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六年(公元六一○年)正月在东都洛阳演了一场滑稽戏。端门大街上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的有一万八千人，灯火自昏达旦，一直搞了一个月，所费巨万。并且在和外人互市的市场，把屋宇修的“整饰如一”，盛陈帐帷，其中摆满了珍玩宝器，甚至连卖菜的都铺上了龙须席。外人走到那个饭店，那里的主人就请他们酒食一饱，醉饱之后，并告诉他们“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正月的北方树上无花叶，就用绢帛缠上。有不明真象的赞美说中国真是“仙晨帝所”，可是稍有见识的就“私哂其矫饰”，嘲笑这种弄虚作假。有的甚至直接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这弄得接待人员也惭愧地无言以对。是的，就在六○九年，长安一带就由于徭役繁重造成百姓失业、郡县破家、人畜死亡！这场滑稽戏的首倡者是隋的大臣裴矩。
　　裴矩在隋朝时还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点子。有一个时期他是负责外交的，他主张征讨高丽、并吞吐谷浑，使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他主张招徕西域各族，造成了郡县“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至于亡。”这些主张都是为了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炀帝继位之初，这种徒好虚名、不计实祸的作法已经表现出来了。在招待突厥可汗时赏赐太滥，当时元老重臣贺若弼等在私下议论了一下“宴可汗太侈”就被认为“诽谤朝政”，因而被杀了头。而裴矩的迎合却深受炀帝的赞许。他曾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隋亡之后，这个裴矩又入唐为民部(即户部)尚书。在唐做官时特别是到太宗继位之后，还是这个裴矩表现颇不同于隋朝。太宗不满意胥吏多受贿赂，密使左右用财货试验一下，果然有个门官受贿一匹，太宗很生气，要杀死这个人。这种作法不是预防犯罪，而是诱人、陷人于罪，从而加以惩治。当时为民部尚书的裴矩不同意这种作法，当面批评了太宗。太宗很高兴，把五品以上的官召集来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这是对裴矩的鼓励，也是对群臣的要求。史臣写到这里很感慨，认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
　　这个裴矩看来是个“风派”人物。但，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同一个裴矩有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法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的政治风气和君主不同的喜好。封建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的好恶给当时的政治风气以很大的影响。隋炀帝虽然比较聪明和有才气，但他“恃其俊才，骄矜自用”。他公开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他真是象他口中所说的，对于提不同意见的，象薛道衡那样的才望、高颍那样的资历、张衡那样为他抢班夺权出了那么大的力都不免落个处死的下场。才辩足以饰非，权大可以杀人，谁还去冒死而谏呢？因此就形成谄谀奉迎的风气。直到海内群雄并起，陷没郡县、杨家王朝弄得岌岌可危的时候，炀帝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晓呢！
　　看到隋朝灭亡全过程的太宗，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能够认识到纳谏的必要。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知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这个比喻很好。用了半辈子弓，经验可谓丰富，可是犹有未识，何况其他。正是由于他有这个态度，所以他“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并且为了接纳意见，他还规定了制度：“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他还把群臣上书言事的奏章贴在屋壁上，命令谏官，有失则谏，不怕人家提不同意见。一些言事者措词激烈、讲话过头，唐太宗当时生了气，事后也能吸取人家正确的东西。如他修洛阳宫殿时，张玄素把他比作隋炀帝和桀纣。太宗考虑到当时天下方困，为之罢役，并赏赐了张玄素。他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改正了错误。例如裴矩指出不要陷人于罪之后，遇到一个类似的事情，有人上书请除佞臣。太宗问佞臣为谁，他回答说：“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这是叫太宗演一场戏，搞个小阴谋，试验一下。太宗拒绝了他：“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责臣下之直乎？”君骗臣，会使臣更不相信君，这样只能造成互相欺骗。对于奉迎之臣，他能够当面斥责。与裴矩一起入唐的宇文士及，有一次他陪同太宗，太宗“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太宗正色说：“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得犯颜敢谏在贞观时代成为一种风气。所以魏征所说的：“若陛下拒而不受(不同意见)，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这并非捧场的话，而是事实。裴矩前后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有了不同的表现，这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