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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和里弄堂口，一边是皮匠摊，一边是剃头摊。对上海的大多数弄堂来讲，这属于标准配置，但对同和里来说，似乎别有意味。
摆皮匠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小皮匠。小皮匠姓啥叫啥，没有人在乎，大概只有居委会的人知道。
皮匠是个很奇怪的职业，只要你不是生就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只要你是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慢慢变老的，只要你的吃饭家什是楦头铁砧胡桃钳榔头，你就永远被人叫作小皮匠。哪怕你已经过了五十岁，哪怕你脸上皱纹密布如刀凿斧刻，哪怕你天生长了两条白眉毛，你还是被人叫作小皮匠。等到你已经完全适应小皮匠这个称呼了，突然有一天，人家改口叫你老皮匠了，弄得你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半天醒不过来。
小皮匠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穿白大褂的揿在椅子上拔牙齿。早上醒过来，小皮匠马上翻黄历。黄历和一本残破的《康熙字典》，是小皮匠从废品回收站捡来的，被他当成宝贝。黄历是民国二十年出的，小皮匠一查，乖乖，上面說：梦见拔牙齿，会有一笔大生意。果然，九点钟敲过，居委会主任杨招珍来找小皮匠。居委会给里弄生产加工组的每个人买了双布鞋，算是福利。考虑到生产组经常要孵发芽豆，剥豆瓣，加工海带，场地比较潮湿，布鞋的鞋底容易洇湿，所以叫小皮匠给布鞋打掌子。一共二十七双布鞋，打前后掌。小皮匠笑不动了，真的是大生意来了，黄历上讲的准得不得了。
杨招珍关照小皮匠，用的橡皮底一定要好，掌子要打得牢。小皮匠谄媚地笑着说：“杨大姐你放心，我用汽车轮胎打掌子，当中有嵌发丝的，保证穿三年都磨不掉，不走样。”
小皮匠一整天笑眯眯，一边敲钉子，一边偷偷瞄江水英。他看中摆剃头摊的江水英。江水英也是扬州人，五官清秀，眼睛稍微有点斜，这倒让她有了几分风情。
江水英是个寡妇。
寡妇属于那种男人一边骂她是寡妇，一边暗地里动她坏脑筋的女人。要是一个女人五十岁的时候老公死了，那她就算不上是寡妇了，或者说，寡妇还是寡妇，但大家都不当她是寡妇了，因为男人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江水英正处在男人对她有想法的年纪，很多男人对她有想法，特别是小皮匠。有时候看到江水英在偷觑自己，小皮匠便骨头轻兮兮地朝她笑，其实江水英只是茫然地看着马路对面。
小皮匠常常在暗底里掂分量，觉得把江水英追求到手很有把握：一个摆皮匠摊，一个摆剃头摊；一个是大鼻头大耳朵，一个虽然长得好看，但眼睛有点瑕疵；两个人成分相当，年龄相当，容貌相当，还是扬州老乡，简直就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不做夫妻天理难容，何况自己还有文化方面的优势。小皮匠所谓的文化方面的优势，是他把那本黄历翻得滚瓜烂熟，能说出几句诸如吉凶宜忌时辰方位，诸如天罡、劫煞、五虚、土符、母仓、旺日、青龙、月空、岁禄、时阴等等，卖弄一番，甚至无师自通地给人测字解梦。
小皮匠是同和里居委会第一期扫盲班毕业的，人很聪明，懂得融会贯通。有次纳凉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各自孩子的成绩，接着就扯到了分数上面。亭子间的纺织女工说，为什么有的分数是一百分的，满分一百分，六十分以下就算不及格；有的是五分的，三分算差的，两分就是不及格。众人都说不清楚。毛头的阿爸自以为学问算好的，在同和里可以挤进前五名，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小皮匠在这种时刻就显出他的不同凡响来了。小皮匠说：“一百分和五分的区别，就好比是新秤和老秤的区别。新秤是十两制的，老秤是十六两制的。新社会用新秤，老秤已经不用了，大概只有中药店首饰店还在用。现在是过渡时期，两种分数一道用。以后，老师批分数就只用一百分制的了，五分制迟早要淘汰。”能把此事用形象的比喻说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估计上海滩找不出第二个人。这些话要是换个人说出来，肯定会激发出大家的崇拜之情，但因为说这话的是摆皮匠摊的朋友，大家嗯嗯啊啊，打着呵欠去睡觉了。
小皮匠信心十足。偶尔皮匠摊和剃头摊都生意清淡闲来无事之时，小皮匠会讪笑着主动搭话，甩甩翎子。江水英一般不会拿正眼看他，很少搭腔，至多“嗯呐”一声。小皮匠觉得江水英对自己也是有意思的，只不过怕难为情，便酝酿着更大一点的动作。剃头摊边上放着四只竹壳热水瓶。江水英给人剃完头，还要给人洗头，然后搽点滑爽粉，这是一整套的程序。有次生意太好，四只热水瓶全部空了。小皮匠看机会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拎起四只竹壳热水瓶就要到对面老虎灶去泡水。江水英冷冷地说了句：“放下来嘎！”声音并不大，但语气坚决，不容置疑。
小皮匠霎时间觉得手脚冰凉。
直到有一天，小皮匠恍然发现，自己单相思了，江水英心气眼界很高，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江水英虽说是个扬州人，却不喜欢淮剧扬剧，偏偏喜欢越剧，常常一边给人剃头，一边轻声哼越剧。也不管什么流派，什么戏文，拎起什么哼什么。江水英幕间休息的时候，小皮匠便哼京戏应和。小皮匠痴迷京戏就像江水英痴迷越剧，哼起来眼珠子还会骨碌碌转：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每个唱段他只唱头一句，也只会头一句。
听江水英哼越剧，你不会觉得越剧是从浙江嵊县走出来的，倒更加像是做剃头这一行的人发明的；而听从小皮匠的嘴里哼出来的京剧，你会误以为京剧是专门为皮匠谱的曲子，和徽班进京，和马连良裘盛戎梅兰芳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皮匠哼罢，江水英继续登场。两人在这一点上倒是相当默契，有点夫妻相。
有次江水英哼着哼着，突然没有声音了。小皮匠低着头在为一双蚌壳棉鞋绱鞋底，觉得奇怪，扭过脸看去，发现江水英呆钝钝、定漾漾，眼睛里含义丰富，说不清是喜是悲，是怨是嗔。顺着江水英的眼神看去，却见电影明星孙道临正巧从弄堂口经过。也就一分钟多点，孙道临就在前面的路口转弯了。江水英的目光一路追随，似乎恨不得那束追光能够打弯。那时江水英正在给一个男人洗头，那男人两只手撑在脸盆的边沿，头浸在里面，说水有点凉。江水英便提起热水瓶，拔掉瓶塞，打算加点热水。孙道临就是在这个当口经过的。孙道临似乎还朝这边颔首微笑了一下。江水英突然之间看到这么有名气的电影明星，发痴了，恍恍惚惚，小半瓶热水直接就浇在那个男人的耳朵上了，几乎就把那只耳朵烫熟了。还好孙道临只是匆匆路过，要是停留一两秒，江水英发痴发得还要厉害，说不定一热水瓶开水就全部浇上去了。 那个男人杀猪一般地嚎叫起来，一边嚎叫，一边原地转着圈顿脚。江水英这才惊醒过来，没好声气地说：“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叫得这么高声喊魂灵头啊你？算我倒霉，这一角钱我不收你了。”那个倒霉男人听说不要他钱，白给他剃了个头，居然像塌了便宜货，开心死了，不吵不闹地就回家了。
孙道临肯定不会想到，他的那个谦和温暖的笑，让一个男人的耳朵烂了半个多月，让另一个男人伤心了半个多月。小皮匠知道江水英眼界高，看不中自己。从那以后，小皮匠就对江水英死心了。碰到来修鞋子的老阿姨，小皮匠便缠着她们给他介绍老婆。那一刻，小皮匠的表情总是十分猥琐。老阿姨嘴上都答应，趁机讨价还价，少付两分钱也好，却没一个真的放在心上。
这天，皮匠摊前来了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小皮匠低头一看，男人的一只皮鞋脱线开豁了，像是张着嘴巴的鳄鱼头。小皮匠拉过帆布折叠凳，让男人坐在上面，又抽出张旧报纸给男人垫脚，随后取出粗的鞋底线，用半截蜡烛给鞋底线上了蜡，用弯头锥子一上一下地绱起来。小皮匠手艺精熟，服务也道地，修好皮鞋，顺便拿出鞋油，把两只皮鞋都擦得精光贼亮。那个男人穿上皮鞋走了几步，显然十分满意，问小皮匠：“几钿？”小皮匠伸出食指，停顿了半秒，硬硬头皮又把中指也伸出去。男人说：“两角？”小皮匠有点心虚地说：“两块钱。”小皮匠看出来，男人穿的是宝屐牌三接头皮鞋，上海滩名牌皮鞋，要稍微有点钞票的才穿这种皮鞋的。他打算好让男人还价。那男人倒也爽气，开始掏钱，摸了半天，几个口袋都摸遍了，也没摸出来，便像桩子一般戳在皮匠摊前面。
小皮匠本来觉得西晒太阳有点刺眼，那男人挡在前面，正好挡住阳光，便从筐里拿出一双鞋子，估量着剪好车胎皮，开始打前后掌。男人说他忘记带钱了，有急事要赶去和人见面，钞票明天一早送过来。小皮匠不响，啪啪啪钉掌子。男人给小皮匠看工作证，小皮匠不看，继续啪啪啪钉掌子。男人不停地看手表。小皮匠不管，嘴里衔了一排鞋钉，只管把一枚枚鞋钉敲进去。他倒是想过启发那个男人，隔壁烟纸店有传呼电话，让男人打电话叫人送钱过来；再一想，男人既然没带钱，肯定连打电话的钱也没有，就作罢。小皮匠是个有原则的人，从来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休想欠他钱。曾经有一次，住在后弄堂的小无锡，修好鞋子，说等一会送钱过来。小皮匠一直等，等到收摊，也没送来。那个晚上，小皮匠抓耳挠腮，茶饭不思，熬到后来，实在熬不过了，穿好棉袄，夜里十一点半去敲小无锡家的门，把那一角五分钱讨了回来。
那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终于屏不过小皮匠，认输了，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两张戏票，说是今天晚上的，抵修皮鞋的钱，问小皮匠肯不肯。那男人的神情甚至可以用可怜巴巴来形容。小皮匠接过戏票，是天蟾舞台的，知道那里正在演机关布景戏，一票难求，好看得不得了，心里面已经是狂笑不已，表面上还是淡淡地说了句：“行呢。凭良心做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那个男人面孔铁板，拔脚便走。
小皮匠把两张戏票在手里甩了甩，幽怨地看了江水英一眼。江水英眼白也不朝他翻一下。
这天，小皮匠早早地就收摊了。
那会儿，我正和毛头在烂泥地上戳狗屎玩。当然不会真的有什么狗屎，只是叫这个名称而已，那时候的上海市区你也见不到几条狗。毛头十分促狭，把铅笔刀飞过来，戳得紧贴着烂泥，下面塞不进两个手指，我得跪在地上侧着头下去用嘴巴叼起来。这个动作就叫吃狗屎。毛头很得意地笑了，玩了半天，他还是第一次有赢的感觉。
我说：吃口狗屎不要紧，解放台湾最要紧。
我侧过头正准备叼的时候，看到小皮匠挑着担子进弄堂了。我一下子就慌了，感觉小便马上要流出来了。没有刮风落雨，西晒太阳依然亮堂堂明晃晃，小皮匠居然这么早就收摊了，太反常了。那几秒钟里，我想到了几百种可能性，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向他告状了，而且事情很严重，小皮匠回来收拾我了。我自以为抗击打的能力很强，如果实在扛不住，就逃到住在闸北的姨婆那里去。
毛头说：“大耳朵你别耍赖皮。叼呀，快叼呀！”
毛头的声音吸引了小皮匠的注意，他的目光朝这边扫过来。我的心都抽紧了。
小皮匠对我说：“讨债鬼，家去。”我惊讶地看到，小皮匠的脸上居然有着难得的笑意，心里一松，顿时裤子湿了。
是的，我是小皮匠的儿子。“讨债鬼”三个字，是小皮匠对我的爱称；他打我的时候，一般叫我“小赤佬”或者“小棺材”。小皮匠的十八只鞋楦头，每一只都在我的头上身上招呼过。我一直以为，儿子生出来，就是为了给老子出气给老子打的，否则生儿子做啥。你费心思给儿子吃给儿子穿，不让他饿死冻死，把他一天天养大，就为了你想到要打他时，他就在你身边，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小皮匠接下來说的一句话，让我快活得几乎当场晕倒在地。小皮匠说：“早点家去，捅开煤球炉子，烧点泡饭吃了就走。晚上，我带你看戏去。”
吃了乳腐过泡饭，小皮匠翻箱倒柜，给自己找出了一身行头。他上身穿一件蓝颜色的华达呢中山装，下面是蓝颜色的卡其裤，配了双塑料底的黑布鞋，一下子显得精神抖擞，走在马路上，别人再也想不到，他是同和里弄堂口摆皮匠摊的小皮匠。除了鞋子是他自己绱的，衣服裤子还是他和我娘结婚时穿的那套。他在五斗橱上的半截镜子里照了照，觉得很满意，只是头发有点乱，便到隔壁去，蘸了点宁波阿娘梳头的刨花水，把头梳得溜光滴滑。
临出门的时候，小皮匠看了我一眼。我裤裆的部位颜色明显比其他地方深，还没干透，裤脚管吊起来，明显短了。这条裤子是我娘留下来的，门襟是开在旁边的，所以我小便的时候不像别人，挖出来就可以撒尿，我必须脱下裤子才可以撒。当初穿这条裤子嫌太长，小皮匠就剪掉了两只裤脚管，给自己做了一副袖套。再看我的鞋子，一只脚露出大脚趾，另一只脚几乎有两只脚趾头露出来了。这不奇怪，全上海，皮匠的儿子几乎都这样。小皮匠大概觉得我这副样子走在他旁边，太坍他的台了，叹了口气，又是一番翻箱倒柜。 那时候还是十月份，西北风还没开始刮。结果，我是穿了我娘的一件浅格子的棉袄罩衫，我娘的一条咖啡色的裤子往上卷了两截，又穿了一双只在过年时才穿的半新旧的蚌壳棉鞋，晃荡晃荡去看戏的。
在此之前，小皮匠和我都没进过大戏院。可以说，同和里整条弄堂的人都没进过大戏院。连电影院我也进过没几回，也就数得清的那几回，除了学校里的包场，还有一回就是和毛头一起去西海电影院，看早上七点钟的早早场。头一天晚上都不敢怎么睡，就怕一早醒过来，那边电影已经开场了。
走过南京西路仙乐书场门口，我看到阿苗和阿花兄妹俩坐在地上，兄妹俩面色焦黄，百无聊赖。妹妹阿花在堆树叶玩，哥哥阿苗在用小石子掷苍蝇，一掷一个准，地上已经有一摊死苍蝇，战果显赫。阿苗惊奇地看着我和小皮匠。阿花笑着叫了我一声“大耳朵哥哥”，张开五个手指。我会心地一笑，他们苦苦期待的那个日子还有五天。我笑着朝这两个朋友挥了挥手，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平生第一次，我觉得给小皮匠当儿子，十分骄傲，自豪。这一次，我不是被他拎着耳朵在痛打，而是和他并排走在一起去看戏，这种感觉太美妙了。那些给在酱油店点心店煤球店五金店里做的人当儿子的，那些给摆剃头摊香烟摊葱姜摊弹棉花刮鱼鳞的人当儿子的，能有我这样好的福气吗？
我看戏去啰。
我们至少比其他来看戏的人早到了一个小时，然后看着福州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看着“天蟾舞台”这四个字的霓虹灯啪的一下亮起来。等到坐到剧场里的时候，我感到刚才吃下去的泡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更加要命的是，小便很急。我不敢走开，我怕一走开戏就开始了。小皮匠在剧场里走来走去，碌头碌脑地看，新奇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开演的铃声响了，锣鼓敲起来了，大幕也拉开了。人一个个走到台上，都穿得花团锦簇，走上来看看没什么事，摇摇头又走下去，隔了一会又走上来。有几个人坐着说话，也不好好说，扯着喉咙说，尖着嗓子说，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其中一个穿红袍戴着假胡须的男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住在十七号里的那个“太监”，声音特别刺耳，就像用钢精调羹刮着钢精饭盒发出来的声音，让你浑身发痒，发冷，发毛，发抖。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没谈拢，其中一个大花脸气呼呼地走了。红袍便开始唱，装模作样地唱，每一句的音调都拖得很长，唱得你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总算看到他站起来，走到台的另一边。我以为他要下去了，谁知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唱。
我猜想，看戏的人一定都很恨他。
我算是明白了，看戏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还憋着一泡尿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了。锣鼓又敲起来了，越敲越急，每一记都好像敲在我的小肚皮上面，我只好把两条腿夹紧，夹得死死的。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在吃面包，面包的香味一阵阵传过来。那只面包很蓬松，很吸水，我希望她能掰一大块给我吃，吃下去吸吸水，缓解一下。我已经顾不上台上在演什么了，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前俯后仰，两条腿轮番地绞来绞去，一秒钟也不停。大概是我的动作幅度太大了，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前后左右都有人朝我看。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不断地用眼睛白我，嘴里还啧、啧、啧。只有小皮匠木知木觉，张着嘴巴专注地看着台上，喜不自胜。
幕间休息的时候一到，我一脚踩上邻座女人的白皮鞋，第一个冲到厕所。还好我水龙头紧，滴水未漏。男厕所里人满为患。每个小便池的后面都排了两三个人。排在我后面的几个倒霉透顶，旁边的都已经轮到第三个人了，我还在没完没了地激流飞溅。别看我人小，膀胱肯定不小，蓄水量很大，和第三轮的那些人打了个平手。排在我后面的那几个家伙都恨得咬牙切齿，要不是有这么多人在，我猜想他们会联手掐死我。
回去的时候，发现白皮鞋和她老公换了个位子。我挤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把脚躲得远远的。白皮鞋的老公一直用憎恨厌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觉得哪里冒出来一个奇装异服的小孩。我探过身子去看白皮鞋，看了好几次，看那只面包还在不在。后面的时光变得快乐多了，我不光看台上的演出，还看台下的各式各样的人，还钻到椅子底下去，居然让我捡到了一粒水果硬糖，当场就剥了塞进嘴里。小皮匠也放松了，上半场他还畏畏葸葸有点放不开手脚，别人叫好他也不敢跟着一起叫，现在经过热身，他的状态上来了。
也活该那个长靠武生倒霉了。
紧接着的这一场，大幕拉开，只聽到锣鼓声十分急促，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好一会，从舞台的侧幕伸出一只高帮白底厚靴，悬在半空，几乎有半分钟一动不动。那家伙是在摆功架，卖弄本事，想让人看看他的脚劲有多少好。卖弄了一会，那家伙看看差不多了，想迈第二步了，悬着的那只脚缓缓收起，还没完全收拢，小皮匠突然之间喊了一声：
“好！”
那家伙猝不及防，硬生生摔了下来，摔倒在台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那家伙是个长靠武生，后背插了好几面旗子，身上的穿戴据说有几十斤，行动不便，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还未站稳，小皮匠又是一声“好！”。
小皮匠的第二声“好”，像是暗号，顿时，全场的叫好声此起彼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
结果可想而知，长靠武生再次应声而倒。一场戏里摔了两跤，长靠武生羞愧无比，此后便萎头萎脑，无精打采，眼睛也不敢朝台下看，连连出错，英武不再，甚至在最后一场开打的时候，被对方的小巴拉子用长枪在头上敲了一记。
前排一个白胡子老头回过头来，看着小皮匠，十分感慨地说：“我看了大半辈子的戏，今天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内行！”
第二章
我娘死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听小皮匠说，我娘是生黄疸病死的。我觉得是医生说错了，也可能是小皮匠听错了，应该是蛋黄病，因为我娘死的时候，脸色和蛋黄一样黄。
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当然，也有叫我野蛮小鬼、叫我捣蛋鬼的。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有一个时期，上海人养鹅成风，弄堂里从早到晚“戆戆戆”一片。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眼睛通红，只要一看到我，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它们还不罢休，一边戆叫，一边啄门，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后来才明白，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 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想着突然有一天，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最好是在操场上升旗的时候，全校的人都在；要不就是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坐在外面乘风凉，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步三摇地走过来，直接走到我面前，抱着我哭，说她是我的亲姐姐，这么些年一直在找我，知道我受苦了，她是来接我走的。姐姐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香。我也抱着姐姐哭，哭得鼻涕都流出来。每次想到这个场面，我的鼻子真的会发酸。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姐弟相认，都张大着嘴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过我照过镜子，还每天都得看小皮匠的脸色，我很清楚，我那个姐姐长成仙女模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就希望她很有钱，骑着一辆全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过来的，最好，手上还戴了块手表，还烫过头发，衣服上一块补丁也没有。
每一次想象，我都会补上很多细节，弄得自己也很感动。
亲姐姐迟迟没有出现，我在弄堂里先认了个干姐姐，那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阿娟。阿娟是社会青年。我也不太明白社会青年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你只要当了社会青年，社会就不管你了。阿娟的家人都在香港，她和一个瘪嘴老太住在一起。瘪嘴老太以前是她家的梳头娘姨。每次我的那些恶作剧传到阿娟的耳朵里，她都会格格格地笑个不停。比如有回过年，大年夜，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而是一小块乳腐。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地喊罪过啊罪过，触霉头啊触霉头。宁波阿娘说：“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大耳朵来过一歇。这相貌估摸是其做的手脚。”宁波阿爷恨恨地说：“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这小鬼头，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阿娟听说了这事，笑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滚倒在地板上，直喊着要瘪嘴老太帮她揉揉肚子。笑完了，阿娟说：“大耳朵顶痴头怪脑，怎么让你想出来的。”说完又笑。阿娟笑起来特别好看，牙齿雪白崭齐，而且一颗蛀牙也没有。她刚刚把嚼了半天吹了半天泡泡的泡泡糖吐掉，我趁她不注意偷偷再捡起来，放进嘴里继续嚼继续吹泡泡，临睡的时候用糖纸包好，第二天继续嚼继续吹泡泡，直到阿娟吐出一块新的泡泡糖，以旧换新。
做这个事情不能让阿娟发现的，否则要被她骂的。不过，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
后来阿娟哭哭啼啼地去了新疆。在此之前她吐掉的泡泡糖，我可以捏两只拳头大的兔子了。
阿娟老是欢喜摸我的一对招风大耳朵，说我耳朵大，福气大。仔细想想，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小皮匠不是每天都打我，偶尔也有忘了打我的时候。即便他打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他喝饱老酒睡着了，我就在他的帆布围兜上戳几个洞，让他隔一段时间就要买块新的，让他心疼。每次小皮匠用楦头敲我一记，毛头的妹妹囡囡就数一记。石库门房子的隔音不好，囡囡在隔壁听得比我还清楚。第二天我和她一对，大致差不多。有时我说挨了七记，囡囡却说是八记。毛头在旁边帮腔，指天发誓说肯定是八记，就像打在他头上一样真实。没得办法，只好以他们的数字为准。囡囡虽然只有一年级，谁让她的算术比我好得多。毛头的算术作业本上也大部分是三分，有时还能冒出个四分，我不得不服。
这天放假，不上学。上午，我在阿娟的家里玩，阿娟教我背唐诗。背唐诗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但为了不让阿娟扫兴，我便装模作样地背，背出来她会奖励我一块鸡蛋糕。那天她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叫什么《蜀道难》，听不懂，头一句就很奇怪，居然是“噫吁嚱”。我问阿娟，噫吁嚱是什么意思。阿娟说是感叹词，古代的人见了某一样东西，很惊讶，于是就發出感叹，噫吁嚱。我说那就是哎呦喂的意思，为什么不改成哎呦喂？或者就说成是乖乖龙的咚。阿娟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手指着我，却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只听外面一声炮响。阿娟还没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我已经不见人影了。
今天是国庆节。人民广场在放礼炮。
放一下礼炮，天空便会出现很多小降落伞。礼炮放了一记又一记，小降落伞铺天盖地，轻轻扬扬地随风飘荡。我们住的地方风水好，眼看着小降落伞飘过黄陂路，飘过南京路，向我们这边飘过来。大家拼了命往各自的晒台跑，拿晾衣服的长竹竿去挑。飘得低一点的降落伞，在前面人家的屋顶上就挂住了。于是激起一片惋惜声。飘得高的继续飘过来。我们弄堂有人挑到了，一家人欢呼雀跃。我太矮，够不到，眼睁睁地看着降落伞从头顶飘过去。我发急了，提着竹竿爬上了屋顶。阿娟在她家的晒台看到了，大声地叫我下来，说危险。我只当没听见。
很多年后我看小说《堂吉诃德》，看到里面的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大战风车，回想起来，我那一刻举着竹竿去挑降落伞，很有点堂吉诃德的勇气。竹竿太长了，双手拿着底部，很难控制平衡。屋顶又是有斜坡的，我在屋顶上摇摇晃晃，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冲到那里，只能听任竹竿的摆布，有好几次差点就从斜顶上滑下来。那些大人孩子都顾不上挑降落伞了，都屏住呼吸看我在屋顶上表演危险动作。阿娟见喊我喊不应，知道要出事了，两只手把眼睛蒙起来不敢再看。
有一只降落伞飘过来了。我奋力举起竹竿准备去挑。降落伞突然改变方向，朝旁边飘过去，我便跌跌冲冲地跟着它。好在每一家的屋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一冲就冲了好几家，一直冲到屋顶的边沿。有很多人在惊叫，在尖叫。我充耳不闻。我几乎就够到降落伞了，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向前探了点身子，终于挑到了降落伞。这时，脚下的瓦片松动了，我从屋顶上摔了下去——
弄堂里一片安静——
幸好那时候房子和房子之间距离很近，中间基本上就剩一条夹弄，按现在的话来说，容积率很高。我拿着的那根晾衣竿，一头戳进了对面的老虎天窗，另一头贴着这边的山墙，慢慢地滑下去。偏巧二楼前厢房的人家在山墙上搭了个鸽棚，我就掉在了鸽棚上面，弹了一弹。就这一个停顿，我看到对面亭子间的新娘子，坐在窗口吃瓜子。新娘子看到我突然从天而降，眼睛瞪得很大，瓜子肉鲠在喉咙口，全身顿时僵住了。那只鸽棚不牢，被我压垮了，十几只鸽子全都飞走了。我踏着鸽棚上面铺的油毛毡和碎木片，飘落到地上。一楼人家在晒棉花胎，我落到棉花胎上打了个滚。 下面有个老太太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阳，一阵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扬起一阵烟雾蒙蒙的灰尘，随后一个小孩滚落到她身边。老太太吓得浑身发抖。那以后，老太太就落下了毛病，只要在路上见到我，就条件反射，浑身发抖。
弄堂里无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迫不及待地想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拍拍屁股站起来。摔下来的过程只有几秒钟，我还来不及害怕。竹竿还在，降落伞也在。阿娟发了疯一般奔过来，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出血，还好，只是脚踝处被鸽棚的钉子扎破了点皮。阿娟说：“大耳朵，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摔死了。”说罢一把抱住我，哇哇大哭起来。
早有人去告诉了小皮匠，说你家儿子从屋顶摔下来了。小皮匠真正是大将风度，打好掌子在切鞋底的皮，要切整齐，只是眉毛挑了一下，手也不抖，声音也不抖，说：“摔死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说：“骨头摔断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似乎有点失望，说：“腿骨头也没得断？”来人说没有，还会鲜蹦活跳地走路。小皮匠就不吭气了，把切刀在头皮上来回刮了几下，继续切鞋底。倒是江水英看不过去了，说小把戏这么高摔下来，你也不家去看看，太过分了。家去吧，摊头我帮你看着。
小皮匠这才回家。走到半路，小皮匠就被鸽棚的主人揪住了。鸽棚的主人姓陈，那张脸长得很有特色，中间宽，两头尖，弄堂里的人背后都叫他橄榄头。橄榄头对小皮匠说，你儿子闯祸了你知道吧？小皮匠笑笑说，知道哩，小把戏命大，没得摔死。橄榄头说，你儿子把我的鸽棚压坏了。我这只鸽棚花了不少钞票搭起来的，你看怎么办？小皮匠谦卑地笑笑，说，我家去教训小把戏，辣豁豁地打，给你出气。橄榄头说，小皮匠，你怎么管教你的儿子，我不管。我只问你，我的十几只鸽子逃掉了，怎么办？小皮匠不知是没听懂还是装糊涂，嘿嘿地赔着笑，说，乖乖，可惜了。鸽子肉很鲜，很肥，好吃得不得了。可惜了。橄榄头有点火了，说，小皮匠你拎拎清，我养的不是菜鸽，是信鸽。其中一只还从芜湖飞回上海，得过奖的。小皮匠讨好地说，得过奖的鸽子，肉更鲜美。
两个人各说各的。正说得热闹，一阵鸽哨传来，十几只鸽子飞回来了，盘旋了一会，看看鸽棚还没修好，就飞走了。那些鸽子后来几天又飞回来过，看到鸽棚还没搭起来，又飞走了，从此一去不复返。
橄榄头此时眼睁睁地看着鸽子飞走，心疼得不得了，见小皮匠像是在耍无赖，撩起就是一拳，打在小皮匠胸口。小皮匠不避让也不还手，依旧满脸堆笑，暗地里绷紧肌肉，打算挨上十几拳，一拳抵一只鸽子。小皮匠在心里默默记数，数到第四只鸽子，马樟花赶来了。马樟花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打来打去算啥？有意思吗？”
马樟花是居委会的调解主任。
橄榄头看到马樟花并不买账。橄榄头是纺织厂的保全工，平时头皮很撬，对马樟花说：“什么阶级兄弟？我是工人阶级，他是摆皮匠摊的摊贩，不是一个档次的，怎么好相提并论。”
马樟花说：“谁不想当工人阶级？都想当。小皮匠也想当。话说回来，摆皮匠摊，总还算劳动人民吧。你不要说什么档次，先说说你家的鸽子。每天都有居民到居委会来反映，你家的鸽子，鸽粪鸽毛乱飘乱撒，把邻居晾晒的被单衣裳都弄得一塌糊涂。住在你家对面的新娘子最倒霉，人家陪嫁过来的绣花被面，羊毛毯，都被鸽粪弄龌龊。新娘子叫你赔过一分钱吗？每次居委会干部上门找你谈话，叫你拆掉鸽棚，你老婆都说你出差去了。你是采购员啊？你是海员啊？你是科长啊？你一个纺织厂的保全工，出什么差？工人阶级确实光荣，但工人阶级也要维护工人阶级的荣誉，不要搅得四邻不安。”
马樟花说得痛快。她肯定不会想到，两年以后，她要为自己的这番话吃苦头的。
橄榄头觉得理亏，闷声不响。小皮匠听马樟花说话，听得热血沸腾浑身发痒，差点憋不住就想拍手鼓掌了，只是看到橄榄头身坯比自己结实，不敢轻举妄动。马樟花看出小皮匠的心思，转过脸对他说：“你这个小皮匠，只知道做生意赚钞票，不知道管教儿子。要我说，整个同和里居委会，最捣蛋最讨人嫌鄙的，就是你儿子。不是我吓你，大耳朵今天要是摔死了，你监护不力，你也要吃官司，逃也逃不掉；而且，同和里居委会保持了十年的五好居委会的牌子，也要被敲掉了。这就问题严重了，谁也承担不了。”
小皮匠吓得刮刮抖。
那时候的马樟花，还处在就事论事的初级阶段，还没修炼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境界。她对橄榄头说：“鸽子重要还是小囡的生命重要？”
橄榄头还在硬撑，死不开口。
马樟花换了一种问法，说：“你宁可你家的鸽子还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小囡摔死了，是不是？”这种问法太毒辣太阴险了，橄榄头无处可逃，只好摇摇头。马樟花笑了，笑的时候露出几只龅牙齿，说：“一只破鸽棚，十几只鸽子，救了邻居小囡的一条命，你应该觉得光荣。工人阶级了不起。来，两家人家握握手，不要再吵了。”又对小皮匠说，“你苏北乡下不是有人吗，过年的时候带几只老母鸡出来，表示表示心意。”
小皮匠慌忙点头。
这事就算過去了。
对我来说，这事并没有过去，晚上的那顿暴打，肯定是逃不过的。不过现在我还顾不上这个。我们几个聚在阿娟家里，研究起那只降落伞。降落伞是蓝白条纹的尼龙布做的，被对面人家老虎天窗的碎玻璃划破了，拉了道口子，下面坠了一个方块，是用塑料纸包起来的，掂掂分量并不重。阿娟猜里面是花纸头。毛头猜里面包着颗炸弹，话音未落，被瘪嘴老太敲了记毛栗子。瘪嘴老太说：“再瞎三话四，捉你到派出所去。”我猜里面是块云片糕，我希望是块云片糕，有核桃肉的那种。后来还是瘪嘴老太猜对了。她说，空屁啦。
拆开来，里面是一叠薄木片。那些木片后来也算是物尽其用，被瘪嘴老太用来垫桌子脚，垫五斗橱脚，垫床脚，哪里不平垫哪里。
后来晚报来过一个扁头，一个年纪轻的记者，专门来采访这件事。一方面可能标题没有写清楚； 另一方面，这块豆腐干大的文章登出来时，是和几条讣告挤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看报纸看得比较粗心，会以为这个小孩是当场摔死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到同和里来走亲戚，那些亲戚必定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到我家来看稀奇，看一个从屋顶上摔下来安然无恙的小孩。那些人都很奇怪，说这小家伙瘦精精的，身上也没多少肉，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很经得起摔的人呀，怎么会摔不死呢？还是一个戴副黑边眼镜的男人有点学问，绕着我走了三圈，终于恍然大悟地说：“是耳朵的原因。”于是大家一起盯着我这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看，还是不明白。黑边眼镜解释说，人在遇到意外的时候，自身的应急系统会展开自救。譬如这个小孩，他在摔下来的一刹那，他的耳朵就尽可能地张开了，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缓冲的作用。大家一起点头，表示认同。
我也觉得他的说法比较正确。
阿娟用降落伞的尼龙布给我做了一顶帽子，里面用硬纸板衬着，像是一艘倒扣的帆船，绝对是全上海独一无二的帽子。
我就戴着这顶蓝白相间的帽子去学校。后面跟着毛头、阿根、阳春面、芋艿头等一帮赤膊兄弟。
在此之前，四年级有个家伙，开盲肠炎，肚子上划了一刀，见人就撩开衣服，让人看那道刀口。他的肚子上就像趴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肚子一吸一鼓，那条蚯蚓会蠕动。这条蚯蚓让他出足了风头。直到第二年春节过后，有个家伙去崇明老家过年，不小心被拖拉机撞了，手臂骨折，这家伙手上打着石膏来上学，才抢过了盲肠炎的风头。盲肠炎还想做最后的顽抗，还时不时地要撩衣服，但已经没有人理睬他了。大家都围着石膏转，你摸一下，我摸一下，恨不得把石膏掰开来看看。不过，打石膏的家伙并没有高兴多久，就被别人抢了风头。
上海刮台风。来上海的台风都有编号的，第几号台风第几号台风。就像在菜场里排队买鱼，卖鱼的会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身上写号码，写到某一个人，就说，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就这点鱼。气象台的人也想在台风身上写字，可没法写，就光编了个号码。也不知道是刮第几号台风，反正，我们隔壁班的小矮子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破了脑袋。还好那只花盆从楼上掉下来时，先掉在二楼的晾衣竿上，弹了一下，再滚到围墙上，然后从围墙滚到小矮子的头上。小矮子脑袋被纱布缠了一道又一道，缠得头上像是顶了一只甏。他来上学，我们还以为有个印度小孩转学到我们学校了。我们都惊呆了，这么小的一个脑袋，居然缠了这么多的纱布。我和毛头打赌，我说纱布的里面一定有个铁箍，就像马桶脚桶外面的那圈铁箍一样，否则脑袋会散开来的。毛头不相信。我们就冲上去，要把纱布一层层解开来，看看究竟有没有铁箍。小矮子不让我们碰，哭着跑开了。这个小矮子，才是真正出足了风头，让所有同学都羡慕不已，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让花盆砸一下。等到有一天，小矮子拆掉纱布，我们都不习惯了。因为以前做早操的时候，第一排总是有个白颜色的甏在晃动，白颜色的甏突然不见了，做早操做得没劲透了。
现在，学校里最出风头的就是我了。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风水轮流转。
毕竟，不是经常有人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从屋顶上摔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还没摔死，这就更加不得了了。
一路上，都有人跟我笑着打招呼，问长问短。六年级的那个“留级大王”，还笑着摸了摸我的耳朵。像我们这种低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哪怕你读到五年级了，上面也有六年级的压着你。那些敢在操场上指手画脚喉咙很响的，都是六年级的人。你注意看那些六年级的男生，喉咙那边都有块微微鼓起的东西，据说等到那块东西完全鼓出来了，就成为男子汉了。留级大王的那块东西就已经鼓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舍不得离开学校，所以有几个年级他都读了两次。
留级大王搭着我的肩膀，和我一起走进校门。要是在过去，这会让我受宠若惊的，但这次，我觉得是他在沾我的光。看门的唐叔叔拦住我，我们一起叫了声“唐叔叔好”。背地里我们都喊唐叔叔“糖粥”的，这是我起的外号。也许是嘴巴馋的缘故，凡是经我的手起的外号，都和吃有关。唐叔叔按住我的头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在此之前他听到的版本是，我从屋顶上摔下来，头顶摔出了一个洞，鲜血直喷，被一个家伙抓了一把湿泥糊上去，才止住血。
我在学校里大出风头。很多人围着我，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英雄。和我同桌的田甜，以前骄傲得以为自己是个童话里的公主，老是板着个脸，都不怎么理我，这次也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我，还把一块香橡皮放在我面前，说，借给你用半天。毛头的身边也围了很多人，听他讲我是怎么摔下屋顶的，讲得比我还轰轰烈烈。在毛头的叙述里，他是个亲历者，好像他也在屋顶上，他想拉我的，只是没拉住。
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我看不到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她躲在人堆里。
班主任顾老师一路小跑着过来，说：“老师刚刚才听说这事。老师都担心死了。”顾老师的脸上都有汗沁出来了，眼睛也有点湿润。顾老师用脸贴着我的额头，轻声说：“周大毛，你答应老师，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好吗？不要再让老师担心了，好吗？”我知道自己无法保证，但在这种场合，我必须点头答应，否则顾老师会哭出来的。和女人打交道，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你必须哄着她们。
全世界真正关心我，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许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几乎无处不在，我不想看到她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弄得我在毛头他们面前很没有面子。
第三章
我第一次从家里逃出去，是八岁。好像到了这个年纪，你就非逃不可，不逃也不行了，身体里会有个声音提醒你：差不多是时候了，可以逃了。
我逃出去的那天正在下雪。
我的两只手生满了冻疮，十个手指几乎都开裂了，不能碰冷水，一入水就钻心地痛，还会有血水渗出来，还在滚脓。可我还得洗两双腈纶袜子，一双是小皮匠的，一双是我自己的。那两双袜子就像用半斤糨糊上了浆，又放在冰天雪地里冻了三天，已经坚硬得像把刀，几乎可以用来切菜了。要不是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办法把脚伸进袜子里去了，小皮匠和我是不会想到换一双干凈袜子穿的。 那时候腈纶袜还很稀奇，价钱也贵，但是很牢，不像棉纱袜，几乎就是穿一次补一次。小皮匠就是嫌补袜子麻烦，才花血本买了腈纶袜。
我们的衣服破了，都是倒马桶的广东嫂嫂替我们补的。当然，作为交换，广东嫂嫂的鞋子坏了，小皮匠为她修，负责到底。
广东嫂嫂也是个寡妇。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广东嫂嫂就出场了，在弄堂里帮人刷洗马桶。同和里大部分人家都自己洗刷马桶。比如芋艿头家的马桶，就是芋艿头的大阿姐洗刷的。拖鼻涕家的马桶，是摆剃头摊的江水英自己洗刷的。听说曹菊芬家的马桶，是曹菊芬洗刷的，这个小娘皮很倒霉。我娘死后，小皮匠就把马桶卖给箍桶的了。我和小皮匠都到黄河路那边的公共厕所去方便，十万火急的时候，就用痰盂罐。毛头和我一样，也不用洗刷马桶，他有两个姐姐，再轮也轮不到他，即使是候补也轮不到他，他还有个妹妹囡囡。同和里那些家里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都付钱请广东嫂嫂刷马桶。其实那几家经济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半是因为这几家的女人喜欢装模作样，装文雅，掼档子，觉得拿了把马桶刷子在家门口哗啦哗啦刷马桶，坍台。
到了下午，广东嫂嫂便会推着一辆装滑轮的小车，过马路，穿弄堂，卖小钵斗甜酒酿。广东嫂嫂总是推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卖，附近的人知道这种甜酒酿是刷马桶的手做出来的，不会买的。我常常怀疑到我们这里来卖甜酒酿的小脚老太，在她住的地方也是帮人刷马桶的。推到远的地方去卖，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牌，看看广东嫂嫂人长得清清爽爽，大家都来买她的甜酒酿，买不到的还叫她：“明朝再来噢！”
偶尔，吃了晚饭，广东嫂嫂会来我家坐一会，顺便帮着缝缝补补，和小皮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苏北人同广东人聊天，就和非洲人同越南人聊天差不多，场面很热闹，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后来还是广东嫂嫂本事大，采取主动，努力向苏北方言靠拢，说一口广东腔的苏北话，使得沟通顺畅多了。广东嫂嫂说话喜欢打比方，估计小皮匠也听不全懂，反正是听了就打呵欠。
有一次，广东嫂嫂一边补衣裳，一边说：“一个男人，没得家主婆，就像一只蟑螂，一只烂在烂泥里的山芋，发臭。你看你们，这日子过得，乖乖龙的咚。要是家里面有个女人……”小皮匠说：“凑合着过呗。”广东嫂嫂便说：“哎呦喂，哪能凑合一辈子啊。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条鱼和一只猫，鱼想给猫吃，猫也想吃鱼。要是把鱼吊在房梁上，乖乖，猫吃不到鱼，猫饿瘦了，皮包骨头，鱼也发臭了。有个女人多好，知冷知热的。找女人千万不能找狐狸精。女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又不得当饭吃。找个狐狸精进门，你有得吃苦头了。”广东嫂嫂此话似乎另有所指，随即话锋一转，“找个像我一样勤快的女人，而且年龄还要比你大一两岁，保管把你服侍得妥妥帖帖适适意意……”广东嫂嫂说这番话时，眼睛里像有火苗蹿出来，而且说到一半就刹车了，留下一个悬念。小皮匠在这个当口，会找个借口走出去。广东嫂嫂长得不难看，但年纪要比小皮匠大几岁，小皮匠那个时候心思还都在江水英身上，所以不接广东嫂嫂的腔。
有点扯远了。再说那天我正在为洗袜子的事烦恼，隔壁的毛头来找我玩斗兽棋。我说：“等一会再下棋。快把腰门关了，我不想让阳春面和芋艿头他们看到我待你这么好。”
毛头有点吃惊，他实在想不起来，我曾经有过待他好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半是狐疑，一半是期待。
我说：“把脚抬起来。”毛头顺从地把脚搁在水斗的沿上。他的这只袜子脚背一大块是花的，不难猜出是从他姐姐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袜帮上补的是旧棉毛衫的袖管，你已经无法想象出这袜子的本来面目。我十分羡慕。他的袜子补丁重重叠叠，相当于三双袜子，穿在脚上肯定很暖和，不像腈纶袜，中看不中用，穿在脚上冷冰冰的。我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骄傲地把脚搁在他旁边。我的裤腿本来已经短了，我又有意往上撩了一截，让他看得清楚些。果然，毛头看到这只闪着蓝色光泽的腈纶袜，羡慕得不得了，忍不住想摸一摸。我赶紧放下腿。
我问他：“穿过这种袜子吗？”毛头老实地摇摇头。我说：“没有穿过不要紧，解放台湾最要紧。你拿在手里洗过吗？”毛头还是摇头。我夸张地说：“连这种袜子你都没洗过，你白活了。你一口吃过两只橄榄吗？”毛头说没有。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享福吗？”毛头听不懂。我说：“譬如，你有一分钱，你会干什么？”毛头下意识地捂紧口袋，我马上猜到他那里装了一分钱。毛头说：“到对弄堂吊眼皮那里，吃一口酸辣菜。”我深有同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我把毛头领到我们住的客堂间，让毛头看门背后，那里直挺挺竖着四只袜子。我把袜子放在面盆里，我们看着袜子慢慢软化，浸没在水里。
我说：“洗腈纶袜，才真的叫享福。”
毛头不相信。
我说：“浸在水里，又软又滑，擦点肥皂，越搓越想搓，叫你停都停不下来。”
“真的？”毛头有点跃跃欲试，但还在犹豫。
我说：“我要是骗你，晚上被小皮匠用楦头敲头。”对我来说，这就算是发毒誓了，没有人不当真的。对我来说，发个誓就像吃根陈皮条一样简单。我不会像大人那样骗人，说“被车压死”，或者说“天打五雷轰”。谁见过被雷轰的？哪五个雷？还追着你轰？我倒霉就倒霉在，每次发完誓，当天晚上都会应验。
毛头的眼睛都发直了，洗腈纶袜的诱惑太大了，难以抵挡。我说：“你实在想洗，就给你洗吧。要不是我待你这么好，我才不会给你洗呢。你扳着手指数数，弄堂里哪个人肯把袜子给别人洗？”毛头想了想，确实没听到过弄堂里有谁把袜子给别人洗的。我踮着脚朝窗外看了看，说：“快，别让人看见，快洗吧，但只给你洗一双啊。”我想再吊一下他的胃口，哪知道他的胃口本来就不大，能够洗一双袜子已经很满足了。我只好又说：“算了，两双都给你洗。我太大方了。不过，你要保证，不告诉阳春面和芋艿头。”毛头郑重地点点头。
我们拉了勾。
毛头已经按捺不住了，也怕我反悔，一只手就想去抓肥皂。我不会这么便宜他，拦住他说：“虽然我待你好，也不能就这么让你白洗呀。”我们两个的手都按住盆沿，僵持着。我这样做其实很冒险，幸好毛头马上就让步了。毛头说给我五粒橄榄核。我摇头。毛头说再加十个豆腐刮片。我还是摇头。我的眼睛一直瞟着他的口袋。毛头的脸涨得通红，看了看袜子，又看了看窗外。窗外还在下雪。他咬了咬牙说：“我给你一分钱。”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一掏出钱来，我就一把抢过来装进口袋。他现在就是反悔了，我也不會再还他了。 毛头长长地舒了口气，知道不会再有周折了，高高兴兴地抹上肥皂，心满意足地洗起来。袜子太滑腻了，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抹肥皂。他搓袜子的动作就像在放慢镜头，搓得很慢，很慢，因为他要细细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我敢保证，这两双袜子是交了难得的好运了，全世界的袜子都不会有它们这样的好运，它们这一辈子也再难遇到这样的好运，这样美好的时光。以前，它们只是被人踩在脚底下，这次，它们是被人捧在手心里，当成宝贝一般地关注着，温柔地抚摸搓洗着。我敢打赌，哪怕将来有一天，毛头也穿上了腈纶袜，甚至是最最高级的腈纶袜，而且他穿腈纶袜都穿厌了，他任何一次洗袜子的时候，都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感觉和心境，因为这一次，他是花了代价的，他是在享福，在享花钱买来的福。
我把手插在袖筒里，问毛头：“适意吧？滑吧？我没骗你吧？洗的时候，心里痒丝丝的，对吧？”毛头庄重地点点头，好像是在干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一刻钟过去了，毛头还在洗。
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脑子里很乱，拿不定主意该怎么花那一分钱。本来这个下午心情很平静，现在有了一分钱，突然之间就不太平了。最想的，是去对弄堂的吊眼皮那里，吃一口酸辣菜。酸辣菜装在一个玻璃大瓶里，一卷一卷很整齐地排着，一分钱一卷。吊眼皮或者是吊眼皮的女人，拿一双黑戳戳的筷子，搛起一卷酸辣菜连同汁水直接塞进你的嘴巴里。那种味道，又酸，又辣，又甜，又鲜，很刺激，你会忍不住地浑身发抖。但也就是抖一分钟，抖完以后，一分钱就没了。还有就是，一分钱买两根甘草陈皮条，一天舔一根，可以舔两天。不过我更倾向于把钱存起来，存到三分钱，可以买一包咸橄榄。当然不会舍得一口吃一只咸橄榄，那样咸也咸死了，掰一小块含在嘴里，一包咸橄榄基本上可以吃半个多月。如果再进一步，存到五分钱了呢？想到有一天我会存到五分钱，我的身上像是爬满了蚂蚁，从里到外都在发痒，你都不知道该搔哪里。要是手里有五分钱，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上海随便哪一家糖果店，食品店，随便买。用五分角子敲玻璃柜台，敲得响，招呼营业员过来。买一包丁香山楂。不行，丁香山楂核太多，吃起来麻烦。买包甘草橄榄。甘草橄榄以前吃过，味道一般性。买包糖冬瓜。糖冬瓜好像是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吃的。买包白糖杨梅。白糖杨梅太甜，要蛀牙齿的。那就买只杏仁饼。也不行，杏仁饼要凭票的，半两就餐券，到哪里去找半两就餐券？
我还在继续胡思乱想，忽然发现情况不对了，小皮匠的一只袜子已经被洗得抽丝了，再洗下去非得磨出洞来不可。
我对毛头说：“不要洗了，已经被你洗坏了，要叫你赔的。”
毛头昂着头说：“我想洗到什么时候就洗到什么时候，一直洗到我不想洗了为止。”他还得意地笑了，其实是苦笑，还皱着眉头噘了一下嘴。他手上的冻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肥皂水钻进溃烂的伤口里，那种刺痛是可以想象的。我很同情他，但如果袜子洗坏了，小皮匠是不会同情我的。我大声说：“你把袜子放下来。”毛头端着面盆转过身去说：“不放。我给过你一分钱，除非你把钱还给我。”想让我还钱，想也不要想。我说：“你放不放？”毛头回答得很坚决：“不放。”我过去抢面盆，毛头端着面盆躲来躲去，肥皂水洒了一地。我说：“我数一二三，再不放我就不客气了。”我刚数了一，他就接着数了二和三，然后他把面盆朝水斗里一放，甩了甩湿手，等着我。我说：“你哪里发痒了？”毛头说：“你哪里发痒了？”我说：“学人家样，烂肚肠，一烂烂到屋里厢。”想不到毛头又把我的话复述了一遍。我说：“你敢不敢把头伸过来？你敢伸过来，我一脚头，拿你的头当皮球踢，直接踢到屋头顶去。”毛头没有什么创造性，基本上是套用我说话的模式回敬我，说：“你敢不敢把头伸过来？你要是敢伸过来，我也是一脚头，把你的头踢扁掉。”
到这个时候，就算是开骂了。
毛头的绰号是“毛豆子”，我就说：“咸菜炒毛豆子。毛豆子炒西瓜皮。毛豆子冬瓜汤。酱油毛豆子。油豆腐烧毛豆子。毛豆子炒番茄。毛豆子炒夜开花。”我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热炒，觉得自己烧菜方面有天赋，将来可能会当大菜师傅。毛头这下子反应倒很快，说：“大耳朵，猪耳朵，两只猪耳朵好烧一锅子汤，猪耳朵蘸蘸酱油过老酒。”我说：“猪耳朵你家还吃不起，只好吃猪尾巴。”毛头说：“猪尾巴你家也吃不起，只好吃，只好吃，只好吃，豬大便！”毛头好不容易想出了个猪大便，得胜一般地笑起来。我情急之下，只好把他的爸爸拖进来，说：“你阿爸经常到棋摊上去下象棋，人家不和他下，他偏要下，下一盘输一盘，输了就要给棋摊老板两分钱，一晚上要输很多钱，回来被你妈骂，让隔壁邻居看热闹。”我说的这事是弄堂里人尽皆知的，这话很伤毛头的自尊心，他也不客气了：
“你爸小皮匠，看中拖鼻涕的妈妈，拖鼻涕的妈妈不睬他，小皮匠哭赤乌拉生了相思病，阿屎臭。”
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拖鼻涕的妈妈就是摆剃头摊的江水英。看来小皮匠追求江水英的事，全弄堂的人都知道了。
我说：“我昨天晚上听到你妈打你了，把你的头往墙上撞，撞得我家墙壁灰都掉下来，掉到菜碗里。我听到你呜啦呜啦哭。”
毛头说：“我昨天晚上也听到你妈打你了，把你的头，噢，不对，你妈死了。”毛头一边拍手一边笑着说：“哦，你妈死掉喽！哦，你妈死掉喽。”
我哭了。
在这之前我很少哭。我很硬扎的。你要是骂小皮匠，随便你怎么骂，我都不会哭，不会发急。骂我也不要紧，你骂我我也骂你，你骂好了，随便你怎么骂，我都不会哭，不会发急，又不会少掉我一块肉。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特别的地方，这块地方你是不能碰的，碰了会很痛的。我娘死了。我都快记不得我娘的模样了。有时梦里会见到我娘，但等我走到她跟前，我娘就不见了，我就哭醒了。我不许别人说我娘的坏话，我不许别人一边笑一边说我娘死了。那样，我会和他拼命的。
毛头看到我哭了，一下子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毛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般不会对他下毒手的，但这次我不能放过他，他说了不该说的话。我用足力气，一拳头打在毛头的胸口。毛头直笔笔倒在二层阁阿仙家的煤饼堆里。煤饼碎掉了好几只。毛头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怎么会让他爬起来。我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死死地压住他。煤饼又碎掉了好几只。毛头用手掐我喉咙。我也掐他的喉咙。毛头在我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手背那儿生满了冻疮，肿得像个馒头，皮肤都有点透明了，一直在发痒，毛头这一口下去，痒倒是止住了，血顿时就流出来了。我一看出血了，狠劲上来了，抓起一只煤饼，就朝毛头的脸敲上去。煤饼质量不好，很酥，一敲就碎了，毛头的脸上全是煤屑，还有血。红与黑。毛头的腿似乎蹬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我推推他，他也不动。我知道自己闯祸了。这次祸闯大了，出人命了。我以为毛头死了。我很肯定，毛头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透了。最起码，他要等到明天才能再活过来。
我只好逃了。
逃到姨婆那里去。
第四章
我七绕八绕，绕到苏州河旁边。
姨婆住在闸北，要过一座桥的。究竟是哪座桥我忘了，好像是新闸桥，又好像是乌镇路桥，听听名字两座桥都像。我娘死了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小皮匠带我去的。只记得姨婆住在一爿老虎灶的楼上。我佝头缩颈地在两座桥之间走来走去，完全找不到方向了。那里的房子都差不多，老虎灶也有几个，开老虎灶的人面孔都差不多，我不知道姨婆趴在哪座老虎灶上面。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站在新闸桥上。雪早已停了。被毛头咬破的地方也早已结起来了，现在那上面糊了一层亮晶晶的薄膜，那是因为我老是在上面擦鼻涕的缘故。我从桥栏上扫了些雪，把鼻涕抹干净，顺便把手也擦了擦。我还想擦擦脸，因为我感觉得到鼻孔里和耳朵里煤饼屑子很多。上海很少下雪，下的雪也很难积起来，桥栏上的雪并不多。我只好一路走，一路搜集雪，一路挖鼻孔，擦脸。等到我把脸擦干净，也就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景象，桥对面的栏墙因为铺着薄薄一层积雪，泛着白色的光，桥这边的栏墙完全是一片灰暗。
我欣赏了好一会自己的杰作，有点得意。我想路过的人发现两边桥栏的不同，一定会惊诧得大呼小叫。谁知那天晚上经过新闸桥的，都是一些很没趣的人，神情麻木无精打采，脸上的肌肉像是被冷空气冻住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两边桥栏的不同。我很失望。
苏州河那种臭烘烘的气味，又浓又厚，我连续吸了好几口，好像多少也能填饱些肚子。
有小火轮开过，后面拖了好几节船。停泊在岸边的船，都陆续点起了油灯，有的昏暗，有的贼亮，挂在船头。苏州河上散散扬扬地弥漫着一片雾气。此时我感到身上越来越冷，肚子也很饿，还想睡觉。
离我最近的那艘船，船头有个年轻的女人支起了铁锅，似乎打算炒菜了。她背对着我。这边看不真切，我便下了桥，绕到河的围堤那边。刚好那里堆了不少黄沙，上面盖着篷布，我便爬了上去，正好对着那女人的船，如同坐在第一排看戏，看那女人炒菜。锅热了，那女人往锅里放油时不像是放油，倒像是在滴花露水，就像夏天时弄堂里那些女人擦花露水一样，往手心里滴几滴，搓一搓，再抹遍脖子耳朵和手臂；那女人也只是往锅里滴了几滴油，又用手指仔仔细细刮了刮瓶口，然后把手指上的油腻抹在锅铲底部，随即用锅铲把油抹开。她把鱼一条一条放下去煎。那是四条小毛鱼。这样的鱼我都不用费力气，就可以一口塞进两条。那女人无意中一抬头，看到有个小孩爬在上面，朝我笑了笑，然后把鱼翻了个身，继续煎。我看到那女人的眉心有颗痣，像是画上去的。鱼和油锅贴在一起传出的香味，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也许是我这辈子闻到的最诱人的香味。我只好把裤带重新系系紧。
那女人把鱼盛进碗里后，往锅里加了些水，盖上锅盖，坐在一边等水开。我陪她一起等。这期间，女人抬眼看了我好几次。我不动声色。水开了，那女人拿出一碗已经调好的面糊，用筷子夹着，一块一块地往锅里下。这一下我简直受不了了，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疙瘩。没想到船上的人吃顿饭这么考究，煎小毛鱼一煎就是四条，还要烧面疙瘩，又不是过年。我的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咆哮起来，让我很难为情。距离太近了，女人似乎也听见了，在放黄芽菜的时候，她笑了。放了点盐后，那女人直起身子撩了撩头发，笑着朝我招了招手。我面无表情，不理她。听阿娟家的瘪嘴老太说过，最近上海“拐子”很多，专门拐小孩，对面祥和里有个男孩子，九岁了，据说被拐子拐走了。我暗自好笑，被拐走的要么是小戆徒，像我这样的你来拐拐看？
那女人又向我招了招手。我當然不会下去。我猜想有个男人躲在船舱里。我一下去，麻袋一蒙头，手脚一绑，屁股上戳一针，就动也不会动了，船就开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小皮匠了。这个时候，我居然有点舍不得小皮匠，太滑稽好笑了，我差点笑出声来。
那女人端着锅子进了船舱。隔了好一会，她从船舱的另一头走出来，跨上了紧挨着的另一艘船，又把第二艘船当跳板，上了第三艘船。我觉得这样一路跳过去很好玩。不过我很快就发现那女人的意图了，她是来抓我的。第三艘船挨着一排石阶，可以走上岸来。那女人一步一步走上了石阶，向我走来，手里还端着什么，应该是麻绳一类的。我扭头看了看退路，黄沙堆成斜坡，很容易逃走。我还从来没有和大人玩过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现在这个场面有点像，太刺激太有劲了。现在逃就没意思了，不好玩了，强盗要到最后一刻逃，才够刺激。那女人走到黄沙堆前停住了，朝我笑。我看清了她手里的东西，是一碗面疙瘩，冒着热气，冒着香气，上面还有一条小毛鱼。我咽了下口水。那女人举着碗，开始朝上面爬，始终带着笑。瘪嘴老太说过，拐子拐人的时候，都带着笑，还会给小孩吃糖。
现在逃还来得及。
我看了看斜坡，又看了看那女人。那女人看着我笑。拐子的笑容有这么好看吗？瘪嘴老太好像没有说过拐子的笑容好看不好看的事。
应该逃了。
不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接过那女人递过来的碗和筷子。哪怕面疙瘩里放了麻药，放了毒药，我也要吃。我端起碗就吃，狼吞虎咽。我娘烧的面疙瘩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忘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皮匠绝对烧不出这么好吃的面疙瘩。那女人笑着叫我小心烫小心噎着小心鱼刺卡喉咙。那女人摸了摸我的头。我把筷子咬在嘴里，去摸那女人眉心的痣。那颗痣有点突出，是真的。女人笑了，说我家儿子也喜欢摸我的痣，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就要摸着我的痣，不给他摸就哭。半年多没得见我家儿子了。
那女人坐在黄沙堆上，看着黑漆漆的天空，自顾自地说着话。船帮漏水了，老公去买桐油和麻丝，还要买些白漆，趁哪天天气好修补一下。越是穷，越是没得钱，花钱的地方越是多，愁煞人哦。老公到现在还没得家来，不知在哪块耽搁了。我家儿子和你差不多大，半年多不得见了，天天想，想也没得用。本来在家里是种棉花的，人也像棉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嫁了这个男人，一年到头在水里漂，苦死了。你一个小把戏，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不家去，家里人还不得急死了。吃了饭马上家去。她说的一口苏北话。小皮匠说的也是苏北话，江水英说的也是苏北话，但能比吗？不能比的。这个女人说的苏北话，在我听来，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苏北话。这个女人要真是个拐子，我被她拐走算了。 女人拿过了空碗。那只碗已经被我舔得干干净净，拿回去洗也不要洗了。女人撸了撸我的头，叹了一声气，倒着滑下黄沙堆。走到那边，临下石阶的时候，她用手背朝我挥了挥，意思让我回家去。我也朝她挥挥手。我有点后悔，刚才忘了告诉她，等我有钱了，我会报答她的。
吃饱肚子，胆子也大了，我准备一爿爿老虎灶打听过去。
走到一家老虎灶前，一个长着两把粗扫帚一般眉毛的大块头认出了我。准确地说，他是认出了我的两只大耳朵。他说：“小家伙有良心的，想到来看好婆，好婆要开心死了。怎么这么晚才来？”他扭头对他老婆说，“二楼好婆的大耳朵来了。”我知道来对地方了，没等大块头的老婆说什么，就冲了进去，冲上楼梯。
姨婆还没睡，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角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我站在门口，听她说到她和我姨爷爷结婚的时候，叫了亲戚家的一个男孩来压喜床。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上次来看姨婆，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那小男孩半夜里在床上撒了一大泡尿，把绣花被子都弄湿了，害得我姨爷爷就此落下了关节炎，她也身上受潮得了心口疼。那只老鼠吃饼干吃得十分满意，偷闲吱吱地叫几声表示同情，鼓励姨婆继续说下去。这当口我就走进去了。老鼠看见来陌生人了，躲进墙洞里去了，临走也没忘记把半块饼干叼走。
姨婆抬头看了看我，说：“阿顺，你代你娘来收扫街费了？喏，台子上放着呢。回了你娘就过来，陪我讲讲闲话，要不，罐头里的饼干我全给老鼠吃了。”我说：“姨婆，是我，大耳朵。”姨婆愣了一愣，招招手，我过去了。姨婆挨个摸了摸我的两只耳朵，又在耳根处用劲拉了拉，以便证实不是有人粘了两只猪耳朵来假冒的；还在我后脑摸了摸，那里有我周岁时从床上滚下来落下的疤，至今上面寸草不生；最后一步是摸我下面的小茶壶。全对上号了，算是验明正身，姨婆这才两只手拍着大腿，又哭又笑，说：“我的宝贝，你怎么才来啊？长久不来看姨婆，一定是小皮匠不放你来。这个死赤佬，一直记恨我。我想想，有几年了？三年了。你娘死的时候，我叫小皮匠去买点糕，给邻舍隔壁亲亲眷眷分分，这是规矩。这个臭皮匠，竟然去买了几块糖年糕，被我指着鼻头骂了半天。后来那些云片糕还是我出的钱。小皮匠从此以后就恨我了。”
我呵欠连连，脱鞋子打算上床。
姨婆继续说：“你娘命苦，嫁了个小皮匠，又没出息，脾气还不好，你娘不开心，就走了。你那姨爷爷倒是个好脾气，文化又高，外面贴的告示啦，戏院门前的新戏介绍，百货店的招牌，他全部看得明明白白，一样一样讲给我听。要怪就怪我，结婚当天夜里，叫了三叔婆的小外孙来压喜床，结果小家伙半夜里撒了泡尿，让你姨爷爷得了关节炎。要不是这泡尿，你姨爷爷不会走那么早，撇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姨婆说到这里有点伤心，用手去擦眼泪，擦好在我身上揩了揩，说：“我的乖宝贝，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冻得像冷气肉一样。快上床焐焐。明朝，我拿件什么衣裳给你穿穿。这个小皮匠，我知道他不会待你好的。”说着，姨婆就开始翻箱子。
我困得不行，赶紧钻进被窝。迷迷糊糊中，只听见姨婆说，我新结婚时穿的那件对襟绣花镶边绿底软缎夹袄怎么找不到了？我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姨婆让我把一件厚呢马夹套在棉袄外面。那是她翻箱子找出来的，是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姨爷爷的，当年姨爷爷把这件厚呢马夹套在长衫外面的。本来太长了，幸亏被老鼠咬掉了一截，姨婆用剪刀修修齐，我穿上以后正好，拖到膝盖下面，暖热多了。姨婆很满意，随即用一把比她老人家多不了几颗牙齿的木梳给我梳头。我的头发本来横七竖八十分自由自在，被她一扒拉，就像是在锄草，硬生生扯下来一大把头发，痛得我直流眼泪。
姨婆楼下的那个老虎灶，在上海算是比较考究的。灶头旁边有三四张八仙桌，茶客喝茶的。再里面一大间用布帘子挡着，是个洗澡的混堂。这天开始过得很无聊，听姨婆讲陈年往事，只想睡觉。直到我发现，楼板上有几个小洞，透过小洞，就像看西洋镜一样，可以看到下面的混堂。下面每个人有一只大脚盆，坐在里面搓澡。我从上面看下去，好像他们是坐在小船里摸鱼，很好玩。我叫姨婆一起看，姨婆打了我一巴掌，骂了句“下作坯”。
下午的时候，住在三层阁的阿顺放学回来了。经过姨婆房门口，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们心有灵犀，就一起下去玩了。
楼下还有几个小孩在打弹珠。我看他们都是用食指夹着弹珠，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把弹珠顶出去。我看了把鼻涕都笑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打老太婆弹”，太难看了，要是在我们那儿，都不会有人和打老太婆弹的玩。旁边还有个小孩在玩陀螺，用一根绳子抽着玩。我们那里把这个叫做“抽贱骨头”，他们却说成是“拍打大和尚”，笑死人了。
阿顺说：“你看我弹珠打得这么好，佩服死了吧。我們这儿，除了阿四头，就算我打得最好最准了。”我说：“就是阿四头的哥哥到我们弄堂来，也只能和拖鼻涕一起玩。打老太婆弹的，不配和我们玩。”阿顺说：“阿四头没有哥哥，只有三个姐姐。你说话小心点，要是被他听到，非摔你个大背包不可，让你三天起不了床。”我没接他腔，捡起一粒磨砂弹，食指夹着弹珠，大拇指弯成一个尖角，手腕轻轻一抖，尖角把弹珠一顶，一个漂亮的高吊，打中两米远那颗玻璃弹，把玻璃弹崩出一个缺口。他们看了全愣住了。我说：“这要让阿四头看到了，阿四头就变成阿屎臭了。”我这话才落地，一个胖墩就朝弄堂深处奔去。阿顺说：“你快逃，他去告诉阿四头了，不逃你就没命了。阿四头的手臂粗得就像套在煤球炉子上的小烟囱。”
我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心里还是怕的，正打算要逃，那边脚步声踢踢踏踏，跑来七八个人。领头的那个拿了只生山芋在吃，比别人高半个头。胖墩指着我说：“就是他。”阿四头说：“你讲我们打的是老太婆弹。你怎么不讲打的是你老外婆弹，是你老阿奶弹？”他们几个都哄笑起来。阿四头说，“我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是这种打法，我们这里全部是这种打法，你有意见吗？”我把弹珠在两只手里抛来抛去，免得被人发现我在发抖，说：“这种打法太难看，大拇指的指甲瘪进去一块，发紫的。”他们一个个低头验看了一下，和我说的一点不差。 阿四头说：“你嘴巴别老，我和你来，一吊一粒。”我同意，问阿顺借了几粒弹珠，说赢了全归他。阿四头手一招，胖墩捧了只盒子过来，里面全部是三分一粒的嵌花弹。我看得眼睛都红了。阿四头拿弹珠朝墙壁一撞，我也朝墙壁弹了一粒，没他远。他又撞了一粒，还是很远。我拿了粒弹珠用力一撞，超过了他的两粒。我一吊一个准，那两粒嵌花弹就归我了。不大一会工夫，阿四头已输了七八粒，面色发白，抬头看着天空。我顺着他的目光朝上看，连块云彩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人迷茫到绝望的时候，喜欢看看天气好不好。其实老天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接下来，我一个高吊没打中，弹珠滚得离他那粒只有一尺多远。阿四头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太激动了，竟然也没打中。他的那些伙伴一起唉声叹气。阿四头却把两粒弹珠都捡了起来。我说轮到我打了，你怎么把弹珠拿走了？阿四头说：“你大概眼睛长脑袋后面了，长在你那块癞疤上面了。我打中了，你怎么没看见？你要把头转过来看，用癞疤看。”那些人又哄笑起来。我想就让他赖一粒算了，就接着玩。谁知这阿四头输急了，耍赖皮赖出瘾头来了。明明我打中了，他说没中，他的那伙人也都说没中。胖墩还在地上画了道线，证明我没打中，说我的弹珠走的是这条线路，和另一粒弹珠离得很远，两粒弹珠中间宽得能塞进一只书包。明明阿四头没打中，那伙人全说打中了，千真万确是打中了，已经准得不能再准了，比神枪手打得还准。那个胖墩又上去画线，用砖块在泥地上画出一道直线，说就从这里到这里，嘣一记，就打中了。看他画得那么认真，就像真的一样。
我说：“赖皮。大欺小，盐水包。我不玩了。”阿四头说：“不玩可以，你把弹珠还给我，就滚你的蛋吧。”我说：“你敢跟我到我们弄堂去，我就还你。我有五个阿哥，我小阿哥也能饶你一只手，把你摔个屁股朝天。”阿四头说：“我现在就让你屁股朝天，再把你头踏扁。”我赶紧逃开几步。阿四头走过去，把阿顺口袋里的弹珠全抄走了，连阿顺的几粒磨砂弹也抄走了。阿顺当即大哭起来，表示愤怒。我觉得这种愤怒太没劲，正巧胖墩就站在我旁边，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盒子，撒腿就跑。阿四头呆了一呆，马上就追上来了。我把盒子朝后一甩，嵌花弹散了满地，阿四头没有提防，朝天一跤。我拐弯时朝后面看去，阿四头刚刚立起来又滑了一跤。
我逃进老虎灶。
大块头正提着把长嘴铜茶壶给茶客斟茶，说：“慌慌张张做啥？刚才好婆喊你几声都喊不应。”我说：“大块头爷叔，隔壁弄堂的阿四头欺负我，抢我弹珠，还要打我。”大块头说：“你上去，我来对付。”
正说着，阿四头冲了进来。大块头用铜茶壶朝前一挡，阿四头慌忙倒退，罵道：“死大块头让开。你要是溅出一滴烫到我，我就朝你灶头里撒尿。”大块头放下铜茶壶，拿起一把夹煤块的火钳说：“你撒呀，你要是撒一泡，我算你狠，我也不客气，把你这只小东西钳下来。”说罢把火钳的嘴巴张了张。那些个茶客都笑得满嘴喷茶，乐不可支。阿四头看到火钳怕的，笑着说：“大块头老伯伯，我娘看到你还要喊你一声大阿哥，我怎么敢惹你？跟你开玩笑的。你让开，我找这只猪耳朵算账。以后我家要泡开水，就到你这里来泡，让你发财。”大块头说：“发你娘的财。欠了我十几壶开水还没给过一分铜钿呢。你也老大不小了，成天欺负人，什么坏事你都有份。这条马路两边的人家，哪个不恨你恨得要剥你皮。你也就是不够年龄，够不上劳动教养，否则人民政府早就把你收进去了。这个是楼上好婆的亲戚，人家难得来，比你小，你就欺负他，还骂人家是猪耳朵。你看看你的耳朵，什么里的东西！又小又瘪，像只踏扁塌的馄饨。你看看人家的。大耳朵，过来。”有大块头保护，我怕啥。我挺身上前，头也尽量抬高，方便大家观看。大块头说：“看看，这两只耳朵多少大，多少肥，多少厚实，多少威风。摸摸看，肉头厚吧？”
果真有不少茶客纷纷起座，来摸，来看，赞不绝口。有个人说：“我在混堂里给人扦脚。裕德池，上海滩有名气的。我一天要扦多少脚。廿几年下来，我都记不清一共扦过多少脚了。我啥个耳朵没看到过，看来看去，没有啥人的耳朵可以跟这位小阿弟比。大啊，实在是大。”
旁边一个酒糟鼻头拍拍他肩胛，说：“阿三，你省点力气好吧。你在混堂里是扦人家的脚，又不是扦人家的耳朵。你要讲你这廿几年下来，看到过多少鸡眼，老茧，老烂脚，老脚癣，大脚疯，我相信。你讲看人家的耳朵，还不把人家脚上的肉都扦下来啊？”那个叫阿三的被酒糟鼻头说得面孔通红。酒糟鼻头继续发言，说，“要讲耳朵，应该轮到我来讲。我从我阿爸手里接过这副剃头担子多少年？四十年。来来往往的客人多少，剃头剃过多少，修面修过多少，剪鼻毛剪过多少，推落枕推过多少，下巴脱臼我敲上去多少，什么样的头我没摸过？哪一个人的耳朵敢不让我摸？只要你坐上我的剃头椅子，只要是你头上的零件，我想摸哪里就摸哪里，随便摸。要我讲，这么福相的耳朵，大概只有三国的时候出过一次，刘备，刘玄德，刘皇叔。这位小阿弟，将来不得了哦。你看这肉墩墩的耳垂子，就是吊一铅桶水也不碍事，拉不豁。还有这耳朵的轮廓，整齐吧，挺括吧。像道门一样，还不是一般的门，是以前有铜钿人家的黑漆大门，三寸厚的木头，上面装铜环打铜钉的，撞也撞不坏。你看这耳朵根子，凸得高吧，硬扎吧。以后结婚，不会怕老婆，老婆服服帖帖。还有耳朵背面这一层老垢，黑里透亮，细细交剥下来，一大张，当馄饨皮子，包一只大馄饨还不会漏馅子。再看看耳朵洞，耳朵洞大吧，外面挡了道屏风，肉屏风，看进去又宽敞又亮堂，就像是间大厢房，装福气的，除了装福气，耳朵屎想装多少装多少。”
从那以后，对于我的耳朵，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
酒糟鼻头说到这里，技痒难熬，拿出耳扒子，替我掏耳朵。我娘死后，再也没有人为我掏过耳朵。酒糟鼻头淅淅沥沥掏出了不少陈货，掏得十分过瘾。
大块头对阿四头说：“听到了吧，这两只耳朵，多少有名堂。你要是再敢对这个小阿弟伸狗脚爪，当心我从你身上钳一块下来。”
阿四头被骂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萎头萎脑地走了。
同和里弄堂口，一边是皮匠摊，一边是剃头摊。对上海的大多数弄堂来讲，这属于标准配置，但对同和里来说，似乎别有意味。
摆皮匠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小皮匠。小皮匠姓啥叫啥，没有人在乎，大概只有居委会的人知道。
皮匠是个很奇怪的职业，只要你不是生就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只要你是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慢慢变老的，只要你的吃饭家什是楦头铁砧胡桃钳榔头，你就永远被人叫作小皮匠。哪怕你已经过了五十岁，哪怕你脸上皱纹密布如刀凿斧刻，哪怕你天生长了两条白眉毛，你还是被人叫作小皮匠。等到你已经完全适应小皮匠这个称呼了，突然有一天，人家改口叫你老皮匠了，弄得你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半天醒不过来。
小皮匠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穿白大褂的揿在椅子上拔牙齿。早上醒过来，小皮匠马上翻黄历。黄历和一本残破的《康熙字典》，是小皮匠从废品回收站捡来的，被他当成宝贝。黄历是民国二十年出的，小皮匠一查，乖乖，上面說：梦见拔牙齿，会有一笔大生意。果然，九点钟敲过，居委会主任杨招珍来找小皮匠。居委会给里弄生产加工组的每个人买了双布鞋，算是福利。考虑到生产组经常要孵发芽豆，剥豆瓣，加工海带，场地比较潮湿，布鞋的鞋底容易洇湿，所以叫小皮匠给布鞋打掌子。一共二十七双布鞋，打前后掌。小皮匠笑不动了，真的是大生意来了，黄历上讲的准得不得了。
杨招珍关照小皮匠，用的橡皮底一定要好，掌子要打得牢。小皮匠谄媚地笑着说：“杨大姐你放心，我用汽车轮胎打掌子，当中有嵌发丝的，保证穿三年都磨不掉，不走样。”
小皮匠一整天笑眯眯，一边敲钉子，一边偷偷瞄江水英。他看中摆剃头摊的江水英。江水英也是扬州人，五官清秀，眼睛稍微有点斜，这倒让她有了几分风情。
江水英是个寡妇。
寡妇属于那种男人一边骂她是寡妇，一边暗地里动她坏脑筋的女人。要是一个女人五十岁的时候老公死了，那她就算不上是寡妇了，或者说，寡妇还是寡妇，但大家都不当她是寡妇了，因为男人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江水英正处在男人对她有想法的年纪，很多男人对她有想法，特别是小皮匠。有时候看到江水英在偷觑自己，小皮匠便骨头轻兮兮地朝她笑，其实江水英只是茫然地看着马路对面。
小皮匠常常在暗底里掂分量，觉得把江水英追求到手很有把握：一个摆皮匠摊，一个摆剃头摊；一个是大鼻头大耳朵，一个虽然长得好看，但眼睛有点瑕疵；两个人成分相当，年龄相当，容貌相当，还是扬州老乡，简直就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不做夫妻天理难容，何况自己还有文化方面的优势。小皮匠所谓的文化方面的优势，是他把那本黄历翻得滚瓜烂熟，能说出几句诸如吉凶宜忌时辰方位，诸如天罡、劫煞、五虚、土符、母仓、旺日、青龙、月空、岁禄、时阴等等，卖弄一番，甚至无师自通地给人测字解梦。
小皮匠是同和里居委会第一期扫盲班毕业的，人很聪明，懂得融会贯通。有次纳凉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各自孩子的成绩，接着就扯到了分数上面。亭子间的纺织女工说，为什么有的分数是一百分的，满分一百分，六十分以下就算不及格；有的是五分的，三分算差的，两分就是不及格。众人都说不清楚。毛头的阿爸自以为学问算好的，在同和里可以挤进前五名，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小皮匠在这种时刻就显出他的不同凡响来了。小皮匠说：“一百分和五分的区别，就好比是新秤和老秤的区别。新秤是十两制的，老秤是十六两制的。新社会用新秤，老秤已经不用了，大概只有中药店首饰店还在用。现在是过渡时期，两种分数一道用。以后，老师批分数就只用一百分制的了，五分制迟早要淘汰。”能把此事用形象的比喻说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估计上海滩找不出第二个人。这些话要是换个人说出来，肯定会激发出大家的崇拜之情，但因为说这话的是摆皮匠摊的朋友，大家嗯嗯啊啊，打着呵欠去睡觉了。
小皮匠信心十足。偶尔皮匠摊和剃头摊都生意清淡闲来无事之时，小皮匠会讪笑着主动搭话，甩甩翎子。江水英一般不会拿正眼看他，很少搭腔，至多“嗯呐”一声。小皮匠觉得江水英对自己也是有意思的，只不过怕难为情，便酝酿着更大一点的动作。剃头摊边上放着四只竹壳热水瓶。江水英给人剃完头，还要给人洗头，然后搽点滑爽粉，这是一整套的程序。有次生意太好，四只热水瓶全部空了。小皮匠看机会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拎起四只竹壳热水瓶就要到对面老虎灶去泡水。江水英冷冷地说了句：“放下来嘎！”声音并不大，但语气坚决，不容置疑。
小皮匠霎时间觉得手脚冰凉。
直到有一天，小皮匠恍然发现，自己单相思了，江水英心气眼界很高，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江水英虽说是个扬州人，却不喜欢淮剧扬剧，偏偏喜欢越剧，常常一边给人剃头，一边轻声哼越剧。也不管什么流派，什么戏文，拎起什么哼什么。江水英幕间休息的时候，小皮匠便哼京戏应和。小皮匠痴迷京戏就像江水英痴迷越剧，哼起来眼珠子还会骨碌碌转：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每个唱段他只唱头一句，也只会头一句。
听江水英哼越剧，你不会觉得越剧是从浙江嵊县走出来的，倒更加像是做剃头这一行的人发明的；而听从小皮匠的嘴里哼出来的京剧，你会误以为京剧是专门为皮匠谱的曲子，和徽班进京，和马连良裘盛戎梅兰芳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皮匠哼罢，江水英继续登场。两人在这一点上倒是相当默契，有点夫妻相。
有次江水英哼着哼着，突然没有声音了。小皮匠低着头在为一双蚌壳棉鞋绱鞋底，觉得奇怪，扭过脸看去，发现江水英呆钝钝、定漾漾，眼睛里含义丰富，说不清是喜是悲，是怨是嗔。顺着江水英的眼神看去，却见电影明星孙道临正巧从弄堂口经过。也就一分钟多点，孙道临就在前面的路口转弯了。江水英的目光一路追随，似乎恨不得那束追光能够打弯。那时江水英正在给一个男人洗头，那男人两只手撑在脸盆的边沿，头浸在里面，说水有点凉。江水英便提起热水瓶，拔掉瓶塞，打算加点热水。孙道临就是在这个当口经过的。孙道临似乎还朝这边颔首微笑了一下。江水英突然之间看到这么有名气的电影明星，发痴了，恍恍惚惚，小半瓶热水直接就浇在那个男人的耳朵上了，几乎就把那只耳朵烫熟了。还好孙道临只是匆匆路过，要是停留一两秒，江水英发痴发得还要厉害，说不定一热水瓶开水就全部浇上去了。 那个男人杀猪一般地嚎叫起来，一边嚎叫，一边原地转着圈顿脚。江水英这才惊醒过来，没好声气地说：“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叫得这么高声喊魂灵头啊你？算我倒霉，这一角钱我不收你了。”那个倒霉男人听说不要他钱，白给他剃了个头，居然像塌了便宜货，开心死了，不吵不闹地就回家了。
孙道临肯定不会想到，他的那个谦和温暖的笑，让一个男人的耳朵烂了半个多月，让另一个男人伤心了半个多月。小皮匠知道江水英眼界高，看不中自己。从那以后，小皮匠就对江水英死心了。碰到来修鞋子的老阿姨，小皮匠便缠着她们给他介绍老婆。那一刻，小皮匠的表情总是十分猥琐。老阿姨嘴上都答应，趁机讨价还价，少付两分钱也好，却没一个真的放在心上。
这天，皮匠摊前来了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小皮匠低头一看，男人的一只皮鞋脱线开豁了，像是张着嘴巴的鳄鱼头。小皮匠拉过帆布折叠凳，让男人坐在上面，又抽出张旧报纸给男人垫脚，随后取出粗的鞋底线，用半截蜡烛给鞋底线上了蜡，用弯头锥子一上一下地绱起来。小皮匠手艺精熟，服务也道地，修好皮鞋，顺便拿出鞋油，把两只皮鞋都擦得精光贼亮。那个男人穿上皮鞋走了几步，显然十分满意，问小皮匠：“几钿？”小皮匠伸出食指，停顿了半秒，硬硬头皮又把中指也伸出去。男人说：“两角？”小皮匠有点心虚地说：“两块钱。”小皮匠看出来，男人穿的是宝屐牌三接头皮鞋，上海滩名牌皮鞋，要稍微有点钞票的才穿这种皮鞋的。他打算好让男人还价。那男人倒也爽气，开始掏钱，摸了半天，几个口袋都摸遍了，也没摸出来，便像桩子一般戳在皮匠摊前面。
小皮匠本来觉得西晒太阳有点刺眼，那男人挡在前面，正好挡住阳光，便从筐里拿出一双鞋子，估量着剪好车胎皮，开始打前后掌。男人说他忘记带钱了，有急事要赶去和人见面，钞票明天一早送过来。小皮匠不响，啪啪啪钉掌子。男人给小皮匠看工作证，小皮匠不看，继续啪啪啪钉掌子。男人不停地看手表。小皮匠不管，嘴里衔了一排鞋钉，只管把一枚枚鞋钉敲进去。他倒是想过启发那个男人，隔壁烟纸店有传呼电话，让男人打电话叫人送钱过来；再一想，男人既然没带钱，肯定连打电话的钱也没有，就作罢。小皮匠是个有原则的人，从来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休想欠他钱。曾经有一次，住在后弄堂的小无锡，修好鞋子，说等一会送钱过来。小皮匠一直等，等到收摊，也没送来。那个晚上，小皮匠抓耳挠腮，茶饭不思，熬到后来，实在熬不过了，穿好棉袄，夜里十一点半去敲小无锡家的门，把那一角五分钱讨了回来。
那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终于屏不过小皮匠，认输了，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两张戏票，说是今天晚上的，抵修皮鞋的钱，问小皮匠肯不肯。那男人的神情甚至可以用可怜巴巴来形容。小皮匠接过戏票，是天蟾舞台的，知道那里正在演机关布景戏，一票难求，好看得不得了，心里面已经是狂笑不已，表面上还是淡淡地说了句：“行呢。凭良心做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那个男人面孔铁板，拔脚便走。
小皮匠把两张戏票在手里甩了甩，幽怨地看了江水英一眼。江水英眼白也不朝他翻一下。
这天，小皮匠早早地就收摊了。
那会儿，我正和毛头在烂泥地上戳狗屎玩。当然不会真的有什么狗屎，只是叫这个名称而已，那时候的上海市区你也见不到几条狗。毛头十分促狭，把铅笔刀飞过来，戳得紧贴着烂泥，下面塞不进两个手指，我得跪在地上侧着头下去用嘴巴叼起来。这个动作就叫吃狗屎。毛头很得意地笑了，玩了半天，他还是第一次有赢的感觉。
我说：吃口狗屎不要紧，解放台湾最要紧。
我侧过头正准备叼的时候，看到小皮匠挑着担子进弄堂了。我一下子就慌了，感觉小便马上要流出来了。没有刮风落雨，西晒太阳依然亮堂堂明晃晃，小皮匠居然这么早就收摊了，太反常了。那几秒钟里，我想到了几百种可能性，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向他告状了，而且事情很严重，小皮匠回来收拾我了。我自以为抗击打的能力很强，如果实在扛不住，就逃到住在闸北的姨婆那里去。
毛头说：“大耳朵你别耍赖皮。叼呀，快叼呀！”
毛头的声音吸引了小皮匠的注意，他的目光朝这边扫过来。我的心都抽紧了。
小皮匠对我说：“讨债鬼，家去。”我惊讶地看到，小皮匠的脸上居然有着难得的笑意，心里一松，顿时裤子湿了。
是的，我是小皮匠的儿子。“讨债鬼”三个字，是小皮匠对我的爱称；他打我的时候，一般叫我“小赤佬”或者“小棺材”。小皮匠的十八只鞋楦头，每一只都在我的头上身上招呼过。我一直以为，儿子生出来，就是为了给老子出气给老子打的，否则生儿子做啥。你费心思给儿子吃给儿子穿，不让他饿死冻死，把他一天天养大，就为了你想到要打他时，他就在你身边，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小皮匠接下來说的一句话，让我快活得几乎当场晕倒在地。小皮匠说：“早点家去，捅开煤球炉子，烧点泡饭吃了就走。晚上，我带你看戏去。”
吃了乳腐过泡饭，小皮匠翻箱倒柜，给自己找出了一身行头。他上身穿一件蓝颜色的华达呢中山装，下面是蓝颜色的卡其裤，配了双塑料底的黑布鞋，一下子显得精神抖擞，走在马路上，别人再也想不到，他是同和里弄堂口摆皮匠摊的小皮匠。除了鞋子是他自己绱的，衣服裤子还是他和我娘结婚时穿的那套。他在五斗橱上的半截镜子里照了照，觉得很满意，只是头发有点乱，便到隔壁去，蘸了点宁波阿娘梳头的刨花水，把头梳得溜光滴滑。
临出门的时候，小皮匠看了我一眼。我裤裆的部位颜色明显比其他地方深，还没干透，裤脚管吊起来，明显短了。这条裤子是我娘留下来的，门襟是开在旁边的，所以我小便的时候不像别人，挖出来就可以撒尿，我必须脱下裤子才可以撒。当初穿这条裤子嫌太长，小皮匠就剪掉了两只裤脚管，给自己做了一副袖套。再看我的鞋子，一只脚露出大脚趾，另一只脚几乎有两只脚趾头露出来了。这不奇怪，全上海，皮匠的儿子几乎都这样。小皮匠大概觉得我这副样子走在他旁边，太坍他的台了，叹了口气，又是一番翻箱倒柜。 那时候还是十月份，西北风还没开始刮。结果，我是穿了我娘的一件浅格子的棉袄罩衫，我娘的一条咖啡色的裤子往上卷了两截，又穿了一双只在过年时才穿的半新旧的蚌壳棉鞋，晃荡晃荡去看戏的。
在此之前，小皮匠和我都没进过大戏院。可以说，同和里整条弄堂的人都没进过大戏院。连电影院我也进过没几回，也就数得清的那几回，除了学校里的包场，还有一回就是和毛头一起去西海电影院，看早上七点钟的早早场。头一天晚上都不敢怎么睡，就怕一早醒过来，那边电影已经开场了。
走过南京西路仙乐书场门口，我看到阿苗和阿花兄妹俩坐在地上，兄妹俩面色焦黄，百无聊赖。妹妹阿花在堆树叶玩，哥哥阿苗在用小石子掷苍蝇，一掷一个准，地上已经有一摊死苍蝇，战果显赫。阿苗惊奇地看着我和小皮匠。阿花笑着叫了我一声“大耳朵哥哥”，张开五个手指。我会心地一笑，他们苦苦期待的那个日子还有五天。我笑着朝这两个朋友挥了挥手，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平生第一次，我觉得给小皮匠当儿子，十分骄傲，自豪。这一次，我不是被他拎着耳朵在痛打，而是和他并排走在一起去看戏，这种感觉太美妙了。那些给在酱油店点心店煤球店五金店里做的人当儿子的，那些给摆剃头摊香烟摊葱姜摊弹棉花刮鱼鳞的人当儿子的，能有我这样好的福气吗？
我看戏去啰。
我们至少比其他来看戏的人早到了一个小时，然后看着福州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看着“天蟾舞台”这四个字的霓虹灯啪的一下亮起来。等到坐到剧场里的时候，我感到刚才吃下去的泡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更加要命的是，小便很急。我不敢走开，我怕一走开戏就开始了。小皮匠在剧场里走来走去，碌头碌脑地看，新奇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开演的铃声响了，锣鼓敲起来了，大幕也拉开了。人一个个走到台上，都穿得花团锦簇，走上来看看没什么事，摇摇头又走下去，隔了一会又走上来。有几个人坐着说话，也不好好说，扯着喉咙说，尖着嗓子说，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其中一个穿红袍戴着假胡须的男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住在十七号里的那个“太监”，声音特别刺耳，就像用钢精调羹刮着钢精饭盒发出来的声音，让你浑身发痒，发冷，发毛，发抖。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没谈拢，其中一个大花脸气呼呼地走了。红袍便开始唱，装模作样地唱，每一句的音调都拖得很长，唱得你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总算看到他站起来，走到台的另一边。我以为他要下去了，谁知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唱。
我猜想，看戏的人一定都很恨他。
我算是明白了，看戏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还憋着一泡尿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了。锣鼓又敲起来了，越敲越急，每一记都好像敲在我的小肚皮上面，我只好把两条腿夹紧，夹得死死的。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在吃面包，面包的香味一阵阵传过来。那只面包很蓬松，很吸水，我希望她能掰一大块给我吃，吃下去吸吸水，缓解一下。我已经顾不上台上在演什么了，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前俯后仰，两条腿轮番地绞来绞去，一秒钟也不停。大概是我的动作幅度太大了，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前后左右都有人朝我看。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不断地用眼睛白我，嘴里还啧、啧、啧。只有小皮匠木知木觉，张着嘴巴专注地看着台上，喜不自胜。
幕间休息的时候一到，我一脚踩上邻座女人的白皮鞋，第一个冲到厕所。还好我水龙头紧，滴水未漏。男厕所里人满为患。每个小便池的后面都排了两三个人。排在我后面的几个倒霉透顶，旁边的都已经轮到第三个人了，我还在没完没了地激流飞溅。别看我人小，膀胱肯定不小，蓄水量很大，和第三轮的那些人打了个平手。排在我后面的那几个家伙都恨得咬牙切齿，要不是有这么多人在，我猜想他们会联手掐死我。
回去的时候，发现白皮鞋和她老公换了个位子。我挤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把脚躲得远远的。白皮鞋的老公一直用憎恨厌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觉得哪里冒出来一个奇装异服的小孩。我探过身子去看白皮鞋，看了好几次，看那只面包还在不在。后面的时光变得快乐多了，我不光看台上的演出，还看台下的各式各样的人，还钻到椅子底下去，居然让我捡到了一粒水果硬糖，当场就剥了塞进嘴里。小皮匠也放松了，上半场他还畏畏葸葸有点放不开手脚，别人叫好他也不敢跟着一起叫，现在经过热身，他的状态上来了。
也活该那个长靠武生倒霉了。
紧接着的这一场，大幕拉开，只聽到锣鼓声十分急促，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好一会，从舞台的侧幕伸出一只高帮白底厚靴，悬在半空，几乎有半分钟一动不动。那家伙是在摆功架，卖弄本事，想让人看看他的脚劲有多少好。卖弄了一会，那家伙看看差不多了，想迈第二步了，悬着的那只脚缓缓收起，还没完全收拢，小皮匠突然之间喊了一声：
“好！”
那家伙猝不及防，硬生生摔了下来，摔倒在台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那家伙是个长靠武生，后背插了好几面旗子，身上的穿戴据说有几十斤，行动不便，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还未站稳，小皮匠又是一声“好！”。
小皮匠的第二声“好”，像是暗号，顿时，全场的叫好声此起彼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
结果可想而知，长靠武生再次应声而倒。一场戏里摔了两跤，长靠武生羞愧无比，此后便萎头萎脑，无精打采，眼睛也不敢朝台下看，连连出错，英武不再，甚至在最后一场开打的时候，被对方的小巴拉子用长枪在头上敲了一记。
前排一个白胡子老头回过头来，看着小皮匠，十分感慨地说：“我看了大半辈子的戏，今天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内行！”
第二章
我娘死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听小皮匠说，我娘是生黄疸病死的。我觉得是医生说错了，也可能是小皮匠听错了，应该是蛋黄病，因为我娘死的时候，脸色和蛋黄一样黄。
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当然，也有叫我野蛮小鬼、叫我捣蛋鬼的。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有一个时期，上海人养鹅成风，弄堂里从早到晚“戆戆戆”一片。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眼睛通红，只要一看到我，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它们还不罢休，一边戆叫，一边啄门，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后来才明白，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 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想着突然有一天，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最好是在操场上升旗的时候，全校的人都在；要不就是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坐在外面乘风凉，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步三摇地走过来，直接走到我面前，抱着我哭，说她是我的亲姐姐，这么些年一直在找我，知道我受苦了，她是来接我走的。姐姐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香。我也抱着姐姐哭，哭得鼻涕都流出来。每次想到这个场面，我的鼻子真的会发酸。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姐弟相认，都张大着嘴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过我照过镜子，还每天都得看小皮匠的脸色，我很清楚，我那个姐姐长成仙女模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就希望她很有钱，骑着一辆全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过来的，最好，手上还戴了块手表，还烫过头发，衣服上一块补丁也没有。
每一次想象，我都会补上很多细节，弄得自己也很感动。
亲姐姐迟迟没有出现，我在弄堂里先认了个干姐姐，那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阿娟。阿娟是社会青年。我也不太明白社会青年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你只要当了社会青年，社会就不管你了。阿娟的家人都在香港，她和一个瘪嘴老太住在一起。瘪嘴老太以前是她家的梳头娘姨。每次我的那些恶作剧传到阿娟的耳朵里，她都会格格格地笑个不停。比如有回过年，大年夜，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而是一小块乳腐。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地喊罪过啊罪过，触霉头啊触霉头。宁波阿娘说：“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大耳朵来过一歇。这相貌估摸是其做的手脚。”宁波阿爷恨恨地说：“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这小鬼头，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阿娟听说了这事，笑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滚倒在地板上，直喊着要瘪嘴老太帮她揉揉肚子。笑完了，阿娟说：“大耳朵顶痴头怪脑，怎么让你想出来的。”说完又笑。阿娟笑起来特别好看，牙齿雪白崭齐，而且一颗蛀牙也没有。她刚刚把嚼了半天吹了半天泡泡的泡泡糖吐掉，我趁她不注意偷偷再捡起来，放进嘴里继续嚼继续吹泡泡，临睡的时候用糖纸包好，第二天继续嚼继续吹泡泡，直到阿娟吐出一块新的泡泡糖，以旧换新。
做这个事情不能让阿娟发现的，否则要被她骂的。不过，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
后来阿娟哭哭啼啼地去了新疆。在此之前她吐掉的泡泡糖，我可以捏两只拳头大的兔子了。
阿娟老是欢喜摸我的一对招风大耳朵，说我耳朵大，福气大。仔细想想，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小皮匠不是每天都打我，偶尔也有忘了打我的时候。即便他打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他喝饱老酒睡着了，我就在他的帆布围兜上戳几个洞，让他隔一段时间就要买块新的，让他心疼。每次小皮匠用楦头敲我一记，毛头的妹妹囡囡就数一记。石库门房子的隔音不好，囡囡在隔壁听得比我还清楚。第二天我和她一对，大致差不多。有时我说挨了七记，囡囡却说是八记。毛头在旁边帮腔，指天发誓说肯定是八记，就像打在他头上一样真实。没得办法，只好以他们的数字为准。囡囡虽然只有一年级，谁让她的算术比我好得多。毛头的算术作业本上也大部分是三分，有时还能冒出个四分，我不得不服。
这天放假，不上学。上午，我在阿娟的家里玩，阿娟教我背唐诗。背唐诗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但为了不让阿娟扫兴，我便装模作样地背，背出来她会奖励我一块鸡蛋糕。那天她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叫什么《蜀道难》，听不懂，头一句就很奇怪，居然是“噫吁嚱”。我问阿娟，噫吁嚱是什么意思。阿娟说是感叹词，古代的人见了某一样东西，很惊讶，于是就發出感叹，噫吁嚱。我说那就是哎呦喂的意思，为什么不改成哎呦喂？或者就说成是乖乖龙的咚。阿娟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手指着我，却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只听外面一声炮响。阿娟还没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我已经不见人影了。
今天是国庆节。人民广场在放礼炮。
放一下礼炮，天空便会出现很多小降落伞。礼炮放了一记又一记，小降落伞铺天盖地，轻轻扬扬地随风飘荡。我们住的地方风水好，眼看着小降落伞飘过黄陂路，飘过南京路，向我们这边飘过来。大家拼了命往各自的晒台跑，拿晾衣服的长竹竿去挑。飘得低一点的降落伞，在前面人家的屋顶上就挂住了。于是激起一片惋惜声。飘得高的继续飘过来。我们弄堂有人挑到了，一家人欢呼雀跃。我太矮，够不到，眼睁睁地看着降落伞从头顶飘过去。我发急了，提着竹竿爬上了屋顶。阿娟在她家的晒台看到了，大声地叫我下来，说危险。我只当没听见。
很多年后我看小说《堂吉诃德》，看到里面的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大战风车，回想起来，我那一刻举着竹竿去挑降落伞，很有点堂吉诃德的勇气。竹竿太长了，双手拿着底部，很难控制平衡。屋顶又是有斜坡的，我在屋顶上摇摇晃晃，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冲到那里，只能听任竹竿的摆布，有好几次差点就从斜顶上滑下来。那些大人孩子都顾不上挑降落伞了，都屏住呼吸看我在屋顶上表演危险动作。阿娟见喊我喊不应，知道要出事了，两只手把眼睛蒙起来不敢再看。
有一只降落伞飘过来了。我奋力举起竹竿准备去挑。降落伞突然改变方向，朝旁边飘过去，我便跌跌冲冲地跟着它。好在每一家的屋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一冲就冲了好几家，一直冲到屋顶的边沿。有很多人在惊叫，在尖叫。我充耳不闻。我几乎就够到降落伞了，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向前探了点身子，终于挑到了降落伞。这时，脚下的瓦片松动了，我从屋顶上摔了下去——
弄堂里一片安静——
幸好那时候房子和房子之间距离很近，中间基本上就剩一条夹弄，按现在的话来说，容积率很高。我拿着的那根晾衣竿，一头戳进了对面的老虎天窗，另一头贴着这边的山墙，慢慢地滑下去。偏巧二楼前厢房的人家在山墙上搭了个鸽棚，我就掉在了鸽棚上面，弹了一弹。就这一个停顿，我看到对面亭子间的新娘子，坐在窗口吃瓜子。新娘子看到我突然从天而降，眼睛瞪得很大，瓜子肉鲠在喉咙口，全身顿时僵住了。那只鸽棚不牢，被我压垮了，十几只鸽子全都飞走了。我踏着鸽棚上面铺的油毛毡和碎木片，飘落到地上。一楼人家在晒棉花胎，我落到棉花胎上打了个滚。 下面有个老太太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阳，一阵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扬起一阵烟雾蒙蒙的灰尘，随后一个小孩滚落到她身边。老太太吓得浑身发抖。那以后，老太太就落下了毛病，只要在路上见到我，就条件反射，浑身发抖。
弄堂里无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迫不及待地想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拍拍屁股站起来。摔下来的过程只有几秒钟，我还来不及害怕。竹竿还在，降落伞也在。阿娟发了疯一般奔过来，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出血，还好，只是脚踝处被鸽棚的钉子扎破了点皮。阿娟说：“大耳朵，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摔死了。”说罢一把抱住我，哇哇大哭起来。
早有人去告诉了小皮匠，说你家儿子从屋顶摔下来了。小皮匠真正是大将风度，打好掌子在切鞋底的皮，要切整齐，只是眉毛挑了一下，手也不抖，声音也不抖，说：“摔死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说：“骨头摔断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似乎有点失望，说：“腿骨头也没得断？”来人说没有，还会鲜蹦活跳地走路。小皮匠就不吭气了，把切刀在头皮上来回刮了几下，继续切鞋底。倒是江水英看不过去了，说小把戏这么高摔下来，你也不家去看看，太过分了。家去吧，摊头我帮你看着。
小皮匠这才回家。走到半路，小皮匠就被鸽棚的主人揪住了。鸽棚的主人姓陈，那张脸长得很有特色，中间宽，两头尖，弄堂里的人背后都叫他橄榄头。橄榄头对小皮匠说，你儿子闯祸了你知道吧？小皮匠笑笑说，知道哩，小把戏命大，没得摔死。橄榄头说，你儿子把我的鸽棚压坏了。我这只鸽棚花了不少钞票搭起来的，你看怎么办？小皮匠谦卑地笑笑，说，我家去教训小把戏，辣豁豁地打，给你出气。橄榄头说，小皮匠，你怎么管教你的儿子，我不管。我只问你，我的十几只鸽子逃掉了，怎么办？小皮匠不知是没听懂还是装糊涂，嘿嘿地赔着笑，说，乖乖，可惜了。鸽子肉很鲜，很肥，好吃得不得了。可惜了。橄榄头有点火了，说，小皮匠你拎拎清，我养的不是菜鸽，是信鸽。其中一只还从芜湖飞回上海，得过奖的。小皮匠讨好地说，得过奖的鸽子，肉更鲜美。
两个人各说各的。正说得热闹，一阵鸽哨传来，十几只鸽子飞回来了，盘旋了一会，看看鸽棚还没修好，就飞走了。那些鸽子后来几天又飞回来过，看到鸽棚还没搭起来，又飞走了，从此一去不复返。
橄榄头此时眼睁睁地看着鸽子飞走，心疼得不得了，见小皮匠像是在耍无赖，撩起就是一拳，打在小皮匠胸口。小皮匠不避让也不还手，依旧满脸堆笑，暗地里绷紧肌肉，打算挨上十几拳，一拳抵一只鸽子。小皮匠在心里默默记数，数到第四只鸽子，马樟花赶来了。马樟花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打来打去算啥？有意思吗？”
马樟花是居委会的调解主任。
橄榄头看到马樟花并不买账。橄榄头是纺织厂的保全工，平时头皮很撬，对马樟花说：“什么阶级兄弟？我是工人阶级，他是摆皮匠摊的摊贩，不是一个档次的，怎么好相提并论。”
马樟花说：“谁不想当工人阶级？都想当。小皮匠也想当。话说回来，摆皮匠摊，总还算劳动人民吧。你不要说什么档次，先说说你家的鸽子。每天都有居民到居委会来反映，你家的鸽子，鸽粪鸽毛乱飘乱撒，把邻居晾晒的被单衣裳都弄得一塌糊涂。住在你家对面的新娘子最倒霉，人家陪嫁过来的绣花被面，羊毛毯，都被鸽粪弄龌龊。新娘子叫你赔过一分钱吗？每次居委会干部上门找你谈话，叫你拆掉鸽棚，你老婆都说你出差去了。你是采购员啊？你是海员啊？你是科长啊？你一个纺织厂的保全工，出什么差？工人阶级确实光荣，但工人阶级也要维护工人阶级的荣誉，不要搅得四邻不安。”
马樟花说得痛快。她肯定不会想到，两年以后，她要为自己的这番话吃苦头的。
橄榄头觉得理亏，闷声不响。小皮匠听马樟花说话，听得热血沸腾浑身发痒，差点憋不住就想拍手鼓掌了，只是看到橄榄头身坯比自己结实，不敢轻举妄动。马樟花看出小皮匠的心思，转过脸对他说：“你这个小皮匠，只知道做生意赚钞票，不知道管教儿子。要我说，整个同和里居委会，最捣蛋最讨人嫌鄙的，就是你儿子。不是我吓你，大耳朵今天要是摔死了，你监护不力，你也要吃官司，逃也逃不掉；而且，同和里居委会保持了十年的五好居委会的牌子，也要被敲掉了。这就问题严重了，谁也承担不了。”
小皮匠吓得刮刮抖。
那时候的马樟花，还处在就事论事的初级阶段，还没修炼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境界。她对橄榄头说：“鸽子重要还是小囡的生命重要？”
橄榄头还在硬撑，死不开口。
马樟花换了一种问法，说：“你宁可你家的鸽子还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小囡摔死了，是不是？”这种问法太毒辣太阴险了，橄榄头无处可逃，只好摇摇头。马樟花笑了，笑的时候露出几只龅牙齿，说：“一只破鸽棚，十几只鸽子，救了邻居小囡的一条命，你应该觉得光荣。工人阶级了不起。来，两家人家握握手，不要再吵了。”又对小皮匠说，“你苏北乡下不是有人吗，过年的时候带几只老母鸡出来，表示表示心意。”
小皮匠慌忙点头。
这事就算過去了。
对我来说，这事并没有过去，晚上的那顿暴打，肯定是逃不过的。不过现在我还顾不上这个。我们几个聚在阿娟家里，研究起那只降落伞。降落伞是蓝白条纹的尼龙布做的，被对面人家老虎天窗的碎玻璃划破了，拉了道口子，下面坠了一个方块，是用塑料纸包起来的，掂掂分量并不重。阿娟猜里面是花纸头。毛头猜里面包着颗炸弹，话音未落，被瘪嘴老太敲了记毛栗子。瘪嘴老太说：“再瞎三话四，捉你到派出所去。”我猜里面是块云片糕，我希望是块云片糕，有核桃肉的那种。后来还是瘪嘴老太猜对了。她说，空屁啦。
拆开来，里面是一叠薄木片。那些木片后来也算是物尽其用，被瘪嘴老太用来垫桌子脚，垫五斗橱脚，垫床脚，哪里不平垫哪里。
后来晚报来过一个扁头，一个年纪轻的记者，专门来采访这件事。一方面可能标题没有写清楚； 另一方面，这块豆腐干大的文章登出来时，是和几条讣告挤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看报纸看得比较粗心，会以为这个小孩是当场摔死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到同和里来走亲戚，那些亲戚必定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到我家来看稀奇，看一个从屋顶上摔下来安然无恙的小孩。那些人都很奇怪，说这小家伙瘦精精的，身上也没多少肉，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很经得起摔的人呀，怎么会摔不死呢？还是一个戴副黑边眼镜的男人有点学问，绕着我走了三圈，终于恍然大悟地说：“是耳朵的原因。”于是大家一起盯着我这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看，还是不明白。黑边眼镜解释说，人在遇到意外的时候，自身的应急系统会展开自救。譬如这个小孩，他在摔下来的一刹那，他的耳朵就尽可能地张开了，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缓冲的作用。大家一起点头，表示认同。
我也觉得他的说法比较正确。
阿娟用降落伞的尼龙布给我做了一顶帽子，里面用硬纸板衬着，像是一艘倒扣的帆船，绝对是全上海独一无二的帽子。
我就戴着这顶蓝白相间的帽子去学校。后面跟着毛头、阿根、阳春面、芋艿头等一帮赤膊兄弟。
在此之前，四年级有个家伙，开盲肠炎，肚子上划了一刀，见人就撩开衣服，让人看那道刀口。他的肚子上就像趴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肚子一吸一鼓，那条蚯蚓会蠕动。这条蚯蚓让他出足了风头。直到第二年春节过后，有个家伙去崇明老家过年，不小心被拖拉机撞了，手臂骨折，这家伙手上打着石膏来上学，才抢过了盲肠炎的风头。盲肠炎还想做最后的顽抗，还时不时地要撩衣服，但已经没有人理睬他了。大家都围着石膏转，你摸一下，我摸一下，恨不得把石膏掰开来看看。不过，打石膏的家伙并没有高兴多久，就被别人抢了风头。
上海刮台风。来上海的台风都有编号的，第几号台风第几号台风。就像在菜场里排队买鱼，卖鱼的会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身上写号码，写到某一个人，就说，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就这点鱼。气象台的人也想在台风身上写字，可没法写，就光编了个号码。也不知道是刮第几号台风，反正，我们隔壁班的小矮子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破了脑袋。还好那只花盆从楼上掉下来时，先掉在二楼的晾衣竿上，弹了一下，再滚到围墙上，然后从围墙滚到小矮子的头上。小矮子脑袋被纱布缠了一道又一道，缠得头上像是顶了一只甏。他来上学，我们还以为有个印度小孩转学到我们学校了。我们都惊呆了，这么小的一个脑袋，居然缠了这么多的纱布。我和毛头打赌，我说纱布的里面一定有个铁箍，就像马桶脚桶外面的那圈铁箍一样，否则脑袋会散开来的。毛头不相信。我们就冲上去，要把纱布一层层解开来，看看究竟有没有铁箍。小矮子不让我们碰，哭着跑开了。这个小矮子，才是真正出足了风头，让所有同学都羡慕不已，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让花盆砸一下。等到有一天，小矮子拆掉纱布，我们都不习惯了。因为以前做早操的时候，第一排总是有个白颜色的甏在晃动，白颜色的甏突然不见了，做早操做得没劲透了。
现在，学校里最出风头的就是我了。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风水轮流转。
毕竟，不是经常有人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从屋顶上摔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还没摔死，这就更加不得了了。
一路上，都有人跟我笑着打招呼，问长问短。六年级的那个“留级大王”，还笑着摸了摸我的耳朵。像我们这种低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哪怕你读到五年级了，上面也有六年级的压着你。那些敢在操场上指手画脚喉咙很响的，都是六年级的人。你注意看那些六年级的男生，喉咙那边都有块微微鼓起的东西，据说等到那块东西完全鼓出来了，就成为男子汉了。留级大王的那块东西就已经鼓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舍不得离开学校，所以有几个年级他都读了两次。
留级大王搭着我的肩膀，和我一起走进校门。要是在过去，这会让我受宠若惊的，但这次，我觉得是他在沾我的光。看门的唐叔叔拦住我，我们一起叫了声“唐叔叔好”。背地里我们都喊唐叔叔“糖粥”的，这是我起的外号。也许是嘴巴馋的缘故，凡是经我的手起的外号，都和吃有关。唐叔叔按住我的头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在此之前他听到的版本是，我从屋顶上摔下来，头顶摔出了一个洞，鲜血直喷，被一个家伙抓了一把湿泥糊上去，才止住血。
我在学校里大出风头。很多人围着我，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英雄。和我同桌的田甜，以前骄傲得以为自己是个童话里的公主，老是板着个脸，都不怎么理我，这次也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我，还把一块香橡皮放在我面前，说，借给你用半天。毛头的身边也围了很多人，听他讲我是怎么摔下屋顶的，讲得比我还轰轰烈烈。在毛头的叙述里，他是个亲历者，好像他也在屋顶上，他想拉我的，只是没拉住。
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我看不到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她躲在人堆里。
班主任顾老师一路小跑着过来，说：“老师刚刚才听说这事。老师都担心死了。”顾老师的脸上都有汗沁出来了，眼睛也有点湿润。顾老师用脸贴着我的额头，轻声说：“周大毛，你答应老师，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好吗？不要再让老师担心了，好吗？”我知道自己无法保证，但在这种场合，我必须点头答应，否则顾老师会哭出来的。和女人打交道，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你必须哄着她们。
全世界真正关心我，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许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几乎无处不在，我不想看到她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弄得我在毛头他们面前很没有面子。
第三章
我第一次从家里逃出去，是八岁。好像到了这个年纪，你就非逃不可，不逃也不行了，身体里会有个声音提醒你：差不多是时候了，可以逃了。
我逃出去的那天正在下雪。
我的两只手生满了冻疮，十个手指几乎都开裂了，不能碰冷水，一入水就钻心地痛，还会有血水渗出来，还在滚脓。可我还得洗两双腈纶袜子，一双是小皮匠的，一双是我自己的。那两双袜子就像用半斤糨糊上了浆，又放在冰天雪地里冻了三天，已经坚硬得像把刀，几乎可以用来切菜了。要不是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办法把脚伸进袜子里去了，小皮匠和我是不会想到换一双干凈袜子穿的。 那时候腈纶袜还很稀奇，价钱也贵，但是很牢，不像棉纱袜，几乎就是穿一次补一次。小皮匠就是嫌补袜子麻烦，才花血本买了腈纶袜。
我们的衣服破了，都是倒马桶的广东嫂嫂替我们补的。当然，作为交换，广东嫂嫂的鞋子坏了，小皮匠为她修，负责到底。
广东嫂嫂也是个寡妇。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广东嫂嫂就出场了，在弄堂里帮人刷洗马桶。同和里大部分人家都自己洗刷马桶。比如芋艿头家的马桶，就是芋艿头的大阿姐洗刷的。拖鼻涕家的马桶，是摆剃头摊的江水英自己洗刷的。听说曹菊芬家的马桶，是曹菊芬洗刷的，这个小娘皮很倒霉。我娘死后，小皮匠就把马桶卖给箍桶的了。我和小皮匠都到黄河路那边的公共厕所去方便，十万火急的时候，就用痰盂罐。毛头和我一样，也不用洗刷马桶，他有两个姐姐，再轮也轮不到他，即使是候补也轮不到他，他还有个妹妹囡囡。同和里那些家里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都付钱请广东嫂嫂刷马桶。其实那几家经济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半是因为这几家的女人喜欢装模作样，装文雅，掼档子，觉得拿了把马桶刷子在家门口哗啦哗啦刷马桶，坍台。
到了下午，广东嫂嫂便会推着一辆装滑轮的小车，过马路，穿弄堂，卖小钵斗甜酒酿。广东嫂嫂总是推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卖，附近的人知道这种甜酒酿是刷马桶的手做出来的，不会买的。我常常怀疑到我们这里来卖甜酒酿的小脚老太，在她住的地方也是帮人刷马桶的。推到远的地方去卖，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牌，看看广东嫂嫂人长得清清爽爽，大家都来买她的甜酒酿，买不到的还叫她：“明朝再来噢！”
偶尔，吃了晚饭，广东嫂嫂会来我家坐一会，顺便帮着缝缝补补，和小皮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苏北人同广东人聊天，就和非洲人同越南人聊天差不多，场面很热闹，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后来还是广东嫂嫂本事大，采取主动，努力向苏北方言靠拢，说一口广东腔的苏北话，使得沟通顺畅多了。广东嫂嫂说话喜欢打比方，估计小皮匠也听不全懂，反正是听了就打呵欠。
有一次，广东嫂嫂一边补衣裳，一边说：“一个男人，没得家主婆，就像一只蟑螂，一只烂在烂泥里的山芋，发臭。你看你们，这日子过得，乖乖龙的咚。要是家里面有个女人……”小皮匠说：“凑合着过呗。”广东嫂嫂便说：“哎呦喂，哪能凑合一辈子啊。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条鱼和一只猫，鱼想给猫吃，猫也想吃鱼。要是把鱼吊在房梁上，乖乖，猫吃不到鱼，猫饿瘦了，皮包骨头，鱼也发臭了。有个女人多好，知冷知热的。找女人千万不能找狐狸精。女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又不得当饭吃。找个狐狸精进门，你有得吃苦头了。”广东嫂嫂此话似乎另有所指，随即话锋一转，“找个像我一样勤快的女人，而且年龄还要比你大一两岁，保管把你服侍得妥妥帖帖适适意意……”广东嫂嫂说这番话时，眼睛里像有火苗蹿出来，而且说到一半就刹车了，留下一个悬念。小皮匠在这个当口，会找个借口走出去。广东嫂嫂长得不难看，但年纪要比小皮匠大几岁，小皮匠那个时候心思还都在江水英身上，所以不接广东嫂嫂的腔。
有点扯远了。再说那天我正在为洗袜子的事烦恼，隔壁的毛头来找我玩斗兽棋。我说：“等一会再下棋。快把腰门关了，我不想让阳春面和芋艿头他们看到我待你这么好。”
毛头有点吃惊，他实在想不起来，我曾经有过待他好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半是狐疑，一半是期待。
我说：“把脚抬起来。”毛头顺从地把脚搁在水斗的沿上。他的这只袜子脚背一大块是花的，不难猜出是从他姐姐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袜帮上补的是旧棉毛衫的袖管，你已经无法想象出这袜子的本来面目。我十分羡慕。他的袜子补丁重重叠叠，相当于三双袜子，穿在脚上肯定很暖和，不像腈纶袜，中看不中用，穿在脚上冷冰冰的。我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骄傲地把脚搁在他旁边。我的裤腿本来已经短了，我又有意往上撩了一截，让他看得清楚些。果然，毛头看到这只闪着蓝色光泽的腈纶袜，羡慕得不得了，忍不住想摸一摸。我赶紧放下腿。
我问他：“穿过这种袜子吗？”毛头老实地摇摇头。我说：“没有穿过不要紧，解放台湾最要紧。你拿在手里洗过吗？”毛头还是摇头。我夸张地说：“连这种袜子你都没洗过，你白活了。你一口吃过两只橄榄吗？”毛头说没有。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享福吗？”毛头听不懂。我说：“譬如，你有一分钱，你会干什么？”毛头下意识地捂紧口袋，我马上猜到他那里装了一分钱。毛头说：“到对弄堂吊眼皮那里，吃一口酸辣菜。”我深有同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我把毛头领到我们住的客堂间，让毛头看门背后，那里直挺挺竖着四只袜子。我把袜子放在面盆里，我们看着袜子慢慢软化，浸没在水里。
我说：“洗腈纶袜，才真的叫享福。”
毛头不相信。
我说：“浸在水里，又软又滑，擦点肥皂，越搓越想搓，叫你停都停不下来。”
“真的？”毛头有点跃跃欲试，但还在犹豫。
我说：“我要是骗你，晚上被小皮匠用楦头敲头。”对我来说，这就算是发毒誓了，没有人不当真的。对我来说，发个誓就像吃根陈皮条一样简单。我不会像大人那样骗人，说“被车压死”，或者说“天打五雷轰”。谁见过被雷轰的？哪五个雷？还追着你轰？我倒霉就倒霉在，每次发完誓，当天晚上都会应验。
毛头的眼睛都发直了，洗腈纶袜的诱惑太大了，难以抵挡。我说：“你实在想洗，就给你洗吧。要不是我待你这么好，我才不会给你洗呢。你扳着手指数数，弄堂里哪个人肯把袜子给别人洗？”毛头想了想，确实没听到过弄堂里有谁把袜子给别人洗的。我踮着脚朝窗外看了看，说：“快，别让人看见，快洗吧，但只给你洗一双啊。”我想再吊一下他的胃口，哪知道他的胃口本来就不大，能够洗一双袜子已经很满足了。我只好又说：“算了，两双都给你洗。我太大方了。不过，你要保证，不告诉阳春面和芋艿头。”毛头郑重地点点头。
我们拉了勾。
毛头已经按捺不住了，也怕我反悔，一只手就想去抓肥皂。我不会这么便宜他，拦住他说：“虽然我待你好，也不能就这么让你白洗呀。”我们两个的手都按住盆沿，僵持着。我这样做其实很冒险，幸好毛头马上就让步了。毛头说给我五粒橄榄核。我摇头。毛头说再加十个豆腐刮片。我还是摇头。我的眼睛一直瞟着他的口袋。毛头的脸涨得通红，看了看袜子，又看了看窗外。窗外还在下雪。他咬了咬牙说：“我给你一分钱。”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一掏出钱来，我就一把抢过来装进口袋。他现在就是反悔了，我也不會再还他了。 毛头长长地舒了口气，知道不会再有周折了，高高兴兴地抹上肥皂，心满意足地洗起来。袜子太滑腻了，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抹肥皂。他搓袜子的动作就像在放慢镜头，搓得很慢，很慢，因为他要细细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我敢保证，这两双袜子是交了难得的好运了，全世界的袜子都不会有它们这样的好运，它们这一辈子也再难遇到这样的好运，这样美好的时光。以前，它们只是被人踩在脚底下，这次，它们是被人捧在手心里，当成宝贝一般地关注着，温柔地抚摸搓洗着。我敢打赌，哪怕将来有一天，毛头也穿上了腈纶袜，甚至是最最高级的腈纶袜，而且他穿腈纶袜都穿厌了，他任何一次洗袜子的时候，都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感觉和心境，因为这一次，他是花了代价的，他是在享福，在享花钱买来的福。
我把手插在袖筒里，问毛头：“适意吧？滑吧？我没骗你吧？洗的时候，心里痒丝丝的，对吧？”毛头庄重地点点头，好像是在干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一刻钟过去了，毛头还在洗。
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脑子里很乱，拿不定主意该怎么花那一分钱。本来这个下午心情很平静，现在有了一分钱，突然之间就不太平了。最想的，是去对弄堂的吊眼皮那里，吃一口酸辣菜。酸辣菜装在一个玻璃大瓶里，一卷一卷很整齐地排着，一分钱一卷。吊眼皮或者是吊眼皮的女人，拿一双黑戳戳的筷子，搛起一卷酸辣菜连同汁水直接塞进你的嘴巴里。那种味道，又酸，又辣，又甜，又鲜，很刺激，你会忍不住地浑身发抖。但也就是抖一分钟，抖完以后，一分钱就没了。还有就是，一分钱买两根甘草陈皮条，一天舔一根，可以舔两天。不过我更倾向于把钱存起来，存到三分钱，可以买一包咸橄榄。当然不会舍得一口吃一只咸橄榄，那样咸也咸死了，掰一小块含在嘴里，一包咸橄榄基本上可以吃半个多月。如果再进一步，存到五分钱了呢？想到有一天我会存到五分钱，我的身上像是爬满了蚂蚁，从里到外都在发痒，你都不知道该搔哪里。要是手里有五分钱，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上海随便哪一家糖果店，食品店，随便买。用五分角子敲玻璃柜台，敲得响，招呼营业员过来。买一包丁香山楂。不行，丁香山楂核太多，吃起来麻烦。买包甘草橄榄。甘草橄榄以前吃过，味道一般性。买包糖冬瓜。糖冬瓜好像是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吃的。买包白糖杨梅。白糖杨梅太甜，要蛀牙齿的。那就买只杏仁饼。也不行，杏仁饼要凭票的，半两就餐券，到哪里去找半两就餐券？
我还在继续胡思乱想，忽然发现情况不对了，小皮匠的一只袜子已经被洗得抽丝了，再洗下去非得磨出洞来不可。
我对毛头说：“不要洗了，已经被你洗坏了，要叫你赔的。”
毛头昂着头说：“我想洗到什么时候就洗到什么时候，一直洗到我不想洗了为止。”他还得意地笑了，其实是苦笑，还皱着眉头噘了一下嘴。他手上的冻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肥皂水钻进溃烂的伤口里，那种刺痛是可以想象的。我很同情他，但如果袜子洗坏了，小皮匠是不会同情我的。我大声说：“你把袜子放下来。”毛头端着面盆转过身去说：“不放。我给过你一分钱，除非你把钱还给我。”想让我还钱，想也不要想。我说：“你放不放？”毛头回答得很坚决：“不放。”我过去抢面盆，毛头端着面盆躲来躲去，肥皂水洒了一地。我说：“我数一二三，再不放我就不客气了。”我刚数了一，他就接着数了二和三，然后他把面盆朝水斗里一放，甩了甩湿手，等着我。我说：“你哪里发痒了？”毛头说：“你哪里发痒了？”我说：“学人家样，烂肚肠，一烂烂到屋里厢。”想不到毛头又把我的话复述了一遍。我说：“你敢不敢把头伸过来？你敢伸过来，我一脚头，拿你的头当皮球踢，直接踢到屋头顶去。”毛头没有什么创造性，基本上是套用我说话的模式回敬我，说：“你敢不敢把头伸过来？你要是敢伸过来，我也是一脚头，把你的头踢扁掉。”
到这个时候，就算是开骂了。
毛头的绰号是“毛豆子”，我就说：“咸菜炒毛豆子。毛豆子炒西瓜皮。毛豆子冬瓜汤。酱油毛豆子。油豆腐烧毛豆子。毛豆子炒番茄。毛豆子炒夜开花。”我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热炒，觉得自己烧菜方面有天赋，将来可能会当大菜师傅。毛头这下子反应倒很快，说：“大耳朵，猪耳朵，两只猪耳朵好烧一锅子汤，猪耳朵蘸蘸酱油过老酒。”我说：“猪耳朵你家还吃不起，只好吃猪尾巴。”毛头说：“猪尾巴你家也吃不起，只好吃，只好吃，只好吃，豬大便！”毛头好不容易想出了个猪大便，得胜一般地笑起来。我情急之下，只好把他的爸爸拖进来，说：“你阿爸经常到棋摊上去下象棋，人家不和他下，他偏要下，下一盘输一盘，输了就要给棋摊老板两分钱，一晚上要输很多钱，回来被你妈骂，让隔壁邻居看热闹。”我说的这事是弄堂里人尽皆知的，这话很伤毛头的自尊心，他也不客气了：
“你爸小皮匠，看中拖鼻涕的妈妈，拖鼻涕的妈妈不睬他，小皮匠哭赤乌拉生了相思病，阿屎臭。”
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拖鼻涕的妈妈就是摆剃头摊的江水英。看来小皮匠追求江水英的事，全弄堂的人都知道了。
我说：“我昨天晚上听到你妈打你了，把你的头往墙上撞，撞得我家墙壁灰都掉下来，掉到菜碗里。我听到你呜啦呜啦哭。”
毛头说：“我昨天晚上也听到你妈打你了，把你的头，噢，不对，你妈死了。”毛头一边拍手一边笑着说：“哦，你妈死掉喽！哦，你妈死掉喽。”
我哭了。
在这之前我很少哭。我很硬扎的。你要是骂小皮匠，随便你怎么骂，我都不会哭，不会发急。骂我也不要紧，你骂我我也骂你，你骂好了，随便你怎么骂，我都不会哭，不会发急，又不会少掉我一块肉。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特别的地方，这块地方你是不能碰的，碰了会很痛的。我娘死了。我都快记不得我娘的模样了。有时梦里会见到我娘，但等我走到她跟前，我娘就不见了，我就哭醒了。我不许别人说我娘的坏话，我不许别人一边笑一边说我娘死了。那样，我会和他拼命的。
毛头看到我哭了，一下子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毛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般不会对他下毒手的，但这次我不能放过他，他说了不该说的话。我用足力气，一拳头打在毛头的胸口。毛头直笔笔倒在二层阁阿仙家的煤饼堆里。煤饼碎掉了好几只。毛头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怎么会让他爬起来。我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死死地压住他。煤饼又碎掉了好几只。毛头用手掐我喉咙。我也掐他的喉咙。毛头在我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手背那儿生满了冻疮，肿得像个馒头，皮肤都有点透明了，一直在发痒，毛头这一口下去，痒倒是止住了，血顿时就流出来了。我一看出血了，狠劲上来了，抓起一只煤饼，就朝毛头的脸敲上去。煤饼质量不好，很酥，一敲就碎了，毛头的脸上全是煤屑，还有血。红与黑。毛头的腿似乎蹬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我推推他，他也不动。我知道自己闯祸了。这次祸闯大了，出人命了。我以为毛头死了。我很肯定，毛头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透了。最起码，他要等到明天才能再活过来。
我只好逃了。
逃到姨婆那里去。
第四章
我七绕八绕，绕到苏州河旁边。
姨婆住在闸北，要过一座桥的。究竟是哪座桥我忘了，好像是新闸桥，又好像是乌镇路桥，听听名字两座桥都像。我娘死了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小皮匠带我去的。只记得姨婆住在一爿老虎灶的楼上。我佝头缩颈地在两座桥之间走来走去，完全找不到方向了。那里的房子都差不多，老虎灶也有几个，开老虎灶的人面孔都差不多，我不知道姨婆趴在哪座老虎灶上面。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站在新闸桥上。雪早已停了。被毛头咬破的地方也早已结起来了，现在那上面糊了一层亮晶晶的薄膜，那是因为我老是在上面擦鼻涕的缘故。我从桥栏上扫了些雪，把鼻涕抹干净，顺便把手也擦了擦。我还想擦擦脸，因为我感觉得到鼻孔里和耳朵里煤饼屑子很多。上海很少下雪，下的雪也很难积起来，桥栏上的雪并不多。我只好一路走，一路搜集雪，一路挖鼻孔，擦脸。等到我把脸擦干净，也就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景象，桥对面的栏墙因为铺着薄薄一层积雪，泛着白色的光，桥这边的栏墙完全是一片灰暗。
我欣赏了好一会自己的杰作，有点得意。我想路过的人发现两边桥栏的不同，一定会惊诧得大呼小叫。谁知那天晚上经过新闸桥的，都是一些很没趣的人，神情麻木无精打采，脸上的肌肉像是被冷空气冻住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两边桥栏的不同。我很失望。
苏州河那种臭烘烘的气味，又浓又厚，我连续吸了好几口，好像多少也能填饱些肚子。
有小火轮开过，后面拖了好几节船。停泊在岸边的船，都陆续点起了油灯，有的昏暗，有的贼亮，挂在船头。苏州河上散散扬扬地弥漫着一片雾气。此时我感到身上越来越冷，肚子也很饿，还想睡觉。
离我最近的那艘船，船头有个年轻的女人支起了铁锅，似乎打算炒菜了。她背对着我。这边看不真切，我便下了桥，绕到河的围堤那边。刚好那里堆了不少黄沙，上面盖着篷布，我便爬了上去，正好对着那女人的船，如同坐在第一排看戏，看那女人炒菜。锅热了，那女人往锅里放油时不像是放油，倒像是在滴花露水，就像夏天时弄堂里那些女人擦花露水一样，往手心里滴几滴，搓一搓，再抹遍脖子耳朵和手臂；那女人也只是往锅里滴了几滴油，又用手指仔仔细细刮了刮瓶口，然后把手指上的油腻抹在锅铲底部，随即用锅铲把油抹开。她把鱼一条一条放下去煎。那是四条小毛鱼。这样的鱼我都不用费力气，就可以一口塞进两条。那女人无意中一抬头，看到有个小孩爬在上面，朝我笑了笑，然后把鱼翻了个身，继续煎。我看到那女人的眉心有颗痣，像是画上去的。鱼和油锅贴在一起传出的香味，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也许是我这辈子闻到的最诱人的香味。我只好把裤带重新系系紧。
那女人把鱼盛进碗里后，往锅里加了些水，盖上锅盖，坐在一边等水开。我陪她一起等。这期间，女人抬眼看了我好几次。我不动声色。水开了，那女人拿出一碗已经调好的面糊，用筷子夹着，一块一块地往锅里下。这一下我简直受不了了，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疙瘩。没想到船上的人吃顿饭这么考究，煎小毛鱼一煎就是四条，还要烧面疙瘩，又不是过年。我的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咆哮起来，让我很难为情。距离太近了，女人似乎也听见了，在放黄芽菜的时候，她笑了。放了点盐后，那女人直起身子撩了撩头发，笑着朝我招了招手。我面无表情，不理她。听阿娟家的瘪嘴老太说过，最近上海“拐子”很多，专门拐小孩，对面祥和里有个男孩子，九岁了，据说被拐子拐走了。我暗自好笑，被拐走的要么是小戆徒，像我这样的你来拐拐看？
那女人又向我招了招手。我當然不会下去。我猜想有个男人躲在船舱里。我一下去，麻袋一蒙头，手脚一绑，屁股上戳一针，就动也不会动了，船就开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小皮匠了。这个时候，我居然有点舍不得小皮匠，太滑稽好笑了，我差点笑出声来。
那女人端着锅子进了船舱。隔了好一会，她从船舱的另一头走出来，跨上了紧挨着的另一艘船，又把第二艘船当跳板，上了第三艘船。我觉得这样一路跳过去很好玩。不过我很快就发现那女人的意图了，她是来抓我的。第三艘船挨着一排石阶，可以走上岸来。那女人一步一步走上了石阶，向我走来，手里还端着什么，应该是麻绳一类的。我扭头看了看退路，黄沙堆成斜坡，很容易逃走。我还从来没有和大人玩过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现在这个场面有点像，太刺激太有劲了。现在逃就没意思了，不好玩了，强盗要到最后一刻逃，才够刺激。那女人走到黄沙堆前停住了，朝我笑。我看清了她手里的东西，是一碗面疙瘩，冒着热气，冒着香气，上面还有一条小毛鱼。我咽了下口水。那女人举着碗，开始朝上面爬，始终带着笑。瘪嘴老太说过，拐子拐人的时候，都带着笑，还会给小孩吃糖。
现在逃还来得及。
我看了看斜坡，又看了看那女人。那女人看着我笑。拐子的笑容有这么好看吗？瘪嘴老太好像没有说过拐子的笑容好看不好看的事。
应该逃了。
不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接过那女人递过来的碗和筷子。哪怕面疙瘩里放了麻药，放了毒药，我也要吃。我端起碗就吃，狼吞虎咽。我娘烧的面疙瘩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忘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皮匠绝对烧不出这么好吃的面疙瘩。那女人笑着叫我小心烫小心噎着小心鱼刺卡喉咙。那女人摸了摸我的头。我把筷子咬在嘴里，去摸那女人眉心的痣。那颗痣有点突出，是真的。女人笑了，说我家儿子也喜欢摸我的痣，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就要摸着我的痣，不给他摸就哭。半年多没得见我家儿子了。
那女人坐在黄沙堆上，看着黑漆漆的天空，自顾自地说着话。船帮漏水了，老公去买桐油和麻丝，还要买些白漆，趁哪天天气好修补一下。越是穷，越是没得钱，花钱的地方越是多，愁煞人哦。老公到现在还没得家来，不知在哪块耽搁了。我家儿子和你差不多大，半年多不得见了，天天想，想也没得用。本来在家里是种棉花的，人也像棉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嫁了这个男人，一年到头在水里漂，苦死了。你一个小把戏，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不家去，家里人还不得急死了。吃了饭马上家去。她说的一口苏北话。小皮匠说的也是苏北话，江水英说的也是苏北话，但能比吗？不能比的。这个女人说的苏北话，在我听来，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苏北话。这个女人要真是个拐子，我被她拐走算了。 女人拿过了空碗。那只碗已经被我舔得干干净净，拿回去洗也不要洗了。女人撸了撸我的头，叹了一声气，倒着滑下黄沙堆。走到那边，临下石阶的时候，她用手背朝我挥了挥，意思让我回家去。我也朝她挥挥手。我有点后悔，刚才忘了告诉她，等我有钱了，我会报答她的。
吃饱肚子，胆子也大了，我准备一爿爿老虎灶打听过去。
走到一家老虎灶前，一个长着两把粗扫帚一般眉毛的大块头认出了我。准确地说，他是认出了我的两只大耳朵。他说：“小家伙有良心的，想到来看好婆，好婆要开心死了。怎么这么晚才来？”他扭头对他老婆说，“二楼好婆的大耳朵来了。”我知道来对地方了，没等大块头的老婆说什么，就冲了进去，冲上楼梯。
姨婆还没睡，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角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我站在门口，听她说到她和我姨爷爷结婚的时候，叫了亲戚家的一个男孩来压喜床。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上次来看姨婆，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那小男孩半夜里在床上撒了一大泡尿，把绣花被子都弄湿了，害得我姨爷爷就此落下了关节炎，她也身上受潮得了心口疼。那只老鼠吃饼干吃得十分满意，偷闲吱吱地叫几声表示同情，鼓励姨婆继续说下去。这当口我就走进去了。老鼠看见来陌生人了，躲进墙洞里去了，临走也没忘记把半块饼干叼走。
姨婆抬头看了看我，说：“阿顺，你代你娘来收扫街费了？喏，台子上放着呢。回了你娘就过来，陪我讲讲闲话，要不，罐头里的饼干我全给老鼠吃了。”我说：“姨婆，是我，大耳朵。”姨婆愣了一愣，招招手，我过去了。姨婆挨个摸了摸我的两只耳朵，又在耳根处用劲拉了拉，以便证实不是有人粘了两只猪耳朵来假冒的；还在我后脑摸了摸，那里有我周岁时从床上滚下来落下的疤，至今上面寸草不生；最后一步是摸我下面的小茶壶。全对上号了，算是验明正身，姨婆这才两只手拍着大腿，又哭又笑，说：“我的宝贝，你怎么才来啊？长久不来看姨婆，一定是小皮匠不放你来。这个死赤佬，一直记恨我。我想想，有几年了？三年了。你娘死的时候，我叫小皮匠去买点糕，给邻舍隔壁亲亲眷眷分分，这是规矩。这个臭皮匠，竟然去买了几块糖年糕，被我指着鼻头骂了半天。后来那些云片糕还是我出的钱。小皮匠从此以后就恨我了。”
我呵欠连连，脱鞋子打算上床。
姨婆继续说：“你娘命苦，嫁了个小皮匠，又没出息，脾气还不好，你娘不开心，就走了。你那姨爷爷倒是个好脾气，文化又高，外面贴的告示啦，戏院门前的新戏介绍，百货店的招牌，他全部看得明明白白，一样一样讲给我听。要怪就怪我，结婚当天夜里，叫了三叔婆的小外孙来压喜床，结果小家伙半夜里撒了泡尿，让你姨爷爷得了关节炎。要不是这泡尿，你姨爷爷不会走那么早，撇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姨婆说到这里有点伤心，用手去擦眼泪，擦好在我身上揩了揩，说：“我的乖宝贝，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冻得像冷气肉一样。快上床焐焐。明朝，我拿件什么衣裳给你穿穿。这个小皮匠，我知道他不会待你好的。”说着，姨婆就开始翻箱子。
我困得不行，赶紧钻进被窝。迷迷糊糊中，只听见姨婆说，我新结婚时穿的那件对襟绣花镶边绿底软缎夹袄怎么找不到了？我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姨婆让我把一件厚呢马夹套在棉袄外面。那是她翻箱子找出来的，是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姨爷爷的，当年姨爷爷把这件厚呢马夹套在长衫外面的。本来太长了，幸亏被老鼠咬掉了一截，姨婆用剪刀修修齐，我穿上以后正好，拖到膝盖下面，暖热多了。姨婆很满意，随即用一把比她老人家多不了几颗牙齿的木梳给我梳头。我的头发本来横七竖八十分自由自在，被她一扒拉，就像是在锄草，硬生生扯下来一大把头发，痛得我直流眼泪。
姨婆楼下的那个老虎灶，在上海算是比较考究的。灶头旁边有三四张八仙桌，茶客喝茶的。再里面一大间用布帘子挡着，是个洗澡的混堂。这天开始过得很无聊，听姨婆讲陈年往事，只想睡觉。直到我发现，楼板上有几个小洞，透过小洞，就像看西洋镜一样，可以看到下面的混堂。下面每个人有一只大脚盆，坐在里面搓澡。我从上面看下去，好像他们是坐在小船里摸鱼，很好玩。我叫姨婆一起看，姨婆打了我一巴掌，骂了句“下作坯”。
下午的时候，住在三层阁的阿顺放学回来了。经过姨婆房门口，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们心有灵犀，就一起下去玩了。
楼下还有几个小孩在打弹珠。我看他们都是用食指夹着弹珠，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把弹珠顶出去。我看了把鼻涕都笑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打老太婆弹”，太难看了，要是在我们那儿，都不会有人和打老太婆弹的玩。旁边还有个小孩在玩陀螺，用一根绳子抽着玩。我们那里把这个叫做“抽贱骨头”，他们却说成是“拍打大和尚”，笑死人了。
阿顺说：“你看我弹珠打得这么好，佩服死了吧。我們这儿，除了阿四头，就算我打得最好最准了。”我说：“就是阿四头的哥哥到我们弄堂来，也只能和拖鼻涕一起玩。打老太婆弹的，不配和我们玩。”阿顺说：“阿四头没有哥哥，只有三个姐姐。你说话小心点，要是被他听到，非摔你个大背包不可，让你三天起不了床。”我没接他腔，捡起一粒磨砂弹，食指夹着弹珠，大拇指弯成一个尖角，手腕轻轻一抖，尖角把弹珠一顶，一个漂亮的高吊，打中两米远那颗玻璃弹，把玻璃弹崩出一个缺口。他们看了全愣住了。我说：“这要让阿四头看到了，阿四头就变成阿屎臭了。”我这话才落地，一个胖墩就朝弄堂深处奔去。阿顺说：“你快逃，他去告诉阿四头了，不逃你就没命了。阿四头的手臂粗得就像套在煤球炉子上的小烟囱。”
我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心里还是怕的，正打算要逃，那边脚步声踢踢踏踏，跑来七八个人。领头的那个拿了只生山芋在吃，比别人高半个头。胖墩指着我说：“就是他。”阿四头说：“你讲我们打的是老太婆弹。你怎么不讲打的是你老外婆弹，是你老阿奶弹？”他们几个都哄笑起来。阿四头说，“我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是这种打法，我们这里全部是这种打法，你有意见吗？”我把弹珠在两只手里抛来抛去，免得被人发现我在发抖，说：“这种打法太难看，大拇指的指甲瘪进去一块，发紫的。”他们一个个低头验看了一下，和我说的一点不差。 阿四头说：“你嘴巴别老，我和你来，一吊一粒。”我同意，问阿顺借了几粒弹珠，说赢了全归他。阿四头手一招，胖墩捧了只盒子过来，里面全部是三分一粒的嵌花弹。我看得眼睛都红了。阿四头拿弹珠朝墙壁一撞，我也朝墙壁弹了一粒，没他远。他又撞了一粒，还是很远。我拿了粒弹珠用力一撞，超过了他的两粒。我一吊一个准，那两粒嵌花弹就归我了。不大一会工夫，阿四头已输了七八粒，面色发白，抬头看着天空。我顺着他的目光朝上看，连块云彩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人迷茫到绝望的时候，喜欢看看天气好不好。其实老天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接下来，我一个高吊没打中，弹珠滚得离他那粒只有一尺多远。阿四头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太激动了，竟然也没打中。他的那些伙伴一起唉声叹气。阿四头却把两粒弹珠都捡了起来。我说轮到我打了，你怎么把弹珠拿走了？阿四头说：“你大概眼睛长脑袋后面了，长在你那块癞疤上面了。我打中了，你怎么没看见？你要把头转过来看，用癞疤看。”那些人又哄笑起来。我想就让他赖一粒算了，就接着玩。谁知这阿四头输急了，耍赖皮赖出瘾头来了。明明我打中了，他说没中，他的那伙人也都说没中。胖墩还在地上画了道线，证明我没打中，说我的弹珠走的是这条线路，和另一粒弹珠离得很远，两粒弹珠中间宽得能塞进一只书包。明明阿四头没打中，那伙人全说打中了，千真万确是打中了，已经准得不能再准了，比神枪手打得还准。那个胖墩又上去画线，用砖块在泥地上画出一道直线，说就从这里到这里，嘣一记，就打中了。看他画得那么认真，就像真的一样。
我说：“赖皮。大欺小，盐水包。我不玩了。”阿四头说：“不玩可以，你把弹珠还给我，就滚你的蛋吧。”我说：“你敢跟我到我们弄堂去，我就还你。我有五个阿哥，我小阿哥也能饶你一只手，把你摔个屁股朝天。”阿四头说：“我现在就让你屁股朝天，再把你头踏扁。”我赶紧逃开几步。阿四头走过去，把阿顺口袋里的弹珠全抄走了，连阿顺的几粒磨砂弹也抄走了。阿顺当即大哭起来，表示愤怒。我觉得这种愤怒太没劲，正巧胖墩就站在我旁边，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盒子，撒腿就跑。阿四头呆了一呆，马上就追上来了。我把盒子朝后一甩，嵌花弹散了满地，阿四头没有提防，朝天一跤。我拐弯时朝后面看去，阿四头刚刚立起来又滑了一跤。
我逃进老虎灶。
大块头正提着把长嘴铜茶壶给茶客斟茶，说：“慌慌张张做啥？刚才好婆喊你几声都喊不应。”我说：“大块头爷叔，隔壁弄堂的阿四头欺负我，抢我弹珠，还要打我。”大块头说：“你上去，我来对付。”
正说着，阿四头冲了进来。大块头用铜茶壶朝前一挡，阿四头慌忙倒退，罵道：“死大块头让开。你要是溅出一滴烫到我，我就朝你灶头里撒尿。”大块头放下铜茶壶，拿起一把夹煤块的火钳说：“你撒呀，你要是撒一泡，我算你狠，我也不客气，把你这只小东西钳下来。”说罢把火钳的嘴巴张了张。那些个茶客都笑得满嘴喷茶，乐不可支。阿四头看到火钳怕的，笑着说：“大块头老伯伯，我娘看到你还要喊你一声大阿哥，我怎么敢惹你？跟你开玩笑的。你让开，我找这只猪耳朵算账。以后我家要泡开水，就到你这里来泡，让你发财。”大块头说：“发你娘的财。欠了我十几壶开水还没给过一分铜钿呢。你也老大不小了，成天欺负人，什么坏事你都有份。这条马路两边的人家，哪个不恨你恨得要剥你皮。你也就是不够年龄，够不上劳动教养，否则人民政府早就把你收进去了。这个是楼上好婆的亲戚，人家难得来，比你小，你就欺负他，还骂人家是猪耳朵。你看看你的耳朵，什么里的东西！又小又瘪，像只踏扁塌的馄饨。你看看人家的。大耳朵，过来。”有大块头保护，我怕啥。我挺身上前，头也尽量抬高，方便大家观看。大块头说：“看看，这两只耳朵多少大，多少肥，多少厚实，多少威风。摸摸看，肉头厚吧？”
果真有不少茶客纷纷起座，来摸，来看，赞不绝口。有个人说：“我在混堂里给人扦脚。裕德池，上海滩有名气的。我一天要扦多少脚。廿几年下来，我都记不清一共扦过多少脚了。我啥个耳朵没看到过，看来看去，没有啥人的耳朵可以跟这位小阿弟比。大啊，实在是大。”
旁边一个酒糟鼻头拍拍他肩胛，说：“阿三，你省点力气好吧。你在混堂里是扦人家的脚，又不是扦人家的耳朵。你要讲你这廿几年下来，看到过多少鸡眼，老茧，老烂脚，老脚癣，大脚疯，我相信。你讲看人家的耳朵，还不把人家脚上的肉都扦下来啊？”那个叫阿三的被酒糟鼻头说得面孔通红。酒糟鼻头继续发言，说，“要讲耳朵，应该轮到我来讲。我从我阿爸手里接过这副剃头担子多少年？四十年。来来往往的客人多少，剃头剃过多少，修面修过多少，剪鼻毛剪过多少，推落枕推过多少，下巴脱臼我敲上去多少，什么样的头我没摸过？哪一个人的耳朵敢不让我摸？只要你坐上我的剃头椅子，只要是你头上的零件，我想摸哪里就摸哪里，随便摸。要我讲，这么福相的耳朵，大概只有三国的时候出过一次，刘备，刘玄德，刘皇叔。这位小阿弟，将来不得了哦。你看这肉墩墩的耳垂子，就是吊一铅桶水也不碍事，拉不豁。还有这耳朵的轮廓，整齐吧，挺括吧。像道门一样，还不是一般的门，是以前有铜钿人家的黑漆大门，三寸厚的木头，上面装铜环打铜钉的，撞也撞不坏。你看这耳朵根子，凸得高吧，硬扎吧。以后结婚，不会怕老婆，老婆服服帖帖。还有耳朵背面这一层老垢，黑里透亮，细细交剥下来，一大张，当馄饨皮子，包一只大馄饨还不会漏馅子。再看看耳朵洞，耳朵洞大吧，外面挡了道屏风，肉屏风，看进去又宽敞又亮堂，就像是间大厢房，装福气的，除了装福气，耳朵屎想装多少装多少。”
从那以后，对于我的耳朵，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
酒糟鼻头说到这里，技痒难熬，拿出耳扒子，替我掏耳朵。我娘死后，再也没有人为我掏过耳朵。酒糟鼻头淅淅沥沥掏出了不少陈货，掏得十分过瘾。
大块头对阿四头说：“听到了吧，这两只耳朵，多少有名堂。你要是再敢对这个小阿弟伸狗脚爪，当心我从你身上钳一块下来。”
阿四头被骂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萎头萎脑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