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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中西方绘画中意象产生的方式、意象的表现形式和绘画中意蕴作用的研究，探讨意象情感与表现之间的关系，为艺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意象 观物取象 表现技法 意蕴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绘画是一种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客观自然的视觉文化，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注重写意，追求的是抒情达意。中国绘画由于在艺术内涵上的博大丰厚和艺术形式上的高明精微，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表征，也是人类表现艺术独创力的智慧光芒。西方绘画艺术的侧重则有所不同，它更重视再现、具象、客观等因素，偏于写实。由此出发，在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演变中，变化成为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体系。当然，这只是就两种体系相对的倾向性而言。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的，绘画作品中都有“意象”。
“意象”的概念来源于《易经》，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一文中指出，占卦、图画、书法等都呈现出一定的意象关系，为意向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周易》中，“意象”实际上指的是占卜用的卦象，并不是艺术形象。它与中国审美艺术形式相去甚远，但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意与象相生相辅，象与意相存相融。象既是自然现实客观的表现，又可以产生于意；意是主体心灵的外现，也可以生发于象。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意象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内容。《易经》谈到的意象关系有二：1、立意为象，是相辅相成的，立意方能为象，观象乃能制意，“立意为象”奠定了中国视觉艺术认识的基本方式，即客观物象和主观意志的一种融合交汇关系；2、象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说象不尽意，即有限的客观物象无法完全表达无限，“象不尽意”的哲学命题确立后，成了中国魏晋以后美学特性和艺术认识的重要概念，有限的物象是难以表明无限的意识和生机的，这成为中国绘画和艺术最独特之所在，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艺术不是以具象写形为目的的，而是重在以形写神、传神写意。这种意向的概念在西方也存在，哲学家黑格尔、思想家歌德在各自的著述里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意蕴”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都认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原则就是这种意蕴。中国绘画中的“意象”与西方美学中的“意蕴”有相似之处，都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古代中国画家在创作前，一般都要“凝神观物”，对事物进行充分地了解和分析，以便观物取象，然后根据所取之象来“尽其意”。在此理论指导下，画家走进大自然，爬山涉水，对大自然进行仔细、深入的观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纯真，提取创作所需之“象”，超越时空的束缚，创造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意象造型。北宋画家范宽最初学自李成，经过不断实践总结，终于领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深入大自然，居住于终南山、太华山，仔细观察云烟惨淡和风月变化，深刻体会那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大自然，画出了丰富感人的关洛景色，以峰峦浑厚、势状雄强而形成独特风格，被誉为山水画大师。中国画历来并不否定或轻视对于客观物象的认识和描写，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应物象形”、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王履的“目师华山”以及齐白石的“写生而后写意”，一脉相承地都注意到这个前提。元代画家赵孟 也特别强调了观察物象的重要性，主张要多观察、多了解，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好画马，通过仔细地观察去体会对象之特点，创作出《人骑图》、《秋郊饮马图》等一批名作。明代画家林良的花鸟画取材广泛，特别长于画鹰。他对鹰研究得细致入微，常常在一旁静观鹰的活动，了解其生活习性和体态特征，还不时地快速画出速写，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在《雄鹰八哥图》中，作者刻画硕大凶猛的雄鹰追赶一只八哥的紧张情节，画中突出了鹰击长空，威猛莊严的气概；动荡不安的构图和有力的用笔，造成画面的紧张气氛，使整幅画具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画家在创作时基本都遵循“以形写神，传神写意”的原则来安排画面，不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重视“意”的造型和表现，既师法自然，又不为自然所束缚，把神和意的表现放在首位，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南宋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是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经营章法的优秀范作。这幅作品画面很简单，只出现一叶扁舟，几道淡淡的水纹，一位垂钓者，却成功地表现了在茫茫天地中垂钓者的孤独寂静和自在逍遥。画中大片空白突出了寒江独钓者的专注，给人一种天人合一，江水浩淼的联想，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小船上的蓑衣草笠的细节刻画又让人产生乐不思归的联想。这就是中国画中的“意象”，是经过意象化的形象。20世纪西方现代派的绘画大师毕加索，在其中后期创作中摒弃了对瞬间变化的真实捕捉，突出了画面主题思想的“意向”概念，从客观自然物象表面向主观情趣转化。在对画面精心构思之后，他把自己的坦诚之心和天真无邪的创造力体现在画布上，以完全彻底的自由重新塑造世界，给世人带来了新的视觉形象，在连续创作的众多物象中有一种合乎规律而又独特的形式美感。在他的作品《格尔尼卡》一画中，把超现实的幻想手法用在向反动势力做政治批判上，内在的怒火把他先前的多种创作方法在这里熔为一炉，不断加强悲剧性力量。单纯的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画面，给人以深沉的艺术震撼力，在审美创造和欣赏上达到了更高一级的境界，毕加索在这里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高峰。由此可知，要创造出品味高雅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不但需要有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更需要把自身的情感、认识和感受与“意向”的创作原则相结合，进行审美改造和艺术处理。
在绘画艺术创作中，离不开对构图、用色、用笔方法等表现技法的运用，这是绘画的基本手段和重要过程。对创作者而言，这是将其自身的情感、审美认识、对世界的看法外置于画作之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一步。中国绘画强调的是如何去表现物象，怎样才能达到以形写神、传神写意的目的？因此，“立意”在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中就被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唐代张彦远强调“经营位置”是一幅画的重中之重，是首要的问题。明代戏曲家李日华也认为，“布置意象”为作画的第一要求。他们都一致强调了“立意”的首要性和重要性。成功的绘画作品总是能够做到以意达象，将作者的情义渗透到画面中去，这离不开对画面构图的安排，即“置陈布势”。东晋时期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在评论《孙武》一画时指出：“……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这就说明了绘画也应如打仗排阵一样，取势是首要的问题。要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调整布局，理顺节奏，充分调动画面中的物象，使其自然生动，和谐统一。顾恺之在文中叙述的“临见妙裁”到后来的“置陈布势”，完全是一个完整的从构思到实践的过程，也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意象化的过程。构图的好坏常常能决定一幅画的成功或失败，杰出的作品都令人回味，这首先与它巧妙的安排布置是分不开的。在作品中，还需要重视对画面空白大小节奏的处理，协调好白纸与笔墨的黑白对比关系以及墨色浓淡变化所形成的黑、白、灰关系。浓淡墨色的变化在画面上形成的黑、白、灰关系，体现了中国绘画笔墨之美，展示了水墨韵味，包含着其本身的诸种形式美和所体现的作者的性格美的结合。它能在二维的平面上生动地表现远近虚实变化和高低节奏，体现创作者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画、理解传统、理解名家画法。在一幅作品即将完成的时候，创作者还应关注整幅画面左右前后的呼应与全局的和谐统一。对不足之处做适当的调整，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转换敲击”，谐调各种表现性因素，使之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以上谈的都是为写意服务的，从中能充分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人品和艺术修养。明代画家文徵明的小青绿山水画，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技法，画面采用萧疏幽淡的情调，层层叠叠而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他的山水画广泛地吸取了前人有益的经验，博采众长，独具匠心，长于用细笔创造出幽雅寂静的意境，也不乏潇洒、酣畅的笔墨表现，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注重个性的表现和情感的抒发。在西方绘画中，具象写实占主导地位，作品更多的是强调描述，但同样也不乏写意的画家和作品。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在其作品中，他常常将作为某一主题的意象客体加以改变，变成作品所需要的形象。他采用类似于迷茫的情感洞察力，结合了迷一般组合的物体，以求达到某种既平凡却又不可理解的现实。在《迷路的骑士》的许多变体画中，就体现了他的这些风格特点。马格利特特别关注马的意象，他常常把那最初瞥见的意象用作是最终的答案，尽管这一点往往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他不断探索，在经过一系列的画面试验和组合之后，他才明白了其画中马的真正含义。色彩和造型的意象化特征，成为马格利特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画家表现的主观意象改变了正常视觉效果，同时也促进了观者的想象。 此外，意蕴也是绘画作品中的重要因素。绘画艺术表现出的形象一般都是具体、明确的，其中必然包涵某种深远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意蕴。它是用有限的东西去表现无限，用偶然的情节或事物去体现必然的结果。意蕴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它说不清道不明，经常表现出一种哲理或诗情，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中应该具有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即意蕴。意蕴应该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只有通过对整幅作品的领悟和体味才能把握内在的意蕴。明代水墨写意花卉画家徐渭，充分发挥了文人画中以笔墨抒情写意的传统，形成了大胆泼辣、气势纵横奔放的画风。画作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结合题诗及苍劲的书法表现他倔强不屈的个性。在《风雨鸡鸣》这幅中国画作品中，著名画家徐悲鸿画了一只精神抖擞、傲然挺胸的大公鸡，斗志不已。作者以此来振奋国人精神，唤起中国军民奋起抗日、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虽贵为宫廷画家，却始终没有放弃面向生活、面向人民的波德格涅斯风格。在他杰出的代表作《纺织女工》一画中，通过对处在尘土飞扬中的赤足女工劳动场面刻画，歌颂了虽然出身低微，但智慧并不低下的劳动妇女。被誉为“每一笔触都是真理的典范”。作品《加普里乔斯》铜版组画是18世纪西班牙画家戈雅创作的。作品采用隱喻手法，画了巫婆、恶鸟、巨猫、驴子等形象，抒发了作者内心对统治阶级种种罪恶活动的忿恨和对普通百姓所受屈辱的同情。这些都是画外之意，即意蕴。
中西绘画艺术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的意象的创造，意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如果抓不住意象这个核心，而把绘画仅仅当做是对客观物象的简单再现，那就如同机械的摄影，无创造性可言。在现代，对意向的表现和探索研究成为中西方绘画中的一种趋势，这种意象的趋势来自于它们的各自所需。现代艺术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谐调，更加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努力体现主客观的高度谐调。构建在自然与人新的关系之上的谐调，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它对新的绘画意识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代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繁多，各种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与流派不断涌现，绘画题材无所不至。对“意象”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为绘画艺术创新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提升绘画作品的格调，开阔创作者的思路，由此我们相信，对“意象”的探索和研究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2] 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3]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兰伯特，钱乘旦译 ：《剑桥艺术史》，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5] 李蓁非：《文心雕龙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王戎，男，1966—，陕西西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工作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原陕西教育学院）。
关键词：意象 观物取象 表现技法 意蕴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绘画是一种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客观自然的视觉文化，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注重写意，追求的是抒情达意。中国绘画由于在艺术内涵上的博大丰厚和艺术形式上的高明精微，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表征，也是人类表现艺术独创力的智慧光芒。西方绘画艺术的侧重则有所不同，它更重视再现、具象、客观等因素，偏于写实。由此出发，在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演变中，变化成为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体系。当然，这只是就两种体系相对的倾向性而言。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的，绘画作品中都有“意象”。
“意象”的概念来源于《易经》，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一文中指出，占卦、图画、书法等都呈现出一定的意象关系，为意向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周易》中，“意象”实际上指的是占卜用的卦象，并不是艺术形象。它与中国审美艺术形式相去甚远，但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意与象相生相辅，象与意相存相融。象既是自然现实客观的表现，又可以产生于意；意是主体心灵的外现，也可以生发于象。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意象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内容。《易经》谈到的意象关系有二：1、立意为象，是相辅相成的，立意方能为象，观象乃能制意，“立意为象”奠定了中国视觉艺术认识的基本方式，即客观物象和主观意志的一种融合交汇关系；2、象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说象不尽意，即有限的客观物象无法完全表达无限，“象不尽意”的哲学命题确立后，成了中国魏晋以后美学特性和艺术认识的重要概念，有限的物象是难以表明无限的意识和生机的，这成为中国绘画和艺术最独特之所在，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艺术不是以具象写形为目的的，而是重在以形写神、传神写意。这种意向的概念在西方也存在，哲学家黑格尔、思想家歌德在各自的著述里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意蕴”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都认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原则就是这种意蕴。中国绘画中的“意象”与西方美学中的“意蕴”有相似之处，都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古代中国画家在创作前，一般都要“凝神观物”，对事物进行充分地了解和分析，以便观物取象，然后根据所取之象来“尽其意”。在此理论指导下，画家走进大自然，爬山涉水，对大自然进行仔细、深入的观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纯真，提取创作所需之“象”，超越时空的束缚，创造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意象造型。北宋画家范宽最初学自李成，经过不断实践总结，终于领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深入大自然，居住于终南山、太华山，仔细观察云烟惨淡和风月变化，深刻体会那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大自然，画出了丰富感人的关洛景色，以峰峦浑厚、势状雄强而形成独特风格，被誉为山水画大师。中国画历来并不否定或轻视对于客观物象的认识和描写，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应物象形”、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王履的“目师华山”以及齐白石的“写生而后写意”，一脉相承地都注意到这个前提。元代画家赵孟 也特别强调了观察物象的重要性，主张要多观察、多了解，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好画马，通过仔细地观察去体会对象之特点，创作出《人骑图》、《秋郊饮马图》等一批名作。明代画家林良的花鸟画取材广泛，特别长于画鹰。他对鹰研究得细致入微，常常在一旁静观鹰的活动，了解其生活习性和体态特征，还不时地快速画出速写，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在《雄鹰八哥图》中，作者刻画硕大凶猛的雄鹰追赶一只八哥的紧张情节，画中突出了鹰击长空，威猛莊严的气概；动荡不安的构图和有力的用笔，造成画面的紧张气氛，使整幅画具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画家在创作时基本都遵循“以形写神，传神写意”的原则来安排画面，不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重视“意”的造型和表现，既师法自然，又不为自然所束缚，把神和意的表现放在首位，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南宋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是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经营章法的优秀范作。这幅作品画面很简单，只出现一叶扁舟，几道淡淡的水纹，一位垂钓者，却成功地表现了在茫茫天地中垂钓者的孤独寂静和自在逍遥。画中大片空白突出了寒江独钓者的专注，给人一种天人合一，江水浩淼的联想，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小船上的蓑衣草笠的细节刻画又让人产生乐不思归的联想。这就是中国画中的“意象”，是经过意象化的形象。20世纪西方现代派的绘画大师毕加索，在其中后期创作中摒弃了对瞬间变化的真实捕捉，突出了画面主题思想的“意向”概念，从客观自然物象表面向主观情趣转化。在对画面精心构思之后，他把自己的坦诚之心和天真无邪的创造力体现在画布上，以完全彻底的自由重新塑造世界，给世人带来了新的视觉形象，在连续创作的众多物象中有一种合乎规律而又独特的形式美感。在他的作品《格尔尼卡》一画中，把超现实的幻想手法用在向反动势力做政治批判上，内在的怒火把他先前的多种创作方法在这里熔为一炉，不断加强悲剧性力量。单纯的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画面，给人以深沉的艺术震撼力，在审美创造和欣赏上达到了更高一级的境界，毕加索在这里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高峰。由此可知，要创造出品味高雅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不但需要有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更需要把自身的情感、认识和感受与“意向”的创作原则相结合，进行审美改造和艺术处理。
在绘画艺术创作中，离不开对构图、用色、用笔方法等表现技法的运用，这是绘画的基本手段和重要过程。对创作者而言，这是将其自身的情感、审美认识、对世界的看法外置于画作之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一步。中国绘画强调的是如何去表现物象，怎样才能达到以形写神、传神写意的目的？因此，“立意”在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中就被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唐代张彦远强调“经营位置”是一幅画的重中之重，是首要的问题。明代戏曲家李日华也认为，“布置意象”为作画的第一要求。他们都一致强调了“立意”的首要性和重要性。成功的绘画作品总是能够做到以意达象，将作者的情义渗透到画面中去，这离不开对画面构图的安排，即“置陈布势”。东晋时期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在评论《孙武》一画时指出：“……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这就说明了绘画也应如打仗排阵一样，取势是首要的问题。要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调整布局，理顺节奏，充分调动画面中的物象，使其自然生动，和谐统一。顾恺之在文中叙述的“临见妙裁”到后来的“置陈布势”，完全是一个完整的从构思到实践的过程，也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意象化的过程。构图的好坏常常能决定一幅画的成功或失败，杰出的作品都令人回味，这首先与它巧妙的安排布置是分不开的。在作品中，还需要重视对画面空白大小节奏的处理，协调好白纸与笔墨的黑白对比关系以及墨色浓淡变化所形成的黑、白、灰关系。浓淡墨色的变化在画面上形成的黑、白、灰关系，体现了中国绘画笔墨之美，展示了水墨韵味，包含着其本身的诸种形式美和所体现的作者的性格美的结合。它能在二维的平面上生动地表现远近虚实变化和高低节奏，体现创作者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画、理解传统、理解名家画法。在一幅作品即将完成的时候，创作者还应关注整幅画面左右前后的呼应与全局的和谐统一。对不足之处做适当的调整，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转换敲击”，谐调各种表现性因素，使之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以上谈的都是为写意服务的，从中能充分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人品和艺术修养。明代画家文徵明的小青绿山水画，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技法，画面采用萧疏幽淡的情调，层层叠叠而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他的山水画广泛地吸取了前人有益的经验，博采众长，独具匠心，长于用细笔创造出幽雅寂静的意境，也不乏潇洒、酣畅的笔墨表现，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注重个性的表现和情感的抒发。在西方绘画中，具象写实占主导地位，作品更多的是强调描述，但同样也不乏写意的画家和作品。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在其作品中，他常常将作为某一主题的意象客体加以改变，变成作品所需要的形象。他采用类似于迷茫的情感洞察力，结合了迷一般组合的物体，以求达到某种既平凡却又不可理解的现实。在《迷路的骑士》的许多变体画中，就体现了他的这些风格特点。马格利特特别关注马的意象，他常常把那最初瞥见的意象用作是最终的答案，尽管这一点往往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他不断探索，在经过一系列的画面试验和组合之后，他才明白了其画中马的真正含义。色彩和造型的意象化特征，成为马格利特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画家表现的主观意象改变了正常视觉效果，同时也促进了观者的想象。 此外，意蕴也是绘画作品中的重要因素。绘画艺术表现出的形象一般都是具体、明确的，其中必然包涵某种深远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意蕴。它是用有限的东西去表现无限，用偶然的情节或事物去体现必然的结果。意蕴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它说不清道不明，经常表现出一种哲理或诗情，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中应该具有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即意蕴。意蕴应该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只有通过对整幅作品的领悟和体味才能把握内在的意蕴。明代水墨写意花卉画家徐渭，充分发挥了文人画中以笔墨抒情写意的传统，形成了大胆泼辣、气势纵横奔放的画风。画作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结合题诗及苍劲的书法表现他倔强不屈的个性。在《风雨鸡鸣》这幅中国画作品中，著名画家徐悲鸿画了一只精神抖擞、傲然挺胸的大公鸡，斗志不已。作者以此来振奋国人精神，唤起中国军民奋起抗日、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虽贵为宫廷画家，却始终没有放弃面向生活、面向人民的波德格涅斯风格。在他杰出的代表作《纺织女工》一画中，通过对处在尘土飞扬中的赤足女工劳动场面刻画，歌颂了虽然出身低微，但智慧并不低下的劳动妇女。被誉为“每一笔触都是真理的典范”。作品《加普里乔斯》铜版组画是18世纪西班牙画家戈雅创作的。作品采用隱喻手法，画了巫婆、恶鸟、巨猫、驴子等形象，抒发了作者内心对统治阶级种种罪恶活动的忿恨和对普通百姓所受屈辱的同情。这些都是画外之意，即意蕴。
中西绘画艺术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的意象的创造，意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如果抓不住意象这个核心，而把绘画仅仅当做是对客观物象的简单再现，那就如同机械的摄影，无创造性可言。在现代，对意向的表现和探索研究成为中西方绘画中的一种趋势，这种意象的趋势来自于它们的各自所需。现代艺术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谐调，更加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努力体现主客观的高度谐调。构建在自然与人新的关系之上的谐调，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它对新的绘画意识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代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繁多，各种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与流派不断涌现，绘画题材无所不至。对“意象”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为绘画艺术创新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提升绘画作品的格调，开阔创作者的思路，由此我们相信，对“意象”的探索和研究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2] 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3]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兰伯特，钱乘旦译 ：《剑桥艺术史》，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5] 李蓁非：《文心雕龙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王戎，男，1966—，陕西西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工作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原陕西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