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核心性的差异在什么方面呢？我认为，在于哈耶克反复引用和论述的洛克的那句名言：“财产是道德之神。”七个字，带出了两种神圣——英美传统中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欧陆传统中康德的如天上星空一般神圣的“道德理想王国”。
　　一方面，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参阅我为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译本写的序言）。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道德价值都是目的（参阅我写的《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连载于《公共论丛》）。这篇报道里的“做木器生意的张先生”愿意出20万元，替那两位因贫困潦倒而“没有坚持住”的青年人，再赎一次《悲惨世界》里冉阿让所犯的偷窃罪，他的良心应当是受到了康德论证过的“道德理想”的感召——每一个人都应赎救，每一个人都是贵族。
　　张先生和这两名犯偷窃罪的年轻人的故事——关于可能成为贵族的小偷的故事，就这样，把我们每一位读者困入两种神圣之间。
　　就在我写这篇“边缘”评论时，我得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未能如愿录取湖北文科状元——今年19岁的周迅。因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偶然但致命地，偷了别人的书包。偶然，是因为他的书包刚刚被别人偷走，一时气愤；致命，是因为他偷来的那个书包里有价值数千元的财物。
　　这类故事不仅发生在青年人身上，也发生在我的同代人和上代人身上，只不过，在当事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坚持得住”与“坚持不住”的区别。
　　20世纪40年代已经在北大讲授哲学的齐良骥先生，多年研究康德哲学，其遗著《康德的知识学》（1998年出版）被认为代表着今天中国人研究康德的最高水准。他去世之后，北京大学的韩水法教授写了一篇特别感人的回忆文字，恕我原文引述如下：
　　“在那个恶湿俱下的时期（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市场大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生活），人们不断地降低自己对于正当事业的要求和标准，以便能够勉强地活下去。大学教师的职业在那个时期仿佛是一项志愿工作，有权，当然也就生活无忧的人，不断地向人们鼓噪：创收！于是，笔者在当时每每为一个荒唐的逻辑所纠缠：你不能指望大学教师的职业所提供的报酬够支付这项工作所必需的费用，即便勉强的温饱，你都必须自己在职业以外挣出来，遑论其他的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仿佛是有原罪的，必须经受一切苦难才得到救赎，但不是在这个世界。……先生那一代人也经受着同样的贫困，而却别有意味。有一天，我出北大东门，看到先生在果园一侧的路边稳稳地走着。我下车趋前问候。他说，买了点新产的碧螺春，又补充说，东西越来越买不起了，想了很久，只是实在想尝尝，才买了2两。……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惨痛的玩笑，国民政府时期和平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竟成了90年代中国大学教师的美谈，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90年，世界康德会议在美国召开，先生很早就寄去了论文，并且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但是，先生向各级单位的申请都遭到拒绝……先生在给我看会议寄来的各种材料时，显得非常痛苦——这是我看到的惟一一次，因为先生向来如康德一样，内心充满了宁静。”（原载《读书》2001年7月）。
　　于贫困潦倒之际，齐先生坚持下来了。如韩水法教授指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获得别人的敬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而能够找到值得我们敬重的人，也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私有产权是不应随意侵犯的，因为随意侵犯私有产权的社会，最终将使一切人贫困潦倒。请注意，我使用了“随意”这个语词，因为，事情确实可以有另外的一番道理。因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森（Amartyre Sen）的著作揭示出这番另外的道理：在各种天赋人权里面，免除饥饿的权利有时应当被置于私有产权之上。注意，只是“有时”，不是“随意”。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后者肇始于我的不可见的自我，我的人格，将我呈现在一个具有真正无穷性但仅能为知性所觉察的世界里，并且我认识到我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不似我与现世的连接那样仅仅是偶然的。”（《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法律的真义，是要帮助每一个人从其“偶在”的困境里上升到道德自由境界。然而，法律必须有，且成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