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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洋村能有今天，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他到宁德上任后第一次下基层就来到我们村，鼓励大家发挥自身优势，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林业、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回忆起30年前习近平同志到过洋村调研的情景，69岁的老支书钟祥应清晰如昨。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闽东9县乡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一心要让乡亲们彻底摆脱贫困。
在這里，他倡导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这里，他强调弱鸟先飞，因地制宜。
刘明华（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他鼓励我们“以干得助”
“下党乡是出了名的‘地僻人难到’，习近平同志是建乡以来第一个到乡里的地区领导。”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华回忆说。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当年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直机关18个单位负责同志，来到下党乡现场办公。
那天刚好是大暑的前4天，“日头特别毒”。习近平同志一早从寿宁县城出发，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了下党村头的鸾峰桥。
“他汗流浃背，一边拿搭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汗，一边同桥上迎接他的干部群众握手。脱下的白衬衫晾在廊桥上，看上去湿漉漉的。”刘明华说。
喝了一碗乡亲们送来的凉茶，习近平同志当即在鸾峰桥边的小学校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对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说：“你是主人，坐中间。”
没有路，没有电。为了尽快让下党乡通上电，有人提议从临近乡镇拉线过来，但习近平同志不认可：“要致富，先修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架线拉线通电，我看就罢了。拉线过来，看似见效快，实际背了电费的包袱。下党有水利资源，咱们自己建个电站，等于抓了一只能下蛋的鸡。”
一席话，让在场干部群众频频点头。“他想得深、看得远呐！”刘明华说，现场会结束时，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要“以干得助”，“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1年1月，下党第一条公路建成通车；12月，一座250千瓦水电站建成。“这么多年，父老乡亲一直念着习近平同志的好，一直希望他有空再回来看看！”说起这些，刘明华眼眶有些湿润。
连德仁（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他要我们抓“做”功而不是“唱”功
“习近平同志开展扶贫工作，‘实’字当头，‘干’字为先。”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回忆，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赶回寿宁县城时，已是晚上8点多，第二天一早，他就开会研究落实对下党乡的帮扶举措。
“他讲得很动情，‘下党有多苦，大家都看到了。下党不改变面貌，我们就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连德仁说，习近平同志让宁德地直机关18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对于乡亲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部门谈谈办法。
民政局最先表态，从局里挤出5万元，支持下党公路和电站建设：“我们真的是把口袋底都翻出来咯！”习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这很好，大家都要翻箱倒柜，竭尽全力。扶贫，就不要有所保留。
习近平同志还当场拍板：地委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32万元用于修路，40万元用于水电站建设。
针对下党乡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说，水电项目，不能成为“胡子工程”，包括道路建设也要认真核定，办一件成一件，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两年内，下党的项目不要再报到地区来了，要集中精力办好电力和公路。“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带动解决实际困难，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先后9次到寿宁，其中3次专程到下党乡现场办公。原宁德地委秘书长李育兴说：“他不仅一贯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他去过123个”。
连德仁曾8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习近平同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干部一定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他说，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去找路子，去想法子，找准穷根，合力攻坚。这是指导党员干部做好扶贫工作的基本法则”。
刘智勇（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支书）：他冒雨走泥路看茶山
闻名中外的“茶乡”福安社口镇坦洋村，曾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农村党建联系点。
1988年秋天，习近平同志轻车简从来到村里。“那天，他穿着深蓝色短袖，裤子上还有补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当年刘智勇刚刚担任村支书，他没想到的是，“地委领导竟然这么年轻，穿着也这么朴素。”
座谈会上，刘智勇准备了汇报材料，刚要念，就被习近平同志微笑打断：“不用念材料，我问你答就好。”他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习近平同志问得非常细，现在种了多少亩茶？是什么品种？有什么困难？当时心里挺紧张，生怕答不上来。”刘智勇说，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村后一座茶山。“当时，天上下起小雨，他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他对我们说，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农村党组织，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这些话，刘智勇一直牢记在心。
1989年2月，习近平同志邀请8位基层农民代表到地区行署，给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刘智勇的父亲刘少如也在其中，他是坦洋村老支书，带着大伙儿开荒种茶，脱贫致富。“父亲回来对我说，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夸他，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来坦洋。“他鼓励我们，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功夫红茶的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还明确提出，坦洋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 很快，坦洋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了闽东明星村。“时常想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冒雨走在山路上的背影，还有他鞋子上的泥巴，心里暖暖的。”刘智勇说。
江成财（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村民）：他改变了连家渔民的命运
“没有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我们连家渔民可能还住在船上，漂在海上！”从船上搬到岸上18年了，江成财依然充满感激。
连家渔民，又称疍民，就是居无定所、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常年以打鱼为生，日子大多比较清苦。
1997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闽东，对连家渔民易地搬迁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习近平同志的力推下，福建连家渔民上岸工程迅速展开，到2000年，下歧村建成了6个渔民安置点，511户2310名连家渔民告别了海上漂泊岁月。
“2000年11月，我们搬到岸上新家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来看我们了。”江成财说。
来到江成财家，习近平同志仔细询问：家里几口人？现在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搬上岸过得习不习惯？“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很好很舒服。祖祖辈辈都在船上，做梦也想不到能上岸。以前在船上，怕风怕雨，片刻离不开人。现在住进了新房，终于能踏踏实实做事啦。习近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走到我家餐桌前，看到有鱼、有肉、有蔬菜，一边笑一边冲我点头。”
“既然上了岸，就要努力做事，做出个样子来。”习近平同志的這句话，时时激励着江成财。
“离开前，他对大家说，有困难就找政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任下歧村支书陈寿章回忆说。
“20年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我。”江成财说，船上的我，缺衣少食，到十来岁有时都没裤子穿；现在的我，做养殖，搞基建，住进了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日子红红火火。
2000年搬进新居时，江成财的儿子江陵才2岁。去年，江陵和朋友去海上体验了一次渔民生活，回来后告诉父亲，真不容易。“我对儿子说，要永远记住，是习近平改变了我们连家渔民的命运！”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闽东9县乡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一心要让乡亲们彻底摆脱贫困。
在這里，他倡导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这里，他强调弱鸟先飞，因地制宜。
刘明华（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他鼓励我们“以干得助”
“下党乡是出了名的‘地僻人难到’，习近平同志是建乡以来第一个到乡里的地区领导。”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华回忆说。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当年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直机关18个单位负责同志，来到下党乡现场办公。
那天刚好是大暑的前4天，“日头特别毒”。习近平同志一早从寿宁县城出发，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了下党村头的鸾峰桥。
“他汗流浃背，一边拿搭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汗，一边同桥上迎接他的干部群众握手。脱下的白衬衫晾在廊桥上，看上去湿漉漉的。”刘明华说。
喝了一碗乡亲们送来的凉茶，习近平同志当即在鸾峰桥边的小学校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对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说：“你是主人，坐中间。”
没有路，没有电。为了尽快让下党乡通上电，有人提议从临近乡镇拉线过来，但习近平同志不认可：“要致富，先修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架线拉线通电，我看就罢了。拉线过来，看似见效快，实际背了电费的包袱。下党有水利资源，咱们自己建个电站，等于抓了一只能下蛋的鸡。”
一席话，让在场干部群众频频点头。“他想得深、看得远呐！”刘明华说，现场会结束时，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要“以干得助”，“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1年1月，下党第一条公路建成通车；12月，一座250千瓦水电站建成。“这么多年，父老乡亲一直念着习近平同志的好，一直希望他有空再回来看看！”说起这些，刘明华眼眶有些湿润。
连德仁（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他要我们抓“做”功而不是“唱”功
“习近平同志开展扶贫工作，‘实’字当头，‘干’字为先。”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回忆，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赶回寿宁县城时，已是晚上8点多，第二天一早，他就开会研究落实对下党乡的帮扶举措。
“他讲得很动情，‘下党有多苦，大家都看到了。下党不改变面貌，我们就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连德仁说，习近平同志让宁德地直机关18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对于乡亲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部门谈谈办法。
民政局最先表态，从局里挤出5万元，支持下党公路和电站建设：“我们真的是把口袋底都翻出来咯！”习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这很好，大家都要翻箱倒柜，竭尽全力。扶贫，就不要有所保留。
习近平同志还当场拍板：地委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32万元用于修路，40万元用于水电站建设。
针对下党乡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说，水电项目，不能成为“胡子工程”，包括道路建设也要认真核定，办一件成一件，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两年内，下党的项目不要再报到地区来了，要集中精力办好电力和公路。“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带动解决实际困难，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先后9次到寿宁，其中3次专程到下党乡现场办公。原宁德地委秘书长李育兴说：“他不仅一贯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他去过123个”。
连德仁曾8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习近平同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干部一定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他说，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去找路子，去想法子，找准穷根，合力攻坚。这是指导党员干部做好扶贫工作的基本法则”。
刘智勇（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支书）：他冒雨走泥路看茶山
闻名中外的“茶乡”福安社口镇坦洋村，曾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农村党建联系点。
1988年秋天，习近平同志轻车简从来到村里。“那天，他穿着深蓝色短袖，裤子上还有补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当年刘智勇刚刚担任村支书，他没想到的是，“地委领导竟然这么年轻，穿着也这么朴素。”
座谈会上，刘智勇准备了汇报材料，刚要念，就被习近平同志微笑打断：“不用念材料，我问你答就好。”他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习近平同志问得非常细，现在种了多少亩茶？是什么品种？有什么困难？当时心里挺紧张，生怕答不上来。”刘智勇说，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村后一座茶山。“当时，天上下起小雨，他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他对我们说，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农村党组织，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这些话，刘智勇一直牢记在心。
1989年2月，习近平同志邀请8位基层农民代表到地区行署，给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刘智勇的父亲刘少如也在其中，他是坦洋村老支书，带着大伙儿开荒种茶，脱贫致富。“父亲回来对我说，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夸他，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来坦洋。“他鼓励我们，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功夫红茶的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还明确提出，坦洋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 很快，坦洋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了闽东明星村。“时常想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冒雨走在山路上的背影，还有他鞋子上的泥巴，心里暖暖的。”刘智勇说。
江成财（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村民）：他改变了连家渔民的命运
“没有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我们连家渔民可能还住在船上，漂在海上！”从船上搬到岸上18年了，江成财依然充满感激。
连家渔民，又称疍民，就是居无定所、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常年以打鱼为生，日子大多比较清苦。
1997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闽东，对连家渔民易地搬迁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习近平同志的力推下，福建连家渔民上岸工程迅速展开，到2000年，下歧村建成了6个渔民安置点，511户2310名连家渔民告别了海上漂泊岁月。
“2000年11月，我们搬到岸上新家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来看我们了。”江成财说。
来到江成财家，习近平同志仔细询问：家里几口人？现在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搬上岸过得习不习惯？“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很好很舒服。祖祖辈辈都在船上，做梦也想不到能上岸。以前在船上，怕风怕雨，片刻离不开人。现在住进了新房，终于能踏踏实实做事啦。习近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走到我家餐桌前，看到有鱼、有肉、有蔬菜，一边笑一边冲我点头。”
“既然上了岸，就要努力做事，做出个样子来。”习近平同志的這句话，时时激励着江成财。
“离开前，他对大家说，有困难就找政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任下歧村支书陈寿章回忆说。
“20年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我。”江成财说，船上的我，缺衣少食，到十来岁有时都没裤子穿；现在的我，做养殖，搞基建，住进了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日子红红火火。
2000年搬进新居时，江成财的儿子江陵才2岁。去年，江陵和朋友去海上体验了一次渔民生活，回来后告诉父亲，真不容易。“我对儿子说，要永远记住，是习近平改变了我们连家渔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