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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出现了县县有孔庙的盛况，孔庙逐渐演变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随着历代帝王的褒赠加封，祭孔典礼仪式日臻隆重恢宏，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祭孔的最重要议程是三献礼。主祭人要先整衣冠、洗手后才能到孔子香案前上香鞠躬，鞠躬作揖时男的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女的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所谓“三献”，分初献、亚献和终献。文艺表演也是重要项目，曲阜祭孔大典共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
本文所配图片系抗战时期的1939年祭孔典礼中的影像，源自笔者收藏的1939年12月1日出版的《北支》杂志。该杂志为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出版。
民国时期对祭孔仪式进行了改革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民国成立，当时的政府明令全国祭孔，由教育部主办。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袁世凯称帝前，所进行的尊孔祭天的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为“郡王”。
袁世凯中华帝国复辟失败后，进入军阀混战时期，祭孔典礼有时举行，有时未举行；有的地方举行，有的地方未举行。
当时，在祭祀日前几天，要预先演习典礼的过程，以免临时出差错。但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逐渐改为鞠躬礼。而当时民间也有祭孔活动。
1939年的祭孔仪式“古今”结合
民国初年至20年代30年代末，曲阜的孔庙基本遵循上述程序祭孔。但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开始，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大为简化，从原来子里弄祭改为早上7点；献爵献胙改为献花圈；跪拜改为鞠躬；古典服装改为长袍马褂。据有关人士回忆和描述，当时曲阜孔庙的“国祭”程序是：1.全体肃立；2.奏乐；3.唱国歌；4.献花；5.读祝文；6.行三鞠躬；7.奏乐，唱孔子纪念歌；8.行一鞠躬礼；9.礼成。
而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曲阜孔庙“国祭”程序又有了变化：1.典礼开始；2.全体肃立；3.主祭者就位；4.陪祭者就位；5.与祭者就位；6.上香；7.献花；8.献爵；9.读祭文；10.全体向先师行三鞠躬礼；11.礼成。民国年间祭孔程序变化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大部分疆土，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在这年的阴历8月27 日，曲阜孔庙照常举行了祭孔典礼。从本文所配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曲阜城和“三孔”依然保持着古朴样貌，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展现出庄严宏伟的气势。
照片中参加祭孔典礼的人中，既有身穿古典祭服的，也有着长袍马褂的。参加者依然要行跪拜之礼。可以看出当时同时使用了古代和民国改良后的两种祭孔方式，还是具有一些时代气息的。
从参加的人数等方面也可以看出，1939年的这次祭孔仪式规模一般，比清代以前也小了很多。但不管怎样，在日军侵略的形势下，还能照常举办祭孔仪式是非常难得的。
鲁迅曾多次参加祭孔活动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也先后多次参与操办北京孔庙的“祭孔”活动。
1912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家乡绍兴师范学校任教的鲁迅先生，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在1913年9月28日《鲁迅日记》中记录：“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昨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
1915年2月，教育部专门设立了祭孔礼仪培训班。3月17日的黎明丁祭，当时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是被派为在崇圣祠“正位执事”的十人之一。
时年3月16日、17日，鲁迅分别在日记中写道：“夜往国子监西厢宿”，“晴。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鲁迅先生所住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在北京外城的西南角，而国子监在安定门成贤街，在北京内城的东北角，“丁祭大典”要黎明举行，当天赶去，自然来不及，所以头天夜里就先去住在那里了。同年9月，鲁迅先生又参与秋季祭孔典礼。9月11日，“午后赴文庙演礼”。9月13日，“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
其后若干年中，北洋政府每年都举行“丁祭”，鲁迅先生也是每年都要参加。为此，他还付出过受伤的代价。他在1923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记着：“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涂坠车落二齿。”
（图片由作者提供）
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出现了县县有孔庙的盛况，孔庙逐渐演变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随着历代帝王的褒赠加封，祭孔典礼仪式日臻隆重恢宏，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祭孔的最重要议程是三献礼。主祭人要先整衣冠、洗手后才能到孔子香案前上香鞠躬，鞠躬作揖时男的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女的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所谓“三献”，分初献、亚献和终献。文艺表演也是重要项目，曲阜祭孔大典共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
本文所配图片系抗战时期的1939年祭孔典礼中的影像，源自笔者收藏的1939年12月1日出版的《北支》杂志。该杂志为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出版。
民国时期对祭孔仪式进行了改革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民国成立，当时的政府明令全国祭孔，由教育部主办。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袁世凯称帝前，所进行的尊孔祭天的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为“郡王”。
袁世凯中华帝国复辟失败后，进入军阀混战时期，祭孔典礼有时举行，有时未举行；有的地方举行，有的地方未举行。
当时，在祭祀日前几天，要预先演习典礼的过程，以免临时出差错。但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逐渐改为鞠躬礼。而当时民间也有祭孔活动。
1939年的祭孔仪式“古今”结合
民国初年至20年代30年代末，曲阜的孔庙基本遵循上述程序祭孔。但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开始，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大为简化，从原来子里弄祭改为早上7点；献爵献胙改为献花圈；跪拜改为鞠躬；古典服装改为长袍马褂。据有关人士回忆和描述，当时曲阜孔庙的“国祭”程序是：1.全体肃立；2.奏乐；3.唱国歌；4.献花；5.读祝文；6.行三鞠躬；7.奏乐，唱孔子纪念歌；8.行一鞠躬礼；9.礼成。
而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曲阜孔庙“国祭”程序又有了变化：1.典礼开始；2.全体肃立；3.主祭者就位；4.陪祭者就位；5.与祭者就位；6.上香；7.献花；8.献爵；9.读祭文；10.全体向先师行三鞠躬礼；11.礼成。民国年间祭孔程序变化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大部分疆土，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在这年的阴历8月27 日，曲阜孔庙照常举行了祭孔典礼。从本文所配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曲阜城和“三孔”依然保持着古朴样貌，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展现出庄严宏伟的气势。
照片中参加祭孔典礼的人中，既有身穿古典祭服的，也有着长袍马褂的。参加者依然要行跪拜之礼。可以看出当时同时使用了古代和民国改良后的两种祭孔方式，还是具有一些时代气息的。
从参加的人数等方面也可以看出，1939年的这次祭孔仪式规模一般，比清代以前也小了很多。但不管怎样，在日军侵略的形势下，还能照常举办祭孔仪式是非常难得的。
鲁迅曾多次参加祭孔活动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也先后多次参与操办北京孔庙的“祭孔”活动。
1912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家乡绍兴师范学校任教的鲁迅先生，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在1913年9月28日《鲁迅日记》中记录：“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昨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
1915年2月，教育部专门设立了祭孔礼仪培训班。3月17日的黎明丁祭，当时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是被派为在崇圣祠“正位执事”的十人之一。
时年3月16日、17日，鲁迅分别在日记中写道：“夜往国子监西厢宿”，“晴。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鲁迅先生所住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在北京外城的西南角，而国子监在安定门成贤街，在北京内城的东北角，“丁祭大典”要黎明举行，当天赶去，自然来不及，所以头天夜里就先去住在那里了。同年9月，鲁迅先生又参与秋季祭孔典礼。9月11日，“午后赴文庙演礼”。9月13日，“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
其后若干年中，北洋政府每年都举行“丁祭”，鲁迅先生也是每年都要参加。为此，他还付出过受伤的代价。他在1923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记着：“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涂坠车落二齿。”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