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7月,当我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新闻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的消息后,心中波涛起伏,想对祖国母亲说说我是怎样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新闻采编往事的。
解放后,党给了我读书的机会,但初中刚读半年,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弟妹年纪幼小,家里缺少劳力,我便退学回家种地。回家不久,村里便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伙选我当了会计,随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有一天,《河南青年报》一位记者问我:“你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我回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当一名有文化的劳动模范。”这位记者回到报社后,给我寄了一份《河南青年报通讯》,并附信说,我被吸收为《河南青年报》通讯员了,欢迎我给报社写稿,直到1956年我参加工作后每月还能收到《河南青年报通讯》。
我最早的工作单位是郑州市蔬菜公司。那时公司没有集体宿舍,晚上我把两张桌子接起来就是床铺。由于文化水平低,字也写不好,每天夜里趴在办公桌上读书读报,练习写字。有天夜里11点左右,我打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听见一字一句读得很慢而且重复的广播稿,还说逗号、句号、问号,我就拿起笔跟着默写记录。第二天,当我读《人民日报》时,惊喜地发现有的消息跟我记的一个样,便拿出我的记录和报纸对照,一字一句一个标点地改错。那一刻,真像吃了新鲜醇香的蜂蜜,心里甜透了。从那以后每天夜里我便准时打开收音机,收抄新华社的新闻稿,第二天再和《人民日报》校对,坚持一段时间后,便发现我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深深感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影响深远。退休后,我自费阅读《人民日报》,天天收听收看中央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
坚持抄写记录新闻,使我萌发了当新闻记者的念头。但在那个时候,心里是那么想,就是不敢说。而萌发的理想,也触动了我的行动。1958年我给《郑州日报》寄去的《鲜菜送到钢铁厂》和《商店雪夜留客人》等稿子发表以后,更坚定了我当新闻记者的意志和决心。1959年夏天,我怀着仰慕之心去看望一位高中毕业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言谈之中我落了眼泪,哽咽地说,如果我不退学,咱们就能一起考大学了!那位同学说,你不是一直坚持学习吗?并且还上了干部业余文化学校语文专修班,高中毕业同等学历也可以报考大学文科。一句话给我指出了报考大学之路!我转悲为喜。他为我找来了高考复习提纲,经过30多天的刻苦学习,我意想不到地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一刻让我终生难忘。
1963年暑期,我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被派往河南省黄河农牧场(在中牟县万滩)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点当组长。这里是春天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杨桥潭周边盐碱湿地,冬天苦寒,夏季湿热。在这片连野草都不长的土地上,硬是通过旱田改水田收获了金灿灿的稻谷,碾出来的大米像碎玉似的,蒸出来的米饭香飘满院。我把看到的新鲜事写成新闻稿件寄给报社和中牟县广播站,很快都被采用了。
劳动学习期满,我被调到开封地委。当时正值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逝世前后。全国开展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开始后,我为焦裕禄同志的大女儿焦守凤代笔写了《忆爸爸学爸爸》。后来,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元月1日,我带领开封市部分青年学生,“徒步长征”到荥阳县王村公社安家落户。1972年,省委组织部派人到荥阳县考核安排下放干部时,我要求到新闻单位工作。不知怎的阴差阳错,直到1979年国庆节前夕我才被调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安排在农村组。
在农村生活工作40余年,我对农业农村农民是熟知的。当时,正值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分到责任田,包干到户,一些干部却害怕倒退死死抱着集体不放。针对这种情况,台领导让我们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设置了:“罗书记谈政策”、“致富能人传经验”、“农业科学技术”、“王大姐拉家常”等四个栏目。循循善诱地讲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和政策,以第一人称或对话方式一个一个地宣传率先富裕起来的致富能人,使政策逐步深入人心,群众把广播当成了党的声音。我负责采编的“致富能人传经验”,听众强烈渴望得到传经材料,在栏目播出一个阶段后,台领导决定把播出稿子编成书,取名就叫《致富能人传经验》,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学习需要。
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采写鲜活典型,1/3的时间在编辑部,2/3的时间在农村基层,成了我搞农村宣传的格式。领导提出采访任务后,我不讲条件,买张车票,提上录音机和笔记本就走。我下去采访不信道听途说、不搞捕风捉影、不听豪言壮语式的介绍,采访哪个典型就跟哪个典型交心,一块干活,同吃一个锅里饭,同住一个屋子。农民憨厚好客,对新闻记者更是高看一等。他们经常以捞面条、饺子、炒鸡蛋招待我们,而遇到这种场面,我就吃不下去,也不忍心吃,更不敢吃饱。因为在当时农村人吃点白面不容易,人家上有老下有小,过年过节都舍不得吃一口,我哪能吃得下!夜里住在农户家,或在大队办公室,冬天冷得透骨,夏天蚊蝇叮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白天采访,夜晚写稿,不虚不假,实话实说的广播稿,加上播音润色和现场录音,群众爱听耐听。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农村节目由抓小典型到抓大典型。1987年炎夏,我受台领导指派,到扶沟县采访集约农业。上午到达县委招待所后,随即向县委领导说明来意,下午在宣传部的同志引领下,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当时,扶沟大地庄稼浓绿,瓜果飘香,间作套种,一年三熟四熟。村子里看不到闲人,养牛、养猪、养鸡、养兔专业户遍地开花,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们在扶沟住了8天,走访了11个乡镇,写了12篇通讯,我把这12篇稿子起了一个总题目——《遍地生金话扶沟》,交给台领导审阅,并建议把这12篇稿子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一连12天一口气播完,以给听众更加深刻的印象。台领导报厅领导,厅领导又把稿子送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审定。稿子播出时,借鉴《话说长江》的播音格式,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把稿子播得情感交融,提神爽快。连续12天的播出,把本省和全国各地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听众的热情,一下子提高了。从播出的第四天开始,群众的电话和来信每天就成倍增加,全都热情地赞扬扶沟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他们说,“遍地生金话扶沟”太打动人心了,不仅娓娓动听,而且给人以向扶沟学习的冲动。稿子播完10多天后,到扶沟参观学习的个人和团体络绎不绝。先是本省的,后是全国各地的。因为人多,田埂都被踩平了。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玉洁接待我们说:“你们为河南的农业发展立了功,特别是推广扶沟经验,比开一次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效果都好。”
这是一次改革创新的尝试,后来省政府决定把《遍地生金话扶沟》印成了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要求电台多宣传大的典型,像宣传扶沟那样推广到全省。几年内,我又采写了几个系列报道:《滑县粮食经》、《汤阴之路》、《四实作风在淇县》等,均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
我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写的专题稿《白庄富裕之路》、《禹王锁蛟处发生的变化》、《活武松——何广位》、《百万富翁李连奇》、《四个致富女状元》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各地听众对河南发展变化的关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听到后,派一位副主席带领各界人士到河南考察调研。
写新闻稿子多了,我的名字也被听众和读者记住了。1988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在西华采访回县城的路上,吉普车陷在一条小河的泥泞中。当时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踏上一条泥泞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二里多路,到一个名叫霍坡的村子求人帮忙推车。走进街头不远,见一户人家灯火通明,大门敞开,屋门未闭,我便走了进去。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跟主人打招呼:“春节过得好啊!”他莫名其妙地问:“你说啥?”我说我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名叫刘长贺。他马上关掉收音机,笑着握住我的手:“你就是刘长贺?天天在广播里听到你写的稿子,没想到黑更半夜的你会到我家来!”他连忙招呼妻子给我煮饺子。我说饺子就不吃了,请你帮帮忙,我们的吉普车陷在西南边的小河里了,请找几个人给推出来。他二话没说,就喊来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踏着雪搅泥的小路来到河边。他们排成两行,背贴车身,只听“一二!”,汽车嘟的一声开出来了。他们穿的过年新衣裳都沾满了泥,连一支烟也不抽,伴着爽朗的笑声消失在瑞雪纷飞的夜幕里。
工作下劲了,领导看见了。最高兴的是时任省委书记侯宗宾亲手给我颁发了河南省绿化奖章;能够体现我在采写新闻稿件中努力进取的,是30多个优秀稿件获奖证书;能够说明在农村改革中创新宣传的,是我被推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农村宣传研究会常务理事;党组织对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褒奖,是我被评为河南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最值得感动的是广大听众对我的认可。使听众对广播达到入谜的地步,是我创办了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快速养猪函授班,半年内河南生猪存栏出栏率成倍增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宋照肃同志在一次宴会上高兴地为我们敬酒碰杯。最遗憾的是我在新闻战线工作时间短,新闻工作没干够。
1995年退休后,省政府有关同志邀我参与《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的编辑工作;郑州市委的同志聘请我去采编市委内部刊物《郑州工作》,我都高兴地接受了。因为,我新闻工作没干够。
(注:本文荣获全国新闻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二等奖)
(作者系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记者)
解放后,党给了我读书的机会,但初中刚读半年,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弟妹年纪幼小,家里缺少劳力,我便退学回家种地。回家不久,村里便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伙选我当了会计,随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有一天,《河南青年报》一位记者问我:“你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我回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当一名有文化的劳动模范。”这位记者回到报社后,给我寄了一份《河南青年报通讯》,并附信说,我被吸收为《河南青年报》通讯员了,欢迎我给报社写稿,直到1956年我参加工作后每月还能收到《河南青年报通讯》。
我最早的工作单位是郑州市蔬菜公司。那时公司没有集体宿舍,晚上我把两张桌子接起来就是床铺。由于文化水平低,字也写不好,每天夜里趴在办公桌上读书读报,练习写字。有天夜里11点左右,我打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听见一字一句读得很慢而且重复的广播稿,还说逗号、句号、问号,我就拿起笔跟着默写记录。第二天,当我读《人民日报》时,惊喜地发现有的消息跟我记的一个样,便拿出我的记录和报纸对照,一字一句一个标点地改错。那一刻,真像吃了新鲜醇香的蜂蜜,心里甜透了。从那以后每天夜里我便准时打开收音机,收抄新华社的新闻稿,第二天再和《人民日报》校对,坚持一段时间后,便发现我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深深感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影响深远。退休后,我自费阅读《人民日报》,天天收听收看中央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
坚持抄写记录新闻,使我萌发了当新闻记者的念头。但在那个时候,心里是那么想,就是不敢说。而萌发的理想,也触动了我的行动。1958年我给《郑州日报》寄去的《鲜菜送到钢铁厂》和《商店雪夜留客人》等稿子发表以后,更坚定了我当新闻记者的意志和决心。1959年夏天,我怀着仰慕之心去看望一位高中毕业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言谈之中我落了眼泪,哽咽地说,如果我不退学,咱们就能一起考大学了!那位同学说,你不是一直坚持学习吗?并且还上了干部业余文化学校语文专修班,高中毕业同等学历也可以报考大学文科。一句话给我指出了报考大学之路!我转悲为喜。他为我找来了高考复习提纲,经过30多天的刻苦学习,我意想不到地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一刻让我终生难忘。
1963年暑期,我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被派往河南省黄河农牧场(在中牟县万滩)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点当组长。这里是春天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杨桥潭周边盐碱湿地,冬天苦寒,夏季湿热。在这片连野草都不长的土地上,硬是通过旱田改水田收获了金灿灿的稻谷,碾出来的大米像碎玉似的,蒸出来的米饭香飘满院。我把看到的新鲜事写成新闻稿件寄给报社和中牟县广播站,很快都被采用了。
劳动学习期满,我被调到开封地委。当时正值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逝世前后。全国开展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开始后,我为焦裕禄同志的大女儿焦守凤代笔写了《忆爸爸学爸爸》。后来,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元月1日,我带领开封市部分青年学生,“徒步长征”到荥阳县王村公社安家落户。1972年,省委组织部派人到荥阳县考核安排下放干部时,我要求到新闻单位工作。不知怎的阴差阳错,直到1979年国庆节前夕我才被调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安排在农村组。
在农村生活工作40余年,我对农业农村农民是熟知的。当时,正值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分到责任田,包干到户,一些干部却害怕倒退死死抱着集体不放。针对这种情况,台领导让我们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设置了:“罗书记谈政策”、“致富能人传经验”、“农业科学技术”、“王大姐拉家常”等四个栏目。循循善诱地讲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和政策,以第一人称或对话方式一个一个地宣传率先富裕起来的致富能人,使政策逐步深入人心,群众把广播当成了党的声音。我负责采编的“致富能人传经验”,听众强烈渴望得到传经材料,在栏目播出一个阶段后,台领导决定把播出稿子编成书,取名就叫《致富能人传经验》,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学习需要。
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采写鲜活典型,1/3的时间在编辑部,2/3的时间在农村基层,成了我搞农村宣传的格式。领导提出采访任务后,我不讲条件,买张车票,提上录音机和笔记本就走。我下去采访不信道听途说、不搞捕风捉影、不听豪言壮语式的介绍,采访哪个典型就跟哪个典型交心,一块干活,同吃一个锅里饭,同住一个屋子。农民憨厚好客,对新闻记者更是高看一等。他们经常以捞面条、饺子、炒鸡蛋招待我们,而遇到这种场面,我就吃不下去,也不忍心吃,更不敢吃饱。因为在当时农村人吃点白面不容易,人家上有老下有小,过年过节都舍不得吃一口,我哪能吃得下!夜里住在农户家,或在大队办公室,冬天冷得透骨,夏天蚊蝇叮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白天采访,夜晚写稿,不虚不假,实话实说的广播稿,加上播音润色和现场录音,群众爱听耐听。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农村节目由抓小典型到抓大典型。1987年炎夏,我受台领导指派,到扶沟县采访集约农业。上午到达县委招待所后,随即向县委领导说明来意,下午在宣传部的同志引领下,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当时,扶沟大地庄稼浓绿,瓜果飘香,间作套种,一年三熟四熟。村子里看不到闲人,养牛、养猪、养鸡、养兔专业户遍地开花,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们在扶沟住了8天,走访了11个乡镇,写了12篇通讯,我把这12篇稿子起了一个总题目——《遍地生金话扶沟》,交给台领导审阅,并建议把这12篇稿子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一连12天一口气播完,以给听众更加深刻的印象。台领导报厅领导,厅领导又把稿子送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审定。稿子播出时,借鉴《话说长江》的播音格式,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把稿子播得情感交融,提神爽快。连续12天的播出,把本省和全国各地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听众的热情,一下子提高了。从播出的第四天开始,群众的电话和来信每天就成倍增加,全都热情地赞扬扶沟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他们说,“遍地生金话扶沟”太打动人心了,不仅娓娓动听,而且给人以向扶沟学习的冲动。稿子播完10多天后,到扶沟参观学习的个人和团体络绎不绝。先是本省的,后是全国各地的。因为人多,田埂都被踩平了。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玉洁接待我们说:“你们为河南的农业发展立了功,特别是推广扶沟经验,比开一次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效果都好。”
这是一次改革创新的尝试,后来省政府决定把《遍地生金话扶沟》印成了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要求电台多宣传大的典型,像宣传扶沟那样推广到全省。几年内,我又采写了几个系列报道:《滑县粮食经》、《汤阴之路》、《四实作风在淇县》等,均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
我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写的专题稿《白庄富裕之路》、《禹王锁蛟处发生的变化》、《活武松——何广位》、《百万富翁李连奇》、《四个致富女状元》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各地听众对河南发展变化的关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听到后,派一位副主席带领各界人士到河南考察调研。
写新闻稿子多了,我的名字也被听众和读者记住了。1988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在西华采访回县城的路上,吉普车陷在一条小河的泥泞中。当时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踏上一条泥泞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二里多路,到一个名叫霍坡的村子求人帮忙推车。走进街头不远,见一户人家灯火通明,大门敞开,屋门未闭,我便走了进去。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跟主人打招呼:“春节过得好啊!”他莫名其妙地问:“你说啥?”我说我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名叫刘长贺。他马上关掉收音机,笑着握住我的手:“你就是刘长贺?天天在广播里听到你写的稿子,没想到黑更半夜的你会到我家来!”他连忙招呼妻子给我煮饺子。我说饺子就不吃了,请你帮帮忙,我们的吉普车陷在西南边的小河里了,请找几个人给推出来。他二话没说,就喊来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踏着雪搅泥的小路来到河边。他们排成两行,背贴车身,只听“一二!”,汽车嘟的一声开出来了。他们穿的过年新衣裳都沾满了泥,连一支烟也不抽,伴着爽朗的笑声消失在瑞雪纷飞的夜幕里。
工作下劲了,领导看见了。最高兴的是时任省委书记侯宗宾亲手给我颁发了河南省绿化奖章;能够体现我在采写新闻稿件中努力进取的,是30多个优秀稿件获奖证书;能够说明在农村改革中创新宣传的,是我被推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农村宣传研究会常务理事;党组织对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褒奖,是我被评为河南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最值得感动的是广大听众对我的认可。使听众对广播达到入谜的地步,是我创办了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快速养猪函授班,半年内河南生猪存栏出栏率成倍增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宋照肃同志在一次宴会上高兴地为我们敬酒碰杯。最遗憾的是我在新闻战线工作时间短,新闻工作没干够。
1995年退休后,省政府有关同志邀我参与《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的编辑工作;郑州市委的同志聘请我去采编市委内部刊物《郑州工作》,我都高兴地接受了。因为,我新闻工作没干够。
(注:本文荣获全国新闻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二等奖)
(作者系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