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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需要稳妥有序推进。
试点效果不明显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11月28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然而专家表示，多年来，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医院目前还没有，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2011年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被视为“去行政化”之举。而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告诉记者，这两年并没看出多少进步，单位组织体检，规定普通讲师、科员隔年一查，博导和正处级每年都查，“足见行政级别观念已深入骨髓”。
“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
“行政化”附着重重利益
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教育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由办学”……这是教改“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办学方针。但面对记者，朱清时历数没有行政级别的南科大所面临的种种办学尴尬，“我们很多规定都不适合迅速建立起和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认为，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冰难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巨大利益。
当前，“去行政化”遭遇了行政方自己决定“去”的悖论。“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熊丙奇认为，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高校、医院、事业单位行政化的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你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方面，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意味着能获取多少资源。”马广海说，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和公共资源，所以教授争当处长、院长成为象牙塔里的价值取向。
一些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和便处，对于“去行政化”自然没有积极性。重庆某厅级高校一位教授说，现在强调专家治校，一些校领导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在职称评选上占尽优势，摇身一变就成了二级教授，就成了专家，同时在申报课题时拿的是最高经费的课题，这些课题相当一部分不是由本人完成的。
脱行政“外衣”需“温度”适宜
“在一个周围人都穿外套的环境下，脱谁的衣服都有困难。”受访专家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事业单位孤立的改革，而是一整套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要通过制度设计倒逼社会“官本位”观念的转变。马广海说，“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是当前社会的轴心，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轴心开展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层级来分配。
孙晓莉表示，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称谓，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待遇、职务等利益，分类分步分地区有序扩大试点，真正给事业单位“松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要跟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取消行政级别后，事业单位内部还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外部则需要有一套可以标注这些单位社会价值的独立评价体系和制度，否则这些群体将会无所适从。
“大学、医院取消行政级别后，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如何确立？山东大学规定教授工资比副厅级高100元，这还是参照行政级别来定工资，而没有符合各行各业特点的市场评价体系。”马广海说。
受访专家还指出，要坚决打破主管部门决定校长、院长任命的框子，取消事业单位领导的“任命制”，交由职、员工选举产生，实现管理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否则，即便去掉行政级别的“皮”，行政化的“核”也仍然存在，算不上真正的改革。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需要稳妥有序推进。
试点效果不明显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11月28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然而专家表示，多年来，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医院目前还没有，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2011年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被视为“去行政化”之举。而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告诉记者，这两年并没看出多少进步，单位组织体检，规定普通讲师、科员隔年一查，博导和正处级每年都查，“足见行政级别观念已深入骨髓”。
“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
“行政化”附着重重利益
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教育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由办学”……这是教改“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办学方针。但面对记者，朱清时历数没有行政级别的南科大所面临的种种办学尴尬，“我们很多规定都不适合迅速建立起和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认为，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冰难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巨大利益。
当前，“去行政化”遭遇了行政方自己决定“去”的悖论。“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熊丙奇认为，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高校、医院、事业单位行政化的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你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方面，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意味着能获取多少资源。”马广海说，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和公共资源，所以教授争当处长、院长成为象牙塔里的价值取向。
一些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和便处，对于“去行政化”自然没有积极性。重庆某厅级高校一位教授说，现在强调专家治校，一些校领导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在职称评选上占尽优势，摇身一变就成了二级教授，就成了专家，同时在申报课题时拿的是最高经费的课题，这些课题相当一部分不是由本人完成的。
脱行政“外衣”需“温度”适宜
“在一个周围人都穿外套的环境下，脱谁的衣服都有困难。”受访专家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事业单位孤立的改革，而是一整套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要通过制度设计倒逼社会“官本位”观念的转变。马广海说，“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是当前社会的轴心，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轴心开展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层级来分配。
孙晓莉表示，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称谓，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待遇、职务等利益，分类分步分地区有序扩大试点，真正给事业单位“松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要跟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取消行政级别后，事业单位内部还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外部则需要有一套可以标注这些单位社会价值的独立评价体系和制度，否则这些群体将会无所适从。
“大学、医院取消行政级别后，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如何确立？山东大学规定教授工资比副厅级高100元，这还是参照行政级别来定工资，而没有符合各行各业特点的市场评价体系。”马广海说。
受访专家还指出，要坚决打破主管部门决定校长、院长任命的框子，取消事业单位领导的“任命制”，交由职、员工选举产生，实现管理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否则，即便去掉行政级别的“皮”，行政化的“核”也仍然存在，算不上真正的改革。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