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杰里米·里夫金是在我早期阅读史上留下过深刻印记的一位当代作者。事实上，我一看到他的名字，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那土黄色的封面和暗淡粗糙的书页。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引发的观念冲击波似乎仍在让我战栗！正因为如此，2012年盛夏，我顺从别人的推荐，买了本里夫金的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打算有闲时翻一翻，尽管这本书的主题与我当下的研究和阅读兴趣已经相去很远了。不料，我的这一举动在朋友中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议论。有人赞我目光敏锐，居然也读这本正被不少改革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热捧的“潮”书。也有人对我的举动不以为然，认为里夫金就是一个善于炮制畅销书的大忽悠，《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过是他之前兜售的所有大观念的一个集大成者。这倒是激起了我的兴趣。我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开始读《第三次工业革命》，接着又对里夫金做了一次不太规范的知识史回顾，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像里夫金在个人官网上所标示的那样，他主要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但却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创新观念对当代世界有持久影响的畅销书作家！作为一个销售、推广而非创造知识成果和观念成果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里夫金已经做得足够多，也足够好了。
“美国梦”破
1945年1月，里夫金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个小企业主家庭。就像同时代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他在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中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因此，对于成绩优异的里夫金来说，一个光明的前程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不过，这一切在1966年的某一天终结了。那天，里夫金参加了反越战游行示威，亲眼目睹军警弹压学生的暴行，于是瞬间升华，成为一名活跃的新左派，开始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他的新左派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辉煌的顶峰。1972年，为了对抗美国官方为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而成立的建国200周年纪念委员会，里夫金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并在1973年12月16日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游行，抗议石油巨头的价格欺诈。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正是从这场大游行后，他与新左派运动渐行渐远了。
里夫金为什么会与新左派运动渐行渐远呢？主要的思想原因在于所谓的“美国梦”。19世纪末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认为美国是一块独特的土地，在这里，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对于里夫金这种中下阶层出身的青年人来说，“美国梦”意味着爱国主义。所以，当激进的新左派日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殖民主义革命主张后，里夫金退缩了，因为在他心目中，有启迪意义的革命者止于美国的开国元勋，此外都是妄谈。
不过，在经历了新左派运动后，里夫金的“美国梦”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种破裂或变形。首先，他在观念上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某种免疫力，从而保持了一种可贵的乌托邦精神，能够以批判的方式重新审视“美国梦”，进而敢于想象不同于当下美国的未来社会。2004年，在经过30多年的酝酿后，他向世人系统呈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欧洲梦”。尽管依旧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窠臼，但必须承认，“欧洲梦”与“美国梦”确有很多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性对美好明天的最美好的渴望”，“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其次，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他开始反思、批判作为“美国梦”的物质基础的传统能源体系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观念，并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看法，认为“美国梦”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最后，他对“美国梦”的批判和“欧洲梦”的想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影响，这些在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人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走向一种畅销的新世界观
这次重读里夫金让我意识到，就里夫金的观念发展而言，“美国梦”破之际也就是“欧洲梦”成之时，即他现在广为人知的“欧洲梦”其实早在1981年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就大体孕育成型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当时就推出“欧洲梦”呢？除了观念本身的发展尚未足够成熟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读者即美国民众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与思想家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销售、推广知识成果和观念成果，通过影响大众而影响政策制定、推动社会发展。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创造什么最精致、最深刻的观念，而在于把自己鼓吹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推广出去，从而转变为某种物质力量。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然而，30多年前里夫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依旧坚信“美国梦”的普通美国大众眼中，尽管石油价格从1973年的不到3美元飙涨到1981年的39美元，但里夫金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它的核心观念，即对建立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的无限制经济增长观念的拒斥，纯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这意味着里夫金必须耐心等待自己的春天。
1977年，也就是“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使命完结后的次年，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共同创立了经济趋势基金会，致力于“检验正在崛起的科学技术趋势及其对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能影响”。该基金会实际上是负责传播他们观念的办公室。1977年和1978年，他分别与特德·霍华德和兰迪·巴伯合作出版了《谁该扮演上帝？人工生命及其对人类物种的意义》和《北部的再兴：1980年代的养老金、政治和权力》两本书。前者开创性地探讨了新兴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后者从一种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长期经济不景气的成因。应当讲，这两本书都颇有创见，但市场反响和社会反响却都平平。也就是在这时候，里夫金的机会来了。1977年年底，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由于对非平衡热力学尤其是建立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贡献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使得耗散结构理论一下子变得家喻户晓起来。社会科学界争相尝试引入耗散结构的观念，而熵增、熵减、热寂等原本枯燥艰深的科学术语也开始进入平常百姓家。那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来传播一下自己的新世界观呢？里夫金决定放手一试，其成果就是1981年与特德·霍华德合作出版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里夫金和霍华德对《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定位非常准确，即面向一般知识大众的学术普及读物。因此，他们以通俗易懂的畅销书笔法，充分调动大众熟悉的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念资源，对西方文化史进行了重新叙事，从而以煽情的方式证明“热力学定律制约着物质世界”，如果不彻底认识熵定律，改变发展的观念，人类社会有可能走向混乱无序和衰亡。为了说服大众，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讲以下五个观点：第一，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系统，只和太阳交换能源，但基本不和太阳系其他部分交换物质，因此，在太阳熄灭、地球走向死寂之前，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会枯竭，而人类当下主要使用的矿物能源必然会走向枯竭；第二，人类利用的能源体系是历史变化着的，只是在400多年前，人类才逐渐建立了当前这种以不可能再生的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第三，能源机制是生产力内部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它会通过影响生产方式影响经济的组织方式、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人类的世界观，正是在目前这种能源体系确立的过程中，人类逐步建构出了当下这种永恒发展的世界观；第四，工业化的历史表明，矿物能源的利用最终会导致技术的、组织的变换装置日趋复杂化、集中化、专门化，因而更容易出现故障，西方发达社会目前遭遇的几乎全部危机和问题都源于此；第五，虽然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要我们在世界观上改弦易辙，接受熵这种新世界观，建构以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体系，人类的未来、西方的未来就依然阳光灿烂。从专业的角度看，里夫金和霍华德确实有歪曲熵定律、误导大众之嫌，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新世界观，有力推动了大众观念的变革乃至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凭借《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里夫金一举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里夫金的再出发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成功让里夫金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他主要致力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绿色减排等社会运动。他后来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政策主张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观念，他奔走呼吁，成立了若干国际性组织。1988年，他甚至联手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各路娱乐精英，在好莱坞搞了一次大型集会。尽管非常卖力，但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谈不上有多成功。何也？说到底，80年代以后，在里根新保守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最终摆脱长期滞涨，经济逐步好转，而美国大众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再关心人类未来这种遥远的问题了。
尽管坚信自己体现了未来，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里夫金自然不能忍受长期的边缘化。于是，90年代初以后，在继续关注能源、环境、气候等问题的同时，他开始转向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型高科技，思考、探索它们对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能影响。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当里夫金把自己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观念营销模式应用到新课题上后，大获成功，连续出版了三四本登上排行榜的畅销书，从而成功跻身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列。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大量应用，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10年。经济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向大众承诺，“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技术自动化生产的新世界即将出现，使全球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使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普通大众对此美好愿景也信心满满。就在这个时候，1995年，里夫金出版《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从技术史、经济史、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各个利害攸关方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全面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将导致“工作的终结”，即包括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很多社会成员将失去工作，世界将重新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冲突动荡之中！在所谓知识经济甚嚣尘上的当时，里夫金的这种盛世危言确实语惊四座，产生了很大反响。
1996年7月5日，英国一家研究所诞生了一只实验室编号为6LL3的小羊羔。它就是后来世界上最著名的克隆绵羊多利。当多利于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后，整个世界为之震动，人们呼唤一个新世纪的来临。这自然引起了里夫金的关注。他随即于1998年出版《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一书，重申1978年《谁该扮演上帝？》中的观念，提醒人们注意生物技术革命的潜在风险和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不仅得到大众的追捧，也得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肯定，因为它推动人类特别是科学家去思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一最根本问题。
如果说里夫金90年代的工作以批判为主，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他的作品则更多地具有正面建构的色彩。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新的畅销书《路径时代：付费购买体验的超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在该书中，他提出，在现代超资本主义经济中，购买商品和拥有资产都已经过时，真正重要的是付费购买服务；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始于物质的商品化和资本的所有权，但必将终于人类时间和体验的商品化。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内知识界和出版界几乎没有人正面介绍过该书。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实在想不通里夫金何出此言。事实上，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995年《工作的终结》的一种证明：降低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是《工作的终结》为由高科技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设计的解决方案，《路径时代》则力图证明，这种方案不仅不是空想，而且是一项最有“钱”途的生意！继在2002年的畅销书《氢经济》中全面勾画关于氢能经济的美好愿景后，2004年，里夫金通过《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向大众清晰地、系统地讲述了埋藏在自己心中近30年的新世界观全景。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洲和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霸权开始动摇，“美国梦”不断褪色。这不正是里夫金等待多时的春天吗！所以，《欧洲梦》一经出版就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引来一片叫好声，而里夫金也超越美国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书 在我看来，《欧洲梦》之后，里夫金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再写书了，因为他的观念创新空间已经充满或者说终结了，剩下来的主要是如何延长产业链、持续扩大影响等操作问题。里夫金本人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欧洲梦》之后，他一度停止写作，全力以赴地推广自己的观念：更加频繁地登上五百强企业、社会组织和大学的讲坛，向商业精英、社会精英和学术精英宣讲自己的观念；更加积极地游走在欧盟、欧洲议会的会场上以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首脑的办公室间，推动自己的观念向立法和政策转变。结果，他又大获成功，不仅成为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顾问，而且推动欧洲议会于2007年批准了符合其新世界观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的里夫金已经成为一名智珠在握的新“国师”。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重新启动了创作过程：2009年，出版《同情的文明：通向危机世界的全球意识》一书，反响平平；紧接着，2011年，强势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结果全球热卖。
和里夫金的其他畅销书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也非常好读。我当时一口气就把它翻完了。读毕，我最大的感慨是里夫金又踩了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众所周知，自2008年夏爆发全球经济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商业界和普通百姓都在就如何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而争论不休。虽然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没有找到，但共识已经积累了一些。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已经难当大任，或许只有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才能真正拉动世界经济的再启动。在这种大背景下，里夫金不失时机地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向世界推销自己已经在欧洲取得部分成功的新世界观，自然容易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真没有多少新东西。在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绝大多数观念都已经在《欧洲梦》及其之前的著作中表述过了，有新意的观念主要是两个：一是把通信技术和能源系统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史，二是提出了“能源网联网”这一乌托邦新构想。但是，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形式创新确有过人之处。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大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里夫金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多次使用过的一个术语，但每次使用似乎又不太一样。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把这个旧术语打造为一面新旗帜或一个新箩筐，并将自己之前的那些大观念都看似井然有序地装进去，从而建构出一个不但能够自圆其说而且看起来很美的世界观图景。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汇集了很多20世纪西方思想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认识成果，代表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某些新渴望，就此而言，它中间也激荡着时代精神的回响。
由《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我又想到里夫金这个人。在我看来，里夫金堪称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首先，他有“道”的担当，勇于以“道”自任，努力推动社会朝着自己认定的美好方向前进。其次，他有不同凡响的“眼光”，能够发现真正的问题，并给出能够推动解决问题的大思路。最后，他有健全完善的职业能力，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而证明自己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如果说思想家是生产者，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大约就相当于贩夫走卒之类的“售货员”了。不过，我们决不能就此轻视“售货员”，因为“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售货员”也能载入史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像里夫金这样称职的“售货员”实在是太少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杨振中）
“美国梦”破
1945年1月，里夫金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个小企业主家庭。就像同时代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他在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中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因此，对于成绩优异的里夫金来说，一个光明的前程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不过，这一切在1966年的某一天终结了。那天，里夫金参加了反越战游行示威，亲眼目睹军警弹压学生的暴行，于是瞬间升华，成为一名活跃的新左派，开始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他的新左派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辉煌的顶峰。1972年，为了对抗美国官方为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而成立的建国200周年纪念委员会，里夫金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并在1973年12月16日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游行，抗议石油巨头的价格欺诈。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正是从这场大游行后，他与新左派运动渐行渐远了。
里夫金为什么会与新左派运动渐行渐远呢？主要的思想原因在于所谓的“美国梦”。19世纪末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认为美国是一块独特的土地，在这里，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对于里夫金这种中下阶层出身的青年人来说，“美国梦”意味着爱国主义。所以，当激进的新左派日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殖民主义革命主张后，里夫金退缩了，因为在他心目中，有启迪意义的革命者止于美国的开国元勋，此外都是妄谈。
不过，在经历了新左派运动后，里夫金的“美国梦”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种破裂或变形。首先，他在观念上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某种免疫力，从而保持了一种可贵的乌托邦精神，能够以批判的方式重新审视“美国梦”，进而敢于想象不同于当下美国的未来社会。2004年，在经过30多年的酝酿后，他向世人系统呈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欧洲梦”。尽管依旧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窠臼，但必须承认，“欧洲梦”与“美国梦”确有很多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性对美好明天的最美好的渴望”，“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其次，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他开始反思、批判作为“美国梦”的物质基础的传统能源体系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观念，并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看法，认为“美国梦”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最后，他对“美国梦”的批判和“欧洲梦”的想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影响，这些在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人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走向一种畅销的新世界观
这次重读里夫金让我意识到，就里夫金的观念发展而言，“美国梦”破之际也就是“欧洲梦”成之时，即他现在广为人知的“欧洲梦”其实早在1981年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就大体孕育成型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当时就推出“欧洲梦”呢？除了观念本身的发展尚未足够成熟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读者即美国民众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与思想家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销售、推广知识成果和观念成果，通过影响大众而影响政策制定、推动社会发展。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创造什么最精致、最深刻的观念，而在于把自己鼓吹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推广出去，从而转变为某种物质力量。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然而，30多年前里夫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依旧坚信“美国梦”的普通美国大众眼中，尽管石油价格从1973年的不到3美元飙涨到1981年的39美元，但里夫金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它的核心观念，即对建立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的无限制经济增长观念的拒斥，纯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这意味着里夫金必须耐心等待自己的春天。
1977年，也就是“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使命完结后的次年，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共同创立了经济趋势基金会，致力于“检验正在崛起的科学技术趋势及其对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能影响”。该基金会实际上是负责传播他们观念的办公室。1977年和1978年，他分别与特德·霍华德和兰迪·巴伯合作出版了《谁该扮演上帝？人工生命及其对人类物种的意义》和《北部的再兴：1980年代的养老金、政治和权力》两本书。前者开创性地探讨了新兴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后者从一种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长期经济不景气的成因。应当讲，这两本书都颇有创见，但市场反响和社会反响却都平平。也就是在这时候，里夫金的机会来了。1977年年底，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由于对非平衡热力学尤其是建立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贡献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使得耗散结构理论一下子变得家喻户晓起来。社会科学界争相尝试引入耗散结构的观念，而熵增、熵减、热寂等原本枯燥艰深的科学术语也开始进入平常百姓家。那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来传播一下自己的新世界观呢？里夫金决定放手一试，其成果就是1981年与特德·霍华德合作出版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里夫金和霍华德对《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定位非常准确，即面向一般知识大众的学术普及读物。因此，他们以通俗易懂的畅销书笔法，充分调动大众熟悉的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念资源，对西方文化史进行了重新叙事，从而以煽情的方式证明“热力学定律制约着物质世界”，如果不彻底认识熵定律，改变发展的观念，人类社会有可能走向混乱无序和衰亡。为了说服大众，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讲以下五个观点：第一，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系统，只和太阳交换能源，但基本不和太阳系其他部分交换物质，因此，在太阳熄灭、地球走向死寂之前，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会枯竭，而人类当下主要使用的矿物能源必然会走向枯竭；第二，人类利用的能源体系是历史变化着的，只是在400多年前，人类才逐渐建立了当前这种以不可能再生的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第三，能源机制是生产力内部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它会通过影响生产方式影响经济的组织方式、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人类的世界观，正是在目前这种能源体系确立的过程中，人类逐步建构出了当下这种永恒发展的世界观；第四，工业化的历史表明，矿物能源的利用最终会导致技术的、组织的变换装置日趋复杂化、集中化、专门化，因而更容易出现故障，西方发达社会目前遭遇的几乎全部危机和问题都源于此；第五，虽然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要我们在世界观上改弦易辙，接受熵这种新世界观，建构以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体系，人类的未来、西方的未来就依然阳光灿烂。从专业的角度看，里夫金和霍华德确实有歪曲熵定律、误导大众之嫌，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新世界观，有力推动了大众观念的变革乃至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凭借《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里夫金一举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里夫金的再出发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成功让里夫金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他主要致力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绿色减排等社会运动。他后来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政策主张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观念，他奔走呼吁，成立了若干国际性组织。1988年，他甚至联手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各路娱乐精英，在好莱坞搞了一次大型集会。尽管非常卖力，但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谈不上有多成功。何也？说到底，80年代以后，在里根新保守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最终摆脱长期滞涨，经济逐步好转，而美国大众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再关心人类未来这种遥远的问题了。
尽管坚信自己体现了未来，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里夫金自然不能忍受长期的边缘化。于是，90年代初以后，在继续关注能源、环境、气候等问题的同时，他开始转向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型高科技，思考、探索它们对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能影响。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当里夫金把自己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观念营销模式应用到新课题上后，大获成功，连续出版了三四本登上排行榜的畅销书，从而成功跻身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列。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大量应用，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10年。经济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向大众承诺，“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技术自动化生产的新世界即将出现，使全球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使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普通大众对此美好愿景也信心满满。就在这个时候，1995年，里夫金出版《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从技术史、经济史、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各个利害攸关方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全面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将导致“工作的终结”，即包括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很多社会成员将失去工作，世界将重新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冲突动荡之中！在所谓知识经济甚嚣尘上的当时，里夫金的这种盛世危言确实语惊四座，产生了很大反响。
1996年7月5日，英国一家研究所诞生了一只实验室编号为6LL3的小羊羔。它就是后来世界上最著名的克隆绵羊多利。当多利于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后，整个世界为之震动，人们呼唤一个新世纪的来临。这自然引起了里夫金的关注。他随即于1998年出版《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一书，重申1978年《谁该扮演上帝？》中的观念，提醒人们注意生物技术革命的潜在风险和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不仅得到大众的追捧，也得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肯定，因为它推动人类特别是科学家去思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一最根本问题。
如果说里夫金90年代的工作以批判为主，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他的作品则更多地具有正面建构的色彩。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新的畅销书《路径时代：付费购买体验的超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在该书中，他提出，在现代超资本主义经济中，购买商品和拥有资产都已经过时，真正重要的是付费购买服务；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始于物质的商品化和资本的所有权，但必将终于人类时间和体验的商品化。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内知识界和出版界几乎没有人正面介绍过该书。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实在想不通里夫金何出此言。事实上，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995年《工作的终结》的一种证明：降低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是《工作的终结》为由高科技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设计的解决方案，《路径时代》则力图证明，这种方案不仅不是空想，而且是一项最有“钱”途的生意！继在2002年的畅销书《氢经济》中全面勾画关于氢能经济的美好愿景后，2004年，里夫金通过《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向大众清晰地、系统地讲述了埋藏在自己心中近30年的新世界观全景。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洲和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霸权开始动摇，“美国梦”不断褪色。这不正是里夫金等待多时的春天吗！所以，《欧洲梦》一经出版就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引来一片叫好声，而里夫金也超越美国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书 在我看来，《欧洲梦》之后，里夫金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再写书了，因为他的观念创新空间已经充满或者说终结了，剩下来的主要是如何延长产业链、持续扩大影响等操作问题。里夫金本人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欧洲梦》之后，他一度停止写作，全力以赴地推广自己的观念：更加频繁地登上五百强企业、社会组织和大学的讲坛，向商业精英、社会精英和学术精英宣讲自己的观念；更加积极地游走在欧盟、欧洲议会的会场上以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首脑的办公室间，推动自己的观念向立法和政策转变。结果，他又大获成功，不仅成为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顾问，而且推动欧洲议会于2007年批准了符合其新世界观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的里夫金已经成为一名智珠在握的新“国师”。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重新启动了创作过程：2009年，出版《同情的文明：通向危机世界的全球意识》一书，反响平平；紧接着，2011年，强势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结果全球热卖。
和里夫金的其他畅销书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也非常好读。我当时一口气就把它翻完了。读毕，我最大的感慨是里夫金又踩了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众所周知，自2008年夏爆发全球经济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商业界和普通百姓都在就如何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而争论不休。虽然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没有找到，但共识已经积累了一些。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已经难当大任，或许只有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才能真正拉动世界经济的再启动。在这种大背景下，里夫金不失时机地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向世界推销自己已经在欧洲取得部分成功的新世界观，自然容易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真没有多少新东西。在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绝大多数观念都已经在《欧洲梦》及其之前的著作中表述过了，有新意的观念主要是两个：一是把通信技术和能源系统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史，二是提出了“能源网联网”这一乌托邦新构想。但是，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形式创新确有过人之处。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大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里夫金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多次使用过的一个术语，但每次使用似乎又不太一样。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把这个旧术语打造为一面新旗帜或一个新箩筐，并将自己之前的那些大观念都看似井然有序地装进去，从而建构出一个不但能够自圆其说而且看起来很美的世界观图景。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汇集了很多20世纪西方思想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认识成果，代表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某些新渴望，就此而言，它中间也激荡着时代精神的回响。
由《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我又想到里夫金这个人。在我看来，里夫金堪称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首先，他有“道”的担当，勇于以“道”自任，努力推动社会朝着自己认定的美好方向前进。其次，他有不同凡响的“眼光”，能够发现真正的问题，并给出能够推动解决问题的大思路。最后，他有健全完善的职业能力，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而证明自己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如果说思想家是生产者，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大约就相当于贩夫走卒之类的“售货员”了。不过，我们决不能就此轻视“售货员”，因为“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售货员”也能载入史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像里夫金这样称职的“售货员”实在是太少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