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事依然苍老》的最后一段，李辉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年轻的心拥抱苍老往事，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对见证如烟往事、亲历历史现场的作者来说，他的创作是一种拥抱。对读者来说，接触李辉的文字，进而目睹当年的人和事，亦未尝不是一种拥抱。一份在风云多变的现代史中展示着复杂人性，纠缠着生命喜怒哀乐的文本，注定会给人带来无限的言说可能。正所谓，拥抱过后，冷暖自知。
　　在人们多将沈从文视为生性懦弱、带有市侩气的胆小书生时，李辉反倒认为写出《记丁玲》与《记胡也频》的沈从文身上带着难得的侠气。这侠气“源自友情，源自他的人生观念中对正义、对友情的态度”。 李辉的《湘西原本多侠气》为读者展示出一个立体全面的沈从文。许多人看似身体瘦弱言语温软，心中却藏有大是大非，带着几分侠义心肠。一个在《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中流露出对故乡款款深情的作家，关心爱护周围的朋友，这在情感脉络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胡也频遇害后，沈从文不管是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返回家乡，还是在上海的报纸上公开撰文悼念胡也频，都是热心助友无视自我声明危险的侠义之举。
　　虽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生以悲剧收场，但是田汉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由衷热爱。“他还是在尽可能地以一个艺术家的眼睛回望历史，他还是在用当年洋溢着浪漫气息的心灵感受历史”，李辉如此说道。早年南国社时期的点点滴滴，依然存留在他的心中，岁月的棱角并没有磨去对艺术的细腻感触。一九五六年，已身居戏剧界领导之位的田汉在《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中大声疾呼：“演员把青春交给我们，而我们把它投给滔滔的逝水。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高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我们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这是把自己当做戏剧中人的将心比心、体贴入微，没有丝毫的官气。田汉下笔行文时，当年从艺的经历也会在脑海里一一浮现的吧，是欣慰的笑容挂于脸上？是若隐若现的隐痛藏于心头？
　　沈从文也好，田汉也罢，李辉用自己细腻多情的笔触，把我带入复杂多变、众说纷纭的历史深处，又至少为我勾勒出人性的素描本。线条是明晰的，音容笑貌也可以在白纸上清楚地透露出来。人物所处的那段历史刚刚逝去不久，许多在空中纷纷扬扬的尘埃未必已经落定于地。也许正因为离当下太近，反而更不好辨析得明明白白。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说：“他只在抽引着读者的思绪，这就够了”。
　　李辉的视野是开阔的，他的笔下不仅有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家，更有不在文化史留名却依然响当当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腾冲硝烟处，名士风流时》中提到的两个爱国老人：李根源与张问德。读过他们的事迹与壮举，我心中澎湃的潮水，久久不能平息。身处日寇步步进逼的危急时刻，“李根源不顾年老体弱，身患痢疾，仍再三函电请缨，坚决请求奔赴前线”。“人生既读圣贤书”是他那一时期的诗中最平和的句子，也是对自我的最基本要求。张问德在腾冲沦陷后，担任腾冲临时政府的县长，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毅然肩负起护卫桑梓的重担，著名的《答田岛书》：‘不卑不亢、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诠释了何为“中华民族的读书人”！这两个如铜豌豆一般的老人，用贮存于胸的凛然正气与爱国热情，为守我中华国土护我华夏文化，献出了所有力量。
　　不仅如此，李辉的笔下也展示了周扬、丁玲、杜高等人在历史的潮流中失去自我、随波逐流、隐忍挣扎，沦为命运随意摆弄之棋子的诸多波折与不堪。面对真实的历史，这些波折与不堪，尤其不能忘却。这才是活生生的人的真实的命运，抑或是命运的真实。也许，在某些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眼中，用“不堪”与“波折”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对于历史人物用具有火药味的词汇来评说与言谈，可能会失去接近真实面目的绝佳机会。因此，与其激烈，不如平和，平和才有可能公允，用一颗设身处地的心去同情地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正是从这个选择出发，才有了李辉的历史随笔与人物传记写作。李辉如此评价柳鸣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柳先生的随笔写作，是在留存历史，留存名士的文化风流，留存自己的精神历程。”我以为，用这句话来评价李辉的历史随笔与人物传记写作，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
　　“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名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敢于应对人生的苦难，挑战生命的局限，孤身前往神秘莫测的陌生之地，追寻自我的人生梦想。他们的出走、闯荡，闯出了一个个五彩缤纷、丰富多姿的精神世界。他们通过文字与言行传递出的意志与品质，当可成为后人的成长标杆，把他们的精神光辉牢记心中，对于修复冷漠荒寒的世道人心，是有一定助益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萧乾在致李辉的信中写道：“望更上一层楼。构思更周密，文字更推敲。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二十几年过去，这份鼓励依然真切，依然温暖如昔。作为李辉的读者，我也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