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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
1983年1月，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客座研究。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谈到那段日子，“我像刚入大学的学生一样，从经济学原理学起。”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后，这位从经济学原理学起的留学生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智囊之一。
在此后中国若干年的发展中，吴敬琏好比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中国改革的历史缩影。
——1990年7月5日，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会议结束后，流传出一个外号，叫“吴市场”。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计划派占主流，“吴市场”是个贬义。谁知世事变迁，这一称呼后来成为美誉。
——2001年1月14，股市论争。吴敬琏的访谈节目在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的次日，沪深股市双双大幅度下挫，有人认为是吴敬琏“一言毁市”，不过，他却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0年后，吴敬琏大力倡导法治，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了“吴法治”。
——2007年两会期间，吴敬琏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火车票价和拆迁补偿问题，后来被媒体归纳为“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拆迁补偿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
一言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吴敬琏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了权贵的代言人。
改革进入深水区，复杂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吴敬琏身在其中，深知其艰险。吴敬琏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文的部分内容来分析当下市场化改革的艰险性：
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有评论文章分析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而在当下，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也值得忧虑。
近些天，他则陷入一则流言当中：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8月29日下午发布澄清公告，然而至9月3日，网络上又传出“吴敬琏间谍门缘起龚方雄”的传言，龚方雄为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近日摩根大通披露了一份中国决策层正考虑的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导致股市大幅波动。
实际上，几个月前，就有人跟吴敬琏说过这个传言，但他并不愿意多谈此事。8月29日晚23点左右，吴敬琏在京郊参加一个论坛，期间和本刊记者谈及目前中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
货币政策不能松
人物周刊：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一项数千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您如何评价此政策。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困难时，政府也采取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者有何不同？
吴敬琏：它这个背景很不一样，1998年出现的是通货紧缩，物价下降。现在的难处是通胀压力很大。
我们这里讲的都是短期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两个半手段：一是货币；二是财政；再就是收入，如加工资，不加工资。政府能直接管的其实就是前面两个。这两个半政策通常是搭配使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一般靠货币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他就不大赞成用货币政策，那么他就可以货币政策是紧，财政政策是松。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像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的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起飞派”认为这些都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在次年的 “巴山轮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收缩信贷，压缩需求。西方学者的发言使“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编者注）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不管哪一派，凯恩斯主义也好，货币主义也好，都主张双紧政策。
人物周刊：您的观点呢？
吴敬琏：我看货币政策不能松，虽然呼声很高，因为通胀压力很大。我在广东讲过，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金融应该搞活，现在有些很明显的事情，小企业贷款，民间银行，都应当做。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
而现在是货币的源头不管，中间卡，动用了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一下把商业银行的钱收得太多，太多以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发生短缺。余永定说了好多了，说你这个外汇不提，最后肯定出大问题。
直接干预股市很不好
人物周刊：最近有报道说您主张政府救市，这与您一贯的观点似乎不同。
吴敬琏：这是个误读。市当然要救，问题是怎么救。先要知道它生什么病，我说就是政策市、寻租市，这是它的根本毛病，你要救就要治这个病，如果直接干预，那结果是很不好。这个直接干预不管是救市、托市还是打压，最后都是接近权力的人发大财，而小投资者就总是倒霉。
人物周刊：股市的长远前景呢？海外的热钱在股市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吴敬琏：这个因素太多。热钱是增加了，但是你自己这点钱就已经顶起了泡沫了。有些人不承认这个，说这叫结构型通胀，输入性通胀。也有大经济学家说这一套，所以说有些经济学家，简直是违反常识。
你说输入型通胀，如果现在票子、购买力根本不够，进口的东西，比如汽油涨了，它能够输入吗？这个通胀，输入不了。如果本来我就有1万亿的商品，我只有9千亿的购买力，其中又有1千亿的石油涨了一倍，又把这9千亿拉过去1千亿，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没有通胀？是不可能有通胀的。石油涨了，没有它过不去，别的东西就得跌啊，不跌就卖不掉了。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现在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就碰到这样了。它已经涨到5%了，说没有通货膨胀，涨到8%了，还说结构性的，没有通胀。
人物周刊：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吴敬琏：最大的隐患有些人不愿意听。人无远虑，近忧已经来了，你怎么办？
这是三年前四年前已经讲了，靠要素投入，靠出口导向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到了去年7月，CPI涨幅已经到了5%了，电视台还天天讲，没有过热，要防止偏快转向过热。讲这个话的同志跟我说，他痛苦得要死，天天说假话。
人物周刊：这些年，您一直在提倡法治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是无法自己运转的，特别是现代市场。它必须要有政治制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法治，所以讲法治。也有人说，吴敬琏往后退了，不主张政治改革了，他光主张法治。
我不是，我说法治、民主、宪政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不一定一下子全都做到，我觉得法治还是中间的一层，因为你讲法治必须在宪政基础上的，而且法治要坚持下去，有稳定的法治，背后一定是民主制度。
1983年1月，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客座研究。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谈到那段日子，“我像刚入大学的学生一样，从经济学原理学起。”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后，这位从经济学原理学起的留学生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智囊之一。
在此后中国若干年的发展中，吴敬琏好比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中国改革的历史缩影。
——1990年7月5日，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会议结束后，流传出一个外号，叫“吴市场”。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计划派占主流，“吴市场”是个贬义。谁知世事变迁，这一称呼后来成为美誉。
——2001年1月14，股市论争。吴敬琏的访谈节目在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的次日，沪深股市双双大幅度下挫，有人认为是吴敬琏“一言毁市”，不过，他却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0年后，吴敬琏大力倡导法治，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了“吴法治”。
——2007年两会期间，吴敬琏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火车票价和拆迁补偿问题，后来被媒体归纳为“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拆迁补偿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
一言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吴敬琏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了权贵的代言人。
改革进入深水区，复杂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吴敬琏身在其中，深知其艰险。吴敬琏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文的部分内容来分析当下市场化改革的艰险性：
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有评论文章分析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而在当下，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也值得忧虑。
近些天，他则陷入一则流言当中：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8月29日下午发布澄清公告，然而至9月3日，网络上又传出“吴敬琏间谍门缘起龚方雄”的传言，龚方雄为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近日摩根大通披露了一份中国决策层正考虑的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导致股市大幅波动。
实际上，几个月前，就有人跟吴敬琏说过这个传言，但他并不愿意多谈此事。8月29日晚23点左右，吴敬琏在京郊参加一个论坛，期间和本刊记者谈及目前中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
货币政策不能松
人物周刊：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一项数千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您如何评价此政策。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困难时，政府也采取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者有何不同？
吴敬琏：它这个背景很不一样，1998年出现的是通货紧缩，物价下降。现在的难处是通胀压力很大。
我们这里讲的都是短期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两个半手段：一是货币；二是财政；再就是收入，如加工资，不加工资。政府能直接管的其实就是前面两个。这两个半政策通常是搭配使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一般靠货币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他就不大赞成用货币政策，那么他就可以货币政策是紧，财政政策是松。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像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的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起飞派”认为这些都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在次年的 “巴山轮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收缩信贷，压缩需求。西方学者的发言使“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编者注）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不管哪一派，凯恩斯主义也好，货币主义也好，都主张双紧政策。
人物周刊：您的观点呢？
吴敬琏：我看货币政策不能松，虽然呼声很高，因为通胀压力很大。我在广东讲过，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金融应该搞活，现在有些很明显的事情，小企业贷款，民间银行，都应当做。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
而现在是货币的源头不管，中间卡，动用了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一下把商业银行的钱收得太多，太多以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发生短缺。余永定说了好多了，说你这个外汇不提，最后肯定出大问题。
直接干预股市很不好
人物周刊：最近有报道说您主张政府救市，这与您一贯的观点似乎不同。
吴敬琏：这是个误读。市当然要救，问题是怎么救。先要知道它生什么病，我说就是政策市、寻租市，这是它的根本毛病，你要救就要治这个病，如果直接干预，那结果是很不好。这个直接干预不管是救市、托市还是打压，最后都是接近权力的人发大财，而小投资者就总是倒霉。
人物周刊：股市的长远前景呢？海外的热钱在股市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吴敬琏：这个因素太多。热钱是增加了，但是你自己这点钱就已经顶起了泡沫了。有些人不承认这个，说这叫结构型通胀，输入性通胀。也有大经济学家说这一套，所以说有些经济学家，简直是违反常识。
你说输入型通胀，如果现在票子、购买力根本不够，进口的东西，比如汽油涨了，它能够输入吗？这个通胀，输入不了。如果本来我就有1万亿的商品，我只有9千亿的购买力，其中又有1千亿的石油涨了一倍，又把这9千亿拉过去1千亿，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没有通胀？是不可能有通胀的。石油涨了，没有它过不去，别的东西就得跌啊，不跌就卖不掉了。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现在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就碰到这样了。它已经涨到5%了，说没有通货膨胀，涨到8%了，还说结构性的，没有通胀。
人物周刊：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吴敬琏：最大的隐患有些人不愿意听。人无远虑，近忧已经来了，你怎么办？
这是三年前四年前已经讲了，靠要素投入，靠出口导向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到了去年7月，CPI涨幅已经到了5%了，电视台还天天讲，没有过热，要防止偏快转向过热。讲这个话的同志跟我说，他痛苦得要死，天天说假话。
人物周刊：这些年，您一直在提倡法治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是无法自己运转的，特别是现代市场。它必须要有政治制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法治，所以讲法治。也有人说，吴敬琏往后退了，不主张政治改革了，他光主张法治。
我不是，我说法治、民主、宪政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不一定一下子全都做到，我觉得法治还是中间的一层，因为你讲法治必须在宪政基础上的，而且法治要坚持下去，有稳定的法治，背后一定是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