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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后七子要求人们完全遵循古人（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格调与规范，然而，运用自己的头脑，遵循别人的范式，削足适履，很难展现出个人风格；但如果因此而过分强调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又必然危及格调规范的地位，这更为前后七子格调论者所不容。因此，在创作中，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明前后七子认真探的课题。
前七子 格调 性情
前七子主张下的格调论
前七子在“诗必盛唐”的主张下，最为推崇盛唐诗的格调，并以此作为品评诗歌高下的标准。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曰：“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
李梦阳之所以如此排斥、批评宋诗，是因为宋诗无唐诗之“调”。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云：“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认为盛唐诗歌在格调上胜于宋、元人的诗歌。王廷相在《寄孟望之》中曰：“律句，唐体也，天宝大历以还，等而上之，晚唐不复言。苏黄有高才远意，格调风韵则失之。元人铺叙藻丽耳，古雅含蓄，恶能相续？”
王廷相着眼于盛唐诗格调，认为宋代苏、黄大家虽有诗人之才气、学识，但是诗歌作品却格调流失；元人诗歌铺陈直叙，注重诗歌文辞的华美，与古人格调相去甚远。因此，宋、元人诗歌格调皆不能与盛唐诗歌相比。前七子重视格调，推崇盛唐诗歌的格调，这是这一诗派的总体情况。其实，前七子的成员，在格调的认识上也有各自的个性特征。、
王廷相指出，诗歌必须具备“运意、定格、结篇、炼句”四个要素。他认为“格者诗之志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必须注重诗歌的格调，要以“高古”之风来规范自己的诗歌创作，切忌格调“芜乱”。在格调问题的认识上，何景明的着眼点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歌行近体宗法李白、杜甫二家，尤其更推崇杜诗。他在《明月篇》序言中称赞杜甫曰：“仆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
可见，何景明所侧重的是诗歌的声调、音调，是从音乐性的角度出发的。他指出 “初唐四杰”诗歌虽“去古远甚”，但“至其音节，往往可歌”。杜甫诗歌虽广涉世故，但是“调失流转”，只能称得上是“歌诗之变体”。何景明的侧重，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诗作往往风格俊逸、格调清新、音律明朗。
前七子主张下的性情论
前七子继承了明前期诗坛性情论的相关成分，认为性情是诗歌的本质，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前人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对性情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梦阳在其诗歌理论中，详细的论述了情与物的关系。他在《梅月先生诗序》一文中曰：
“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
李梦阳认为诗歌上乘者，乃“比兴”、“假物”之作也，诗歌切忌言而直遂。康海在《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中亦有言：“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认为诗歌的本质乃缘情而发，而诗歌创作要运用比兴的手法，使诗歌的性情与诗歌的内容不期而遇，完美的结合。
徐祯卿不仅是前七子派的代表诗人，在诗歌理论方面，也可谓明代诗坛的重要人物，他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谈艺录》一书中。徐祯卿在《談艺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因情立格”的诗学理论，主张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先从“性情”入手，再讲求诗歌的格调、形式，达到诗歌“情”与“格”的有机统一。徐祯卿肯定了“情”是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心志的表达。诗人之“气”体现在诗歌中，最终成为诗歌的风格，“气”不同则“格调”不同。在《谈艺录·其九》中，徐祯卿接着论述道：
诗之辞气，虽由政教，然支分条布，略有径庭。良由人士品殊，艺随迁易。故宗工巨匠，辞淳气平；豪贤硕侠，辞雄气武；迁臣孽子，辞厉气促；逸民遗老，辞玄气沉；贤良文学，辞雅气俊；辅臣弼士，辞尊气严；阉童壸女，辞弱气柔； 媚夫倖士，辞靡气荡；荒才娇丽，辞淫气伤。
李梦阳认为诗歌的性情决定了诗歌的格调，不同情感的创作主体，必然会创作出不同格调的作品。前文提到，李梦阳在其诗歌理论中，提出了诗歌“七难”说，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李梦阳所追求的“格古调逸”的诗歌格调，皆由情而发之，诗歌“性情”主宰着诗歌“格调”。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七子的诗歌性情与诗歌格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并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而是有机的结合，希望能够创作出“因情立格”的诗歌作品，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前七子的诗歌“性情”，不仅沿袭了明前期诗坛宗法唐人的性情理论，继承了前期诗坛“发乎情、止乎礼”的正统诗教观，而且又将“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诗学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前七子是将诗人的性情、真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与身为朝廷重臣的开国诗人、台阁诗人相比，前七子的诗歌“性情”少了几分诗歌的功利，多了几分性情的纯正。同时，前七子也将李东阳重视“以声辨体”的格调说发展到“以情立格”，将诗歌“性情”提升到“格调”之上。
结语
首先，明前期诗坛的宗唐格调理论对前七子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盛唐诗歌格调正是七子诗歌理论的基础。其次，前期诗坛推崇唐人的诗歌“性情”，在诗歌创作中宗法唐人。前七子又有所创新，在诗歌创作中，将诗歌“性情”与诗歌“格调”相联系，提出“因情立格”的著名理论。
然而，尽管他们对才情和格调的论述相较前人有了进一步发展，性情与格调的统一并没有在七子手中完成，这有待于明代的性灵派继续发展。
作者简介：李晓东（1992-），男，山东青岛，青岛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系15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
[1] [明]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 [明]何景明《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3.
前七子 格调 性情
前七子主张下的格调论
前七子在“诗必盛唐”的主张下，最为推崇盛唐诗的格调，并以此作为品评诗歌高下的标准。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曰：“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
李梦阳之所以如此排斥、批评宋诗，是因为宋诗无唐诗之“调”。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云：“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认为盛唐诗歌在格调上胜于宋、元人的诗歌。王廷相在《寄孟望之》中曰：“律句，唐体也，天宝大历以还，等而上之，晚唐不复言。苏黄有高才远意，格调风韵则失之。元人铺叙藻丽耳，古雅含蓄，恶能相续？”
王廷相着眼于盛唐诗格调，认为宋代苏、黄大家虽有诗人之才气、学识，但是诗歌作品却格调流失；元人诗歌铺陈直叙，注重诗歌文辞的华美，与古人格调相去甚远。因此，宋、元人诗歌格调皆不能与盛唐诗歌相比。前七子重视格调，推崇盛唐诗歌的格调，这是这一诗派的总体情况。其实，前七子的成员，在格调的认识上也有各自的个性特征。、
王廷相指出，诗歌必须具备“运意、定格、结篇、炼句”四个要素。他认为“格者诗之志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必须注重诗歌的格调，要以“高古”之风来规范自己的诗歌创作，切忌格调“芜乱”。在格调问题的认识上，何景明的着眼点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歌行近体宗法李白、杜甫二家，尤其更推崇杜诗。他在《明月篇》序言中称赞杜甫曰：“仆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
可见，何景明所侧重的是诗歌的声调、音调，是从音乐性的角度出发的。他指出 “初唐四杰”诗歌虽“去古远甚”，但“至其音节，往往可歌”。杜甫诗歌虽广涉世故，但是“调失流转”，只能称得上是“歌诗之变体”。何景明的侧重，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诗作往往风格俊逸、格调清新、音律明朗。
前七子主张下的性情论
前七子继承了明前期诗坛性情论的相关成分，认为性情是诗歌的本质，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前人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对性情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梦阳在其诗歌理论中，详细的论述了情与物的关系。他在《梅月先生诗序》一文中曰：
“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
李梦阳认为诗歌上乘者，乃“比兴”、“假物”之作也，诗歌切忌言而直遂。康海在《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中亦有言：“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认为诗歌的本质乃缘情而发，而诗歌创作要运用比兴的手法，使诗歌的性情与诗歌的内容不期而遇，完美的结合。
徐祯卿不仅是前七子派的代表诗人，在诗歌理论方面，也可谓明代诗坛的重要人物，他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谈艺录》一书中。徐祯卿在《談艺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因情立格”的诗学理论，主张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先从“性情”入手，再讲求诗歌的格调、形式，达到诗歌“情”与“格”的有机统一。徐祯卿肯定了“情”是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心志的表达。诗人之“气”体现在诗歌中，最终成为诗歌的风格，“气”不同则“格调”不同。在《谈艺录·其九》中，徐祯卿接着论述道：
诗之辞气，虽由政教，然支分条布，略有径庭。良由人士品殊，艺随迁易。故宗工巨匠，辞淳气平；豪贤硕侠，辞雄气武；迁臣孽子，辞厉气促；逸民遗老，辞玄气沉；贤良文学，辞雅气俊；辅臣弼士，辞尊气严；阉童壸女，辞弱气柔； 媚夫倖士，辞靡气荡；荒才娇丽，辞淫气伤。
李梦阳认为诗歌的性情决定了诗歌的格调，不同情感的创作主体，必然会创作出不同格调的作品。前文提到，李梦阳在其诗歌理论中，提出了诗歌“七难”说，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李梦阳所追求的“格古调逸”的诗歌格调，皆由情而发之，诗歌“性情”主宰着诗歌“格调”。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七子的诗歌性情与诗歌格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并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而是有机的结合，希望能够创作出“因情立格”的诗歌作品，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前七子的诗歌“性情”，不仅沿袭了明前期诗坛宗法唐人的性情理论，继承了前期诗坛“发乎情、止乎礼”的正统诗教观，而且又将“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诗学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前七子是将诗人的性情、真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与身为朝廷重臣的开国诗人、台阁诗人相比，前七子的诗歌“性情”少了几分诗歌的功利，多了几分性情的纯正。同时，前七子也将李东阳重视“以声辨体”的格调说发展到“以情立格”，将诗歌“性情”提升到“格调”之上。
结语
首先，明前期诗坛的宗唐格调理论对前七子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盛唐诗歌格调正是七子诗歌理论的基础。其次，前期诗坛推崇唐人的诗歌“性情”，在诗歌创作中宗法唐人。前七子又有所创新，在诗歌创作中，将诗歌“性情”与诗歌“格调”相联系，提出“因情立格”的著名理论。
然而，尽管他们对才情和格调的论述相较前人有了进一步发展，性情与格调的统一并没有在七子手中完成，这有待于明代的性灵派继续发展。
作者简介：李晓东（1992-），男，山东青岛，青岛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系15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
[1] [明]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 [明]何景明《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