具棺木，那里躺着我的外婆，正呈现着母亲描述的情态。我慌了：“可是……可是又到哪儿去找外婆的棺材呢？”
　　“元洲村。”母亲平静、清晰地吐出三个字。
　　我在香港住了多年，从未听说过这个地名。元洲街倒是有一条，它深藏在二战前未经严格规划的深水埗街道里，既不现代，也不豪华。母亲年轻时跟外婆住过那一带，它或許与殡葬有关，甚至只是一个“村”。
　　母亲在最后的日子，为几十年前未能亲自为外婆盖棺，在脑海里绘画了一幅奇幻、甚至有几分恐怖的画面，急切要完成一桩念想。
　　我决心帮母亲了结这个心愿，应道：“好，我回香港就办。”
　　那天告别时，母亲又吩咐：“看要花多少钱，你先记下，由我来付。”
　　20多天后再回广州看望母亲。刚坐下，母亲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我居然把事情忘光了！这会儿只好答应：“哦，那事啊？都办好了……”
　　母亲的口气竟有点紧迫：“在哪儿找到的？”
　　我这时便语塞：“就是……在你说的那个地方……”
　　“元洲村吗？”母亲又把那三个字说得字正腔圆。
　　“对对对……就是元洲村！”如果母亲的眼睛能看到我，一定能发现我是在撒谎。
　　“找了你表舅帮忙吗？葬在哪儿了？”
　　除了我，表舅是母亲家族在香港唯一的亲人，她与他小时候在香港一起成长，情同姐弟，感情甚至比跟我的亲舅舅都要好。
　　我无奈之下，只得编：“没去惊动表舅。找了两个工人把外婆葬在一个山岗边……妈放心，那儿很清静，不会有人来打搅外婆的。”
　　母亲说话素来“牙齿当金使”，又提起了旧话：“花了多少钱？你到三妹那儿取吧。”
　　三妹替她管着账。
　　我只得答道：“5000元……妈，钱由我付吧，外婆自小就疼我，就当是我的孝心。”
　　我的眼泪已渗了出来。
　　母亲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好了，不用总惦着这事了。”
　　这以后我每次去看她，她都还会提起棺木下葬的事。后来母亲不再提起这事了，而我内心深处的歉疚却越来越重……再后来，她平静地走了。
　　一年多来，我对母亲的怀念随着日子流逝越发强烈，但我也有些庆幸与母亲共同编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它让母亲放下了多年的内疚和遗憾，替她完成了最后的念想。这念想的关键词是外婆、香港，那是母亲一生中重要的人与地。
　　（摘自《新民晚报》201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