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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媒体报道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问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员万科董事长王石“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后者确定“可以达到”。
王石的信心被认为有据可依。国际能源署指出，建筑能耗占世界终端能耗总量的35%，是最大的终端用能部门。中国建筑耗能尽管在全社会总能耗中的占比并没有准确说法，但业内专家们普遍测算，目前全国终端能耗中建筑耗能占20%～26%，较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上涨了约1.5倍——作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也被认为理应承担相对应的节能责任。
而能源界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建筑节能与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节能相比，潜力最大、最易产生效果。
但这不意味着建筑节能容易实现。正相反，由于并不像工业制造、生产领域的降耗、减排那样有现成技术、经验可循，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是核心和难点所在。
控制建筑能耗增量的压力
“建筑能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未来是否会遇到能源危机。”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14年两会上的发言让建筑学界人士深以为然。
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和模式不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筑能耗占终端能耗的比例近40%，而中国则是工业能耗一家独大，占社会总能耗近三分之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9.1%。“从人均消耗量来看，一个中国城镇人口建筑运行消耗的能源仅为美国人的1/7。”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美国促进节能经济委员会（ACEEE）发布的一份《2014年国际能源效率计分卡》显示，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其他15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住宅每平方英尺（约合0.093平方米）的能量消耗更少，建筑节能单项在1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但是，现在建筑用能少，“反过来也说明增长的风险非常之大。”江亿说。
2014年7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显示，中国2013年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量的22.4%、全球净增长的49%，仍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工业制造端的能耗仍然面临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建筑用能也跟着涨起来，总量控制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江亿强调“必须维持建筑的低能耗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然而，快速城镇化中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每年新增城乡建筑面积达20亿平方米。在约46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中，260亿平方米的城镇建筑大部分为高耗能；200多亿平方米的农村建筑面临商品能耗持续增加、生物质能使用量快速减少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总量增长不可避免。
按照中国安全和科学的能源发展规划，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测算，到2020年中国有把握可供应的能源总量约为40亿tce，综合平衡工业、交通的用能需求和发展，建筑运行用能上限只有10亿tce（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
快速增长的用能需求和有限的供应，使得建筑节能压力尤为突出。
“控制总量大家都认可，最难的是怎么控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林海燕对本刊记者说。
建筑不像电器、车辆等，在生产流程中改进工艺就能实现节能降耗，“量大而分散，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林海燕分析认为，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看，为控制能耗总量而控制建筑总量，是否与整体经济增长、建设需求有冲突等等问题，也不是建筑一个领域能够解决的。
低碳建筑为何不节能
除了控制能耗总量的现实困难，江亿认为，中国目前在建筑节能观念和做法上也存在误区。
“近十年一大批节能示范建筑，实际运行能耗都高于同功能一般建筑。”江亿在第三届能源基金会上重述“节能示范建筑不节能”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几年前他就曾列举过一系列高耗能的“低碳建筑”，比如2007年建成的科技部21世纪议程中心，实际运营能耗为74kWh（千瓦时）/平方米；2010年建成的环保履约中心大楼，运营能耗为76.04kWh/平方米；而号称建造“低碳地产”的南京朗诗国际，其平均建筑能耗在40kWh/平方米以上，比南京市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林海燕告诉本刊记者，节能示范建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展示和测试多种不同的节能技术，但效果不一定好，还有一类是展示节能效果，其目的就是节能”。
而之所以有些建筑看似节能但实际能耗极高，江亿认为是不同的室内环境营造理念造成的。比如原本用时才开的柜式空调改成了中央空调，获得了较高的系统效率，但是新系统改变了使用模式，让你被动接受它所提供的效率，结果导致净消耗量的增长。
这里存在一个分歧：建筑节能的目的是“追求能效”还是“降低能耗”。比如甲楼用10公斤标准煤提供了10度的热量，而乙楼采用节能技术，用15公斤标准煤提供了30度热量，乙楼换算一下，提供10度热量仅需要5公斤标煤。但是江亿并不认为“乙楼建筑更节能”， “实际消耗15公斤标煤”才应该是关注重点，“凭什么多耗能还要号称自己更节能？”
随着《建筑能耗标准》的出台，这种情况或会逐渐减少。该标准从北方供暖、公共建筑用能、城镇住宅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能耗指标，设定的能耗上限和目标值将是衡量建筑能耗高低的尺子。江亿透露，这个标准有望在年底前出台。
中国该走什么路
“欧盟国家比如荷兰，24小时提供热水。”原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巡视员、原建设部科技司司长武涌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这种服务水平所付代价是“27个成员国、4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筑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40%以上”。
改善居住舒适性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但并不是说生活水平提高和用能增加是线性关系。江亿解释：“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增加1%的舒适度，可能就要付出10%的用能量。中国要走自己的建筑节能之路，首先要尊重和发扬节约的生活模式。而对应这样的生活模式，中国所需要的节能技术与欧美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人们追逐高舒适度的意愿强烈，期待自觉的节约意识多少有些理想化。能否控制这样的趋势，在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看来，有赖于“政府如何宏观调控”。这样的“调控”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禁止盖高耗能建筑，而是“制定各种政策机制，通过市场来调节，让你发现盖高耗能建筑是吃亏的”。江亿说。
比如《建筑能耗标准》出台之后，对照不同类型的建筑能耗上限值和目标值，对超出上限的处罚、低于目标值的奖励；对各地不断出现的新高度、新地标，用收取资源费等方式遏制其“野蛮生长”。
对中国来说，建筑节能之路才刚刚开始。
王石的信心被认为有据可依。国际能源署指出，建筑能耗占世界终端能耗总量的35%，是最大的终端用能部门。中国建筑耗能尽管在全社会总能耗中的占比并没有准确说法，但业内专家们普遍测算，目前全国终端能耗中建筑耗能占20%～26%，较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上涨了约1.5倍——作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也被认为理应承担相对应的节能责任。
而能源界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建筑节能与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节能相比，潜力最大、最易产生效果。
但这不意味着建筑节能容易实现。正相反，由于并不像工业制造、生产领域的降耗、减排那样有现成技术、经验可循，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是核心和难点所在。
控制建筑能耗增量的压力
“建筑能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未来是否会遇到能源危机。”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14年两会上的发言让建筑学界人士深以为然。
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和模式不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筑能耗占终端能耗的比例近40%，而中国则是工业能耗一家独大，占社会总能耗近三分之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9.1%。“从人均消耗量来看，一个中国城镇人口建筑运行消耗的能源仅为美国人的1/7。”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美国促进节能经济委员会（ACEEE）发布的一份《2014年国际能源效率计分卡》显示，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其他15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住宅每平方英尺（约合0.093平方米）的能量消耗更少，建筑节能单项在1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但是，现在建筑用能少，“反过来也说明增长的风险非常之大。”江亿说。
2014年7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显示，中国2013年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量的22.4%、全球净增长的49%，仍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工业制造端的能耗仍然面临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建筑用能也跟着涨起来，总量控制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江亿强调“必须维持建筑的低能耗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然而，快速城镇化中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每年新增城乡建筑面积达20亿平方米。在约46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中，260亿平方米的城镇建筑大部分为高耗能；200多亿平方米的农村建筑面临商品能耗持续增加、生物质能使用量快速减少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总量增长不可避免。
按照中国安全和科学的能源发展规划，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测算，到2020年中国有把握可供应的能源总量约为40亿tce，综合平衡工业、交通的用能需求和发展，建筑运行用能上限只有10亿tce（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
快速增长的用能需求和有限的供应，使得建筑节能压力尤为突出。
“控制总量大家都认可，最难的是怎么控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林海燕对本刊记者说。
建筑不像电器、车辆等，在生产流程中改进工艺就能实现节能降耗，“量大而分散，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林海燕分析认为，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看，为控制能耗总量而控制建筑总量，是否与整体经济增长、建设需求有冲突等等问题，也不是建筑一个领域能够解决的。
低碳建筑为何不节能
除了控制能耗总量的现实困难，江亿认为，中国目前在建筑节能观念和做法上也存在误区。
“近十年一大批节能示范建筑，实际运行能耗都高于同功能一般建筑。”江亿在第三届能源基金会上重述“节能示范建筑不节能”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几年前他就曾列举过一系列高耗能的“低碳建筑”，比如2007年建成的科技部21世纪议程中心，实际运营能耗为74kWh（千瓦时）/平方米；2010年建成的环保履约中心大楼，运营能耗为76.04kWh/平方米；而号称建造“低碳地产”的南京朗诗国际，其平均建筑能耗在40kWh/平方米以上，比南京市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林海燕告诉本刊记者，节能示范建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展示和测试多种不同的节能技术，但效果不一定好，还有一类是展示节能效果，其目的就是节能”。
而之所以有些建筑看似节能但实际能耗极高，江亿认为是不同的室内环境营造理念造成的。比如原本用时才开的柜式空调改成了中央空调，获得了较高的系统效率，但是新系统改变了使用模式，让你被动接受它所提供的效率，结果导致净消耗量的增长。
这里存在一个分歧：建筑节能的目的是“追求能效”还是“降低能耗”。比如甲楼用10公斤标准煤提供了10度的热量，而乙楼采用节能技术，用15公斤标准煤提供了30度热量，乙楼换算一下，提供10度热量仅需要5公斤标煤。但是江亿并不认为“乙楼建筑更节能”， “实际消耗15公斤标煤”才应该是关注重点，“凭什么多耗能还要号称自己更节能？”
随着《建筑能耗标准》的出台，这种情况或会逐渐减少。该标准从北方供暖、公共建筑用能、城镇住宅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能耗指标，设定的能耗上限和目标值将是衡量建筑能耗高低的尺子。江亿透露，这个标准有望在年底前出台。
中国该走什么路
“欧盟国家比如荷兰，24小时提供热水。”原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巡视员、原建设部科技司司长武涌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这种服务水平所付代价是“27个成员国、4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筑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40%以上”。
改善居住舒适性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但并不是说生活水平提高和用能增加是线性关系。江亿解释：“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增加1%的舒适度，可能就要付出10%的用能量。中国要走自己的建筑节能之路，首先要尊重和发扬节约的生活模式。而对应这样的生活模式，中国所需要的节能技术与欧美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人们追逐高舒适度的意愿强烈，期待自觉的节约意识多少有些理想化。能否控制这样的趋势，在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看来，有赖于“政府如何宏观调控”。这样的“调控”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禁止盖高耗能建筑，而是“制定各种政策机制，通过市场来调节，让你发现盖高耗能建筑是吃亏的”。江亿说。
比如《建筑能耗标准》出台之后，对照不同类型的建筑能耗上限值和目标值，对超出上限的处罚、低于目标值的奖励；对各地不断出现的新高度、新地标，用收取资源费等方式遏制其“野蛮生长”。
对中国来说，建筑节能之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