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各类物价指数居高不下、一路上涨，通货膨胀的抑制措施屡屡出台、未达预期，这是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这种经济现象直接关系百姓的生活水平，影响大家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度查找其根本原因，并寻求综合配套、切实可行、动态跟踪的政策措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在以往也多次发生过，但是针对本次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通过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现状的分析,发现此次物价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上涨与下降并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8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02个百分点。这一轮物价上涨，食品类涨价最为明显，对物价上涨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竞争激烈，更新换代较快的商品，例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等都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最近又由于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日益加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加之市场担忧欧美经济二次探底，国际市场油价也震荡回落。
2.通胀与失业并存。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认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是反向变化的。但因我国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过程，原在农村潜在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一些企业破产，这就形成了较高的失业率和規模较大的失业队伍。2009年以来，虽然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我国经济复苏很快，失业情况有所缓解，但新增的就业人数基本上只够容纳新增的劳动力，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过去积存的失业量。因此，我国出现了物价上涨与较高失业率并存的状况。
3.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执行力不足并存。“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一些热词，反映了一部分农产品价格畸高，也折射出市场投机炒作的疯狂。这种价格的疯涨，背离了价值规律，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一些游资和不法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操纵价格，部分经销商恶意囤积，经营行为不规范，投机炒作和价格欺诈现象存在，不实的涨价信息满天飞，放大了供求矛盾，引发价格异常波动。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不少地方政府对国家宏观调控执行力不足，有令不行，而是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一些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以地生财”问题严重，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的背后,都能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而在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此类现象使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并存。我国是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处在暴涨阶段，2011年2月25日，国际期货市场的大豆、棉花价格，一年内分别上涨了46.1%、126.4%，原油、煤炭、铁矿石等价格也猛涨。通过进口环节的传导，这些商品的大幅涨价，将直接增加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最终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并且从2010年以来，不少沿海发达省份将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向上调整了2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工荒”问题，却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除此之外，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燃料动力成本都存在不同幅度的上升，无论哪种成本上升，企业自然都会想方设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而转嫁出去,推动物价上涨。我国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依然强烈，通胀预期虽是一种心理预期，但它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推动形成实际通胀。
关于物价其上涨原因，众说纷纭，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道理。在众多观点充斥各种媒体、被人们谈论于茶余饭后之时，我们不仅充满了疑惑：与我们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物价到底怎么了？
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仔细分析此轮物价上涨的宏观环境及内部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因素，又有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传导的原因；既有供给消费的结构性因素，又有政策措施不配套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的影响，再加上市场的预期，是一种综合影响的结果。
1.国际市场传导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同步性特征。我国经济已和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我国物价的走势也必然会受世界物价走势影响。近年来，欧债危机反复发酵，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加剧了世界新一轮通胀周期持续的时间和强度，输入性通胀因素影响更为明显。
主要发达国家为缓解主权债务压力，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的紧缩政策，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阻碍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将制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力；为还本付息，主要发达国家把大幅压缩进口、增加本国出口作为政策选择重点，这将影响我国对外出口，对我国“稳定外需、加快扩大内需”的战略形成压力。也将导致新一轮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这种隐性违约的方式将债务压力转嫁给债权国。美国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全球通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风暴，导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局势动荡。并以缓解国内情绪、解决持续高企的失业率、改变国内经济环境为借口，图谋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一箭三雕”：一是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二是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三是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与此同时，欧美债务冲击波引发热钱滚滚而来，相比于欧美等国，由于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利率水平较高，汇率升值空间大，因此我国市场成为国际游资的觊觎之地。热钱的大量涌入干扰了我国经济金融秩序，对我国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内市场原因
一是，农业基础薄弱。当前农村生产主要还是大量家庭分散经营，科技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并且由于农副产品提高的价格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价格所抵消, 农业比较利润下降,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 致使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二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性指标，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中国而言，快速的城镇化不仅是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尽快消除城乡差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0％，成就卓然。但是，快速的城镇化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对耕地等资源的大量占用，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 农产品有效供应偏紧。并且随着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的转化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产生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城镇人口数量呈不断增加态势，增加了城市的负担，大量农民由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变成商品的需求者，加重了供求关系失衡。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向城市聚集，住房需求增大，一些开发商趁机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通过虚假交易、虚假宣传等发布不实价格信息，哄抬房价，误导市场预期，人为造成市场紧张，房地产一定程度上陷入混乱和无序境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房价猛涨。
三是，现代化建设和市场开放的加快。我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工人工资总体水平很低，2002年每小时仅0.67美元，同年美国为15.29美元，为我国的22.8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差距趋于缩小，如到2004年，美国仅为我国的18.2倍，即我国工人工资平均每小时已由0.67美元增加到0.84美元，增加了25%以上。随着出口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工资成本具有上升趋势。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大量的出口贸易产品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是靠大批农民工进城来完成的，从而必然日益形成城乡劳动力的相对紧缺，促使工资上升。加之，近年来我国一些外资企业劳资纠纷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有媒体报导，2010年初以来，我国工资上涨加速，各省的最低工资已经平均上调了15%-20%。工资成本普遍上涨，自然会推动产品价格普遍上升。总之，工资上升主要是物价上涨的结果，但也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3.宏观调控因素
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因为“脸盆里的货币溢出太多了”。为应对2008年底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我国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扩张性经济刺激政策。投入4万亿财政巨资“救市”，贷款规模超长规增长达到了17.7万亿元。2009年、201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27.7%、19.7%分别高出2001年至2008年平均水平 （16.7%）约11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前期反危机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虽然有積极的、应时的效应，但也有后续的、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是现阶段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也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虽然产业结构正在向优化的方向调整，但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由于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均耕地少，劳动力富余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效益比较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使农产品价格上调的趋势难以遏制；第二产业存在着加工过剩，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但生产的成本仍然被拉大，反过来影响价格；房地产的价格，前些年主要是市场调节出现严重失控，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见效不够明显。三是汇率政策改革不够到位，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加上热钱大量涌入，呈现出国内物价与国际汇率相互交错，共同导致物价上涨的局面。
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为遏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势头，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定消费品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相信会产生相应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打出一套组合拳。
第一，从货币、汇率政策上抑制金融泡沫
有个比喻：价格犹如船，货币好比水，水涨自然船高。反危机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国内流动性充裕，推动了物价上涨。为此，中央明确要求，将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
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既能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又能确保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应对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3次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先能够保证银行体系向市场流动性释放适度，管理好泛滥流动性，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及服务交易量之比在一个合适的水平，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其次，它能够及时调整信贷政策，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遏制资产价格快速上升。
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能够增加对诸如城乡低保户、困难学生、五保户对象的生活补助，促进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使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因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
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其变动对国家经济产生诸多重要的影响。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对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反应更加灵敏，汇率弹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加，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促进对外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了汇率制度的弹性，一方面有利于通过汇率的升值和贬值对进出口进行调节，平衡内外需比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可以自动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动，缓解因境外流动性输入导致的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
第二，从收入政策上扩大内需
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合理的收入分配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收入分配不合理，会挫伤劳动积极性，制约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利于启动和扩大内需。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首位，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真正启动扩大内需；只有遏制不合理、不公平收入差距才能化解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分配领域维护和实现公平公正的和谐原则，尽快实现共同富裕总体目标。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才能调整经济结构，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才能适应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
第三，从“三农”政策上稳定农副产品价格
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近年来劳动力转移，种植业劳动力短缺，大量耕地抛荒撂荒，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加，农业供给水平下降的综合反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是生产力的基础，农民富则社会富；农村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农村安则天下安。因此，夯实“三农”发展，对整个国家意义重大。
2011年中央新增1300多亿元用于“三农”的支出，并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良种补贴资金16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0亿元，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环境，让农民从种粮中得到更多实惠，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农产品生产、研发、加工、销售等完整的农业生产链，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发展适销对路且优质高产的农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因地制宜努力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运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从技术资金上为农民提供支持，引导农民更新观念，鼓励其发展种养殖业，增加市场供给，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和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多渠道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彻底解决农产品有效供给结构短缺,农业技术进步率较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利润下降等现实问题，提升粮食有效供给水平, 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农超对接”，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建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
第四，从财税政策上提高经济效率
面对基本建设投资过快，流动性过剩，外贸顺差过大等这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配以及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上项目、卖地的热衷。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提高，可有效控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势头；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居民消费；有利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发展，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和完善供给，稳定经济增长；是转变方式最有力的“经济武器”。
我国股市和房市，投机因素很大，应加快对股市和房市的税改。可以增加短期交易税，这种方法不会影响长期投资和直接投资。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的话说，就是在飞速发展的宏观经济中加一些沙子。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减少市场的流动性，使物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第五，从产业政策上调整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中起着主导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总体上向合理方向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结构局部失衡现象。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较慢。我们不能只盯着第二产业的物质生产, 而要放眼于创造非物质财富的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能够提高就业率, 而且能够减轻两极分化的压力。只有大力调整结构，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益，才能缓和目前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的矛盾。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发展方向、明确发展重点、调整发展布局和结构；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达地区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发展适应经济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要求的产业上，比如，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要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经济或特色产业。对老工业基地来讲，则要充分利用基础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优势，创新体制和机制，通过调整、改组、改造和提高，发展成为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式装备工业基地。 应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方向，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低碳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协调发展格局。
一、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在以往也多次发生过，但是针对本次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通过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现状的分析,发现此次物价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上涨与下降并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8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02个百分点。这一轮物价上涨，食品类涨价最为明显，对物价上涨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竞争激烈，更新换代较快的商品，例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等都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最近又由于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日益加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加之市场担忧欧美经济二次探底，国际市场油价也震荡回落。
2.通胀与失业并存。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认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是反向变化的。但因我国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过程，原在农村潜在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一些企业破产，这就形成了较高的失业率和規模较大的失业队伍。2009年以来，虽然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我国经济复苏很快，失业情况有所缓解，但新增的就业人数基本上只够容纳新增的劳动力，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过去积存的失业量。因此，我国出现了物价上涨与较高失业率并存的状况。
3.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执行力不足并存。“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一些热词，反映了一部分农产品价格畸高，也折射出市场投机炒作的疯狂。这种价格的疯涨，背离了价值规律，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一些游资和不法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操纵价格，部分经销商恶意囤积，经营行为不规范，投机炒作和价格欺诈现象存在，不实的涨价信息满天飞，放大了供求矛盾，引发价格异常波动。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不少地方政府对国家宏观调控执行力不足，有令不行，而是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一些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以地生财”问题严重，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的背后,都能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而在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此类现象使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并存。我国是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处在暴涨阶段，2011年2月25日，国际期货市场的大豆、棉花价格，一年内分别上涨了46.1%、126.4%，原油、煤炭、铁矿石等价格也猛涨。通过进口环节的传导，这些商品的大幅涨价，将直接增加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最终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并且从2010年以来，不少沿海发达省份将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向上调整了2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工荒”问题，却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除此之外，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燃料动力成本都存在不同幅度的上升，无论哪种成本上升，企业自然都会想方设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而转嫁出去,推动物价上涨。我国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依然强烈，通胀预期虽是一种心理预期，但它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推动形成实际通胀。
关于物价其上涨原因，众说纷纭，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道理。在众多观点充斥各种媒体、被人们谈论于茶余饭后之时，我们不仅充满了疑惑：与我们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物价到底怎么了？
这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仔细分析此轮物价上涨的宏观环境及内部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因素，又有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传导的原因；既有供给消费的结构性因素，又有政策措施不配套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的影响，再加上市场的预期，是一种综合影响的结果。
1.国际市场传导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同步性特征。我国经济已和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我国物价的走势也必然会受世界物价走势影响。近年来，欧债危机反复发酵，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加剧了世界新一轮通胀周期持续的时间和强度，输入性通胀因素影响更为明显。
主要发达国家为缓解主权债务压力，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的紧缩政策，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阻碍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将制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力；为还本付息，主要发达国家把大幅压缩进口、增加本国出口作为政策选择重点，这将影响我国对外出口，对我国“稳定外需、加快扩大内需”的战略形成压力。也将导致新一轮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这种隐性违约的方式将债务压力转嫁给债权国。美国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全球通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风暴，导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局势动荡。并以缓解国内情绪、解决持续高企的失业率、改变国内经济环境为借口，图谋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一箭三雕”：一是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二是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三是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与此同时，欧美债务冲击波引发热钱滚滚而来，相比于欧美等国，由于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利率水平较高，汇率升值空间大，因此我国市场成为国际游资的觊觎之地。热钱的大量涌入干扰了我国经济金融秩序，对我国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内市场原因
一是，农业基础薄弱。当前农村生产主要还是大量家庭分散经营，科技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并且由于农副产品提高的价格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价格所抵消, 农业比较利润下降,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 致使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二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性指标，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中国而言，快速的城镇化不仅是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尽快消除城乡差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0％，成就卓然。但是，快速的城镇化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对耕地等资源的大量占用，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 农产品有效供应偏紧。并且随着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的转化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产生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城镇人口数量呈不断增加态势，增加了城市的负担，大量农民由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变成商品的需求者，加重了供求关系失衡。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向城市聚集，住房需求增大，一些开发商趁机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通过虚假交易、虚假宣传等发布不实价格信息，哄抬房价，误导市场预期，人为造成市场紧张，房地产一定程度上陷入混乱和无序境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房价猛涨。
三是，现代化建设和市场开放的加快。我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工人工资总体水平很低，2002年每小时仅0.67美元，同年美国为15.29美元，为我国的22.8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差距趋于缩小，如到2004年，美国仅为我国的18.2倍，即我国工人工资平均每小时已由0.67美元增加到0.84美元，增加了25%以上。随着出口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工资成本具有上升趋势。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大量的出口贸易产品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是靠大批农民工进城来完成的，从而必然日益形成城乡劳动力的相对紧缺，促使工资上升。加之，近年来我国一些外资企业劳资纠纷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有媒体报导，2010年初以来，我国工资上涨加速，各省的最低工资已经平均上调了15%-20%。工资成本普遍上涨，自然会推动产品价格普遍上升。总之，工资上升主要是物价上涨的结果，但也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3.宏观调控因素
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因为“脸盆里的货币溢出太多了”。为应对2008年底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我国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扩张性经济刺激政策。投入4万亿财政巨资“救市”，贷款规模超长规增长达到了17.7万亿元。2009年、201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27.7%、19.7%分别高出2001年至2008年平均水平 （16.7%）约11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前期反危机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虽然有積极的、应时的效应，但也有后续的、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是现阶段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也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虽然产业结构正在向优化的方向调整，但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由于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均耕地少，劳动力富余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效益比较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使农产品价格上调的趋势难以遏制；第二产业存在着加工过剩，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但生产的成本仍然被拉大，反过来影响价格；房地产的价格，前些年主要是市场调节出现严重失控，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见效不够明显。三是汇率政策改革不够到位，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加上热钱大量涌入，呈现出国内物价与国际汇率相互交错，共同导致物价上涨的局面。
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为遏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势头，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定消费品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相信会产生相应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打出一套组合拳。
第一，从货币、汇率政策上抑制金融泡沫
有个比喻：价格犹如船，货币好比水，水涨自然船高。反危机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国内流动性充裕，推动了物价上涨。为此，中央明确要求，将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
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既能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又能确保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应对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3次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先能够保证银行体系向市场流动性释放适度，管理好泛滥流动性，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及服务交易量之比在一个合适的水平，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其次，它能够及时调整信贷政策，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遏制资产价格快速上升。
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能够增加对诸如城乡低保户、困难学生、五保户对象的生活补助，促进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使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因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
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其变动对国家经济产生诸多重要的影响。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对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反应更加灵敏，汇率弹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加，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促进对外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了汇率制度的弹性，一方面有利于通过汇率的升值和贬值对进出口进行调节，平衡内外需比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可以自动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动，缓解因境外流动性输入导致的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
第二，从收入政策上扩大内需
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合理的收入分配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收入分配不合理，会挫伤劳动积极性，制约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利于启动和扩大内需。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首位，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真正启动扩大内需；只有遏制不合理、不公平收入差距才能化解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分配领域维护和实现公平公正的和谐原则，尽快实现共同富裕总体目标。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才能调整经济结构，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才能适应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
第三，从“三农”政策上稳定农副产品价格
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近年来劳动力转移，种植业劳动力短缺，大量耕地抛荒撂荒，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加，农业供给水平下降的综合反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是生产力的基础，农民富则社会富；农村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农村安则天下安。因此，夯实“三农”发展，对整个国家意义重大。
2011年中央新增1300多亿元用于“三农”的支出，并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良种补贴资金16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0亿元，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环境，让农民从种粮中得到更多实惠，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农产品生产、研发、加工、销售等完整的农业生产链，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发展适销对路且优质高产的农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因地制宜努力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运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从技术资金上为农民提供支持，引导农民更新观念，鼓励其发展种养殖业，增加市场供给，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和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多渠道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彻底解决农产品有效供给结构短缺,农业技术进步率较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利润下降等现实问题，提升粮食有效供给水平, 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农超对接”，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建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
第四，从财税政策上提高经济效率
面对基本建设投资过快，流动性过剩，外贸顺差过大等这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配以及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上项目、卖地的热衷。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提高，可有效控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势头；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居民消费；有利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发展，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和完善供给，稳定经济增长；是转变方式最有力的“经济武器”。
我国股市和房市，投机因素很大，应加快对股市和房市的税改。可以增加短期交易税，这种方法不会影响长期投资和直接投资。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的话说，就是在飞速发展的宏观经济中加一些沙子。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减少市场的流动性，使物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第五，从产业政策上调整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中起着主导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总体上向合理方向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结构局部失衡现象。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较慢。我们不能只盯着第二产业的物质生产, 而要放眼于创造非物质财富的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能够提高就业率, 而且能够减轻两极分化的压力。只有大力调整结构，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益，才能缓和目前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的矛盾。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发展方向、明确发展重点、调整发展布局和结构；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达地区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发展适应经济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要求的产业上，比如，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要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经济或特色产业。对老工业基地来讲，则要充分利用基础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优势，创新体制和机制，通过调整、改组、改造和提高，发展成为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式装备工业基地。 应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方向，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低碳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协调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