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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总理 周兆呈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人民解放军的时刻
在英雄的营救行动成功之后，士兵穆(音)才对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水。“我们从这里成功救出了两个小孩，现在也救出了他们的母亲。”这位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指着废墟说。地震前，这个地方有一栋多层楼房和一排商铺。但是现在这里只剩下残垣断瓦，只有一只玩具小熊和抬运母亲用的粉红色儿童被子还能让人想起北川县陈家坝乡以前的美好日子。
穆来自大约100公里外的省会城市成都。被汗水浸湿的黑色T恤衫和迷彩帽让他看起来像是丛林斗士。在发生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后，中国政府已经往四川省派遣了数万名士兵来救灾。
穆对着一个摄像镜头说：“相对于地震造成的一切不幸，我是幸运的。”这是中国几天来向世界播放的声音和镜头。就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从来没有像这几天在灾区那样和记者如此开诚布公地对话。
中国媒体也对士兵们发出赞美。地方媒体的一篇报道说：“汶川，我们来了!”标题图片是军用直升机正往下面的山坡上空投食品和药品。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
不论是雪灾、火车出轨事故还是地震——中国应对灾难时主要依靠它的军队。穆和大约1000名战友在这里迅速搭建起了一个帐篷村，他们把数百名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到里面。“我们得到了水和饼干，我们被照顾得很好。”吴家珍(音)说。现在，她和孙子以及一些村民住在帐篷里。几米外的地方有一座野战医院，伤员在这里至少可以得到急救。重伤者被转移到附近城市绵阳。由于医疗救护车不够用，私家车、大巴和载重汽车承担了运送任务。
穆和他所在部队在挖掘倒塌的城镇和村庄时用不上重型机械，士兵们用血肉之手挖掘废墟。
(原载德国《商报》)
坚强博爱的中国人
刘文波在北川县城钢筋水泥纵横交错的废墟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帮助救出了700人，但没有他的妻子。
34岁的刘文波是一名茶叶推销员。从5月13日开始，他穿上军用迷彩服，戴上面罩和志愿者的红臂章，努力在他曾经居住的地区寻找幸存者。他说，他所在的救援队救出了大约700人，但没有他的妻子和双方的父母。
他带着茫然的表情说：“我失去了妻子和房子，我所拥有的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了。”
他曾试图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但毫无所获。
“没有希望了。”他说。此时他站在记录过去幸福生活的一堆杂物上，其中包括他和妻子的一张照片。
说起妻子和岳父母时，刘文波盯着脚下的地面：“他们就被埋在这里。”
有一名妇女在不停地哭泣，士兵们刚刚从水泥板下抬出了她的丈夫。一名美国志愿救援人员走过来，用中文问道：“他还活着吗?”士兵回答说：“他死了。”
当士兵们刚用门板抬走丈夫的遗体时，这名妇女重新回到艰巨工作中，去寻找更多的幸存者。
(法新社)
中国农民树人类丰碑
失去了房屋、家人和财产的中国普通农民将一瓶矿泉水给了一个外国人。在贫瘠且人口众多的四川省绵竹灾区，瓶装矿泉水尚属稀缺、珍贵的物资。年近六旬的农妇苏玉惠(音)笑容可掬地邀请我走进她所谓的家：位于稻田旁的堆积如山的残垣断瓦。前天，她就是从这里把遇难的丈夫拖了出来。除了这一米多高的废墟，她没剩下其他任何财产。苏玉惠的身体虚弱，而过去家中唯一能在仅有的几亩农田里劳作的就是她的丈夫。现在，她该怎么办?
她说：“我有邻居帮忙。将来他们帮我种田收割，我就给他们干点手工活。”这里并不是没有痛苦和眼泪，但这是一个坚强的村庄，拥有惊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存能力。在废墟中，中国农民仍旧待人亲切慷慨。他们是人类的一座丰碑，一场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地震反而使之更加坚不可摧。
一个摩托车司机把我从交通不便的地区带了出来，却拒绝收费；一家连锁超市免费向灾民提供商品。超市女店员带着敬佩的神情说：“这是老板的决定。”地震导致超市关闭，这个姑娘晚上就在店门口的帐篷里过夜。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拉斐尔·波奇文，原载西班牙《先锋报》)
重建家园 无暇伤悲
被地震摧毁的村庄里的幸存者已经开始考虑重建家园了。
在被地震摧毁的地区，500万人不得不重建家园。虽然政府允诺提供帮助，但他们自己仍是重建的主要力量。
15年前，犁华村(音)的农民自己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他们不仅种植小麦、玉米和蔬菜，又开始种植木耳。58岁的村委会领导潘大民(音)说，当年他们借钱贷款搭建竹制的木耳培育室，“收成好的年份，每家能有2万元的收入。”用这些收入村民可以购置电视、冰箱，送孩子上学读书。
但15年来的进步全部都在14点28分到30分的地震中毁于一旦。“似乎大地翻脸了，把一切都吞噬掉了。”42岁的张长风(音)回忆说。
但幸存下来的人没有时间哀悼。“即使我们毫无头绪，但生活依旧还要继续。”潘说道，“我们赖以生存的家被毁了，我们家目前还背负着6万元的债务，因为去年我扩大了木耳种植的规模。”虽然政府提供饮用水、饼干、衣服和帐篷，确保老人不至于露宿野外，但其他村民仍不得不自力更生，有些人已在树上拉起绳索，用塑料布搭建帐篷。
“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木耳养殖房。”50岁的何素华(音)说。他没有清理自家倒塌的房屋，搜寻尚存的财产，而是与邻居一起重新搭建倒塌的木耳培育室。如果未来几天因地震而中断的供水能够恢复，那么就能抢救部分木耳产量。
(原载瑞士《新苏黎世报》邵京辉译)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人民解放军的时刻
在英雄的营救行动成功之后，士兵穆(音)才对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水。“我们从这里成功救出了两个小孩，现在也救出了他们的母亲。”这位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指着废墟说。地震前，这个地方有一栋多层楼房和一排商铺。但是现在这里只剩下残垣断瓦，只有一只玩具小熊和抬运母亲用的粉红色儿童被子还能让人想起北川县陈家坝乡以前的美好日子。
穆来自大约100公里外的省会城市成都。被汗水浸湿的黑色T恤衫和迷彩帽让他看起来像是丛林斗士。在发生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后，中国政府已经往四川省派遣了数万名士兵来救灾。
穆对着一个摄像镜头说：“相对于地震造成的一切不幸，我是幸运的。”这是中国几天来向世界播放的声音和镜头。就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从来没有像这几天在灾区那样和记者如此开诚布公地对话。
中国媒体也对士兵们发出赞美。地方媒体的一篇报道说：“汶川，我们来了!”标题图片是军用直升机正往下面的山坡上空投食品和药品。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
不论是雪灾、火车出轨事故还是地震——中国应对灾难时主要依靠它的军队。穆和大约1000名战友在这里迅速搭建起了一个帐篷村，他们把数百名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到里面。“我们得到了水和饼干，我们被照顾得很好。”吴家珍(音)说。现在，她和孙子以及一些村民住在帐篷里。几米外的地方有一座野战医院，伤员在这里至少可以得到急救。重伤者被转移到附近城市绵阳。由于医疗救护车不够用，私家车、大巴和载重汽车承担了运送任务。
穆和他所在部队在挖掘倒塌的城镇和村庄时用不上重型机械，士兵们用血肉之手挖掘废墟。
(原载德国《商报》)
坚强博爱的中国人
刘文波在北川县城钢筋水泥纵横交错的废墟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帮助救出了700人，但没有他的妻子。
34岁的刘文波是一名茶叶推销员。从5月13日开始，他穿上军用迷彩服，戴上面罩和志愿者的红臂章，努力在他曾经居住的地区寻找幸存者。他说，他所在的救援队救出了大约700人，但没有他的妻子和双方的父母。
他带着茫然的表情说：“我失去了妻子和房子，我所拥有的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了。”
他曾试图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但毫无所获。
“没有希望了。”他说。此时他站在记录过去幸福生活的一堆杂物上，其中包括他和妻子的一张照片。
说起妻子和岳父母时，刘文波盯着脚下的地面：“他们就被埋在这里。”
有一名妇女在不停地哭泣，士兵们刚刚从水泥板下抬出了她的丈夫。一名美国志愿救援人员走过来，用中文问道：“他还活着吗?”士兵回答说：“他死了。”
当士兵们刚用门板抬走丈夫的遗体时，这名妇女重新回到艰巨工作中，去寻找更多的幸存者。
(法新社)
中国农民树人类丰碑
失去了房屋、家人和财产的中国普通农民将一瓶矿泉水给了一个外国人。在贫瘠且人口众多的四川省绵竹灾区，瓶装矿泉水尚属稀缺、珍贵的物资。年近六旬的农妇苏玉惠(音)笑容可掬地邀请我走进她所谓的家：位于稻田旁的堆积如山的残垣断瓦。前天，她就是从这里把遇难的丈夫拖了出来。除了这一米多高的废墟，她没剩下其他任何财产。苏玉惠的身体虚弱，而过去家中唯一能在仅有的几亩农田里劳作的就是她的丈夫。现在，她该怎么办?
她说：“我有邻居帮忙。将来他们帮我种田收割，我就给他们干点手工活。”这里并不是没有痛苦和眼泪，但这是一个坚强的村庄，拥有惊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存能力。在废墟中，中国农民仍旧待人亲切慷慨。他们是人类的一座丰碑，一场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地震反而使之更加坚不可摧。
一个摩托车司机把我从交通不便的地区带了出来，却拒绝收费；一家连锁超市免费向灾民提供商品。超市女店员带着敬佩的神情说：“这是老板的决定。”地震导致超市关闭，这个姑娘晚上就在店门口的帐篷里过夜。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拉斐尔·波奇文，原载西班牙《先锋报》)
重建家园 无暇伤悲
被地震摧毁的村庄里的幸存者已经开始考虑重建家园了。
在被地震摧毁的地区，500万人不得不重建家园。虽然政府允诺提供帮助，但他们自己仍是重建的主要力量。
15年前，犁华村(音)的农民自己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他们不仅种植小麦、玉米和蔬菜，又开始种植木耳。58岁的村委会领导潘大民(音)说，当年他们借钱贷款搭建竹制的木耳培育室，“收成好的年份，每家能有2万元的收入。”用这些收入村民可以购置电视、冰箱，送孩子上学读书。
但15年来的进步全部都在14点28分到30分的地震中毁于一旦。“似乎大地翻脸了，把一切都吞噬掉了。”42岁的张长风(音)回忆说。
但幸存下来的人没有时间哀悼。“即使我们毫无头绪，但生活依旧还要继续。”潘说道，“我们赖以生存的家被毁了，我们家目前还背负着6万元的债务，因为去年我扩大了木耳种植的规模。”虽然政府提供饮用水、饼干、衣服和帐篷，确保老人不至于露宿野外，但其他村民仍不得不自力更生，有些人已在树上拉起绳索，用塑料布搭建帐篷。
“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木耳养殖房。”50岁的何素华(音)说。他没有清理自家倒塌的房屋，搜寻尚存的财产，而是与邻居一起重新搭建倒塌的木耳培育室。如果未来几天因地震而中断的供水能够恢复，那么就能抢救部分木耳产量。
(原载瑞士《新苏黎世报》邵京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