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美国现代诗歌之父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二百周年诞辰，《波士顿评论》发表长文纪念这位美国文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当属浪漫主义诗集《草叶集》 （Leaves of Grass），它也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民族气派的作品，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开创了诗歌自由体的风格，在此后的诗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部举世闻名的著作在1855年第一次问世时仅收录了十二首，此后历经多次增删修改以及再版，直到惠特曼离世前，总共收录了三百余首诗歌，可谓见证了惠特曼一生的创作历程。其中一首名为《自己之歌》的诗歌长达一千三百多行，几乎囊括了惠特曼的主要创作思想。
　　这部惠特曼倾其一生创作的作品，取材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歌颂民主自由的喜悦，抨击农奴制度的罪恶，赞美自然伟大，传送民众的智慧，也可以说，他在身体力行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美国的文明史。惠特曼将他对歌剧和天籁之音的热爱用在了作品之中，多种意象和比喻颇具张力和表现，音韵性和节奏感。
　　“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集》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草叶最为平凡，却有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象征着当时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美国，也是出身草根的诗人惠特曼代表底层民众的一种发声，这也是他终其一生的身体力行，仿佛他肩负着使命，心怀悲悯之心与苦难共鸣，为压迫和奴役而呐喊，以先知的姿态畅想未来自由民主的美好图景。从备受争议到奉为国宝，《草叶集》的命运历经了起伏跌宕，正如惠特曼曾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漂泊不定的一生。

美国精神：斜杠青年的跨界生活

　　从美国发布《独立宣言》以来，在民众心中就萌发了“自由、民主、人权”的种子。在此之后，一代代美国人坚信，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拥有美好的生活，惠特曼也是“美国精神”的受益者。他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纽约长岛的一个村庄，成长于底层家庭的他只受过几年教育，便开始负担起养家的重任，父母、兄弟姐们的一日三餐靠他的微薄收入，他做过邮差、勤杂工、木匠、泥水匠、抄写员等等，又在印刷厂做排字工，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削弱他的文学梦，尤其钟情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作家的经典文本。
　　全靠自学成才的惠特曼在十六岁时重返学校，但并非以学生身份，而是以老师的身份站上了家乡学校的讲台。对于文学的追求让他开启了写作的职业生涯，办报写稿、采访编辑忙得不亦乐乎，业余还抽空参加辩论协会。也许是职业使然，他喜欢走街串巷，热衷于结交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曾是他的采访对象的车夫、船员、渔民，后来都与他成了朋友。然而，对他更有吸引力的还是大自然的魅力，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下不少素材。他最爱在海滩沙地捡拾海鸥蛋，划船以及不知疲倦地走路。
　　不到二十岁的惠特曼换过无数次的工作，似乎每年的生活都是对人生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身处不同的环境，少年老成的他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心智和毅力，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充满浪漫气息的意象和场景。“无论我去哪里，都能感受到人生的爱抚。”他有着诗人特有的多愁善感，还有小说家讲故事的天赋，但遗憾的是，他早期的创作并未获得评论界的太多关注。然而，写作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的他不是在写作，就是走在为写作而体验生活的路上，走走停停，观察途中的所见所闻，他着迷于戏剧表演，几乎看遍了当时所有红极一时演员的表演，情节的起伏、戏剧的唱腔都让他受益匪浅。

　　四处游走的悠然自得给了惠特曼拓展视野，了解美国民众生活的机会，这些无疑成为了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他曾在一段演说中讲道：“艺术作品以及所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光荣使命，就是将一切阻碍人们感受美感或是培养觀察美好事物的能力的东西全部扫除掉，让人们感受到世界的真善美……倘若没有真正自由的思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家——因此，自由能够让艺术家获得更多的创作空间，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才华去进行创作。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艺术才能变成一种高尚且完美的作品。”在惠特曼看来，艺术值得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放飞自由，像他的创作那样不拘一格，《草叶集》并非他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沉淀了他三十多年的经历和思考，这部自费出版的小册子起初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反响，直到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作家爱默生的来信，给了作品很高的评价：“在美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创作出像你这样的作品”，这封信让惠特曼备受鼓舞，也被收录在了第二次印刷的《草叶集》之中，随着版本的更新，惠特曼开始在诗坛小有名气。然而，爱默生为他撰写的宣传语“我祝贺你踏上了一条伟大的创作之路”，也遭到了多方的诟病和指责。

自由至上：民主战士的奔放书写

　　时隔不久爆发了南北内战，这场战争到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消灭奴隶制的革命战争。惠特曼曾亲眼目睹过奴隶买卖，便和弟弟乔治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志愿兵团，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志愿者工作，他试着动用自己的专长去照顾病患，以故事抚慰战士受伤的心灵。
　　在他看来，情感的传达甚至胜过药物的疗伤。少年时的惠特曼拥抱自由，青年时的他为了民主而战，在那里，他先后与十万多名战士有过交谈，有些直到战争结束还和他保持着联络。在与死亡交锋的阵营，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弟弟乔治一度被俘虏，战争的残酷与伤员的疾苦让他感同身受。正如惠特曼所说，“真正的战争是永远都无法从书本上感受到的”，《擂鼓集》正是那时的心灵写照，字里行间写实的笔触渗透着战争时期的紧张场景，志愿军的斗志与激情，炮火连天震耳欲聋以及人流穿梭不息的战地医院。
　　战后，惠特曼在印第安人事务局工作，空闲的时候就修改作品，当部长知道他就是《草叶集》的作者，觉得这本书充斥着不道德的言词，立即将他解雇开除。惠特曼的朋友知道了他的遭遇后，纷纷联系媒体为作品正名，风波过后不久他又在政府找到了差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惠特曼遭遇了事业上的滑铁卢，但他却表现得异常平静，经历过战争的生死洗礼，个人的坎坷与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当街上有人认出他时，惠特曼又表现得像孩子那般喜悦，浮华与虚荣向来不能打动他，他始终一个人生活，在外人看来他是孤独的诗人，他却享受独自沉思的宁静，永远保持着最初的质朴与天真。
　　惠特曼渴望与友人精神上的交流，丁尼生、王尔德都先后与他有过长时间的书信往来。年过五旬的他开始感觉创作上的力不从心，身体三天两头找上麻烦，母亲的离世让他悲痛欲绝，似乎只有友人的挂念和前来拜访的年轻写作者点燃他对文学的激情。每当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又拿起笔开始了创作，重新复归自然的怀抱，他看到了负能量扭曲着人类的灵魂，正是这些病态的心理让他们与自然产生隔膜，与健康活力渐行渐远。好友和伯樂的相继离世给他以沉痛打击，1892年初春，惠特曼与世长辞，长眠于哈利公墓。一百多年过去了，惠特曼的诗歌仍被世界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啧啧称道，他始终观照那些永恒伟大的事物，传达原始的情感，在他的诗歌里，能读到孩童的烂漫，成年的理性，老年的睿智，一种超然的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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