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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浙北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遍布，“百流众渎，曲折萦绕”，故有“水乡泽国”之称，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千百年来，稻作文化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留下了绵长的印记。
“苏杭熟，天下足”
春秋时期吴越一带已有较大的面积种植水稻。隋唐时期，水稻已有籼、粳、糯之别，早、中晚之分。1973年与1978年，考古学家在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现在第四文化层遗存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为考古史上所罕见。第一期发掘中，在十多个探坑广达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的堆积层，有的厚度达1米以上，平均厚度40至50厘米，据测算，遗存总量达100吨左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稻秆泛绿，出土后很快就炭化了。
1979年，浙江文物考古所对嘉兴地区的石门罗家角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在实物遗存中，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粳米和籼米，还发现在夹炭陶的胎壁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碎屑，经科学检验，证明7000多年前，这一带已有稻谷生产，而且稻壳碎屑已作为制陶的材料，足见其生产量之大。在一些出土的祭祀物品中，还发现许多物品都与稻作祭祀有关。
千百年来，水稻一直是江浙第一大农作物。唐人李翰在《嘉兴屯田政绩记》中说：“嘉禾穰，江淮为之康；嘉禾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嘉兴地区的粮食生产在江淮一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唐时期，江南运河的贯通，使南北交往迅速发展，白居易笔下的江南运河两岸是“平河六百里，沃壤两三州”。
北宋时期，由两浙地区运往京师的漕粮仍不断增加，约占南粮北调总数的四分之一，宋朝初，就有“苏杭熟，天下足”之谚。陆游曾在《常州奔牛闸记》中记载：“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苏常属江南著名五府，江南五府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
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太湖地区兴修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精耕细作，“耕无废圩（墟），刈（收割）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这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
浙北苏南地区历年水稻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水稻生产状况如何，对江南运河两岸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一直隶属嘉兴的水稻重点产区桐乡为例，1976年至1985年，年均提供商品粮均在75000吨以上。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三《中国帮会》有“嘉白第二总帮进京引见钦赐粮船有108只，调兑石门县每船兑粮1850石”的记载。
清初著名农学家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写道，桐乡、石门两县“米每亩三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这就说明，桐乡地区在明末清初，就有少数农户曾达到亩产365公斤，个别“下路湖田”遇上好年成，曾取得每亩428至535公斤的高产。
生活中留下的印记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稻作栽培有数千年历史，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稻作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千百年来，江浙一带水稻品种以农家晚粳稻为主，晚粳品种，按壳色不同，可分为红稻、黄稻、青稻三类。红稻，有荔枝红、黑头红、老来红等，一般认为有耐涝、螟害轻的特点；黄稻，有金谷黄、堆谷种等；青稻，有田鸡青、太湖青、铁梗青。
丰富的水稻种类，更丰富了吴越稻作文化，江浙一带的人们的生活和稻作文化息息相关，水乡农民的民俗服饰通常包含着衣衫裤袜鞋，最典型的也是最平常的就是草鞋、蒲鞋和蓑衣等。
除了日常穿戴，千百年来，江浙一带，人们的住宅、养蚕都和稻作有关，以前打墙都是用泥土，混以砻糠或者切碎的稻草，称为“稳泥”，湿时韧干透且硬，屋顶用稻草结成扇状遮盖，能避风雨，且“冬暖夏凉”。
吴越稻作文化和民俗文化往往连在一起，如江南一首比较著名的歌谣《看灯》：
“元宵佳节闹洋洋，百样花灯挂满堂。东西南北人潮涌，男女老少看灯忙。看灯看到种田郎，干柴白米燥砻糠。看灯看到养蚕娘，龙蚕结茧细丝长。”
稻作文化和江南美食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由稻米演绎派生出来的食品品种繁多。浙北一带蚕乡，在饲养蚕的前夕，人们要用米粉和入南瓜，做成茧状小圆子，分以四邻。在养蚕季节，民间还有“望蚕讯”的习俗，其间要用米粉做成软糕，送到亲家门上。
还有如正月元宵节的汤圆，清明节的草头圆子、甜麦塌饼，端午节的粽子等节俗饮食也浸润着稻作文化。而春节打年糕的习俗更是透着浓浓的江浙味道。每年的农历十二月，磨米粉打年糕是农家的头等大事，年糕做好，便成了农家进城走亲戚时最好的馈赠物品。除此外，还有如松糕、定胜糕、桔红糕也都是米粉制成的佳品，其中松糕、定胜糕往往是婚嫁乔迁、造桥筑房时表示庆贺的食物。
“稻神”的传说
在江浙一带，几千年来还有“稻神”的传说，每年春天播种前，民间盛行祭祀“稻神”——田公地母。下田插秧前，一些老人站在田埂上，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稻神护佑。
浙北地区流传的田公地母，就是伏羲和女娲，传说盘古开天地后，伏羲和女娲专司播种，播种在水里的称田，播种在岸上的称地，田里长稻谷，地里长麦类。因是从南播往北，所以南面的熟得早，北面的熟得迟。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专门管理田地。民间传说，女娲补天，使得人间风调雨顺，并掌管着民间农耕，田地间丰收取决于地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民间崇拜地母似乎天经地义。浙北一带，过去城郊一般都建有“田公祠”，是一种比土地庙大不了多少的小庙宇，里面供奉着一男一女两尊神像，那就是“田公地母”，两尊神像都手持稻穗，正襟危坐。讲究一些的祠内，两尊神像面前还塑有鳌鱼，那是因为传说江浙一带是福地，土地由鳌鱼背着，如遇大旱，鳌鱼就下沉，如遇大水，鳌鱼就上浮，所以永远不会大旱大涝。
江浙一带流传一首《田公地母谣》：
“田公地母做人家，种田看蚕一团花。
田公耘田又播种，地母入田插禾秧……
一年四季不落闲，田公地母乐哈哈。”
每年秋天，田间稻谷收割完毕，人们就会到“田公祠”祭祀田公地母，以表达对稻神的感恩之情。稻神传说和稻作文化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我国各地，几乎都有“地母祠”或“后土娘娘祠”，人们都把其作为“产生万物至高无上的神灵”来崇拜。
人的一生，婚姻是最大的一桩喜事。在浙北乡间，人们办婚事也离不开稻作文化，通常是用一种叫“赞田蚕”的形式，赞田蚕又称为“盘米囤”，新人迎进门、拜过堂后，阿公阿婆端坐厅堂中央，由乐人师傅或喜娘指引新人围绕两位长辈盘旋，边盘边唱，意在祝福田蚕茂盛，其中就有“田公地母两边坐，田头地面来帮助”的唱词。
正因为稻作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体现在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但有娱乐性更有实用性，所以在其精神实质的传承方面，永远不会衰退。江浙一带至今仍保留着有关的农耕方式和许多祭祀习俗，以及保护自然和孝敬长辈等民俗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吴越稻作文化，它不但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追本溯源，吴越稻作文化衍生于水稻，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千百年来，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其源头便是华夏文化。留住吴越稻作文化的精粹，这不仅仅是人们敬畏自然、珍惜自然、感恩自然的体现，更是人类珍惜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一种希冀。
“苏杭熟，天下足”
春秋时期吴越一带已有较大的面积种植水稻。隋唐时期，水稻已有籼、粳、糯之别，早、中晚之分。1973年与1978年，考古学家在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现在第四文化层遗存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为考古史上所罕见。第一期发掘中，在十多个探坑广达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的堆积层，有的厚度达1米以上，平均厚度40至50厘米，据测算，遗存总量达100吨左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稻秆泛绿，出土后很快就炭化了。
1979年，浙江文物考古所对嘉兴地区的石门罗家角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在实物遗存中，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粳米和籼米，还发现在夹炭陶的胎壁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碎屑，经科学检验，证明7000多年前，这一带已有稻谷生产，而且稻壳碎屑已作为制陶的材料，足见其生产量之大。在一些出土的祭祀物品中，还发现许多物品都与稻作祭祀有关。
千百年来，水稻一直是江浙第一大农作物。唐人李翰在《嘉兴屯田政绩记》中说：“嘉禾穰，江淮为之康；嘉禾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嘉兴地区的粮食生产在江淮一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唐时期，江南运河的贯通，使南北交往迅速发展，白居易笔下的江南运河两岸是“平河六百里，沃壤两三州”。
北宋时期，由两浙地区运往京师的漕粮仍不断增加，约占南粮北调总数的四分之一，宋朝初，就有“苏杭熟，天下足”之谚。陆游曾在《常州奔牛闸记》中记载：“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苏常属江南著名五府，江南五府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
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太湖地区兴修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精耕细作，“耕无废圩（墟），刈（收割）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这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
浙北苏南地区历年水稻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水稻生产状况如何，对江南运河两岸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一直隶属嘉兴的水稻重点产区桐乡为例，1976年至1985年，年均提供商品粮均在75000吨以上。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三《中国帮会》有“嘉白第二总帮进京引见钦赐粮船有108只，调兑石门县每船兑粮1850石”的记载。
清初著名农学家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写道，桐乡、石门两县“米每亩三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这就说明，桐乡地区在明末清初，就有少数农户曾达到亩产365公斤，个别“下路湖田”遇上好年成，曾取得每亩428至535公斤的高产。
生活中留下的印记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稻作栽培有数千年历史，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稻作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千百年来，江浙一带水稻品种以农家晚粳稻为主，晚粳品种，按壳色不同，可分为红稻、黄稻、青稻三类。红稻，有荔枝红、黑头红、老来红等，一般认为有耐涝、螟害轻的特点；黄稻，有金谷黄、堆谷种等；青稻，有田鸡青、太湖青、铁梗青。
丰富的水稻种类，更丰富了吴越稻作文化，江浙一带的人们的生活和稻作文化息息相关，水乡农民的民俗服饰通常包含着衣衫裤袜鞋，最典型的也是最平常的就是草鞋、蒲鞋和蓑衣等。
除了日常穿戴，千百年来，江浙一带，人们的住宅、养蚕都和稻作有关，以前打墙都是用泥土，混以砻糠或者切碎的稻草，称为“稳泥”，湿时韧干透且硬，屋顶用稻草结成扇状遮盖，能避风雨，且“冬暖夏凉”。
吴越稻作文化和民俗文化往往连在一起，如江南一首比较著名的歌谣《看灯》：
“元宵佳节闹洋洋，百样花灯挂满堂。东西南北人潮涌，男女老少看灯忙。看灯看到种田郎，干柴白米燥砻糠。看灯看到养蚕娘，龙蚕结茧细丝长。”
稻作文化和江南美食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由稻米演绎派生出来的食品品种繁多。浙北一带蚕乡，在饲养蚕的前夕，人们要用米粉和入南瓜，做成茧状小圆子，分以四邻。在养蚕季节，民间还有“望蚕讯”的习俗，其间要用米粉做成软糕，送到亲家门上。
还有如正月元宵节的汤圆，清明节的草头圆子、甜麦塌饼，端午节的粽子等节俗饮食也浸润着稻作文化。而春节打年糕的习俗更是透着浓浓的江浙味道。每年的农历十二月，磨米粉打年糕是农家的头等大事，年糕做好，便成了农家进城走亲戚时最好的馈赠物品。除此外，还有如松糕、定胜糕、桔红糕也都是米粉制成的佳品，其中松糕、定胜糕往往是婚嫁乔迁、造桥筑房时表示庆贺的食物。
“稻神”的传说
在江浙一带，几千年来还有“稻神”的传说，每年春天播种前，民间盛行祭祀“稻神”——田公地母。下田插秧前，一些老人站在田埂上，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稻神护佑。
浙北地区流传的田公地母，就是伏羲和女娲，传说盘古开天地后，伏羲和女娲专司播种，播种在水里的称田，播种在岸上的称地，田里长稻谷，地里长麦类。因是从南播往北，所以南面的熟得早，北面的熟得迟。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专门管理田地。民间传说，女娲补天，使得人间风调雨顺，并掌管着民间农耕，田地间丰收取决于地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民间崇拜地母似乎天经地义。浙北一带，过去城郊一般都建有“田公祠”，是一种比土地庙大不了多少的小庙宇，里面供奉着一男一女两尊神像，那就是“田公地母”，两尊神像都手持稻穗，正襟危坐。讲究一些的祠内，两尊神像面前还塑有鳌鱼，那是因为传说江浙一带是福地，土地由鳌鱼背着，如遇大旱，鳌鱼就下沉，如遇大水，鳌鱼就上浮，所以永远不会大旱大涝。
江浙一带流传一首《田公地母谣》：
“田公地母做人家，种田看蚕一团花。
田公耘田又播种，地母入田插禾秧……
一年四季不落闲，田公地母乐哈哈。”
每年秋天，田间稻谷收割完毕，人们就会到“田公祠”祭祀田公地母，以表达对稻神的感恩之情。稻神传说和稻作文化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我国各地，几乎都有“地母祠”或“后土娘娘祠”，人们都把其作为“产生万物至高无上的神灵”来崇拜。
人的一生，婚姻是最大的一桩喜事。在浙北乡间，人们办婚事也离不开稻作文化，通常是用一种叫“赞田蚕”的形式，赞田蚕又称为“盘米囤”，新人迎进门、拜过堂后，阿公阿婆端坐厅堂中央，由乐人师傅或喜娘指引新人围绕两位长辈盘旋，边盘边唱，意在祝福田蚕茂盛，其中就有“田公地母两边坐，田头地面来帮助”的唱词。
正因为稻作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体现在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但有娱乐性更有实用性，所以在其精神实质的传承方面，永远不会衰退。江浙一带至今仍保留着有关的农耕方式和许多祭祀习俗，以及保护自然和孝敬长辈等民俗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吴越稻作文化，它不但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追本溯源，吴越稻作文化衍生于水稻，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千百年来，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其源头便是华夏文化。留住吴越稻作文化的精粹，这不仅仅是人们敬畏自然、珍惜自然、感恩自然的体现，更是人类珍惜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一种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