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当前，企业跨区域迁移情况日趋增多，浙江和深圳两地尤甚。市场配置资源和政策导向是企业外迁的动因。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迁出的区域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企业迁入地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浙江企业外迁势不可挡
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外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外迁势头愈来愈强烈。
以浙江为例，近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一份名为《从浙企外迁看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称，目前，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另外，在对2004年浙江196家外迁企业的去向调查显示，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
即使在欠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江苏盐城的森达集团，作为国内鞋业界的巨头，地方经济的巨无霸，目前已从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显现出“孤岛”现象，如不切实加以引导和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众多企业的发展。同时，它还可能带动苏北企业外迁或资本的外流，引起一场工业界的震动。
原因：市场是无形之手
市场经济下，利益是进行市场调节的最大杠杆，企业外迁不管存有千种万种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驱使，在其表象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动因。 一是“鱼缸”制约。企业如同鱼一样，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鱼养大了，缸里的水浅了，营养不足了，满足不了鱼的需求，必须寻求更大、更好的环境来生长，这是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
二是商务成本高。一些发达地区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超出了企业自身承载的能力；发达地区普遍富裕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用工困难；发达地区企业密集，生产需要的原料受到制约或供求不平衡。因此，生产单位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其它地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把生产基地迁移到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
三是高级生产要素缺乏。为了获得更好的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许多企业把生产基地或企业总部迁移到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大中城市。
四是构建引力平台。参与世界性竞争已是当前企业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鸡窝”里虽能飞出“金凤凰”。但这需要时间和代价。因此，许多企业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构建一些跨向国际市场的平台。在大都市建立起自己的窗口。由此，“总部经济”应运而出。
森达，是在欠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一颗明珠，正处在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可以说，高级生产要素的缺乏使之成为“孤岛”。而在大都市构建发展平台(上海总部)则是缓冲这一矛盾的明智之举。但缓冲的作用多大，时间能有多长则很难确定。如果矛盾不能缓和，则企业必定寻求另一条发展之路，即外迁发展。
影响：边缘化现象凸显
专家指出，浙江作为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如果大量外迁。势必形成地区经济“空心化”，而留守企业也会滑向外迁的边缘。另据了解，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的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这些企业也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而浙江灯具业内有规模型的企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合成革行业内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
专家分析，浙江省那些以“小”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不仅在资源分配上逐步滑向边缘，而且由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较强配套能力，把块状经济集群优势中降低成本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许多产品上都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进一步造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浙江东北地区的对外投资与吸收外来投资基本上能保持平衡，而浙西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对外投资远远超出了外资进入。这些地区因市场、交通、基础设施、税收政策和经营软环境等因素，企业大量外迁，尤其是较具实力的企业不断外迁，给当地财政收入、社会就业、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直接冲击。
同时，大中型企业的外移，对当地的企业集群、传统的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1999年以来，企业外移直接造成了浙东北与浙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虽说，这种转移是企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它导致企业原在地区的税收流失、劳动就业数量减少、市场萎缩。对当地的乡镇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
深圳企业外迁现“拐点”
和浙江一样。深圳也同样被企业外迁所困扰。伴随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快速撤离深圳，大量后续难题也将逐渐展现在当地政府面前，成为深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次“阵痛”。
在深圳最大的加工贸易型企业聚集地宝安区，据该区经贸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份，宝安区尚有“三来一补”企业3307家；而仅今年上半年，宝安区已经转移或者有转移意向的企业就达到231家。经贸局有关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三来一补”企业退出深圳的速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而外迁的主要方向是东莞、北海等珠三角其它地带。专家认为。尽管2000年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在持续，但今年显然是个“拐点”。
原因：政策导向是关键
分析深圳加工贸易型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是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已经明确发出信号，以前看重的加工贸易已非未来发展重点，这意味着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港商将经受越来越大的挑战。更为严峻的是，依照广东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明年10月之前，珠三角地区所有重污染企业，其环保标准必须达到集中进入工业园区的要求。大限在即，部分港企的搬迁已刻不容缓。
另外，该地区企业面临“三缺”(缺电、缺水、缺工)日益严重的情况。加之油价的上升令生产成本大涨，不少企业已不堪重负，更有一部分企业在无奈中选择关门。
此外，也有一些企业早已未雨绸缪，提前对企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深圳某服装企业在深圳打拼了近20年，经历了加工贸易企业在深圳的辉煌与落寞。该公司早在3年前就在杭州附近买下了500多亩土地，因此，现在公司的大部分生产线已经陆续搬迁到了杭州，今后公司在深圳只会“保留设计和研发部分”。
影响：优势产业开始流失
事实上，深圳产业结构调整会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现在暂时还难以定论。但随着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上升。深圳已出现了多个优势传统企业外迁的现象，而并不限于政府所期望的仅只是加工贸易企业。
例如，深圳仪表仪器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外迁。如果持续下去。深圳已经建立的“中国南方仪表仪器生产及研发基地”以及“世界数字万用电表王国”地位可能由此 丧失，由此还可能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一些IT信息行业未来的发展。据此，有关人士认为，经济结构快速的转换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还有人士指出，现在深圳转移出去的企业比较多。肯定会造成工业经济的下滑，因此。产业结构不宜调整得太快。但是，现在一些企业因为深圳环境的变化，已经分批分期向外转移，如果不加以改变，外迁的形势将会更加明显。
从金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些面临淘汰的企业在以往有相当多信贷资金尚未归还，此次调整很可能使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会损失这一部分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此次面临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都是利润微薄、资金周转率不高的企业，调整将进一步缩紧资金的流动性。企业将会采取贷款等方式保持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这又加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
双赢是最圆满的追求
关注企业外迁的背后是关注利益的分配。企业希望是利润的最大获得者，政府希望是税收的最大收益者。
对于企业外迁带来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对政府而言，从宏观上讲。无论企业处于什么位置，税收都是国家的。但从微观上讲，对一个区域企业的外迁，特别是大企业、对地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企业外迁。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企业外迁对企业是单赢的，那么要实现双赢，政府则要加大力度，进行有效的引导。
一方面，要把企业外迁引导成企业外扩。企业外迁，对一个地方来说。其实就是资本的外流。资本外流是其自然属性，人力和其它一切因素都不能阻挡，但企业的资本可以分为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存量资本就是投资在现有企业中的资产，增量资本就是企业用来扩大再生产、再投入的资本。如果一个企业在更适合于这个企业自身发展的环境下设立新的基地，投入新的企业，而自身的规模并没有因再投入而削弱。这就是企业的外扩。这在短时期内不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企业整体搬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政府应引导企业进行外扩，这是膨化壮大企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经济的双赢举措。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是单方面，我们应该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强大力量。俗话是强扭的瓜不甜。企业外迁不会因政府的干扰而终止，所以，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办事，要把“筑巢引凤”与“建巢安凤”相结合。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尊重市场过滤，提升服务水平，例如，在大力招商引资。可以提出筑巢引凤的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能注重“引”而忘记“安”。现实中，有些地方把企业引进门后，政策不兑现。服务不到位。因此要着力解决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人才、信息、技术、金融等一系列瓶颈。
浙江企业外迁势不可挡
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外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外迁势头愈来愈强烈。
以浙江为例，近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一份名为《从浙企外迁看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称，目前，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另外，在对2004年浙江196家外迁企业的去向调查显示，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
即使在欠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江苏盐城的森达集团，作为国内鞋业界的巨头，地方经济的巨无霸，目前已从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显现出“孤岛”现象，如不切实加以引导和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众多企业的发展。同时，它还可能带动苏北企业外迁或资本的外流，引起一场工业界的震动。
原因：市场是无形之手
市场经济下，利益是进行市场调节的最大杠杆，企业外迁不管存有千种万种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驱使，在其表象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动因。 一是“鱼缸”制约。企业如同鱼一样，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鱼养大了，缸里的水浅了，营养不足了，满足不了鱼的需求，必须寻求更大、更好的环境来生长，这是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
二是商务成本高。一些发达地区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超出了企业自身承载的能力；发达地区普遍富裕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用工困难；发达地区企业密集，生产需要的原料受到制约或供求不平衡。因此，生产单位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其它地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把生产基地迁移到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
三是高级生产要素缺乏。为了获得更好的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许多企业把生产基地或企业总部迁移到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大中城市。
四是构建引力平台。参与世界性竞争已是当前企业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鸡窝”里虽能飞出“金凤凰”。但这需要时间和代价。因此，许多企业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构建一些跨向国际市场的平台。在大都市建立起自己的窗口。由此，“总部经济”应运而出。
森达，是在欠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一颗明珠，正处在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可以说，高级生产要素的缺乏使之成为“孤岛”。而在大都市构建发展平台(上海总部)则是缓冲这一矛盾的明智之举。但缓冲的作用多大，时间能有多长则很难确定。如果矛盾不能缓和，则企业必定寻求另一条发展之路，即外迁发展。
影响：边缘化现象凸显
专家指出，浙江作为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如果大量外迁。势必形成地区经济“空心化”，而留守企业也会滑向外迁的边缘。另据了解，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的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这些企业也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而浙江灯具业内有规模型的企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合成革行业内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
专家分析，浙江省那些以“小”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不仅在资源分配上逐步滑向边缘，而且由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较强配套能力，把块状经济集群优势中降低成本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许多产品上都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进一步造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浙江东北地区的对外投资与吸收外来投资基本上能保持平衡，而浙西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对外投资远远超出了外资进入。这些地区因市场、交通、基础设施、税收政策和经营软环境等因素，企业大量外迁，尤其是较具实力的企业不断外迁，给当地财政收入、社会就业、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直接冲击。
同时，大中型企业的外移，对当地的企业集群、传统的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1999年以来，企业外移直接造成了浙东北与浙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虽说，这种转移是企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它导致企业原在地区的税收流失、劳动就业数量减少、市场萎缩。对当地的乡镇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
深圳企业外迁现“拐点”
和浙江一样。深圳也同样被企业外迁所困扰。伴随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快速撤离深圳，大量后续难题也将逐渐展现在当地政府面前，成为深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次“阵痛”。
在深圳最大的加工贸易型企业聚集地宝安区，据该区经贸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份，宝安区尚有“三来一补”企业3307家；而仅今年上半年，宝安区已经转移或者有转移意向的企业就达到231家。经贸局有关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三来一补”企业退出深圳的速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而外迁的主要方向是东莞、北海等珠三角其它地带。专家认为。尽管2000年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在持续，但今年显然是个“拐点”。
原因：政策导向是关键
分析深圳加工贸易型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是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已经明确发出信号，以前看重的加工贸易已非未来发展重点，这意味着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港商将经受越来越大的挑战。更为严峻的是，依照广东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明年10月之前，珠三角地区所有重污染企业，其环保标准必须达到集中进入工业园区的要求。大限在即，部分港企的搬迁已刻不容缓。
另外，该地区企业面临“三缺”(缺电、缺水、缺工)日益严重的情况。加之油价的上升令生产成本大涨，不少企业已不堪重负，更有一部分企业在无奈中选择关门。
此外，也有一些企业早已未雨绸缪，提前对企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深圳某服装企业在深圳打拼了近20年，经历了加工贸易企业在深圳的辉煌与落寞。该公司早在3年前就在杭州附近买下了500多亩土地，因此，现在公司的大部分生产线已经陆续搬迁到了杭州，今后公司在深圳只会“保留设计和研发部分”。
影响：优势产业开始流失
事实上，深圳产业结构调整会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现在暂时还难以定论。但随着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上升。深圳已出现了多个优势传统企业外迁的现象，而并不限于政府所期望的仅只是加工贸易企业。
例如，深圳仪表仪器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外迁。如果持续下去。深圳已经建立的“中国南方仪表仪器生产及研发基地”以及“世界数字万用电表王国”地位可能由此 丧失，由此还可能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一些IT信息行业未来的发展。据此，有关人士认为，经济结构快速的转换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还有人士指出，现在深圳转移出去的企业比较多。肯定会造成工业经济的下滑，因此。产业结构不宜调整得太快。但是，现在一些企业因为深圳环境的变化，已经分批分期向外转移，如果不加以改变，外迁的形势将会更加明显。
从金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些面临淘汰的企业在以往有相当多信贷资金尚未归还，此次调整很可能使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会损失这一部分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此次面临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都是利润微薄、资金周转率不高的企业，调整将进一步缩紧资金的流动性。企业将会采取贷款等方式保持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这又加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
双赢是最圆满的追求
关注企业外迁的背后是关注利益的分配。企业希望是利润的最大获得者，政府希望是税收的最大收益者。
对于企业外迁带来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对政府而言，从宏观上讲。无论企业处于什么位置，税收都是国家的。但从微观上讲，对一个区域企业的外迁，特别是大企业、对地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企业外迁。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企业外迁对企业是单赢的，那么要实现双赢，政府则要加大力度，进行有效的引导。
一方面，要把企业外迁引导成企业外扩。企业外迁，对一个地方来说。其实就是资本的外流。资本外流是其自然属性，人力和其它一切因素都不能阻挡，但企业的资本可以分为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存量资本就是投资在现有企业中的资产，增量资本就是企业用来扩大再生产、再投入的资本。如果一个企业在更适合于这个企业自身发展的环境下设立新的基地，投入新的企业，而自身的规模并没有因再投入而削弱。这就是企业的外扩。这在短时期内不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企业整体搬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政府应引导企业进行外扩，这是膨化壮大企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经济的双赢举措。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是单方面，我们应该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强大力量。俗话是强扭的瓜不甜。企业外迁不会因政府的干扰而终止，所以，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办事，要把“筑巢引凤”与“建巢安凤”相结合。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尊重市场过滤，提升服务水平，例如，在大力招商引资。可以提出筑巢引凤的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能注重“引”而忘记“安”。现实中，有些地方把企业引进门后，政策不兑现。服务不到位。因此要着力解决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人才、信息、技术、金融等一系列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