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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1985年，是温铁军的转折之年。
以前，他几乎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爷爷是大商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父亲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呢?新中国成立两年，就出生了。同样逃脱不了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家让他上学读书、让他停课闹革命，让他上山下乡。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他才从乡下回来。次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他已经32岁，他去了军队，给领导当秘书。两年后，遇上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他就离开了。学新闻的，想办报纸，但调动手续还没办完，他就跑到西北去“考察”，4个月与北京失去联系，这年是1985年。
回来后，他恰好碰到小时候一起玩的“孩子头”，这个人的父亲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介绍，他也来到这里。从此，开启了他的“三农”人生之路。
基层调研的风气
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决策的核心，如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王歧山、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与这些人在一起。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所在地叫九号院，80年代，从这里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让农村而貌焕然一新。比温铁军早3年来到这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写文章评价说，“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
同样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姚监复回忆说：“这群人不抢人，不抢钱，到最后连个房子也没有。当时批汽车，差价好大，我跟杜老(杜润生)说，我们留1000辆行不行?杜润生说，什么?不留了。我说留100辆怎么样?杜老说：不留，一辆也不留，全部放到下面去。”
刚来的时候，温铁军只是负责编辑内刊。他一边编内刊，一边学习各种农村知识，并逐渐也开始下农村调研。
在温铁军的人生记忆中，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后来的农村改革实验区的工作是“美好的时光”，这也是他每次演讲要提到的，“我其实只是个调研员而已，了解了一些基层的情况。”
农村改革陷入僵局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于80年代最末一年。温铁军那几年开始接触世界，他的英语基础好，领导就派他读英文进修班，然后派出国学习。网上公布的正式简历是：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这对温铁军的知识结构的改变是深刻的，《国际金融报》曾载文分析说，“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与世界接触得越多，机会也越多。温铁军有在世界银行学习的背景，而当时世行正好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具体工作就是建立了农村改革实验区。从1987年到1998年，温先后任监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一干就是十多年。
80年代农村改革的背景是农村已经进入了“谷底”，农村改革也开始进入僵局，姚监复分析说，“90年代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异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人地资源比例的矛盾……”
他对年轻辈的温铁军的印象是，有段时间，温铁军提出过“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他还跟温铁军辩论。那时温铁军仍然在实验区工作，很少对外发言。
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三农问题也逐渐成为显学。
1999年，温铁军在《坊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也被认为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文章。三农明星的出现
在2000年以后，国内三农研究学术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他们争相申办校内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有的人仍然安心坐冷板凳，沉下来做研究，并不被公众所知晓；有些人依靠三农相关问题，获得研究经费；一批以关注三农问题为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显现。
温铁军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他口才很好，特立独行。虽然在公众演讲中从不指名批评何人，但却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另类。
除三农问题外，他更是关注各种宏大问题，批判全球化和现代化，批评美国模式，纵横近代历史，谈中国前途和命运，他出版的书多是演讲集，《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
他去印度、去巴西，去墨西哥，看他们的贫民窟，看他们的土地制度，甚至还深入他们叛乱的“蒙面军”。敏感，似乎又不敏感；政治，似乎又不政治。
当然，还有他河北定县的乡建学院，同样也争议纷纷。这一切使得温铁军成为继李昌平之后响当当的三农明星。
这位三农明星也遇到很多的批评，比如对土地制度的看法，温铁军认为“城市化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的第一个底线是不能卖地，即不能摘土地私有化。”而且，他在国外考察了贫民窟后，更觉得中国土地不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了就有失地农民，有失地农民，就有贫民窟。
著名学者秦晖对此的回应一针见血：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吴思则从事实层面出发看问题：咱们先说事实，假如北京打掉地面上的浙江村，他们就会转移到地下。我住的房子底下也是散开了的贫民窟，你可以叫地下窟，几乎各大楼都有，这是一种现实存在。
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1985年，是温铁军的转折之年。
以前，他几乎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爷爷是大商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父亲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呢?新中国成立两年，就出生了。同样逃脱不了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家让他上学读书、让他停课闹革命，让他上山下乡。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他才从乡下回来。次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他已经32岁，他去了军队，给领导当秘书。两年后，遇上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他就离开了。学新闻的，想办报纸，但调动手续还没办完，他就跑到西北去“考察”，4个月与北京失去联系，这年是1985年。
回来后，他恰好碰到小时候一起玩的“孩子头”，这个人的父亲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介绍，他也来到这里。从此，开启了他的“三农”人生之路。
基层调研的风气
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决策的核心，如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王歧山、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与这些人在一起。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所在地叫九号院，80年代，从这里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让农村而貌焕然一新。比温铁军早3年来到这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写文章评价说，“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
同样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姚监复回忆说：“这群人不抢人，不抢钱，到最后连个房子也没有。当时批汽车，差价好大，我跟杜老(杜润生)说，我们留1000辆行不行?杜润生说，什么?不留了。我说留100辆怎么样?杜老说：不留，一辆也不留，全部放到下面去。”
刚来的时候，温铁军只是负责编辑内刊。他一边编内刊，一边学习各种农村知识，并逐渐也开始下农村调研。
在温铁军的人生记忆中，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后来的农村改革实验区的工作是“美好的时光”，这也是他每次演讲要提到的，“我其实只是个调研员而已，了解了一些基层的情况。”
农村改革陷入僵局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于80年代最末一年。温铁军那几年开始接触世界，他的英语基础好，领导就派他读英文进修班，然后派出国学习。网上公布的正式简历是：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这对温铁军的知识结构的改变是深刻的，《国际金融报》曾载文分析说，“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与世界接触得越多，机会也越多。温铁军有在世界银行学习的背景，而当时世行正好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具体工作就是建立了农村改革实验区。从1987年到1998年，温先后任监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一干就是十多年。
80年代农村改革的背景是农村已经进入了“谷底”，农村改革也开始进入僵局，姚监复分析说，“90年代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异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人地资源比例的矛盾……”
他对年轻辈的温铁军的印象是，有段时间，温铁军提出过“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他还跟温铁军辩论。那时温铁军仍然在实验区工作，很少对外发言。
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三农问题也逐渐成为显学。
1999年，温铁军在《坊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也被认为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文章。三农明星的出现
在2000年以后，国内三农研究学术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他们争相申办校内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有的人仍然安心坐冷板凳，沉下来做研究，并不被公众所知晓；有些人依靠三农相关问题，获得研究经费；一批以关注三农问题为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显现。
温铁军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他口才很好，特立独行。虽然在公众演讲中从不指名批评何人，但却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另类。
除三农问题外，他更是关注各种宏大问题，批判全球化和现代化，批评美国模式，纵横近代历史，谈中国前途和命运，他出版的书多是演讲集，《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
他去印度、去巴西，去墨西哥，看他们的贫民窟，看他们的土地制度，甚至还深入他们叛乱的“蒙面军”。敏感，似乎又不敏感；政治，似乎又不政治。
当然，还有他河北定县的乡建学院，同样也争议纷纷。这一切使得温铁军成为继李昌平之后响当当的三农明星。
这位三农明星也遇到很多的批评，比如对土地制度的看法，温铁军认为“城市化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的第一个底线是不能卖地，即不能摘土地私有化。”而且，他在国外考察了贫民窟后，更觉得中国土地不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了就有失地农民，有失地农民，就有贫民窟。
著名学者秦晖对此的回应一针见血：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吴思则从事实层面出发看问题：咱们先说事实，假如北京打掉地面上的浙江村，他们就会转移到地下。我住的房子底下也是散开了的贫民窟，你可以叫地下窟，几乎各大楼都有，这是一种现实存在。
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