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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流泪：不怕“火烧”却怜十元店“浩劫”
1998年4月1日，是改变时任《深圳晚报》编辑记者涂俏的人生轨迹的一天。江西老家的一个叔叔来深圳打工，涂俏陪着叔叔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整天，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倒是把他住的地方给找到了——每晚住宿费只有十元的旅店。听说房间里还有彩电、冰箱、热水器和简单家具，涂俏感到非常新奇。当推开“十元店”大门的刹那间，她禁不住后退一步。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一套四室一厅约12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住了48个人，男女老少看上去成摞成摞地压着，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屋里。凭着记者职业敏感，涂俏拟采写一条“深圳惊现十元店”类似的消息。
“其实，十元店蛮好的。大家在一起打牌，一起看电视，彼此交流在深圳的心得体会，很快乐。”叔叔的感受出乎涂俏的预料。涂俏第一次产生了“隐性采访”的冲动：隐去记者身份，乔装打扮成“旅客”人住“十元店”，探究“十元店”是如何起源的?是些什么人在住十元店?这帮隐匿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边缘群体是怎样生存的?
涂俏毕业后先在《江西新生报》当编辑，而后到《深圳晚报》任“现代家庭”版编辑，整天编一些夫妻吵架劝和的文章，长久坐在有冷暖空调编辑部的舒适工作将她“养娇”了，她渴望到艰苦一线采访，成为一个名记者。涂俏“卧底”十元店的采访申请得到领导批准，令其非常高兴。第二天，涂俏便找来几件破烂衣服，拎着一个破烂行李包，蓬头垢面地住进了一家十元店，和5个人挤在8平方米的房间里。
“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子，被丈夫抛弃，刚来到深圳找口饭吃，请大哥大姐多多关照!”住进十元店后，涂俏眼泪汪汪以一个“农村弃妇”的身份很快和舍友打成一片。为了全面了解“十元店”的内幕，她请舍友们吃大排档，多方位旁敲侧击套取“情报”。
令涂俏开心的是，在十元店里她认识了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他在十元店一住就是14年，是十元店中唯一拥有自行车的“富翁”，大家都羡慕地称呼他为“劳斯莱斯”。通过与“劳斯莱斯”的亲密接触，让涂俏感到非常惊愕：住十元店的人并非想像中的全部是民工，还有许多南下深圳打拼的大学生。他们最初怀揣梦想来到这个陌生的都市，才发现并非遍地黄金等着去捡，残酷的竞争让他们几乎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把父母的钱用完后还要生活、生存下去，“十元店”便应运而生，为这些天涯沦落人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它不经过工商注册、不纳税，大都设在人才市场附近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劳斯莱斯”告诉涂俏，现在深圳许多白领、金领的成功人士都是从“十元店”起家的。
遭受了数天蚊叮虫咬和令人恶心的汗臭熏鼻后，涂俏一挥而就写成长篇纪实特稿《女记者夜宿十元店》，在《深圳晚报》头版连载4天，首次披露了“深圳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公安、工商等部门出动100多人联合“围剿”，对300多家“十元店”进行大规模“扫荡”。
这枚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令涂俏始料未及。被查封的十元店老板深夜给涂俏打进恐吓电话：“小心砍掉你的一只胳膊一条腿。”更有甚者，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住报社门口，狂叫着要“火烧涂俏”。著名作家梁晓声给涂俏打来电话：“虽然我欣赏你隐性采访的职业精神，但却一点儿也不愿怂恿你再接再厉。你父母可只有你一个女儿。你对他们很重要!你绝不可拿自己的人身安危当儿戏。”
一个多月时间，涂俏神经高度紧张，躲在家里“避难”不敢出门。听到敲门声和电话铃响便心惊肉跳。这些她都能承受。最让她感到负疚的是，“十元店”被扫荡后，数以千计的常住“旅客们”被迫流落到公园或大街上露宿。本来想通过“卧底”十元店让世人对深圳最低层的人的生存状态引起关注，结果却帮了倒忙：让那些苦苦挣扎的“旅客”们无家可归。“我对不起你们!”涂俏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哭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第二次流泪：在《世纪之痛》的路上见证“生死之吻”
涂俏的第二次眼泪，洒在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上。她至今忘不了2000年4月28日与艾滋病患者“小路”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深圳HIP抗体确认实验主任冯铁建的引见下，她将手下意识地伸向了“小路”，大脑一片空白。握手后她飞快地跑到二楼洗手间，糟糕的是水龙头没有一滴水，她感到手上有数百个艾滋病细菌在蠕动……
此前，涂俏采访艾滋病患者的念头酝酿了很久，因为全国有60多万艾滋病患者，却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一个人患上艾滋病后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他在生理和心理上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折磨?他对亲情、对人生和对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改变?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三年来的苦苦寻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认识卢鼎盛，涂俏兴奋得跳了起来!
卢鼎盛出生，于1965年，是广东潮阳市人，一米七三的个头挺帅气。24岁跟亲戚一起到泰国打工，因为他常自以为是一个过客、一个路人，喜欢别人叫他“小路”。1997年5月6日他被测出感染上HIV病毒。那时他的弟弟因感染艾滋病刚刚下葬，双重打击让他三次自杀未遂。小路最初之所以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动机很简单，是因为穷途末路的他希望社会的捐助。
从2000年5月1日起，涂俏开始了对小路的正式采访。她将《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远忠邀为搭档，用摄像机拍下小路从生到死的全过程。
涂俏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先在《深圳晚报》上发了一篇7000多字的报道投石问路，令她失望的是，百万市民为小路捐款仅250元钱。但她发现小路手捧着微薄的捐助款双眼潮湿，这个细节给了涂俏巨大的鼓舞，决定无限期地与小路同吃同住，陪他渐行渐远。
第一次吃饭时，涂俏便遇到尴尬：小路边吃边讲自己的故事，讲到兴头上，唾沫四溅，喷到涂俏的盘子里，有时唾沫还喷到她脸上。涂俏腾地站起来，赶忙跑出去洗脸。返回餐桌后，小路一脸的尴尬。
第一次与小路同住时，涂俏浑身发抖，彻夜无眠。那间屋子是个大通铺，小路睡在中间，涂俏和陈远忠分别睡在他两侧。蚊子满屋飞舞直撞脸。涂俏害怕哪一只叮过小路的蚊子飞过来袭击她，她蒙着头，那种恐惧折磨得她不寒而栗。
涂俏一边自费采访，一边将自已有限的积蓄资助小路看病。但这点钱对于昂贵的治疗费来说是杯水车薪。有一天，上吐下泻、咳嗽不止的小路突然对涂俏说他快不行了，他想到泰国首都曼谷去看看，那里曾是他感染艾滋病和留下创业梦想的地方。为了满足小路的愿望，涂俏决定陪同小路到泰国做最后的“生命回访”。
曼谷有一个叫“天堂之家”的艾滋病村，是一个生命的禁区。数百名生命垂危的艾滋病患者在这里接受着“临终关怀”。几个装死人的棺材摆在那儿还来不及火化，没死去的人瘦骨嶙峋，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酌腐烂、呻吟，涂俏感到进入了一个大坟墓一样，那种感受与恐惧像一场噩梦。
2000年10月19日，涂俏特地为小路买了两条象征吉祥的金鱼。岂料，金鱼变成了为小路送行。
这一天，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小路听信一个江湖游医用烟熏的治疗方案，浓烟熏得小路狂躁发癫，不断从床上滚下来又被抬上床。在他失去意识前，他把嘴唇噘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小路的意思：他想吻女友美恋。这时奇迹出现了：美恋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吻他——那是最后一个生死之吻。当晚7时30分，小路在涂俏眼皮底下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涂俏的泪水夺眶而出，觉得整个人被抽空了。 在跟踪采访小路的180天里，涂俏脸上长满了痘痘，所有的熟人如见瘟神般对她退避三舍。只有小路对他的称呼由“记者”变为“妹妹”，最后叫她“战友”。小路对她的一席话不时在耳边回响：“我愿做一条枕木，让未来防治艾滋病的列车从我身上碾过，铁轨便是你们媒体。”
涂俏含泪一挥而就，出版了第一部记录艾滋病生命全过程的纪实书《世纪之痛》。她和陈远忠将拍摄小路的35盒录像带无偿地赠送给全国众多电视台，完成小路“枕木”的遗愿。
●第三次流泪：卧底“二奶”村，泪葬《苦婚》
送走小路后，涂俏开始了她的又一次“隐性采访”之旅：卧底“二奶”村，去探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2001年春节前夕，在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涂俏化装成一个被人抛弃的“二奶”，悄然扎进140多栋的“二奶村”里。
“二奶”村戒备森严，除了村口有专业“迷彩服”站岗放哨外，村里“二奶”们对每一个陌生人都高度警惕。因为涂俏整天游手好闲，长时间没人包养，村里人怀疑她是私家侦探或“大奶”派来的间谍。涂俏很欣赏自己的表演天赋：她化名“阿敏”，穿着低胸、超短裙等暴露的衣服，在村里晃晃悠悠，寻找或等待着男人来“包”她。有时她凄凄惨惨，表现出急于“嫁”人的强烈愿望。很快，她的逼真表演赢得了“二奶”们的信任。很多“二奶”牵线搭桥给涂俏介绍对象。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姐今晚请你吃夜宵。”每天华灯初上，只要在路上碰见失魂落魄的“二奶”，涂俏便上前打招呼，在川菜馆或小食店里，受伤的二奶便会向她倾诉自己的遭遇。
涂俏在与“二奶”们的接触中，一对同做“二奶”的“金银花”姐妹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姐姐阿金31岁那年与前夫婚姻破裂，留下一个孩子在贵州老家，她在深圳打工时被一个大她十多岁的香港男人包养。阿金是“二奶”村最年长的二奶，她曾幻想这个男人给她带来幸福，，甚至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这个男人最后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留下一个无人抚养的女儿，人老珠黄的阿金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比她小两岁的妹妹阿银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会弹钢琴、文化层次在“二奶”村最高的女孩在30岁时也被包养的男人一脚踹了，连住宿都成了问题，流落街头的阿银和涂俏“同病相怜”。
做“二奶”60天的卧底生活，涂俏接触了“最幸福的二奶”佳佳、“最扭曲的二奶”阿艳、“最活该的二奶”阿芳、“职业二奶”阿婷等形形色色数十人。这段经历让涂俏大开眼界：原来人们以为“二奶”只是大款和官员们的“消费品”，实际上深圳“二奶村”的男主角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普通劳动者，90％为香港货柜车司机。这些男人年龄大都在40至60岁之间，正处在一个夫妻感情的淡漠期。他们的妻子也大多是香港普通女人，平时只在乎丈夫往家里交多少钱，对他们的生活关心得并不多，而这些香港货柜车司机每周到深圳两三次，如果在外面住店、吃饭、桑拿，一个月要花费几千元，而用这些钱在深圳足以包养一个关心、伺候自己的“二奶”，这就是“二奶市场”上的需求方。
“明知做二奶大都没有好结局，为什么那么多的女孩趋之若鹜?”涂俏感到困惑。一名叫阿莹的“二奶”的回答解开了这个谜：“不做二奶我还能做什么呢?”阿莹说，像她这种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打工妹，在深圳任何一个地方很难找到800元以上的工作，去工厂给工头欺负、给工人欺负。逃出工厂后，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随便找一个香港司机“嫁”出去，每月有三五千元的“包身费”。如果哪一天被包养的男人抛弃了，她们便第二次、第三次地去“嫁”其他男人。
一种莫大的悲哀从涂俏心中涌起。卧底“二奶村”60天后，涂俏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全景式扫描二奶生存状态的纪实书《苦婚》，用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案例告诉世人：有这样一群女子孤独地生活在深圳河畔，唯一的生存资本便是青春容颜，寂寞独守寒窗，夜深人静时，她们不知道自己魂归何处。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涂俏常常不知不觉地泪湿稿纸。
●第四次流泪：情杀案发生在“新闻女侠”的床上
涂俏在“隐性采访”的磨炼中胆子越来越大。她扮成“婚托”帮助5位受骗女性去抓获爱情骗子；她跑到戒毒所当“戒毒教导员”，整天跟“粉妹”混在一起，了解她们的生活状态；她走进精神病院做护士，与疯子共舞；她拉保险、做DJ、反串啤酒小姐、扮成富婆炒黑市恒指，将深圳诡秘的犄角旮旯都翻了个遍。由于她的勇敢冒险和行侠仗义名声鹊起，被市民和同行奉为“新闻女侠”的称号。
就在涂俏热心关注、帮助“边缘群体”的时候，一不留神将自己搭了进去，在她自己的床上陡然发生了一起情杀案。
一天，涂俏的公寓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女人叫米丫，38岁，离婚后嫁给了一位机关干部。随行的男人是她聘请的一位28岁的年轻律师。米丫一见面便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她的14岁女儿玲玲三年来遭受继父强奸的遭遇。末了，米丫恳求涂俏主持正义。
“真是一个禽兽继父!”涂俏义愤填膺!她开始了对这宗骇人听闻的“强奸案”跟踪报道。第一篇以受害少女玲玲的名义控诉了禽兽继父对她的摧残。第二篇以米丫的名义发表，题目是《女儿，妈妈对不起你》，表达了一个无助的母亲对未能保护好女儿的负疚。
然而，在涂俏对这宗“强奸案”进行深入采访后，却发现这是一宗“悬案”：因为除了母女二人的一面之词外她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包括“禽兽继父”留下的精斑和DNA鉴定都没有。最多只能算“猥亵”，而“猥亵”与“强奸”是两码事，这个案子就此搁浅。就在这时，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拐弯”。
由于米丫常带着年轻律师找上门倾诉，涂俏把他俩当成朋友。慢慢地，涂俏发现在追查“继父强奸案”过程中，米丫和律师奇异地“相恋”了，他们在涂俏眼皮底下眉来眼去，甚至做出亲昵的举动。涂俏曾试图说服米丫结束这种畸形的关系，但米丫像着了魔似的继续做出非常举动：米丫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她都要看看那个律师是怎样生活的。律师的家是底楼，还有一个大阳台，距离他家50米的地方有个荔枝园。米丫借着夜幕的掩护飞快地爬到荔枝树上，用望远镜去监视律师和他的太太，像老鹰监视它的猎物一样。这种监视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涂俏跟随艾滋病患者小路到泰国“生命回访”回国后，有人不让涂俏回家。涂俏很奇怪：“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去住?”知情者告诉她：在涂俏的床上发生了一起情杀案!犹如晴天霹雳，涂俏顿感天旋地转。
事情的真相令涂俏发抖：米丫趁涂俏出国，带着律师小情人在她的公寓床上鬼混。因对律师“感情欺骗”由爱生恨，米丫将情郎勒死，然后将尸体拖到卫生间肢解。在案发后7个月的时间里，涂俏不敢一个人进卫生间，她整夜不能睡眠，靠安定片来维持。血案的陡然发生给涂俏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夜之间，各种版本的“绯闻”充斥街头，人们怀疑涂俏与米丫和律师有纠缠不清的“三角恋”关系。报社不听她的任何解释，坚决地将她开除。从天而降的灾祸让涂俏精神恍惚，她不得不寻找心理医生帮助解脱噩梦。
令涂俏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漩涡之中亲情的支撑没让她彻底崩溃。父母和弟弟每天打来几个长途电话给她精神慰藉。涂俏的父亲涂吉安曾是江西《星火》文学刊物的总编辑，他自始至终都对女儿从事的事业给予理解与鼓励。
在经历“情杀风波”过程中，涂俏挺着没有哭，但看到玲玲的时候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玲玲因母亲杀死律师被捕而成为无人依靠的孤儿，涂俏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女孩，认她为干女儿，供她读书与上学。
如今，涂俏成了全国大红大紫的名人，她被评为9名“中国最精彩的女性”之一，被香港《文汇报》聘为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珠三角中心助理总编。其《世纪之疳，》、《苦婚》、《生存体验》和《你无法阻止》等4部著作正在全国热销，一时洛阳纸贵。然而，36岁的涂俏的感情世界至今还是一片“空白”。涂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男人娶老婆大都不喜欢女强人，尽管我心中十分渴望白马王子的出现，但一切随缘，因为爱情是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1998年4月1日，是改变时任《深圳晚报》编辑记者涂俏的人生轨迹的一天。江西老家的一个叔叔来深圳打工，涂俏陪着叔叔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整天，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倒是把他住的地方给找到了——每晚住宿费只有十元的旅店。听说房间里还有彩电、冰箱、热水器和简单家具，涂俏感到非常新奇。当推开“十元店”大门的刹那间，她禁不住后退一步。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一套四室一厅约12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住了48个人，男女老少看上去成摞成摞地压着，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屋里。凭着记者职业敏感，涂俏拟采写一条“深圳惊现十元店”类似的消息。
“其实，十元店蛮好的。大家在一起打牌，一起看电视，彼此交流在深圳的心得体会，很快乐。”叔叔的感受出乎涂俏的预料。涂俏第一次产生了“隐性采访”的冲动：隐去记者身份，乔装打扮成“旅客”人住“十元店”，探究“十元店”是如何起源的?是些什么人在住十元店?这帮隐匿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边缘群体是怎样生存的?
涂俏毕业后先在《江西新生报》当编辑，而后到《深圳晚报》任“现代家庭”版编辑，整天编一些夫妻吵架劝和的文章，长久坐在有冷暖空调编辑部的舒适工作将她“养娇”了，她渴望到艰苦一线采访，成为一个名记者。涂俏“卧底”十元店的采访申请得到领导批准，令其非常高兴。第二天，涂俏便找来几件破烂衣服，拎着一个破烂行李包，蓬头垢面地住进了一家十元店，和5个人挤在8平方米的房间里。
“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子，被丈夫抛弃，刚来到深圳找口饭吃，请大哥大姐多多关照!”住进十元店后，涂俏眼泪汪汪以一个“农村弃妇”的身份很快和舍友打成一片。为了全面了解“十元店”的内幕，她请舍友们吃大排档，多方位旁敲侧击套取“情报”。
令涂俏开心的是，在十元店里她认识了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他在十元店一住就是14年，是十元店中唯一拥有自行车的“富翁”，大家都羡慕地称呼他为“劳斯莱斯”。通过与“劳斯莱斯”的亲密接触，让涂俏感到非常惊愕：住十元店的人并非想像中的全部是民工，还有许多南下深圳打拼的大学生。他们最初怀揣梦想来到这个陌生的都市，才发现并非遍地黄金等着去捡，残酷的竞争让他们几乎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把父母的钱用完后还要生活、生存下去，“十元店”便应运而生，为这些天涯沦落人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它不经过工商注册、不纳税，大都设在人才市场附近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劳斯莱斯”告诉涂俏，现在深圳许多白领、金领的成功人士都是从“十元店”起家的。
遭受了数天蚊叮虫咬和令人恶心的汗臭熏鼻后，涂俏一挥而就写成长篇纪实特稿《女记者夜宿十元店》，在《深圳晚报》头版连载4天，首次披露了“深圳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公安、工商等部门出动100多人联合“围剿”，对300多家“十元店”进行大规模“扫荡”。
这枚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令涂俏始料未及。被查封的十元店老板深夜给涂俏打进恐吓电话：“小心砍掉你的一只胳膊一条腿。”更有甚者，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住报社门口，狂叫着要“火烧涂俏”。著名作家梁晓声给涂俏打来电话：“虽然我欣赏你隐性采访的职业精神，但却一点儿也不愿怂恿你再接再厉。你父母可只有你一个女儿。你对他们很重要!你绝不可拿自己的人身安危当儿戏。”
一个多月时间，涂俏神经高度紧张，躲在家里“避难”不敢出门。听到敲门声和电话铃响便心惊肉跳。这些她都能承受。最让她感到负疚的是，“十元店”被扫荡后，数以千计的常住“旅客们”被迫流落到公园或大街上露宿。本来想通过“卧底”十元店让世人对深圳最低层的人的生存状态引起关注，结果却帮了倒忙：让那些苦苦挣扎的“旅客”们无家可归。“我对不起你们!”涂俏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哭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第二次流泪：在《世纪之痛》的路上见证“生死之吻”
涂俏的第二次眼泪，洒在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上。她至今忘不了2000年4月28日与艾滋病患者“小路”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深圳HIP抗体确认实验主任冯铁建的引见下，她将手下意识地伸向了“小路”，大脑一片空白。握手后她飞快地跑到二楼洗手间，糟糕的是水龙头没有一滴水，她感到手上有数百个艾滋病细菌在蠕动……
此前，涂俏采访艾滋病患者的念头酝酿了很久，因为全国有60多万艾滋病患者，却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一个人患上艾滋病后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他在生理和心理上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折磨?他对亲情、对人生和对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改变?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三年来的苦苦寻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认识卢鼎盛，涂俏兴奋得跳了起来!
卢鼎盛出生，于1965年，是广东潮阳市人，一米七三的个头挺帅气。24岁跟亲戚一起到泰国打工，因为他常自以为是一个过客、一个路人，喜欢别人叫他“小路”。1997年5月6日他被测出感染上HIV病毒。那时他的弟弟因感染艾滋病刚刚下葬，双重打击让他三次自杀未遂。小路最初之所以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动机很简单，是因为穷途末路的他希望社会的捐助。
从2000年5月1日起，涂俏开始了对小路的正式采访。她将《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远忠邀为搭档，用摄像机拍下小路从生到死的全过程。
涂俏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先在《深圳晚报》上发了一篇7000多字的报道投石问路，令她失望的是，百万市民为小路捐款仅250元钱。但她发现小路手捧着微薄的捐助款双眼潮湿，这个细节给了涂俏巨大的鼓舞，决定无限期地与小路同吃同住，陪他渐行渐远。
第一次吃饭时，涂俏便遇到尴尬：小路边吃边讲自己的故事，讲到兴头上，唾沫四溅，喷到涂俏的盘子里，有时唾沫还喷到她脸上。涂俏腾地站起来，赶忙跑出去洗脸。返回餐桌后，小路一脸的尴尬。
第一次与小路同住时，涂俏浑身发抖，彻夜无眠。那间屋子是个大通铺，小路睡在中间，涂俏和陈远忠分别睡在他两侧。蚊子满屋飞舞直撞脸。涂俏害怕哪一只叮过小路的蚊子飞过来袭击她，她蒙着头，那种恐惧折磨得她不寒而栗。
涂俏一边自费采访，一边将自已有限的积蓄资助小路看病。但这点钱对于昂贵的治疗费来说是杯水车薪。有一天，上吐下泻、咳嗽不止的小路突然对涂俏说他快不行了，他想到泰国首都曼谷去看看，那里曾是他感染艾滋病和留下创业梦想的地方。为了满足小路的愿望，涂俏决定陪同小路到泰国做最后的“生命回访”。
曼谷有一个叫“天堂之家”的艾滋病村，是一个生命的禁区。数百名生命垂危的艾滋病患者在这里接受着“临终关怀”。几个装死人的棺材摆在那儿还来不及火化，没死去的人瘦骨嶙峋，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酌腐烂、呻吟，涂俏感到进入了一个大坟墓一样，那种感受与恐惧像一场噩梦。
2000年10月19日，涂俏特地为小路买了两条象征吉祥的金鱼。岂料，金鱼变成了为小路送行。
这一天，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小路听信一个江湖游医用烟熏的治疗方案，浓烟熏得小路狂躁发癫，不断从床上滚下来又被抬上床。在他失去意识前，他把嘴唇噘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小路的意思：他想吻女友美恋。这时奇迹出现了：美恋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吻他——那是最后一个生死之吻。当晚7时30分，小路在涂俏眼皮底下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涂俏的泪水夺眶而出，觉得整个人被抽空了。 在跟踪采访小路的180天里，涂俏脸上长满了痘痘，所有的熟人如见瘟神般对她退避三舍。只有小路对他的称呼由“记者”变为“妹妹”，最后叫她“战友”。小路对她的一席话不时在耳边回响：“我愿做一条枕木，让未来防治艾滋病的列车从我身上碾过，铁轨便是你们媒体。”
涂俏含泪一挥而就，出版了第一部记录艾滋病生命全过程的纪实书《世纪之痛》。她和陈远忠将拍摄小路的35盒录像带无偿地赠送给全国众多电视台，完成小路“枕木”的遗愿。
●第三次流泪：卧底“二奶”村，泪葬《苦婚》
送走小路后，涂俏开始了她的又一次“隐性采访”之旅：卧底“二奶”村，去探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2001年春节前夕，在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涂俏化装成一个被人抛弃的“二奶”，悄然扎进140多栋的“二奶村”里。
“二奶”村戒备森严，除了村口有专业“迷彩服”站岗放哨外，村里“二奶”们对每一个陌生人都高度警惕。因为涂俏整天游手好闲，长时间没人包养，村里人怀疑她是私家侦探或“大奶”派来的间谍。涂俏很欣赏自己的表演天赋：她化名“阿敏”，穿着低胸、超短裙等暴露的衣服，在村里晃晃悠悠，寻找或等待着男人来“包”她。有时她凄凄惨惨，表现出急于“嫁”人的强烈愿望。很快，她的逼真表演赢得了“二奶”们的信任。很多“二奶”牵线搭桥给涂俏介绍对象。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姐今晚请你吃夜宵。”每天华灯初上，只要在路上碰见失魂落魄的“二奶”，涂俏便上前打招呼，在川菜馆或小食店里，受伤的二奶便会向她倾诉自己的遭遇。
涂俏在与“二奶”们的接触中，一对同做“二奶”的“金银花”姐妹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姐姐阿金31岁那年与前夫婚姻破裂，留下一个孩子在贵州老家，她在深圳打工时被一个大她十多岁的香港男人包养。阿金是“二奶”村最年长的二奶，她曾幻想这个男人给她带来幸福，，甚至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这个男人最后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留下一个无人抚养的女儿，人老珠黄的阿金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比她小两岁的妹妹阿银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会弹钢琴、文化层次在“二奶”村最高的女孩在30岁时也被包养的男人一脚踹了，连住宿都成了问题，流落街头的阿银和涂俏“同病相怜”。
做“二奶”60天的卧底生活，涂俏接触了“最幸福的二奶”佳佳、“最扭曲的二奶”阿艳、“最活该的二奶”阿芳、“职业二奶”阿婷等形形色色数十人。这段经历让涂俏大开眼界：原来人们以为“二奶”只是大款和官员们的“消费品”，实际上深圳“二奶村”的男主角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普通劳动者，90％为香港货柜车司机。这些男人年龄大都在40至60岁之间，正处在一个夫妻感情的淡漠期。他们的妻子也大多是香港普通女人，平时只在乎丈夫往家里交多少钱，对他们的生活关心得并不多，而这些香港货柜车司机每周到深圳两三次，如果在外面住店、吃饭、桑拿，一个月要花费几千元，而用这些钱在深圳足以包养一个关心、伺候自己的“二奶”，这就是“二奶市场”上的需求方。
“明知做二奶大都没有好结局，为什么那么多的女孩趋之若鹜?”涂俏感到困惑。一名叫阿莹的“二奶”的回答解开了这个谜：“不做二奶我还能做什么呢?”阿莹说，像她这种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打工妹，在深圳任何一个地方很难找到800元以上的工作，去工厂给工头欺负、给工人欺负。逃出工厂后，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随便找一个香港司机“嫁”出去，每月有三五千元的“包身费”。如果哪一天被包养的男人抛弃了，她们便第二次、第三次地去“嫁”其他男人。
一种莫大的悲哀从涂俏心中涌起。卧底“二奶村”60天后，涂俏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全景式扫描二奶生存状态的纪实书《苦婚》，用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案例告诉世人：有这样一群女子孤独地生活在深圳河畔，唯一的生存资本便是青春容颜，寂寞独守寒窗，夜深人静时，她们不知道自己魂归何处。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涂俏常常不知不觉地泪湿稿纸。
●第四次流泪：情杀案发生在“新闻女侠”的床上
涂俏在“隐性采访”的磨炼中胆子越来越大。她扮成“婚托”帮助5位受骗女性去抓获爱情骗子；她跑到戒毒所当“戒毒教导员”，整天跟“粉妹”混在一起，了解她们的生活状态；她走进精神病院做护士，与疯子共舞；她拉保险、做DJ、反串啤酒小姐、扮成富婆炒黑市恒指，将深圳诡秘的犄角旮旯都翻了个遍。由于她的勇敢冒险和行侠仗义名声鹊起，被市民和同行奉为“新闻女侠”的称号。
就在涂俏热心关注、帮助“边缘群体”的时候，一不留神将自己搭了进去，在她自己的床上陡然发生了一起情杀案。
一天，涂俏的公寓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女人叫米丫，38岁，离婚后嫁给了一位机关干部。随行的男人是她聘请的一位28岁的年轻律师。米丫一见面便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她的14岁女儿玲玲三年来遭受继父强奸的遭遇。末了，米丫恳求涂俏主持正义。
“真是一个禽兽继父!”涂俏义愤填膺!她开始了对这宗骇人听闻的“强奸案”跟踪报道。第一篇以受害少女玲玲的名义控诉了禽兽继父对她的摧残。第二篇以米丫的名义发表，题目是《女儿，妈妈对不起你》，表达了一个无助的母亲对未能保护好女儿的负疚。
然而，在涂俏对这宗“强奸案”进行深入采访后，却发现这是一宗“悬案”：因为除了母女二人的一面之词外她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包括“禽兽继父”留下的精斑和DNA鉴定都没有。最多只能算“猥亵”，而“猥亵”与“强奸”是两码事，这个案子就此搁浅。就在这时，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拐弯”。
由于米丫常带着年轻律师找上门倾诉，涂俏把他俩当成朋友。慢慢地，涂俏发现在追查“继父强奸案”过程中，米丫和律师奇异地“相恋”了，他们在涂俏眼皮底下眉来眼去，甚至做出亲昵的举动。涂俏曾试图说服米丫结束这种畸形的关系，但米丫像着了魔似的继续做出非常举动：米丫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她都要看看那个律师是怎样生活的。律师的家是底楼，还有一个大阳台，距离他家50米的地方有个荔枝园。米丫借着夜幕的掩护飞快地爬到荔枝树上，用望远镜去监视律师和他的太太，像老鹰监视它的猎物一样。这种监视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涂俏跟随艾滋病患者小路到泰国“生命回访”回国后，有人不让涂俏回家。涂俏很奇怪：“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去住?”知情者告诉她：在涂俏的床上发生了一起情杀案!犹如晴天霹雳，涂俏顿感天旋地转。
事情的真相令涂俏发抖：米丫趁涂俏出国，带着律师小情人在她的公寓床上鬼混。因对律师“感情欺骗”由爱生恨，米丫将情郎勒死，然后将尸体拖到卫生间肢解。在案发后7个月的时间里，涂俏不敢一个人进卫生间，她整夜不能睡眠，靠安定片来维持。血案的陡然发生给涂俏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夜之间，各种版本的“绯闻”充斥街头，人们怀疑涂俏与米丫和律师有纠缠不清的“三角恋”关系。报社不听她的任何解释，坚决地将她开除。从天而降的灾祸让涂俏精神恍惚，她不得不寻找心理医生帮助解脱噩梦。
令涂俏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漩涡之中亲情的支撑没让她彻底崩溃。父母和弟弟每天打来几个长途电话给她精神慰藉。涂俏的父亲涂吉安曾是江西《星火》文学刊物的总编辑，他自始至终都对女儿从事的事业给予理解与鼓励。
在经历“情杀风波”过程中，涂俏挺着没有哭，但看到玲玲的时候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玲玲因母亲杀死律师被捕而成为无人依靠的孤儿，涂俏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女孩，认她为干女儿，供她读书与上学。
如今，涂俏成了全国大红大紫的名人，她被评为9名“中国最精彩的女性”之一，被香港《文汇报》聘为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珠三角中心助理总编。其《世纪之疳，》、《苦婚》、《生存体验》和《你无法阻止》等4部著作正在全国热销，一时洛阳纸贵。然而，36岁的涂俏的感情世界至今还是一片“空白”。涂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男人娶老婆大都不喜欢女强人，尽管我心中十分渴望白马王子的出现，但一切随缘，因为爱情是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