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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小平和周洲研制的反辐射无人机在朱日和阅兵上驚艳亮相，被外媒称为能降伏“萨德”的神器
建军90周年阅兵过去快3个月了，但祝小平和周洲夫妻俩说起那一天依然兴奋不已。7月30日的内蒙古朱日和，40架三型无人机，以空军和陆军混编模式，惊艳亮相——这是无人机第三次出现在阅兵场上，上一次是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第二天，外媒纷纷报道，将这一支无人方队称为中国军营里的“奇兵”。
无人机，也就是无人驾驶飞行器，是利用无线技术操纵的不载人飞行器，在军事上常用作侦察机和靶机。此次阅兵中的三型无人机，分别是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反辐射无人机ASN-301。这是一种自杀式反雷达无人机，可以在敌阵中心执行作战任务，能对雷达等电磁辐射源实施物理硬摧毁，因此被韩方媒体称为“让‘萨德’失效的神器”。而它的设计、研发者，就是祝小平和周洲带领的团队。
近20年的时间，祝小平夫妇经历过异常艰难的起步和无数次试飞的失败，才换来中国独有的大国重器。祝小平说：“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又一代无人机科研工作者累积的成果。”
《环球人物》记者见到祝小平和周洲时，他们仍在忙碌地整理资料、带队作业。在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名字不常出现，有时甚至需要化名——许多项目都带有严苛的保密要求。但在无人机的领域，他们绝对是无人不知的“大牛”：丈夫祝小平是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所总工程师，妻子周洲是西北工业大学太阳能Wi-Fi无人机总设计师、反辐射无人机主任设计师，两人都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别看现在中国无人机在世界领先水平，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处在受制于他国的状态。”在祝小平眼中，这二三十年对每一位无人机研究者都是艰苦卓绝的一段时期。无人机诞生于1917年，但中国的无人机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祝小平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架无人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加紧研制无人机 “萤火虫”，准备用来接替U2侦察机。到了70年代，中东局势紧张，以色列自行研制了“巡逻兵”和“獒犬”无人机，成为现代侦察无人机的标准。
因此，到了90年代，军用无人机领域呈现大型看美国、中小型看以色列的局面，中国在技术、设备上都还属于跟随者。而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机型之一，就是反辐射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是作战多能手，欧美等多个国家从70年代末开始研制。”祝小平说，“但当时中国的无人机研发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国内技术基础薄弱，试验条件不足。”
1997年，祝小平和周洲一同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与宇航技术博士后第二流动站出站，去上海交通大学应聘，两人当场被接收，学校还准备为他们办理户口和分配房子。眼看两人就要与航空航天事业擦肩而过，时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的戴冠中以反辐射无人机的研究项目挽留他们。夫妻俩坐在已经打包好的书箱子上，周洲问祝小平：“这怎么选择啊？”祝小平想了想说：“学航空航天学了十年，反辐射无人机项目是学以致用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把自己所学所想用在国家最亟需的事业上。”于是，两人放弃了上海的工作，留在了中国无人机研究的重镇——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所。
上世纪90年代，30多岁的祝小平被国防科工委（现国防科工局）任命为反辐射无人机总设计师，此型号无人机系统也正式列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那时候，有多大的难度，我都不怕，我都不管，好像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干好。”祝小平说。
虽然心中满腔热血，但现实往往比想象得更加艰难。中国反辐射无人機项目中设定的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多、难度大、风险高，这对专业出身的夫妻俩都是一个大挑战。因此，他们只能带领项目团队全年365天不间断地工作，行军床、军大衣和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成了大家的“标准配置”；蓬头垢面、满眼血丝，成了项目组的“标准形象”。
周洲是系统设计师，是项目的重要构架和支撑，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应用设计；祝小平是总舵手，承担着决策、统筹的巨大压力。研制工作中，长年都是外场飞行试验。冬季零下十几摄氏度的试飞场，即使“全副武装”也抵御不了全身的僵硬，夏季五六十度的调试工房，夫妻俩常开玩笑室外40多度已是凉快天气。
然而，有时候努力并不会马上换来结果。2001年，反辐射无人机进入科研试飞阶段，结果第一次飞行就失败了，军代表现场就质疑说：“还能飞吗？”眼看着倾注无数人心血的飞机无法完成任务，祝小平心都碎了，他第一次当着众人、当着妻子的面落泪了。周洲说：“那是我们一生最苦涩的回忆。”
“如果不能飞，就意味着项目从我这里就错了，要全盘推倒，这简直不可想象。”周洲说，她和祝小平需要在两小时内找出原因，两人有一种责任共担的想法，就是一心想要找到原因，再继续往前走。
两人经分析后确认，这次飞行因为原配置动力受国际封锁不能到位，而现有发动机推力级别又不够，才导致试验失败。他们原本计划改用一款进口的发动机，但出口国突然撤销了该型发动机的出口许可，实施技术封锁。没办法，祝小平和团队只能没日没夜地加紧研究发动机。无休止的加班、出差、开会、协调，一轮又一轮试验，终于研制出首批7台样机。“首飞只有7分钟，未能取得圆满成功，但毕竟飞起来了。”祝小平说。
后来的每一步，夫妻俩的研究总是遇到拦路虎。2003年春天，系统第二次科研开始试飞，但非典让试飞的进度一拖再拖；到了秋天，飞机设备的研发工作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但控制系统又出现问题；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品尝失败的滋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怀疑。
到2004年12月24日，飞机达到了各项指标，夫妻俩和团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记得那一夜大家几乎都没睡，喝酒、放鞭炮。”祝小平回忆道。 “我们工作起来可以几天不睡觉，但壓力最大的是，无人机携带战斗部，很多试验是有生命危险的。”祝小平坦言，他和几位副总师因此每天都会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在一次飞行试验中，装上导弹等战斗部的飞机因故障迫降在田地里，出于安全考虑，现场指挥要求引爆飞机。“要把数据抢出来！几年的心血呀！飞机要是毁了，查找问题就要花费很长时间，根本来不及！” 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利害。
祝小平和大家商议后决定把战斗部拆下来。一位研究人员担下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去有可能爆炸的飞机那儿抢救数据。出发前，执行任务的同事与大家一一握手，“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就像在战场上送别亲人”。最后，他安全地拆下了战斗部，抢出了数据，为装备研制赢得了时间。祝小平说：“多年来我们坚持自主研发，打破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封锁，从一张白纸干起，到现在部分技术实现国际领先，就是靠大家十足的劲头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夫妻俩一起做无人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相互照应，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私底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两人的交集几乎全是工作。在反辐射无人机研制最紧张的日子里，祝小平下班时家人已经睡熟了。“我太理解这个项目有多难、他有多难，所以有时候我想抱怨，都找不到理由。”周洲笑着对记者说。
祝小平亦明白周洲的付出：“她的工作量没有减，来自家庭的负担加重了许多。”两人唯一的女儿年幼时抵抗力差，周洲只能把她带在身边，去外场试飞也不例外。可即便去了也照顾不到，女儿从小就和山上的羊群一起玩耍。“当时我们女儿上幼儿园，祝小平从来没有去过幼儿园，因为那个项目特别紧张。”周洲对记者说。如今，女儿已经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传承了父母的衣钵，正在攻读与无人机密切相关的软件工程专业。
除了在军用领域建树颇丰，夫妻俩主持设计的无人机在商业、社会应用上也大放异彩。2004年，周洲完成任务离开反辐射无人机项目，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国家863项目、国防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演示验证等项目20多个，获国家发明专利21项。她带领团队研究出世界上第一款能达到实际应用的太阳能Wi-Fi无人机，并在飞机布局与控制设计、机体超轻结构设计和Wi-Fi广域覆盖载荷设计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种太阳能Wi-Fi无人机，是将太阳能、无人机、无线路由器三者相结合，构建空中基站，通过单机或者多机基站实现区域覆盖，形成灵活的移动互联网空中宽带通信基础设施，使之具备承担应急救援、偏远地区通信、边境反恐、维稳等应用能力。
最近，这款太阳能Wi-Fi无人机在风力7级、风雨交加和低照度的恶劣环境中，实现了16小时9分钟的国内目前最长航时飞行。
为了完成太阳能Wi-Fi无人机的单机和双机飞行试验，去年周洲带领团队奔赴甘肃和新疆，行程万里，途经戈壁、沙漠，一路走、一路试验、一路投宿，在大雨中奔跑，在太阳下暴晒，有时候连年轻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恶劣实验环境，周洲却始终冲在第一线。
夫妻俩开玩笑说，他们一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就是无人机。当年，两人在从学校回家的火车上谈起恋爱，相守相伴三十载，为这两个孩子费尽心力。周洲说，今年她到某地观看反辐射无人机打靶，当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地就哗哗流下来，“那声音真是太熟悉了，我看到自己设计的飞机，可不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洲激动得红了眼睛：“看到反辐射无人机以漂亮的姿势滑向天边，看到它打出了优异的成绩，我觉得一下子就回到了30多岁，想起当年我们俩和大家所做的一点一滴。”周洲说，那时候她突然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觉得这一辈子终于做了一件正经事儿。
祝小平对妻子的这种感觉深深赞同。一次，他的入门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橹问：“让你干这个，不后悔吧？”他笑着回答老师：“当然不后悔，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事业，哪里能留得住我的航天情。当初留在航空航天事业，让反辐射无人机成为国家的一代装备，在国防上有所贡献，这是我一生最自豪的事。”
今年恰逢无人机百年，周洲说：“大家都说我们夫妻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完成这样一个全新的型号。别人说想再活500年，我說我们想再干500年！”
建军90周年阅兵过去快3个月了，但祝小平和周洲夫妻俩说起那一天依然兴奋不已。7月30日的内蒙古朱日和，40架三型无人机，以空军和陆军混编模式，惊艳亮相——这是无人机第三次出现在阅兵场上，上一次是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第二天，外媒纷纷报道，将这一支无人方队称为中国军营里的“奇兵”。
无人机，也就是无人驾驶飞行器，是利用无线技术操纵的不载人飞行器，在军事上常用作侦察机和靶机。此次阅兵中的三型无人机，分别是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反辐射无人机ASN-301。这是一种自杀式反雷达无人机，可以在敌阵中心执行作战任务，能对雷达等电磁辐射源实施物理硬摧毁，因此被韩方媒体称为“让‘萨德’失效的神器”。而它的设计、研发者，就是祝小平和周洲带领的团队。
近20年的时间，祝小平夫妇经历过异常艰难的起步和无数次试飞的失败，才换来中国独有的大国重器。祝小平说：“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又一代无人机科研工作者累积的成果。”
留在西北“填补空白”
《环球人物》记者见到祝小平和周洲时，他们仍在忙碌地整理资料、带队作业。在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名字不常出现，有时甚至需要化名——许多项目都带有严苛的保密要求。但在无人机的领域，他们绝对是无人不知的“大牛”：丈夫祝小平是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所总工程师，妻子周洲是西北工业大学太阳能Wi-Fi无人机总设计师、反辐射无人机主任设计师，两人都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别看现在中国无人机在世界领先水平，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处在受制于他国的状态。”在祝小平眼中，这二三十年对每一位无人机研究者都是艰苦卓绝的一段时期。无人机诞生于1917年，但中国的无人机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祝小平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架无人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加紧研制无人机 “萤火虫”，准备用来接替U2侦察机。到了70年代，中东局势紧张，以色列自行研制了“巡逻兵”和“獒犬”无人机，成为现代侦察无人机的标准。
因此，到了90年代，军用无人机领域呈现大型看美国、中小型看以色列的局面，中国在技术、设备上都还属于跟随者。而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机型之一，就是反辐射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是作战多能手，欧美等多个国家从70年代末开始研制。”祝小平说，“但当时中国的无人机研发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国内技术基础薄弱，试验条件不足。”
1997年，祝小平和周洲一同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与宇航技术博士后第二流动站出站，去上海交通大学应聘，两人当场被接收，学校还准备为他们办理户口和分配房子。眼看两人就要与航空航天事业擦肩而过，时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的戴冠中以反辐射无人机的研究项目挽留他们。夫妻俩坐在已经打包好的书箱子上，周洲问祝小平：“这怎么选择啊？”祝小平想了想说：“学航空航天学了十年，反辐射无人机项目是学以致用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把自己所学所想用在国家最亟需的事业上。”于是，两人放弃了上海的工作，留在了中国无人机研究的重镇——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所。
上世纪90年代，30多岁的祝小平被国防科工委（现国防科工局）任命为反辐射无人机总设计师，此型号无人机系统也正式列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那时候，有多大的难度，我都不怕，我都不管，好像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干好。”祝小平说。
第一次在人前哭
虽然心中满腔热血，但现实往往比想象得更加艰难。中国反辐射无人機项目中设定的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多、难度大、风险高，这对专业出身的夫妻俩都是一个大挑战。因此，他们只能带领项目团队全年365天不间断地工作，行军床、军大衣和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成了大家的“标准配置”；蓬头垢面、满眼血丝，成了项目组的“标准形象”。
周洲是系统设计师，是项目的重要构架和支撑，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应用设计；祝小平是总舵手，承担着决策、统筹的巨大压力。研制工作中，长年都是外场飞行试验。冬季零下十几摄氏度的试飞场，即使“全副武装”也抵御不了全身的僵硬，夏季五六十度的调试工房，夫妻俩常开玩笑室外40多度已是凉快天气。
然而，有时候努力并不会马上换来结果。2001年，反辐射无人机进入科研试飞阶段，结果第一次飞行就失败了，军代表现场就质疑说：“还能飞吗？”眼看着倾注无数人心血的飞机无法完成任务，祝小平心都碎了，他第一次当着众人、当着妻子的面落泪了。周洲说：“那是我们一生最苦涩的回忆。”
“如果不能飞，就意味着项目从我这里就错了，要全盘推倒，这简直不可想象。”周洲说，她和祝小平需要在两小时内找出原因，两人有一种责任共担的想法，就是一心想要找到原因，再继续往前走。
两人经分析后确认，这次飞行因为原配置动力受国际封锁不能到位，而现有发动机推力级别又不够，才导致试验失败。他们原本计划改用一款进口的发动机，但出口国突然撤销了该型发动机的出口许可，实施技术封锁。没办法，祝小平和团队只能没日没夜地加紧研究发动机。无休止的加班、出差、开会、协调，一轮又一轮试验，终于研制出首批7台样机。“首飞只有7分钟，未能取得圆满成功，但毕竟飞起来了。”祝小平说。
后来的每一步，夫妻俩的研究总是遇到拦路虎。2003年春天，系统第二次科研开始试飞，但非典让试飞的进度一拖再拖；到了秋天，飞机设备的研发工作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但控制系统又出现问题；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品尝失败的滋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怀疑。
到2004年12月24日，飞机达到了各项指标，夫妻俩和团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记得那一夜大家几乎都没睡，喝酒、放鞭炮。”祝小平回忆道。 “我们工作起来可以几天不睡觉，但壓力最大的是，无人机携带战斗部，很多试验是有生命危险的。”祝小平坦言，他和几位副总师因此每天都会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在一次飞行试验中，装上导弹等战斗部的飞机因故障迫降在田地里，出于安全考虑，现场指挥要求引爆飞机。“要把数据抢出来！几年的心血呀！飞机要是毁了，查找问题就要花费很长时间，根本来不及！” 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利害。
祝小平和大家商议后决定把战斗部拆下来。一位研究人员担下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去有可能爆炸的飞机那儿抢救数据。出发前，执行任务的同事与大家一一握手，“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就像在战场上送别亲人”。最后，他安全地拆下了战斗部，抢出了数据，为装备研制赢得了时间。祝小平说：“多年来我们坚持自主研发，打破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封锁，从一张白纸干起，到现在部分技术实现国际领先，就是靠大家十足的劲头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还想联手再干500年
夫妻俩一起做无人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相互照应，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私底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两人的交集几乎全是工作。在反辐射无人机研制最紧张的日子里，祝小平下班时家人已经睡熟了。“我太理解这个项目有多难、他有多难，所以有时候我想抱怨，都找不到理由。”周洲笑着对记者说。
祝小平亦明白周洲的付出：“她的工作量没有减，来自家庭的负担加重了许多。”两人唯一的女儿年幼时抵抗力差，周洲只能把她带在身边，去外场试飞也不例外。可即便去了也照顾不到，女儿从小就和山上的羊群一起玩耍。“当时我们女儿上幼儿园，祝小平从来没有去过幼儿园，因为那个项目特别紧张。”周洲对记者说。如今，女儿已经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传承了父母的衣钵，正在攻读与无人机密切相关的软件工程专业。
除了在军用领域建树颇丰，夫妻俩主持设计的无人机在商业、社会应用上也大放异彩。2004年，周洲完成任务离开反辐射无人机项目，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国家863项目、国防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演示验证等项目20多个，获国家发明专利21项。她带领团队研究出世界上第一款能达到实际应用的太阳能Wi-Fi无人机，并在飞机布局与控制设计、机体超轻结构设计和Wi-Fi广域覆盖载荷设计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种太阳能Wi-Fi无人机，是将太阳能、无人机、无线路由器三者相结合，构建空中基站，通过单机或者多机基站实现区域覆盖，形成灵活的移动互联网空中宽带通信基础设施，使之具备承担应急救援、偏远地区通信、边境反恐、维稳等应用能力。
最近，这款太阳能Wi-Fi无人机在风力7级、风雨交加和低照度的恶劣环境中，实现了16小时9分钟的国内目前最长航时飞行。
为了完成太阳能Wi-Fi无人机的单机和双机飞行试验，去年周洲带领团队奔赴甘肃和新疆，行程万里，途经戈壁、沙漠，一路走、一路试验、一路投宿，在大雨中奔跑，在太阳下暴晒，有时候连年轻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恶劣实验环境，周洲却始终冲在第一线。
夫妻俩开玩笑说，他们一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就是无人机。当年，两人在从学校回家的火车上谈起恋爱，相守相伴三十载，为这两个孩子费尽心力。周洲说，今年她到某地观看反辐射无人机打靶，当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地就哗哗流下来，“那声音真是太熟悉了，我看到自己设计的飞机，可不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洲激动得红了眼睛：“看到反辐射无人机以漂亮的姿势滑向天边，看到它打出了优异的成绩，我觉得一下子就回到了30多岁，想起当年我们俩和大家所做的一点一滴。”周洲说，那时候她突然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觉得这一辈子终于做了一件正经事儿。
祝小平对妻子的这种感觉深深赞同。一次，他的入门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橹问：“让你干这个，不后悔吧？”他笑着回答老师：“当然不后悔，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事业，哪里能留得住我的航天情。当初留在航空航天事业，让反辐射无人机成为国家的一代装备，在国防上有所贡献，这是我一生最自豪的事。”
今年恰逢无人机百年，周洲说：“大家都说我们夫妻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完成这样一个全新的型号。别人说想再活500年，我說我们想再干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