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史观的引入，历史重述出现了新的变化。“新一代史学研究者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倾心于政治史的研究转向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主要社会阶层和经济领域转向底层和边缘行业；在方法论上，从基于二元假设的线性描述转到基于地方原始材料调查的更复杂、多面的叙述。”在这方面，独家春秋的新作《闲话民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颇有代表性。
　　主题聚焦，细节总揽，作者以“后现代”的笔法描绘洞悉
　　《闲话民国》独辟蹊径，专门记叙民国社会生活，迎合了当下史学研究视野下移、关注民生的趋向，“通过一段段有趣故事的叙述、一幅幅生活图景的再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分析、一条条人生脉络的梳理……从一个个微观的层面解析并展现民国社会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以满足人们追寻历史的好奇心”。
　　民国虽仅存38年时间，可局势多变，形势复杂，资料丰富，要想在一部40万字的著作中将所有主题内容包揽无余，勉为其难。所以，做一些筛检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于是作者借用后现代的方法进行特色化研究，将视角转向生活习俗这种地域或边缘社会史、文化史，重视对原始材料的重现，从具体材料中进行架构和解析。所选取的材料通常为以前的宏大叙事所遮蔽，对其重新挖掘并加以全新的解读，展示出别样的历史图景，使历史样态得到丰富，方便人们廓清历史的真相。如谱牒纂修、当铺经营、走私活动、选美等话题，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除此之外，作者擅长以细节性的描述加深加厚历史层次感，增强人们对某一历史事实的立体认识。因为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要获得全面、公正的认识和判断，非常困难。书中说，“民国时期旅馆界黑幕的再一个表现，是一些外国人把旅馆当成了间谍机关，让它发挥侵华工具的作用……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关东军情报部……在齐齐哈尔的分部，设在该市的朝日旅馆内……后来，日本借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所谓中村事件的情报，就是通过这家旅馆的女间谍植松菊子软化了王翼先这个败类才得到的。”这些，较之历史教科书中僵硬、生涩的结论性描述，生动而有韵致得多。
　　历史的细节大多藏之于书中，看的越多，必然知晓得越多，获得有价值的启发就越多，这样，你不仅仅是一位“学生”，而且是一位“思想者”。比如在“退位诏书出自苏州旅馆”中，作者告诉我们，“与民国时期旅馆界的黑幕正是当时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折射一样，此时在旅馆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形。”
　　通过细节，还可以颠覆人们原有的认识。尹韵公教授在《历史的细节》一文中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若知晓不多，请慎下结论。否则，你充满信心地提出一个论断，别人端出一个历史的细节，很可能一下子就把你打得半死不活……假如你对历史的细节不敬，你受到的报复就是不可能在历史研究方面获得真知，很容易走上片面化或极端化的歧路。”因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足以颠覆人们认知已久的判断。“杜月笙父母早亡，近族寥落……这使他成为黑社会的领袖人物后，在名门望族面前有低人一等之感。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他在1930年广发告白，征集资料，补叙家谱。当时，一代学术泰斗章太炎……居然考证出‘杜月笙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使杜月笙这一杜氏之族跻身于帝王之系、名门之后。”
　　专题体例，移步换景，作者以“大历史”的视角全面铺陈
　　《闲话民国》是专题体例描画民国社会生活习俗的一轴图卷。衣食住行篇、人生礼俗篇、社会生活篇、丑态黑幕篇、掌故轶闻篇、社会生活揭秘，渐次展开，移步换景，丰富多元。
　　新世纪以来，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等史学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历史研究也愈发微观化和细碎化，惯常从微小的历史情节入手，管窥宏大的历史命题。问题是，专题体例下的知识容易被块状化，难以融通。作者用近年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大历史”解读“微历史”，以破其难。英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念，突出构建新的宏大的历史，重视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的关系，倡导对过去进行长时段和大尺度的研究，与“普遍史”与“后现代主义”相照应，以搭建立体交互的知识网络和深邃洞悉的知识理性为依归。
　　《闲话民国》在记事手法和框架结构上很有特色。“以通俗、流畅的纪实手法，活泼简约的杂志标题，铺陈了民国三教九流的独家内幕”。结构上注意从寻常入手，从稔知起步，搭建认知通道。如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民间游娱、江湖骗术，再到世情黑幕、人情世故，正如作者自称，“要描画内容如此丰富多彩，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层次显得叠床架屋的民国历史，除了从宏观人手，推出统揽一切、包罗万象的鸿篇巨著，更需要从微观切入……进行丝丝入扣的剖析、解读、综合，然后还原其应有的本来面目”。
　　作者善于以“大历史”的视野来铺陈洞察历史现象，习惯在不同的时段来回穿梭，从非常广泛的时空范围审视特定时期的历史事实。这样，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示和延伸会让读者提出新问题，并增强对相关历史的了解和理解。在《谱牒纂修不绝如缕》的开篇，作者安排了“谱牒之学的前世今生”一目，最后写到“谱书的保存与研究”，使人对此有了一个更丰富、全面和连贯一致的理解。这样的大视野，在作者的著作中常见不鲜。仅读《尽展人生百态一茶馆》章的子目，便可窥斑知貌：从《茶经》到茶馆、茶馆的阶层职业分野、茶馆功能之一：休闲场所、茶馆功能之二：交易所、茶馆功能之三：联络点、谋生之地、茶馆的特殊功能：吃讲茶。
　　“大历史”在倡导长时段探究历史的同时，还注重跨学科的宏大叙事。《闲话民国》描画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关于社会学领域的历史研究，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属于经济史专题视野下的分支，由于它的发展、变化与时下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等息息相关，所以，对它的叙述，必然与当时的诸多领域相互影响，相互映像。如作者在“衣食住行篇”，就着力从“外来风引发新世面”的视角探究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和社会政局的更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中国人的社会风俗和衣食住行深受影响，继而揭示其中西合璧、新旧杂陈的显著特点。“世间万花筒”以茶馆、澡堂浴室、当铺、拍卖、纸币、彩票、店招等普通人的生活为视点，挖掘宏大的历史命题——“澡堂从寺院的附属性设施一变而为民间的服务性行业，实现了由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后，澡堂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说到当铺，作者云，“近代以来，自足自给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使不少的地主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固着于自己的土地上，耐巴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了土地以外的产业中。” 　　见微知著，探古鉴今，作者以“历史重述”的模式探寻要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历史书写的叙事模式，并对之前的历史叙事进行重新解读，逐渐形成一股重述历史的潮流。这种模式，一是关注边缘史、文化史，二是注重对重大历史的重新解构。李怀印认为，“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有意义。”这方面，《闲话民国》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
　　说到饮食，作者如此感慨，“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它的活力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地区饮食的长处，并加以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吸收、创新，一种再有特色的饮食文化，也要走向穷途末路。民国的饮食文化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各地的饮食业对于异地，甚至于异族的饮食有吸收、有创新。”
　　说到建筑，作者告诉我们，“民国时期民居建设的进步，是根植于丰厚的中国传统建筑土壤的。离开了这种土壤，不要说传统的民居样式，就是新型的建筑风格，也要失去生存的依托。所以，继承以往的建筑传统，是民国时各种民居得以立足的基础。”
　　说到女权，作者提到的两件事令人唏嘘不已，感慨良多。其一，“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吴淑卿就上书黎元洪，表示愿意从军效力，以补军力之不足。起初，黎元洪以女子在军队中难以安排为由，婉言拒绝。后在吴淑卿竭力争取之下，下令另招女军一队，以吴氏为队长。文告一出，前来参加者有数百人之众”。其二，至于自由择夫，也为很多因循守旧者不容。湖南临湘妇女会主席王淑春“自选那里的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为未婚夫，而使城镇大为震惊……士兵们向她大骂了许多难听的话，然后，他们剁掉她的手臂；他们把她剁成了许多块。不久之后，他们向未剁掉的部分开了17枪……以显示他们对她的仇恨”。
　　我真的不想把自己对如上解读和叙事的价值理解说出来，因为其要旨意远，见微知著，探古鉴今，作者只是给读者一个素材、一个视窗、一个判断。至于是非，读者诸君自会明鉴。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说到底，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很多历史事实身后是非、功过千秋任人评说，往往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迥异，解读相背，主要在于我们在进行历史的价值判断时标准不一，从而难以走出价值判断上的困惑。
　　黄朴民说，“历史人物与历史时间在评价上出现价值判断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间的纠葛与对立。”所以，以道德标准认识秦始皇，他是残暴的君王；以历史标准评价秦始皇，他是开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先师，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功臣。可见，偏执一方，以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历史，难免会出现问题。
　　我想，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不能单纯挥动道德的大棒，也不能只执历史的标尺。很多人很多事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本应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方能尽可能地避免认识上的偏失。把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结合，只有辩证地考察，才能理性地判断。就此，可以说，《闲话民国》在其雅俗共赏的情趣之外，还埋伏着很多理趣，等待读者诸君去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