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是2014年出品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由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赵薇、黄渤、佟大为、郝蕾、张译主演。电影讲述了以田文军为首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寻找孩子以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李红琴如何为夺回孩子奋力抗争的故事。
　　田文軍和妻子鲁晓娟婚姻破裂，儿子田鹏是二人唯一的连牵。一日，田鹏外出玩耍，一去不返，夫妇二人由此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在此过程中，他们结识了一群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大家守望相助，纵使希望渺茫，也从不放过一丝线索。多年以后，田文军等人跋涉千里穿州过省，终于在一户偏僻的村落人家中，看到一个像极自己儿子的身影。而此刻，在孩子的身后，却站着一个他喊着“妈妈”的农村妇人李红琴。李红琴对事情的进展同样费解，她坚称自己并不知道孩子是拐卖来的。她只知道，这孩子是自己亡夫留下来的。经过DNA鉴定，田文军一家人终于团聚并回到了深圳，这时候的小田鹏，已经六岁了。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热映不久，《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成为刑法学界和实务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内容即是对于危害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拐卖儿童犯罪的治理作出了新规定，这一规定被称为“买卖同罪”。今年八月二十九日，草案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这意味着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修改，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因收买人不虐待、不阻碍解救就可以免受刑事责任追究，这便有默认人口是可以买卖之嫌。更关键的是，原立法导致了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成本极低，人口交易反被放任。当然，除了国家以立法手段进行规制外，最重要的还是全社会的协同配合。借用影片中田文军的一句台词：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没有买方就不会有拐卖。对于拐卖儿童这种危害极大的行为，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在结合严厉打击拐卖和收买行为之外，积极借鉴国外经验，综合构建完善的失踪儿童干预系统才是治根之道。
　　然而，这部影片最终的落脚点并非在打拐上，而是在孩子被解救以后，血缘的挚亲与作为母亲的养育之恩，原本密不可分的整体却因诱拐成为了对立的情感冲击，伦理和法律的冲突成为打拐背后隐藏的更为深刻的的关注焦点。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李红琴在一夜间得知自己原来是人贩子的妻子，更在一夜间获悉两个孩子都不属于自己，这令她情何以堪！她只身一人来到深圳找律师一心想要回女孩吉芳的抚养权，而她在派出所袭警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无法接受这种被强行母女分离的现实。之后，她到福利院想看看吉芳，但被院长拒绝，焦头烂额的她只好趁着夜晚爬水管上去隔着窗口看吉芳，而小吉芳也哭喊着要妈妈。法律或许能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给予公正的裁判，但这背后的情感纠葛却是一团乱麻，难以厘清。除此之外，影片还留给我们许多的思考空间，例如人贩子的妻子是否有领养孤儿的权利，为了生二胎而给被拐孩子开死亡证明产生的心理挣扎，被拐孩子对养母的感情，寻回亲生父母后亲子关系的重建……
　　事实上，影片并没有将李红琴贴上“人贩子的妻子”的标签，如果将之简单地推到正义的对立面，从商业片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更容易的处理方法。善与恶的截然对立与强烈冲突，易于迎合观众情感宣泄的需求。但陈可辛没这么做，他甚至让李红琴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对”的。法律意义上的“对”与看起来的“对”之间的冲突，深刻揭示了伦理道德存在的悖论。它实非一块无瑕美玉，可以将对错分得层次分明，事实上，它充满杂质，毁誉参半，常常是再高明的人性放大镜也难以辨别出其纹理。在李红琴身上，我们窥探到了普遍的人性困境，单纯的道德判断，在她这里是失效的。这并不是价值的虚无，恰恰相反，这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体认和理解之同情，因为我们也正置身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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