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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学术界主要把苏轼看作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在诗、词、散文、歌、赋、书、画等方面都有第一流的成就，在饮食、养生、医药、民俗等方面都有造诣；在政治上则把他看作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文革”中，众言所传，苏轼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而受难终生的；王安石是变革派，而苏轼是保守派，是反对变革的。
自从惠光届先生2002年8月22日在河南郏县第十四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苏轼不仅是文学艺术泰斗，还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的观点后，经过眉山、常州、徐州等地的研究工作机构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组织的多次学术研讨会的多次研讨，大家逐渐取得新的共识：即苏轼首先是杰出的进步的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旷世奇才。他的以民为本、爱民利民的思想人格，感天动地，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现在，普遍的主流认识，终于认识到办轼不但不保守，而且是坚定的变革派。只是他的变革社会的目标、方法、道路，与王安石不同。他主张为民、便民、利民，而不是为朝廷聚敛钱财而苛求于民。他主张渐变而不赞成急功近利；他认为求速求锐反而不达。他首先看重选用干部，考察其实际，以防止好的政策在贯彻中走样，产生流弊，并要求随时检查，及时调整与克服缺点。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因为批评王安石的变法而被贬，但后来在司马光上台，他被再次启用后，又因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的新法，而主张有一些经过实践检验对百姓有利进行一些修改后还可执行的新法不要尽废，又与司马光争执，被再次外放。他在年轻时初次入京，就向朝廷上《进策》二十五篇，发表了变革社会的系统意见，并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坚持主张稳妥改革而终生不渝，实在令人钦佩。
他的修养是全面的，博学深入，能融合儒道佛的合理可取之处，而且都有杰出的运用，熔铸在他的生命人格的塑造之中。即使着重从儒家学说来论，他不单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且在穷时，不仅是独善，仍然时刻为国为民，竭尽其力；还冒着“僭越”的风险，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还恳求在位者保密，隐其是出主意者。他这也是参政，尽己为国之责，不求个人闻达，非为己利。这就是苏轼。
苏轼最感动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这几句话：“昔之君子，唯荆是师。近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而不随耳。”
因为这个“不随”，苏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一生的功名富贵和幸福生活，为此一贬再贬，远迁瘴寒边荒之地，颠沛流离，饥寒困苦，受尽磨难。以他的智慧才华，如果对王安石的变法新政，“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如果他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不是坚持原则的反对，也可飞黄腾达。但，他就哪个都不随，而是坚持自己“为民、便民、爱民、利民”的渐变思想。王安石的变法中，有过于急功近利的损民作法，他坚决反对；司马光的政策中，把新法中对人民有所好处的“孩子”连同“污水”一起泼去，他也反对——宁可丢官去职，受尽贬谪磨难。“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此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令万代敬仰!
他被贬谪，受尽磨难，常年被称和自称“罪臣”。实际上他完全是无辜的，无罪的，冤枉的，甚至连“过错”都没有。他完全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仗义执言，而提出不同的政见，但不能被当局采纳，反而受到贬谪。他明知自己是正确的，有功的，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的；至少应该容许他参与朝政，并能保留意见，决不该判罪处罚……他要以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克制自己的愤懑，排遣自己的痛苦啊!在这样很容易也难免使常人消沉绝望的境遇中，他不仅能忍辱负重，而且还能奋发有为，始终坚持“奋厉有当世志”，在还可争取、利用的缝隙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些实事、好事。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能忍，能不惊，能不怒，不正是有“过人之节”、“其志甚远”的大勇者吗?这里还进一步表明：正因为他怀抱富民强国的远大志向，才能做到宠辱不惊。这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品格。
苏轼能吸取儒家的入世建功思想，而批判它迂腐空疏之处。他吸收了道家天人合一、自然之道的精华，又批判它虚无离世的缺陷。他吸收了佛禅修身济人的精华，又批判它空幻寂灭的不足。他从道佛两家吸取静心宁神的养生方法，是为平静他受冤屈的心境，其效果仍是积极有为。他始终没有出世为僧道，也不学陶潜辞官归隐，归根结底仍是为了“奋发为民”——这一辈子总要有所作为。他在美学思想方面，既不随占有物欲的“留意论”，又不随温柔敦厚的“诗教论”，而能自主创新，提出他独创的“寓意于物论”。他在散见于文赋的论述中贯穿了一个系统的文艺美学观，提出了超越物质功利占有的审美意识论。这比康德早七百多年，真是令人惊叹。
总括而言，贯串于苏轼一生的，是他为逐步实现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极尽生命的极限、自强不息的东坡精神。这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自主，以民为本”。
苏轼的这种精神，上承神话中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毅力，屈原忠国爱民、上下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司马迁忍辱承受宫刑，为民族万代写《史记》的意志，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猛志固常在”的人格，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白居易“心忧炭贱愿天寒”，“盼得万丈大裘能盖城”的博爱，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情结；下启文天祥发扬的“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的浩然正气，关汉卿“捶不扁，打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性格，曹雪芹高举的“个性自由解放”大旗，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谭嗣同“我自横刀仰天笑”，为变法慷慨赴死的气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骨。苏东坡的这种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起构成我们民族的不屈脊梁和不朽的精神。
自从惠光届先生2002年8月22日在河南郏县第十四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苏轼不仅是文学艺术泰斗，还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的观点后，经过眉山、常州、徐州等地的研究工作机构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组织的多次学术研讨会的多次研讨，大家逐渐取得新的共识：即苏轼首先是杰出的进步的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旷世奇才。他的以民为本、爱民利民的思想人格，感天动地，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现在，普遍的主流认识，终于认识到办轼不但不保守，而且是坚定的变革派。只是他的变革社会的目标、方法、道路，与王安石不同。他主张为民、便民、利民，而不是为朝廷聚敛钱财而苛求于民。他主张渐变而不赞成急功近利；他认为求速求锐反而不达。他首先看重选用干部，考察其实际，以防止好的政策在贯彻中走样，产生流弊，并要求随时检查，及时调整与克服缺点。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因为批评王安石的变法而被贬，但后来在司马光上台，他被再次启用后，又因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的新法，而主张有一些经过实践检验对百姓有利进行一些修改后还可执行的新法不要尽废，又与司马光争执，被再次外放。他在年轻时初次入京，就向朝廷上《进策》二十五篇，发表了变革社会的系统意见，并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坚持主张稳妥改革而终生不渝，实在令人钦佩。
他的修养是全面的，博学深入，能融合儒道佛的合理可取之处，而且都有杰出的运用，熔铸在他的生命人格的塑造之中。即使着重从儒家学说来论，他不单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且在穷时，不仅是独善，仍然时刻为国为民，竭尽其力；还冒着“僭越”的风险，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还恳求在位者保密，隐其是出主意者。他这也是参政，尽己为国之责，不求个人闻达，非为己利。这就是苏轼。
苏轼最感动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这几句话：“昔之君子，唯荆是师。近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而不随耳。”
因为这个“不随”，苏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一生的功名富贵和幸福生活，为此一贬再贬，远迁瘴寒边荒之地，颠沛流离，饥寒困苦，受尽磨难。以他的智慧才华，如果对王安石的变法新政，“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如果他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不是坚持原则的反对，也可飞黄腾达。但，他就哪个都不随，而是坚持自己“为民、便民、爱民、利民”的渐变思想。王安石的变法中，有过于急功近利的损民作法，他坚决反对；司马光的政策中，把新法中对人民有所好处的“孩子”连同“污水”一起泼去，他也反对——宁可丢官去职，受尽贬谪磨难。“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此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令万代敬仰!
他被贬谪，受尽磨难，常年被称和自称“罪臣”。实际上他完全是无辜的，无罪的，冤枉的，甚至连“过错”都没有。他完全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仗义执言，而提出不同的政见，但不能被当局采纳，反而受到贬谪。他明知自己是正确的，有功的，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的；至少应该容许他参与朝政，并能保留意见，决不该判罪处罚……他要以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克制自己的愤懑，排遣自己的痛苦啊!在这样很容易也难免使常人消沉绝望的境遇中，他不仅能忍辱负重，而且还能奋发有为，始终坚持“奋厉有当世志”，在还可争取、利用的缝隙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些实事、好事。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能忍，能不惊，能不怒，不正是有“过人之节”、“其志甚远”的大勇者吗?这里还进一步表明：正因为他怀抱富民强国的远大志向，才能做到宠辱不惊。这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品格。
苏轼能吸取儒家的入世建功思想，而批判它迂腐空疏之处。他吸收了道家天人合一、自然之道的精华，又批判它虚无离世的缺陷。他吸收了佛禅修身济人的精华，又批判它空幻寂灭的不足。他从道佛两家吸取静心宁神的养生方法，是为平静他受冤屈的心境，其效果仍是积极有为。他始终没有出世为僧道，也不学陶潜辞官归隐，归根结底仍是为了“奋发为民”——这一辈子总要有所作为。他在美学思想方面，既不随占有物欲的“留意论”，又不随温柔敦厚的“诗教论”，而能自主创新，提出他独创的“寓意于物论”。他在散见于文赋的论述中贯穿了一个系统的文艺美学观，提出了超越物质功利占有的审美意识论。这比康德早七百多年，真是令人惊叹。
总括而言，贯串于苏轼一生的，是他为逐步实现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极尽生命的极限、自强不息的东坡精神。这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自主，以民为本”。
苏轼的这种精神，上承神话中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毅力，屈原忠国爱民、上下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司马迁忍辱承受宫刑，为民族万代写《史记》的意志，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猛志固常在”的人格，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白居易“心忧炭贱愿天寒”，“盼得万丈大裘能盖城”的博爱，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情结；下启文天祥发扬的“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的浩然正气，关汉卿“捶不扁，打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性格，曹雪芹高举的“个性自由解放”大旗，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谭嗣同“我自横刀仰天笑”，为变法慷慨赴死的气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骨。苏东坡的这种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起构成我们民族的不屈脊梁和不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