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重罪成一生污点
　　15年前，杰西·吉林斯在华盛顿的一个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他觉得接线员的工作很无聊，而且很受气。在这之前他成功战胜了自己的毒瘾和酒瘾，并获得了社区大学的一份奖学金，他打算通过学习成为一名戒毒顾问。
　　“上帝在我人生最糟的时候救了我，”他说道，“我自己也应该有所造化。”
　　但就在这时，他又因为婚姻问题陷入困境。2000年，他因为跟妻子起争执，闹得太凶，最终被捕。吉林斯说起因是他要阻止妻子出门买酒和毒品。结果他被判轻罪，服刑11天。
　　到了第二年的2001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开车去岳母家，他想说服住在娘家的妻子重归于好，但没想到看到的是妻子与另一个陌生男子共处一室。吉林斯承认当时是他挥出了第一拳。“当时我是怒发冲冠为红颜啊。”他说道，“那个该死的也没少使劲。”
　　在这场拳打脚踢中，吉林斯的梦想也就此破碎。当时法院安排给他的律师让他签署一份认罪协议，这样就可以只坐三个月的牢。最终他因为“强行入室”和“侵犯人身安全”而被判重罪。吉林斯后来才认识到这项重罪认定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法摆脱的阴影。从此，他失去了他的奖学金，后来他沦落到了求助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饿到要去食物周济库领取救济食品的地步。绝望透顶的他在2005年从一家书店的抽屉里偷了200美元，吉林斯称，他在那做过临时工，老板却没给他工钱。
　　吉林斯说他愿意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但只求有重建新生活的机会。吉林斯要获得救赎很难，他那十来年前的记录成了他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体面收入的障碍，即便他为了一个新的开始搬到得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也未能摆脱这个绊脚石。
　　美国的监狱系统每年花费630亿美元，同时囚禁了240万人——这两个巨大的数字在近年来引起了两党决策者及智囊的共同注意。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日前发出警告，称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做出改革。
　　在美国，像吉林斯这样已经出狱，但犯罪记录依然保存在案的有6500万人（包括已逝世的），这成为他们追求新生活的阻碍。他们中的很多人说，重罪认定就相当于“变相的”无期徒刑。
　　一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导者认为，职场对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歧视，最终会危害公共安全，因为这样会把他们驱赶到贫困的边缘，他们回到监狱的可能性也就更高。“消除累犯行为的头号武器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份合法的、能够糊口的薪水，这样他们才会有‘不惹事，合法地生活’这种信念。”为出狱者提供帮助的组织“弗吉尼亚关怀”的执行理事怀安·费舍尔说道。
　　有时，吉林斯通过一些关系、走后门、或者遇上了好运气，能谋求到一些工作。在过去十多年，他曾当过出租车司机、电话销售员和一份在保险公司里的工作。但是很快雇主就会发现他有犯罪记录，他最终又失去了工作，回到了原点。
　　“我犯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吉林斯说道，“这就是我的人生，没有人对案件的细节，我个人的努力感兴趣。我能做的只有证明自己。”
　　“移除这个复选框”
　　关注犯罪记录问题的组织“国家就业法律工程”的主管莫里斯·艾瑟伦表示，吉林斯的情况并不少见。“很不幸，很多有前科的人的境遇跟吉林斯差不多。”
　　数字时代的到来让雇主很容易查询到有前科的应聘者的犯罪记录。在如今就业市场，求职者仍旧大大多于企业提供的职位，这让有前科的人的简历很快就被扔进了垃圾桶。
　　在美国，求职者很可能会在职位申请单上碰到一个“你是否有过犯罪历史”的问题。而除了一些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学校和老年人看护机构等外，大多数私营雇主一般没有权利从官方获得求职者的“犯罪历史概要”（summary criminal history），但雇主可以通过其他背景调查方式查看你的某些记录（并非官方的“犯罪历史概要”），方法是使用法庭、新闻机构、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信息搜集服务公司等所提供的记录。
　　美国2010年一项针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的调查发现，96%的私人企业雇主在招聘过程中运用了某种形式的犯罪记录检查。与此相比，10年前这个比例为85%，在1996年只有30%。在这一调查中，10%的雇主称犯罪背景方面的负面信息影响了至少50%以上的雇佣决定。
　　“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些人滑入了永远无法摆脱被列入黑名单的境地。”在得州推动司法改革的“罪犯权益”组织的主管马克·莱文说道：“我不认为人们会因为你在18岁吸过毒，就在你80岁时还认为你是危险的。”
　　但实际上，这正是越来越多有前科的人——其中很多人的记录已经非常久远——所处的窘境。今年55岁的罗伯特·普雷斯顿，八年前因为销售偷来的电子产品而被判入狱五年。出狱后的他一心想改过自新，但是雇主一发现他的前科就解雇他，在被一家知名连锁餐厅解雇其厨师的工作后，普雷斯顿已经失业一年了。“当我现在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与一份过得去的薪水时，依然会像八年前那样被判无数次刑。”
　　随着出狱人士越来越多，及雇主审查求职者背景等问题越来越普遍，已经有一些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本世纪初，波士顿和旧金山的组织者开始游说当地官员禁止雇主在招聘雇员时要求应聘者回答其是否有犯罪历史的问题，以及将对应聘者的背景审查延迟到招聘程序之后。
　　此后为出狱人士争取权益的“移除这个复选框”运动（Ban-the-Box：原意指禁止雇主在职位申请单上设置“是否有犯罪历史”的复选框）开始蔓延到了1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之后有7个州和90多个城市颁布了各种版本的关于禁止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雇主对应聘者犯罪历史进行询问、查询等的法令。
　　2012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发布了关于对雇主如何处理应聘者的犯罪记录的指导意见，从而让其避免违反《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这部分内容：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这是因为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人——有更大的比例受到过刑事定罪。 　　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称，因为得知申请者的定罪记录，就“不假思索地”取消申请人的应聘资格是违法的。该委员会强烈建议雇主多考虑申请人被定罪时的年龄，评测这是否会影响到雇员的工作表现，以及给予申请人解释当时被定罪的具体情况的机会。
　　2014年，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布克和兰德·保罗提交了“救赎法案”，如果该法案通过，达到一定条件的非暴力的前罪犯将可以向法院提交密封他们的犯罪记录的申请，随后再在联邦调查局删除他们的犯罪记录。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有很多积极的势头。”艾瑟伦说道，“美国严苛的法律，尤其与毒品相关的法律，使得过多的人被囚禁，很多人被撤诉或者只是轻罪，也被留下了案底，这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完全不必要的伤害。现在我们要帮他们解除这些‘附带伤害’，还给他们原来的生活。”
　　但也有人反对这些措施，因为这对雇主来说似乎不是好事——招进曾经在其他岗位上犯过罪的人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而现在，如果雇主因为有犯罪记录而拒绝应聘者的话，可能会受到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处罚。
　　“这真的会令雇主陷入困境，”亚当·贝茨说道，他是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刑事司法项目的政策分析师。“如果他们雇佣了不合适的人，当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雇主是要承担责任的，而其实这是可以避免的疏忽。另一方面，很多人包括其他雇员会认为，雇主做一定的审查可以避免对公司的潜在伤害，这是尽责的表现。”
　　贝茨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改革刑事司法的律例，大大减少关进监狱的人。但已出狱人士可能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他们的犯罪记录，但这时这类人已经少得多，又可以加重违法成本，减少犯罪。”
　　难等“第二次机会”
　　吉林斯一直渴望有一个新的、公平的机会，渴望生活在没有对其过往歧视的社会。“真正伤害社会的就是鼓励人们用一个人过去的错误去判定他的未来。我们也需要生活，这样下去会把很多人逼上绝路。”
　　然而立法者们现在还在争吵，至于吉林斯想要的公平机会，50多岁的他恐怕越来越等不起了。
　　如今，被定重罪14年后的今天，吉林斯仍旧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偶尔做做临时工，最近他找到了一份油漆工人的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但做临时工赚的钱不够租房子。还好，他通过帮一位女士照看她患有智障的丈夫而获得在主人家免费居住的机会（但没有工资）。女主人称赞吉林斯是一个很善良、很能干的人，称如果可以，她愿意为每一个雇主推荐吉林斯。她还说：“这是立法者的错，吉林斯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
　　说到帮助过吉林斯的人，吉林斯脸上没有了苦涩，而是一直感激这少部分人愿意给予他机会——即便他是有前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