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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重病之际，他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这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
20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萧友梅是奠基人之一。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制订了极为详尽的办学计划。
1937年10月，为了提振“民族精神”，萧友梅和国立音专的师生创建了一支管弦乐队——“国立音专管弦乐队”。
10月26日，国立音乐院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专门学习音乐的院校登报招生，这在当可属于新鲜事。人们囿于封建传统观念，不免对此持观望徘徊态度。即使是在当时善领风气之先的上海，情况也是这样。再加上正常开学是9月，而国立音乐院开学时已错过了开学季，因此报名人数极少，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广告感召下，才勉强招了二十余人。
11月27日正式开学（以后即以这一天为校庆日）。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后来，因蔡元培公务繁忙，12月3日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代院长，草创之初的国立音乐院，在萧友梅的领导下，开始了它的音乐征程。
“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音乐，例如弹古琴，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至于京剧的“票友”是后来的事。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萧友梅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与声乐，并在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12年又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
萧友梅是个事业心与责任心极强，但又淡泊名利不谋仕途的人。学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人才的质量。
1929年，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应改为专科学校，并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国立音乐院也于此时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他将当时在上海甚至全国各地能够找得到的著名中外音乐家，或高薪聘请或苦言相劝，网罗在自己的麾下。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建设名牌学校的生命线。萧友梅把罗致合格的师资列为头等大事。他的主张是教师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他先后聘请了一批水平很高的外籍音乐家到音专任教。其中有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和大提琴家佘甫嗟夫。苏联籍声乐家苏石林也由萧友梅请到音专任教。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为请其任教于国立音专，萧多次登门拜访，并将月薪提至400元（普通教授为200元）。
这些曾被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称为“世界第一流的教授”，为音专的高质量教学水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萧友梅还聘请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任教，如周淑安（声乐、合唱指挥）、应尚能（声乐、合唱指挥）、赵梅伯（声乐）、李惟宁（理论作曲）等，尤其黄自从美国回国后，萧友梅于1929年10月聘他为音专兼职教员，翌年聘为专职教员兼教务主任，担任了几乎所有理論作曲课程的教学，对学校的教学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27—1937年10年中，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进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就连国文、英文等共同课，他也是请水平最高的人来教。如易韦斋、龙沐勋（时为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曾任这所学校国文课的教师。
这使得国立音专成为音乐家成长的摇篮。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校长的10余年间，培养的中国著名音乐家以数十计。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这些曾经在国立音乐院和音专学习或毕业的音乐人才，多数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人物。
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就是在1928年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的，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因家贫无以维系，萧友梅为他安排了文字抄写工作以半工半读。
萧友梅一生从事音乐教育，40多岁了，还过着独身生活，朋友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才同沪江大学毕业生戚粹真女士结婚，做媒的是周淑安。
他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经费严重短缺，而且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学校的财政经常处于十分艰难的状况，甚至难以交纳房租。校址又经常搬迁。据统计，开院后的头一个十年中竟九迁校址。萧友梅曾苦笑着对师生说：“搬场是我们学校的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挡风遮雨，因陋就简。
他在日军侵略中国的民族危亡时刻，始终保持着崇高民族气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蓄须明志，留起了“纪念胡”。国立音专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
音专倾注了萧友梅整整13年的心血（含2年“音乐院”时期）。在这13年间，萧友梅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从严治校，秉公处事;严于律己，不徇私情;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待人慈和，帮困扶贫;淡泊名利，急公好义;谦虚谨慎，务实求新;不知疲倦，积劳成疾……即使在重病之际，他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这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资料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
20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萧友梅是奠基人之一。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制订了极为详尽的办学计划。
10月26日，国立音乐院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专门学习音乐的院校登报招生，这在当可属于新鲜事。人们囿于封建传统观念，不免对此持观望徘徊态度。即使是在当时善领风气之先的上海，情况也是这样。再加上正常开学是9月，而国立音乐院开学时已错过了开学季，因此报名人数极少，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广告感召下，才勉强招了二十余人。
11月27日正式开学（以后即以这一天为校庆日）。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后来，因蔡元培公务繁忙，12月3日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代院长，草创之初的国立音乐院，在萧友梅的领导下，开始了它的音乐征程。
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
“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音乐，例如弹古琴，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至于京剧的“票友”是后来的事。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萧友梅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与声乐，并在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12年又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
萧友梅是个事业心与责任心极强，但又淡泊名利不谋仕途的人。学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人才的质量。
1929年，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应改为专科学校，并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国立音乐院也于此时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他将当时在上海甚至全国各地能够找得到的著名中外音乐家，或高薪聘请或苦言相劝，网罗在自己的麾下。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建设名牌学校的生命线。萧友梅把罗致合格的师资列为头等大事。他的主张是教师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他先后聘请了一批水平很高的外籍音乐家到音专任教。其中有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和大提琴家佘甫嗟夫。苏联籍声乐家苏石林也由萧友梅请到音专任教。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为请其任教于国立音专，萧多次登门拜访，并将月薪提至400元（普通教授为200元）。
这些曾被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称为“世界第一流的教授”，为音专的高质量教学水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萧友梅还聘请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任教，如周淑安（声乐、合唱指挥）、应尚能（声乐、合唱指挥）、赵梅伯（声乐）、李惟宁（理论作曲）等，尤其黄自从美国回国后，萧友梅于1929年10月聘他为音专兼职教员，翌年聘为专职教员兼教务主任，担任了几乎所有理論作曲课程的教学，对学校的教学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27—1937年10年中，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进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就连国文、英文等共同课，他也是请水平最高的人来教。如易韦斋、龙沐勋（时为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曾任这所学校国文课的教师。
这使得国立音专成为音乐家成长的摇篮。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校长的10余年间，培养的中国著名音乐家以数十计。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这些曾经在国立音乐院和音专学习或毕业的音乐人才，多数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人物。
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就是在1928年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的，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因家贫无以维系，萧友梅为他安排了文字抄写工作以半工半读。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萧友梅一生从事音乐教育，40多岁了，还过着独身生活，朋友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才同沪江大学毕业生戚粹真女士结婚，做媒的是周淑安。
他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经费严重短缺，而且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学校的财政经常处于十分艰难的状况，甚至难以交纳房租。校址又经常搬迁。据统计，开院后的头一个十年中竟九迁校址。萧友梅曾苦笑着对师生说：“搬场是我们学校的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挡风遮雨，因陋就简。
他在日军侵略中国的民族危亡时刻，始终保持着崇高民族气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蓄须明志，留起了“纪念胡”。国立音专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
音专倾注了萧友梅整整13年的心血（含2年“音乐院”时期）。在这13年间，萧友梅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从严治校，秉公处事;严于律己，不徇私情;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待人慈和，帮困扶贫;淡泊名利，急公好义;谦虚谨慎，务实求新;不知疲倦，积劳成疾……即使在重病之际，他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这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资料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