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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信仰与闽台地缘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从地形结构上来看，处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一水之隔。由此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关帝信仰于明末清初或随明郑军队渡海而来，或随福建垦民分香、分灵而来，亦有官方倡导于台湾本土修建庙宇，渐次形成了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分灵庙为架构的传播体系。
据《重撰福建通志》记载，福建最早的关帝庙始建于宋宝祜年间（1253-1258年），在长汀县河田镇。说明至迟在宋代，福建就有关帝信仰，但彼时，福建全省仅此一座关帝庙，规模和影响都不算大。明清时期，随着北方和中原人口南迁入闽，关帝信仰在福建开始迅猛发展。福建泉州、漳州是由闽入台的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且抵达台湾要经过著名的台湾海峡“黑水沟”，由此两地入台之军民多会在临行前前往泉州通淮关岳庙和漳州东山县铜陵关帝庙分灵，希望来自福建家乡的神明能在移民和拓垦过程中护佑平安，因此，通淮关岳庙和铜陵关帝庙的声威最著，成为台湾关帝信仰的肇始之地，彰显出闽台两地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关帝信仰在台湾兴盛之后，更推动了台湾关帝庙与福建祖庙之间的交流，维系了闽台两地民众在地域渊源关系上的相互认同。
关帝信仰与闽台血缘
闽台两地同根、同宗，血脉相连，骨肉相亲。台湾人口主要以闽粤人特别是泉州、漳州籍为主，并以闽南语为通用的台语。关帝信仰由闽入台之后，成为入台移民慎终追远、不忘血脉情缘的精神寄托。其原因在于，台湾历史上曾经历过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等列强的殖民，因此，入闽的福建先民将关帝视为“对抗蕃害的武力象征”加以膜拜，亦学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风，与同乡、同宗、同族或同一祖地民众相互结拜，通过信仰的力量凝聚同乡、同宗、同族的血脉情缘关系，以增强抵御外强侵犯和原住民滋扰的力量。南投埔里镇清新里昭平宫育化堂，就是为了教化民心、平复蕃汉矛盾，由当地民众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自行创建。
此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血缘和宗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其核心价值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关帝受到不同阶层人士的崇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作为义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义”的价值观念，对关帝的信仰体现了由闽入台的移民期望发扬关羽救困扶危、同生共死的侠义精神，以及面对移民和垦荒过程中出现的生存困境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迅速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精神需求。因此，以“义”为核心价值的关帝信仰必然成为维系闽台两地民众血脉相亲，同根同宗的亲缘关系，增强两地民众凝聚力的桥梁和纽带。
关帝信仰与闽台法缘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对台湾的开拓、管辖和经营。尤其是宋元以来，更加重视经营和管理台湾地区，逐步建立各种行政、军事机构。长期以来，台湾与福建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单位，直至1885年台湾建省，并于1887年与福建分省治理，但闽台两地仍保持非常特殊的关系，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悠久的法缘关系。这种法缘关系与关帝信仰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建制，使得关帝信仰得到了官方扶持，在台湾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关帝作为我国汉民族共同崇拜的神灵，信仰内涵有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关帝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台湾民众的精神归属感，以及对祖国大陆和台湾隶属关系这一法律事实的体认。清康熙四年（1665年），郑经建明朝宗庙于承天府署西南，再于宗庙东北建造关帝厅、佛祖厅，后分别由台厦巡道王效宗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修，巡道高拱乾扩建，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受清廷认定为“祀典武庙”。乾隆年间五度重修，其中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府蒋光枢重修规模最大。嘉庆十二年（1807年），知县薛志亮捐俸倡修。至1983年，获台湾有关部门公告为台湾地区第一级古迹，1986年拨款维修，历经四年始告竣工。这种由官方倡导修建和军队护持而来的“官庙”所传播的关帝信仰往往更加具有维系两岸法脉渊源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关帝信仰与闽台商缘
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造就了众多的天然良港，培育了浓厚的海商文化。早在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就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美称。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关帝信仰所折射出的“义”之价值，恰恰符合这种传统的商业文化精神。由此，对于商人来说，关帝精神被包含了同业者守信、合作、诚实之象征性意蕴，这是老关爷演化为经商之人皆要供奉的“武财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始，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等级观念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而要求加强社会交流，扩大社会联系的思想得到发展，朋友义气受到下层群众的普遍欢迎。人们之所以欣赏关羽的朋友义气，正反映出明中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寻求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以应付激烈的社会竞争及各种突然事变的普遍社会心理”。
早期的福建移民在台湾拓荒垦殖，站稳脚跟后，开始往返于闽台两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关帝也成了闽台两地商人共同信仰的商业之神。泉台两地的行商都奉关帝为财神，“就是因为他们强烈意识到信义为立业之本，以忠义终其生的关羽是守护商业繁荣的神明”。可见，关帝信仰在闽台两地商业往来中起到了重要的信用担保神的作用，培育了闽台两地商人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
关帝信仰与闽台文缘
福建与台湾不仅在地域、血脉、隶属、商业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而且在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闽台两地共同的民间信仰形式，关帝信仰在连接闽台两地文缘关系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历代统治者的加封和儒、释、道三家对关帝的称谓可知，关帝信仰融合了官方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和民众心理三个层面的内容，因此承担了传播正统文化、教化普通民众、培育共同文化价值、促进文化认同等重要职能和作用。
台湾香火最盛的台北行天宫和宜兰县头城镇金面里协天庙，皆由当地民众意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借由神明谕旨而自发创建的关帝庙，时至今日，已成为台湾当地民众精神文化的寄托之地。这些庙宇皆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等为主要内容广发经文，以化育大众。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为价值内核的关帝信仰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作用，为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存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关帝信仰产生以来，历经16位帝王，23次加封，关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代表之一，关帝信仰更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闽臺两地的关帝信仰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新时期以来，闽台两地围绕关帝信仰而开展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新的趋势：“从台湾信众到大陆祖庙进香谒祖的单向交流，发展到大陆祖庙赴台交流的双向互动；从宫庙间一对一的往来，发展到关圣帝君弘道协会以及关帝文化节的大型组织与交流形式；从纯宗教范畴的交流，拓展到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交流。”新时期闽台两地关帝信仰的广泛交流体现出闽台两地“地缘近、血缘亲、法缘久、商缘广、文缘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也必然成为进一步促进闽台两地和谐发展的动力。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从地形结构上来看，处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一水之隔。由此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关帝信仰于明末清初或随明郑军队渡海而来，或随福建垦民分香、分灵而来，亦有官方倡导于台湾本土修建庙宇，渐次形成了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分灵庙为架构的传播体系。
据《重撰福建通志》记载，福建最早的关帝庙始建于宋宝祜年间（1253-1258年），在长汀县河田镇。说明至迟在宋代，福建就有关帝信仰，但彼时，福建全省仅此一座关帝庙，规模和影响都不算大。明清时期，随着北方和中原人口南迁入闽，关帝信仰在福建开始迅猛发展。福建泉州、漳州是由闽入台的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且抵达台湾要经过著名的台湾海峡“黑水沟”，由此两地入台之军民多会在临行前前往泉州通淮关岳庙和漳州东山县铜陵关帝庙分灵，希望来自福建家乡的神明能在移民和拓垦过程中护佑平安，因此，通淮关岳庙和铜陵关帝庙的声威最著，成为台湾关帝信仰的肇始之地，彰显出闽台两地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关帝信仰在台湾兴盛之后，更推动了台湾关帝庙与福建祖庙之间的交流，维系了闽台两地民众在地域渊源关系上的相互认同。
关帝信仰与闽台血缘
闽台两地同根、同宗，血脉相连，骨肉相亲。台湾人口主要以闽粤人特别是泉州、漳州籍为主，并以闽南语为通用的台语。关帝信仰由闽入台之后，成为入台移民慎终追远、不忘血脉情缘的精神寄托。其原因在于，台湾历史上曾经历过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等列强的殖民，因此，入闽的福建先民将关帝视为“对抗蕃害的武力象征”加以膜拜，亦学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风，与同乡、同宗、同族或同一祖地民众相互结拜，通过信仰的力量凝聚同乡、同宗、同族的血脉情缘关系，以增强抵御外强侵犯和原住民滋扰的力量。南投埔里镇清新里昭平宫育化堂，就是为了教化民心、平复蕃汉矛盾，由当地民众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自行创建。
此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血缘和宗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其核心价值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关帝受到不同阶层人士的崇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作为义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义”的价值观念，对关帝的信仰体现了由闽入台的移民期望发扬关羽救困扶危、同生共死的侠义精神，以及面对移民和垦荒过程中出现的生存困境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迅速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精神需求。因此，以“义”为核心价值的关帝信仰必然成为维系闽台两地民众血脉相亲，同根同宗的亲缘关系，增强两地民众凝聚力的桥梁和纽带。
关帝信仰与闽台法缘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对台湾的开拓、管辖和经营。尤其是宋元以来，更加重视经营和管理台湾地区，逐步建立各种行政、军事机构。长期以来，台湾与福建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单位，直至1885年台湾建省，并于1887年与福建分省治理，但闽台两地仍保持非常特殊的关系，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悠久的法缘关系。这种法缘关系与关帝信仰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建制，使得关帝信仰得到了官方扶持，在台湾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关帝作为我国汉民族共同崇拜的神灵，信仰内涵有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关帝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台湾民众的精神归属感，以及对祖国大陆和台湾隶属关系这一法律事实的体认。清康熙四年（1665年），郑经建明朝宗庙于承天府署西南，再于宗庙东北建造关帝厅、佛祖厅，后分别由台厦巡道王效宗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修，巡道高拱乾扩建，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受清廷认定为“祀典武庙”。乾隆年间五度重修，其中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府蒋光枢重修规模最大。嘉庆十二年（1807年），知县薛志亮捐俸倡修。至1983年，获台湾有关部门公告为台湾地区第一级古迹，1986年拨款维修，历经四年始告竣工。这种由官方倡导修建和军队护持而来的“官庙”所传播的关帝信仰往往更加具有维系两岸法脉渊源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关帝信仰与闽台商缘
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造就了众多的天然良港，培育了浓厚的海商文化。早在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就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美称。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关帝信仰所折射出的“义”之价值，恰恰符合这种传统的商业文化精神。由此，对于商人来说，关帝精神被包含了同业者守信、合作、诚实之象征性意蕴，这是老关爷演化为经商之人皆要供奉的“武财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始，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等级观念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而要求加强社会交流，扩大社会联系的思想得到发展，朋友义气受到下层群众的普遍欢迎。人们之所以欣赏关羽的朋友义气，正反映出明中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寻求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以应付激烈的社会竞争及各种突然事变的普遍社会心理”。
早期的福建移民在台湾拓荒垦殖，站稳脚跟后，开始往返于闽台两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关帝也成了闽台两地商人共同信仰的商业之神。泉台两地的行商都奉关帝为财神，“就是因为他们强烈意识到信义为立业之本，以忠义终其生的关羽是守护商业繁荣的神明”。可见，关帝信仰在闽台两地商业往来中起到了重要的信用担保神的作用，培育了闽台两地商人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
关帝信仰与闽台文缘
福建与台湾不仅在地域、血脉、隶属、商业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而且在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闽台两地共同的民间信仰形式，关帝信仰在连接闽台两地文缘关系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历代统治者的加封和儒、释、道三家对关帝的称谓可知，关帝信仰融合了官方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和民众心理三个层面的内容，因此承担了传播正统文化、教化普通民众、培育共同文化价值、促进文化认同等重要职能和作用。
台湾香火最盛的台北行天宫和宜兰县头城镇金面里协天庙，皆由当地民众意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借由神明谕旨而自发创建的关帝庙，时至今日，已成为台湾当地民众精神文化的寄托之地。这些庙宇皆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等为主要内容广发经文，以化育大众。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为价值内核的关帝信仰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作用，为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存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关帝信仰产生以来，历经16位帝王，23次加封，关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代表之一，关帝信仰更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闽臺两地的关帝信仰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新时期以来，闽台两地围绕关帝信仰而开展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新的趋势：“从台湾信众到大陆祖庙进香谒祖的单向交流，发展到大陆祖庙赴台交流的双向互动；从宫庙间一对一的往来，发展到关圣帝君弘道协会以及关帝文化节的大型组织与交流形式；从纯宗教范畴的交流，拓展到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交流。”新时期闽台两地关帝信仰的广泛交流体现出闽台两地“地缘近、血缘亲、法缘久、商缘广、文缘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也必然成为进一步促进闽台两地和谐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