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生于洛阳,祖籍河北涿州。赵匡胤幼年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但时代的熏陶,耳濡目染,使他学文习武,成长为文武全才。
　　青年时期的赵匡胤沉默寡言,嗜好读书,即使在行军途中,也要抓紧时间,手不释卷。发现奇书,不惜重金也要购到。赵匡胤跟随周世宗(柴荣)征讨南唐时,有人在世宗面前毁谤他说:“赵攻克寿州城后,掠取宝货甚多,装了好几车。”世宗派人去查,翻箱倒柜,没发现什么财宝,只搜出了数千卷书籍。周世宗很惊讶,他疑惑地问赵匡胤:“卿正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土,理当以置戎装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用?”赵匡胤叩头回答:“我没有奇谋可以襄助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胜。因此,我广购书籍,以广博见识,增加智慧。”赵匡胤在那重武轻文的时代,重武不轻文,并着意于读书,这不但有助于他建功立业,也奠定了他登基后,崇尚文治、尊重儒士、奖励儒学的思想基础。
　　唐末五代是武人的天下,马上得天下,马上被拉下;君臣相忌,父子相杀,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后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禁军统帅)史弘肇在贵臣宴会上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毛笔)顶什么用?”宰相孙逢吉只回敬了一句,史弘肇就大动肝火,直闹到挥剑动武的地步。赵匡胤生于这样的时代,并亲自参与了“陈桥兵变”,他更有切身体会。这使一个有头脑善思考的人,既看到了武功的作用,又认识到“斗武”对社会发展的威胁与破坏。
　　赵匡胤即位后,他经过慎重思考,认为必须打破“武人擅权”的局面,这是扭转“重武轻文”社会风气的根本。他首先以文臣为相,以文官治天下。他多次对臣僚们讲:“作宰相必须是读书人。”就是枢密使、三衙指挥使(军事行政机构和军事指挥机关官员),他也常任用文人担任。为了削弱藩镇势力,在赵匡胤的“以文制武”策略中,还推出了由文官出任知州事、知县事,不许武人掌握地方政权。赵匡胤说:“五代藩镇残暴肆虐,老百姓深受其祸害。朕今用儒臣办事者百余人,分治大州、大县,纵然这些人都贪污昏浊,亦不及武臣十分之一那般厉害。”
　　“以文制武”就需要不断补充大批文臣。为此,赵匡胤即位后,开辟儒馆,以培养人才。赵匡胤下诏拨款修建国子监学舍,派人管理国子监。更值得一提的是,赵匡胤还派内侍代表他去给太学生赐酒菜,以示劝学崇儒。这一切告诉人们,大宋天子崇尚文治。这些措施很快就产生了社会影响,百姓见了穿白袍的举子能进出于骑马披甲的武人之中,他们指着说:“这一辈人露脸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重文治就需要有饱学之士。为此,赵匡胤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宋代以前“三教九流”是不许进考场的,只有地主和士大夫家的子弟才能入考场。赵匡胤改革规定,不管贫富,不看门弟,只要有文化就可应举,大大地扩大了应考举子的范围。同时,确立复试、殿试制度。“两试制度”是为了杜绝科举中的舞弊现象。开宝元年(公元968年),科考中录取10名合格者,其中户部尚书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赵匡胤早就听说陶谷教子无方,他怕有人暗中作弊,下令自今举人凡是出身于仕宦之家,统统须经中书复试。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会考后,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抡选英才。他说:“以前登科及第的人,多为官僚势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读书人不容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如今,朕亲自临试,以是否符合标准定进退。”从此以后,殿试即成为定制。经过这番改革,宋代科举再不重出身门第,因而得人。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进入了官场。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对宋太祖擢用英俊、爱惜人才评价说:“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擢用英俊,不问资格,看到中央、地方官中有一才一行可取的话,暗中记下名字。遇上缺官,就翻查名籍簿册,选择适当人选。因此,天下没有怀才不遇之叹,人人都求报效。”这些话虽有些夸张和溢美成分,但宋太祖的这些作法还是值得赞赏的。
　　赵匡胤即位后,从根本上着手,彻底扭转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开创了一直延续到明、清的“以文制武”时代,使北宋以后不再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封建文化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沉闷时期后,又掀起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