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节，给父亲上完坟回来，我的心里带着一种酸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年头了，可我一直觉得他还在身旁。
　　独自一人在书房的窗台上冲了一壶武夷双韵，摆了两个杯子，一个给自己，一个放对面，这是给父亲沏的上好的武夷岩茶，犹如他就坐在对面，像往年那样父子俩对坐。午后的阳光斜洒在窗台上，温暖静谧，茶香氤氲。父亲一生勤俭，生前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有一种幸福，就是每个孩子都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可我不能。从我懂事到父亲离世，我从没叫过他一声“爸”，我得叫他“叔”，为了区别于其他叔叔，我叫父亲“阿叔”的“阿”的发音又不同于一般的“阿”，而是类似于普通话里面的轻声。小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与众不同的叫法跟母亲闹，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因为算命的说我们父子缘浅，怕养不活我，所以我只能偏叫。
　　我家祖辈算是出了几个读书人，太爷爷是清末的秀才，据说当年中秀才时才13岁，报子来报喜的时候，他还光着屁股在家门口的池塘里和小伙伴们戏水呢！太爷爷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听奶奶说，以前村里人要进我家大门还得换上长衫，以示尊重。叔公是民国时乡国立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伯父当过民国时的保长，建国后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奶奶担心我们家被划成地主富农，便让十七岁的父亲虚报了一岁，报名参军去了。
　　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眉清目秀，穿上军装，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部队首长很是喜欢他，把父亲安排在文工团，可是父亲性格内向，木讷寡言，识字又不多，还操着一口典型的闽南地瓜腔，根本不适合当演员，让他去乐队，可是不管是弦乐器乐还是管乐，他都捣鼓不来。后来部队首长无奈只好把他送去汽车连，不曾想父亲却是一个开车的好把式，没几天就轻车熟路了，直至从部队复员，父亲成了当时海澄县第一汽车运输队的司机，运输队的第一辆汽车“福建牌”便是父亲从福州开回来的，此后，父亲在四十多年的驾驶生涯中创下了安全行驶一百多万公里的记录。
　　父亲是当年村子里第一个在县城“吃头路”的人，一个月工资只有5元，家里的生活主要还是靠母亲做裁缝和养猪维持。但是，比起周围的人，我们的生活还是比别人优越，父母也常常会省吃俭用接济左邻右舍。海澄县离家有十几公里，父亲是个严守规矩的人，绝不肯私用公车，上班基本靠走路，很不方便。父亲通常一个月左右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带回很多好吃的东西，饼干、罐头，还有鲨鱼、黄花鱼、白带鱼等各种海产品，最难忘的是过年时买回来的“石马”牌腊肠，用油一炸，那个香气把堂兄弟姐妹全都吸引了过来，见者有份，母亲便会每人分一小段，大家都攥在手里，馋了就闻一闻，谁都舍不得先吃掉，这在当时都是极其罕见的东西，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盼望父亲回来便是我们一家最期待的事了。
　　等待的日子总是漫长的，那时候没通电，有月的夜晚，我们便会凑在长辈堆里，聚在家门前的大埕上搓草绳。搓一条草绳可以卖2分钱，织一条草袋1毛1，大概是装化肥或者装砂石筑河堤用的，这是父亲接回来的活，让村里人农忙之余可以挣点钱贴补家用。
　　儿时记忆中父亲高大魁梧，不苟言笑，有一种军人的威严。当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便会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清冷的月光下走过来，那就是父亲回来了。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连话都不敢说，连原本有说有笑地搓草绳的婶婆叔伯也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依据自己的辈分跟父亲打招呼，而父亲通常只是“嗯”一声。
　　父亲是个大孝子，一回来便把带回来一大堆东西提到奶奶的房间，让奶奶检视后，挑下她喜欢的东西，剩下的才带回我们的房间。
　　每次父亲回家我们仨兄妹既兴奋又紧张，既期待又害怕，尤其是哥哥，那时哥哥已经上小学了，父亲便要检查他的功课，而偏偏哥哥又不大会读书，遇到不会读的字，他就有边读边，没边读上下，或者干脆直接跳过去，起初父亲还会帮他纠正，要是错得太多了抓起来直接就是一顿臭打，气得实在不行，父亲就把哥哥的课本撕了，然后第二天再重新买一本，如此周而复始，一直延续到哥哥上完初中。每次母亲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父亲就转而把气发在母亲身上，怪她宠孩子，不会教孩子，母亲就哭，有时也发狠话，孩子不会读就是不会读，你打死他也没用，你每次回来都打孩子，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于是父亲就气冲冲的又上班去了。
　　我略会读书，父亲不曾因为功课打我。可我淘气，这是父亲的大忌，他常说一句话：一粒粟要做种也要晒干。他认为“男忧女笑”，男孩子应该安静沉稳方能成大事，可我偏偏不是个成大事的料，我生性好玩，爱打架，天不怕地不怕，除了怕父亲。
　　有月的夜晚，我们一大群野孩子就在晒谷场上玩各种游戏，“救国”、“过五关”、老鹰捉小鸡、跳格子、跳皮筋，最考验人胆量的游戏是“匿啌找”（闽南话，即捉迷藏）。几个孩子，通过翻手掌（抦黑抦白）确定一个要找人的孩子当瞽鸡（瞽：瞎眼），领头的孩子用双手捂住他的眼睛，其余的孩子充当白蛋就各自找黑暗的角落躲起来，然后头儿就念：掩瞽鸡，走白蛋，一句嗄，一句问，放瞽鸡儿去找蛋。那个当瞽鸡的孩子就往黑暗的角落里逐个寻找，胆大的孩子什么地方都敢藏，有一回有个同伴竟然藏到我奶奶陪嫁的那副棺材里，那可是对奶奶的大不敬，后来不知道是谁说出来，那个傻蛋被他娘臭打了一顿。但是父亲回来时我就不敢出去玩了，父亲打人太凶了，这个我领教过。
　　小时候，经常有“做凤阳”的来村子里打拳卖膏药，那是走江湖的人讨生活的一种方式，凤阳师到各个村子里巡回，或變魔术，或表演武术、气功，或唱些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段子，也有耍猴或者耍眼镜蛇的。小孩子最高兴的不仅是可以看热闹，还可以跟父母要一点零钱买零食吃。有一回邻村做凤阳，我征得母亲同意后跟同村四个小伙伴一起去看，不料父亲突然回来了，碰巧被他看到，正在跟其他小伙伴有说有笑的我，突然被一双大手从后腰提起来，我起初还以为是哪个小伙伴捉弄我，我还说了一句：“怪小”，别开玩笑。可怜我被父亲直接举过头顶，就像戏台上要抓陈世美去斩头的那幕一样，我被父亲拎回家，直接摔到地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狠揍，那个晚上，母亲自己一个人哭到天亮。 　　在父亲威严的注视下我渐渐长大了，父亲不会再打我了，可我心里仍然怕，还不仅仅是怕，有什么话我也不会找他说，甚至见面都不会跟他打招呼。后来我考上了师范，离开家的我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觉得自己从此可以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了。可我还是没能离开父亲的视线，每个月父亲都会骑着脚踏车赶十几公里路到学校给我送生活费，每次见面，父亲都会交代我要认真学习，不要乱花钱，每次我都是“嗯”几声就走，只有没生活费了我才会回家，回家我也只跟母亲要。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离家不远却经常住在学校，偶尔回家也极少跟父亲说话，父亲每次见我回来，不是高兴，而是一番盘问，好像我逃学翘课似的。
　　2002年，我调到县城工作。依母亲心意，每年除夕我都携家带口回老家围炉。这一年除夕，围炉时感觉平时吃东西很快的父亲没怎么吃，我瞄了他一眼，发现父亲清瘦了很多。过了正月初五，母亲才跟我说，父亲最近总吃不下东西，还老是嗳气，叫我带他去医院瞧瞧。到县第二医院做了胃镜检查，医生怀疑父亲可能得了胃癌，建议到市立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我一听就懵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得这种病，一向高大健朗，像永远使不完劲的父亲怎么会得病呢？他不是还隔三岔五地从村里的那口老井打水，带上母亲自己种的菜，骑着那辆骑了三十多年的老爷车赶四五公里路送到镇上给我；我跟生产队承包了一百多亩山地，准备开荒种果的时候，他不是二话不说就扛起锄头挑上水桶，跟我上山干活了，甚至一天最多能挑76担水，也从不喊累；他不是为了省车费还能骑着他的老爷车石码浮宫来回跑，每当杨梅、莲雾收获的季节他还能载着一筐筐的水果亲朋好友一家一家的送，就算热得满头大汗，也乐此不疲。父亲怎么突然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我一时感觉父亲就要离我而去，可他还没享受过一天清福啊，难道就这样任由疾病夺去他的生命？此时，我才感觉到，其实父亲并非离我那么远，虽然我从没叫过他一声“爸”。
　　我不敢让父亲知道，也不敢跟母亲说。我找了个借口把父亲送到市医院办了住院，最后父亲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并已浸润到食管中下段，医生建议必须马上做手术，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却必须面对这么残酷的现实。医生说如果不手术，父亲的食管马上就堵住了，到时滴水不进，只能靠输液和止痛药维持，最多活不过半年，快则一两个月；但是如果手术要花一大笔钱，手术费及后续的各种治疗费用得一二十万，且手术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有的甚至是上了手术台，就回不来了。
　　我只能回家跟母亲商量，母亲也不敢决断，请来了舅舅、大哥和几个堂哥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反对给父亲做手术，都说父亲已经68岁了，手术又不一定成功，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另外，手术费用太大，父亲又没什么积蓄，我一个月四百多块的工资是承担不起的，父亲的几位好友也不赞成手术。
　　母亲听了伤心欲绝，她说我们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你父亲痛苦地走了吧，他可还没享过一天福啊！
　　是啊，父亲虽然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可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安分守己，认真读书。父亲一辈子勤勤俭俭，唯一的装备那辆老爷车还是自己省吃俭用买零件组装的，他身上穿的除了部队的军装和单位发的劳动服，就是母亲过年给他做的中山装，他从没赶过时髦，一提起给他买新衣服，他就不高兴。他不仅培养我们仨兄妹读书，还盖了两座平房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这期间付出的辛苦，做儿女的怎能忽视。我理解母亲的心意，我跟母亲说，钱我来想办法，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
　　父亲手术很成功，又和我们一起度过了8年的幸福时光，很多人都认为是奇迹，虽然这8年我带着父亲四处求医问药，每年都要做各种检查，吃很多药，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父亲还是时常骑着那辆被我戏称为“罗马牌”的脚踏车，载着时令蔬果，自家养的鸡鸭鹅蛋，兴冲冲地来县城看我们，有一回我们加班，刚10岁的儿子放了学，知道爷爷胃不好，不能吃干饭，竟然懂得请他爷爷去吃“真粥道”，父亲乐坏了，回到村子里逢人就夸，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餐。一有时间我就带父亲四处逛逛，走走亲戚，父亲性格变了很多，变得不再急躁，也喜欢笑了。
　　2011年的春天，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了，这世上从此少了那个我应该叫他“爸”的人了，纵然有再多的美食和欢乐也无法與他分享了。有时，我也常想，如果我小时候，他们不那么相信算命的，不让我偏叫，不这样暗示我们父子缘浅，我和父亲兴许就没有了之前的那么多隔阂，那应该是另一种生活场景吧。
　　闽南老话说：爸死路远，母死路断。如今母亲已85岁高龄，我常伴母亲左右，带她求医问药，嘘寒问暖，宽心解闷，共享天伦，所幸儿子也懂事，对他奶奶十分孝顺，二十多岁了还会和奶奶同睡一铺床照顾她，这种血脉相承的亲情必定缘深，哪会缘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