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论以民本还是民主来界定，历来多以《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为据。作者首先辨析《原君》文本，指出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其实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如果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发掘契接现代民主的资源，仅就《明夷待访录》而言，重点当由《原君》转换到《学校》。 全文查看链接 　　过去对于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的动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如章太炎、陈寅恪、赵俪生等人，认为黄宗羲是自比箕子，以待清朝新君的来访而“将以有为也”。另一种自全祖望以降至邱汉生等人，则持不同态度，认为并非如此。本文不涉入该问题的具体讨论，所欲指出者，唯在一点。无论黄宗羲本人是否欲待新君来访，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就《原君》本文可见，黄宗羲并非一般地否认君主之位在异姓之间转移或者说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在“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於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於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一段文字中，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说面对的是像桀、纣那样民“视之如寇雠”的“暴君”、“独夫”，还认为汤、武革命的改朝换代不合法而有悖于“无所逃於天地之间”的所谓“君臣之义”，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于不顾，则不过是“规规焉”的“小儒”之见。直斥“伯夷、叔齐”之事为“妄传”的“无稽之事”，并发出“岂天地之大，於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的质问，也正说明了黄宗羲的这一看法。至于所谓“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於小儒乎”，则可以说将君主之位在异姓之间的转移以及改朝换代的合法性直接与明清鼎革相关。因为这里“废孟子而不立”的君主，说的即是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事实上，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抗清义举与其晚年对清朝太平盛世的肯定，以及他自己始终不肯入仕而后来又并不反对其后人和学生入朝为官，并不构成不可理解的矛盾。正是基于对君位异姓之间转移以及改朝换代合法性的肯定，反对“独私其一人一姓”，黄宗羲被后人讥为“晚节”有亏的一系列肯定清朝政府的行为，作为并不“有亏”的自然结果，才是可以理解的。 全文查看链接 　　不过，学校与议会不同者，在于学校并不是直接讨论国家大事、进行立法和决策的地方。以往多认为黄宗羲学校的职能为“议政”，其实并不准确。如果说西方议会“议政”的功能主要是对于政策本身内部的问题进行具体讨论的话，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学校的功能则并不仅仅在于政策本身内部问题的讨论。譬如，学校确有议政的职责，所以对于“政事缺失”，黄宗羲也说要“直言无讳”、“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但是，除了为政策的指定和实施提供广泛和宏观的价值指导，学校的功能更在于为整个社会营造一种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公议”的世界。这个世界代表着社会上正义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导向，亦即所谓“正气”。黄宗羲所举的历史典故：“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和“宋诸生伏阙扌追鼓，请起李纲”，正是通过“公议”而最终在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正义”的例证。所谓“公卿避其贬议”，正是“正义”高于“权力”的结果。因此，对黄宗羲而言，这种公议社会，最接近儒家传统理想的政治社会，所谓“三代遗风，唯此犹为相近”。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