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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整理分析何炳松有关教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试图以何炳松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教育理论的阐述为线索，对何炳松这一时期教育思想进行梳理，以期为何炳松教育思想研究和现代教育改革或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何炳松；教育思想；初探
何炳松<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毕生尽瘁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为学广博，著、译书20多种，论文50多篇，在历史、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文拟就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投身教育实践活动、批判当时教育时弊、积极著书立学以及引进国外教育理论等活动为基础，对其教育思想作一探析。
一、投身教育实践
社会学家陶孟和说：改革教育，首先就是要进行社会现状调查。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适应社会情形”和“社会需要”。何炳松的教育轨迹似乎更是禀承此信条，一步一个脚印的迈出着每一步伐。本部分正是基于何炳松担任视学<2>、受聘两校、投身教育社团及担任一中校长期间所进行的系列教育活动来探析其教育思想内涵。
(一)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实地教育考察、提出教育革新意见
1917年3月，何炳松被调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上任以后，他立即到各地视察，并深入到新昌、天台等地区，实地了解落后地区的教育情况。根据对新昌县教育的考察，何炳松写了长篇呈文递交省长，就地方主管教育者的态度、能力和经验，学校数量，教职员和学生人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教职员的质量，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经费，学生课外活动，社会教育如图书馆、劝学所等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从呈文的内容看，何炳松的观察角度多样而全面，并大量运用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例如，他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这与只重视书斋学习，轻视其他途径教育的我国传统教育观念完全不同。这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他尤其重视教育中师范生的比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优劣。
(二)以严谨的治学品质，结合学生实际选取编订教材
1917年9月，何炳松同时受聘北大和北高师（今北京师范大学）两校。在北大教文科预科英文一、二、三年级，德文二、三年级的“西洋文明史”课程。尽管当时北大并不赞成教师使用自编讲义<3>，但何炳松考虑到当时外国史教材多从日本转译而且质量普遍比较低下，所以就参照欧美原著，除三年级英语程度较好，直接使用原著外，其他年级以自编中文讲义作为课本。试用以后，发现比旧教材的效果要好得多，学生反映尤佳，于是他以后开设其他课程时，都直接根据西方原版著作改编为教材，并不断修改，公开出版。在北京的几年中，他翻译或编译了《新史学》、《中国欧洲史》、《近代欧洲史》、《历史教学法》等著作，以后陆续得以出版，这些书绝大多数是他上课时所用的教材。
（三）以满腔的热情，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
在教书的同时，何炳松还参加了北大、北高师的许多社团组织，这些团体还出版过不少杂志，如《教育丛刊》、《教育与社会》等。除此以外，何炳松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社团，其中有新教育共进社及其主办的刊物《新教育》月刊、实际教育调查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他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刊《法政学报》社的名誉社员。
客观而言，何炳松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通过与国内外（这其中包括1921年6月来华的杜威、同年9月来华的孟禄）教育人士探讨与研究教育问题，事实上达到了谋求教育理论之发展与传播的效果。
（四）以先进办学理念，大力阔斧致力于教育改革
1922年，“学制”<4>改革后对师范教育制度有很大冲击，出现高师向大学合并，中师向中学合并的趋向，打破了原来师范教育的独立体系，导致师范学校和师范生数量下降。1923年，浙江一师和省一中合并，成立了新的浙江省第一中学，何炳松被委任校长。面对两校合并后产生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何炳松大胆采用先进理念办校：第一，坚持民主办校。主要的做法之一是模仿大学的教授评议会制度，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诸如废除学科制、准收旁听生、设立临时评议会等诸多重要问题。稍后，又将临时评议会改为正式评议会，14名评议员和6名候补正式评议员中，除校长和小学部主任外，其余均由选举产生；第二，下大决心，厉行整肃学风乖张、浮躁傲慢、纪律涣散、管理困难等问题。首先，不再简单地主张学生自治。他曾亲自主持召开教职员和学生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学生自治会组织问题。决定吸取校友会和学生自治会的长处，教职员与学生通力合作，模仿美国的“校城”<5>制度，即城市自治制度。这个组织的筹备会由学生代表和各年级的学级主任共同组成。其次，严格纪律，尊重师长，惩戒违规者。从1923年底至次年3月，陆续处分了一批违规的学生。有的学生因侮辱老师被处停学一年；损坏公物屡教不改者或开除、或记大过；旁听生违规则取消其旁听资格。第三，实施“公益性”的旁听生制度，不限名额，以教室坐满为止，学生除了缴纳讲义费和杂费外，免收学费。第四，以校长布告的形式要求学生努力求学，安心上课，并令教务处重申旷课规程，对学生严格管理。第五，注重积极引导。他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他的倡导下，重组后的一中很快建立了各种学习性质或其他性质的学生社团，如英语学会、英语演讲会、五一讲演社、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等等，学校则从经费上予以适当资助，学风得以逐步扭转。这些教育主张或措施无不是以学制改革所倡导之指导思想为贯穿始终的。
二、著书立学，宣传国外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
新学制改革之前，最能代表何炳松关于教育制度的文章，当属《美国学制述略》及其译作《美国大学》。当时中国学制改革正处于畜势待发、密云不雨的高涨时期，关于学制改革的种种理论宣传及主张正大张旗鼓、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充斥于整个社会，何炳松集数年美国求学之所成，针对国内教育之陋习与时弊而厚积薄发、一气呵成，完成了其关于教育制度的著作，引进并介绍了美国学制理论的同时，亦为我国学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于推动新学制的早日出台也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1919年，何炳松写成《美国学制述略》的长文，从11月起，在《北大日刊》上连载。稍后，又在北高师的《教育丛刊》上连载。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何炳松以简明的文字概括了美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形成的原因及其优点：“美国本系联邦之国，政制复杂，学制亦然。又系新建之邦，血气方刚，喜新恶旧。学制复杂，故有竞争比较之机。恶旧喜新，故有日进无疆之象。”<6>他认为，中国教育亟待整顿，可参考美国的学制。文章详细叙述了美国小学校及幼稚园、中学校、教科书、大学校、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技术教育、商业教育、女子教育、女子之高等教育、残废教育、社会教育、暑假讲习所、夜校、函授学校、学社、演讲所及博物馆等十九个方面的内容，可见其对于教育制度领域的研究之广泛而深刻，其中很多的教育理论及主张都为他后来的教育实践活动所借鉴并付诸实施。
1920年初，何炳松翻译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的长文《美国大学》。文章从董事部、教员团、校长及大学之管理、学生和毕业生等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的情况。稍后，又翻译了同一作者的《美国大学选科制》、《美国大学教授法》两篇文章，在《教育丛刊》上发表。由此，关于美国大学的情况，有了一个完整的介绍。此外，从1919年10月中旬开始，何炳松在《北大日刊》上连续发表译作《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之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和朱经农请他翻译了享利?约翰逊的著作《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后来，此书改题《历史教学法》，作为“现代教育名著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关于教育问题的探讨
此部分主要选取了1922年学制改革后何炳松相继完成的作品的三个主题：“拆墙主义”、“谁是罪人”、“改造学风”，来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从另一角度讲，对这些教育问题的思考更深刻表露了他对当时教育弊症的批判。
（一）倡导“拆墙主义”
1923年3月，何炳松完成《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7>。在文中，他对教育界的因循守旧进行了猛烈抨击：“现在我国的社会，对于教育两个字的意义，好像大部分还没有十分明白，好像大部分脑筋里面还没有完全脱去科学时代那个私塾同书院的观念”<8>，“所以我国的教育就被几道墙包围起来，弄得无法发展。”<9>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道墙，那就是把教育等同于学校，忽视甚至根本不知道尚有社会教育。另两道墙是教室和讲台。即把学校教育又等同于教室上课，想不到还应有各种课外活动，或者想到了也不去做，即使做了也不认真；更进一步，就是把教室教育等同于教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因此，人们认为有了学校就了教育，政府认为办了国立学校就尽了振兴教育的责任。于是，各级政府对下级的考核，对其他方面都不太注意，独重学校数目的增减。
何炳松指出，要想发展我国的教育，必须实行“拆墙主义”，将三道墙赶快拆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先要开通民智，尤其要重视师范教育。“民智开通了，社会教育的事业：如图书馆，如博物馆，如讲演所等，才能希望次第兴办起来。师资培养好了，学校教育才能将讲台上的和讲台下的、教室中的和教室外的、甚至于学校中的和学校外的，打成一片。”<10>他的上述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即使今天，也不失针砭作用。
（二）剖析“谁是罪人”
如果说“拆墙主义”是泛指性的，那么《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11>的针对性就相当明显。文章从教育行政、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教育界的现状入手，剖析“谁是罪人”的问题，最后提出救急意见。
当时教育行政的负责人，绝大多数只娴熟于官场应酬，根本不关心也不懂教育，他们“老练有余，学识不足的居多。甚至有批命、测字、卖校长缺、克扣经费的人掺杂在里面”<12>。这些人大多不能认真履职，视察报告官样文章，千篇一律，甚至有请人代做视察报告的。在此类人的如此“负责”下，怎能企求教育之进步？不过，在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何炳松倒没有为难这些尸位素餐者。他认为，国法紊乱、文官毫无保障是他们心存五日京兆尹<13>之念，遇事敷衍的原因。
浙江的社会教育尤其幼稚。各县教育经费十分缺乏，所以“变成一种无聊的绅士暂时寄身之所，或者作小政客的傀儡”<14>， 根本不能履行开通民智的职责。图书馆徒有其名，至于博物馆、运动场等更是无从谈起。而学校教育也鲜有令人满意者。无论校舍、教室还是教职员，大多不合格，而与此同时，不少师范毕业生反而无事可做，赋闲在家，即使已经任教者也因生活困窘而纷纷另谋出路。
造成浙江教育腐败的罪人是谁？何炳松的结论出人意料。与普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不是政府、校长、教育或学生，而是“浙江全体的人民。再推究一下，不是浙江的人民，实在是中国一般的社会。再推究下去，就是中国的四民不能各得其所。”<15>如何挽救陷入绝境的教育？何炳松提出了救急的意见：各地人民尽量为教育出力，不要依赖政府；改变管理制度，“采用美国以大学监视中学的那种信用制。我们并可推广为中学监视小学制”<16>；地方公团掌握经费，以防个人中饱私囊；优待小学教师；学校要主动与社会联系等等。只要教育界“能够打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各得其所的去做一点事业，不要乱唱高调，乱捧学生，作政客的能够不再利用学生，那么我们浙江的教育界未尝不可以回头是岸”。<17>
（三）改造“恶劣学风”
在浙一中两年的任期中，何炳松殚精竭虑，身心俱疲，但仍不能说十分成功，后来他在《改造学风的管见》<18>中推而广之，对恶劣的学风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病根“决不在官厅同老师两方面”，而“在于一部分一知半解的新学者误解新名词，学生盲从”<19>上。把“自由、平等、自治、自动”等名词变成了随意出入，不尊师长，毋庸上课等概念，于是“藉口参与政治而大闹省议会，藉口个性发展而偏习一科，藉口经济公开而干涉校款，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20>
四、对何炳松教育思想的思考
概言之，作为一个受过儒家思想、“五四”浪潮冲激与欧风美雨浸润的知识者，何炳松的教育思想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中西合璧的学者。他注重教育改革和实践，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论。在学术上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这些闪光的教育思想在当时都是较为先进的。
（一）倡导教育社会化
何炳松数年留美求学，正值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盛极之时，其间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接受的教育理论无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和美国教育制度，这将直接作用于其教育观之形成。20世纪初，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随着杜威、孟禄等实用主义大家相继来华讲学，以及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和许多教育社团的极力推动与宣传，更促使实用主义思潮风行一时，其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而何炳松则是乘“实用主义”之顺风，大力倡导“社会教育”与“生活教育”，重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校外活动和“学生自治”，将实用教育原则灵活用于各个教育领域和层面，旨在形成一种积极的教育与学习相结合的环境，将教育社会化、生活化。如他在著作《美国教育制度》中，最初就将暑假讲习所、夜校、函授学校、学社、演讲所及博物馆等六类教育或学习组织归属社会教育，可见其社会教育内容之丰富与完备，其中多种教育形式在现今教育中依然适用或流行。
（二）教育思想的现代性
何炳松的教育思想除了沐浴实用主义的春风之外，更具有其鲜明的现代性特色。主要表现在反传统性、倡导教育民主与法制、以及将教育普通化大众化作为教育办学理念等等方面。在他担任浙江省督学期间就教育考察的呈文中，他大胆揭露封建传统教育的陋习与弊病，严肃斥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封建守旧的教育观、教育方式和做法。此种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在其后来的《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里不作赘述；当何炳松担任了浙一中校长后，就立即实施民主办校制度，采取民主选取制，足见其内心深处的反传统、反封建，崇尚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他还积极倡导教育法制，寄希望于通过严格的管理法、惩戒及奖励规则，以求学校管理工作之连续性，规范学生行为。这种要求学生自治的思想早在他的《美国教育制度》的附录“美国学生之自治制”中就有专章论述。在这一章节中，他将学校比作“校城”，相当于学生自治政体。在这一政体中则严格界定了：公民与法权、权力及义务、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官吏之推选等方方面面规章制度，内容和形式非常之完备周详。这种倡导教育之法制化的做法正反讥了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国家的积弊与脆弱的神经，于现代教育有积极意义；另外，他还在一中实施“免费”旁听生制度，这对于由各种原因导致无法进入名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种做法与当年“贩夫走卒都能进北大听课”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其大力倡导教育普及大众化的教育主张，不仅是对教育资源充分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点正符合陶行知所倡导的“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平民教育思想。
（三）倡导学术自由、思想开放
出任一中校长后，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术氛围。他不但继承了礼聘名师的传统，还通过各种关系邀请中外学者来校讲学，甚至利用学术团体在杭州开年会的机会请名家演讲。据记载，在1923年底到1924年3月的几个月里，他就先后邀请到了美国植物学家柯忒为一中师生和来宾近千人作了“植物为国家之富源”的学术报告，德国化学家汤姆斯博士夫妇连续两次为千余师生作了“接触作用在经济上之价值”的报告，以及时任江苏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数学教授的钱宝琮、北大史学教授杨栋林来校讲学。可见，其主张学术至上、思想开放、这一方面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期提倡“学术自由，新旧思想兼容并包”，不无相同之处，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也。
五、结语
纵观全文，从五四运动前后何炳松的教育实践活动、理论著述及其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探析其教育思想，我们不难看到他为谋求教育之发展，以教育实践和改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探索教育理论为目的，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为促进现代教育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正因为如此，使他能够以敏锐的思维、前瞻性的把握20世纪20年代教育改革的脉搏，代表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并处处体现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这也正是本文通过大量篇幅论述其教育实践、理论著述及其研究教育问题的合理解释。
注释：
<1>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2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后，公费选送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敦大学，获普林斯敦政治科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后任浙江省视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英语部主任、史地部主任等职。1922年秋回浙江，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3年后，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会委员、协理等职，并主编《教育杂志》。1934年被推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曾兼任光华大学、大厦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至1946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1946年7月25日因病逝世.
<2>视学，又叫“督学”，教育行政机关中负责视察、监督学校工作的人员.
<3>1917年底，校长蔡元培致函任课教师，告知学校决定减发讲义.
<4>即：“壬戌学制”，它是中国近代三大学制中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5> 所谓“校城”者，即今日最通行之学生自治政体也。其成效特著。盖此种机关，最足鼓励之自动。而自动一事，又为学生之天性也，况学生固共和国民乎。参见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03.
<6>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07.
<7>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68-475.(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1923年3月20日).
<8><9><10><12><14><15><16><17><19><20>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68-469，469，474，477，478，482，484，484，503，505.
<11>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6-485.（原载《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九号，1924年9月20日）.
<13>京兆尹，官名.
<18>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3-505.(原载《学生杂志》第十二卷第五号，1925年4月5日).
参考文献：
[1]李国钧、王炳照.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2]陈学恂、高奇. 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钱曼倩、金林祥. 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5]房鑫亮. 忠信笃敬—-何炳松传[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谢长法. 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何炳松；教育思想；初探
何炳松<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毕生尽瘁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为学广博，著、译书20多种，论文50多篇，在历史、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文拟就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投身教育实践活动、批判当时教育时弊、积极著书立学以及引进国外教育理论等活动为基础，对其教育思想作一探析。
一、投身教育实践
社会学家陶孟和说：改革教育，首先就是要进行社会现状调查。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适应社会情形”和“社会需要”。何炳松的教育轨迹似乎更是禀承此信条，一步一个脚印的迈出着每一步伐。本部分正是基于何炳松担任视学<2>、受聘两校、投身教育社团及担任一中校长期间所进行的系列教育活动来探析其教育思想内涵。
(一)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实地教育考察、提出教育革新意见
1917年3月，何炳松被调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上任以后，他立即到各地视察，并深入到新昌、天台等地区，实地了解落后地区的教育情况。根据对新昌县教育的考察，何炳松写了长篇呈文递交省长，就地方主管教育者的态度、能力和经验，学校数量，教职员和学生人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教职员的质量，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经费，学生课外活动，社会教育如图书馆、劝学所等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从呈文的内容看，何炳松的观察角度多样而全面，并大量运用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例如，他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这与只重视书斋学习，轻视其他途径教育的我国传统教育观念完全不同。这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他尤其重视教育中师范生的比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优劣。
(二)以严谨的治学品质，结合学生实际选取编订教材
1917年9月，何炳松同时受聘北大和北高师（今北京师范大学）两校。在北大教文科预科英文一、二、三年级，德文二、三年级的“西洋文明史”课程。尽管当时北大并不赞成教师使用自编讲义<3>，但何炳松考虑到当时外国史教材多从日本转译而且质量普遍比较低下，所以就参照欧美原著，除三年级英语程度较好，直接使用原著外，其他年级以自编中文讲义作为课本。试用以后，发现比旧教材的效果要好得多，学生反映尤佳，于是他以后开设其他课程时，都直接根据西方原版著作改编为教材，并不断修改，公开出版。在北京的几年中，他翻译或编译了《新史学》、《中国欧洲史》、《近代欧洲史》、《历史教学法》等著作，以后陆续得以出版，这些书绝大多数是他上课时所用的教材。
（三）以满腔的热情，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
在教书的同时，何炳松还参加了北大、北高师的许多社团组织，这些团体还出版过不少杂志，如《教育丛刊》、《教育与社会》等。除此以外，何炳松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社团，其中有新教育共进社及其主办的刊物《新教育》月刊、实际教育调查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他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刊《法政学报》社的名誉社员。
客观而言，何炳松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通过与国内外（这其中包括1921年6月来华的杜威、同年9月来华的孟禄）教育人士探讨与研究教育问题，事实上达到了谋求教育理论之发展与传播的效果。
（四）以先进办学理念，大力阔斧致力于教育改革
1922年，“学制”<4>改革后对师范教育制度有很大冲击，出现高师向大学合并，中师向中学合并的趋向，打破了原来师范教育的独立体系，导致师范学校和师范生数量下降。1923年，浙江一师和省一中合并，成立了新的浙江省第一中学，何炳松被委任校长。面对两校合并后产生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何炳松大胆采用先进理念办校：第一，坚持民主办校。主要的做法之一是模仿大学的教授评议会制度，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诸如废除学科制、准收旁听生、设立临时评议会等诸多重要问题。稍后，又将临时评议会改为正式评议会，14名评议员和6名候补正式评议员中，除校长和小学部主任外，其余均由选举产生；第二，下大决心，厉行整肃学风乖张、浮躁傲慢、纪律涣散、管理困难等问题。首先，不再简单地主张学生自治。他曾亲自主持召开教职员和学生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学生自治会组织问题。决定吸取校友会和学生自治会的长处，教职员与学生通力合作，模仿美国的“校城”<5>制度，即城市自治制度。这个组织的筹备会由学生代表和各年级的学级主任共同组成。其次，严格纪律，尊重师长，惩戒违规者。从1923年底至次年3月，陆续处分了一批违规的学生。有的学生因侮辱老师被处停学一年；损坏公物屡教不改者或开除、或记大过；旁听生违规则取消其旁听资格。第三，实施“公益性”的旁听生制度，不限名额，以教室坐满为止，学生除了缴纳讲义费和杂费外，免收学费。第四，以校长布告的形式要求学生努力求学，安心上课，并令教务处重申旷课规程，对学生严格管理。第五，注重积极引导。他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他的倡导下，重组后的一中很快建立了各种学习性质或其他性质的学生社团，如英语学会、英语演讲会、五一讲演社、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等等，学校则从经费上予以适当资助，学风得以逐步扭转。这些教育主张或措施无不是以学制改革所倡导之指导思想为贯穿始终的。
二、著书立学，宣传国外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
新学制改革之前，最能代表何炳松关于教育制度的文章，当属《美国学制述略》及其译作《美国大学》。当时中国学制改革正处于畜势待发、密云不雨的高涨时期，关于学制改革的种种理论宣传及主张正大张旗鼓、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充斥于整个社会，何炳松集数年美国求学之所成，针对国内教育之陋习与时弊而厚积薄发、一气呵成，完成了其关于教育制度的著作，引进并介绍了美国学制理论的同时，亦为我国学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于推动新学制的早日出台也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1919年，何炳松写成《美国学制述略》的长文，从11月起，在《北大日刊》上连载。稍后，又在北高师的《教育丛刊》上连载。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何炳松以简明的文字概括了美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形成的原因及其优点：“美国本系联邦之国，政制复杂，学制亦然。又系新建之邦，血气方刚，喜新恶旧。学制复杂，故有竞争比较之机。恶旧喜新，故有日进无疆之象。”<6>他认为，中国教育亟待整顿，可参考美国的学制。文章详细叙述了美国小学校及幼稚园、中学校、教科书、大学校、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技术教育、商业教育、女子教育、女子之高等教育、残废教育、社会教育、暑假讲习所、夜校、函授学校、学社、演讲所及博物馆等十九个方面的内容，可见其对于教育制度领域的研究之广泛而深刻，其中很多的教育理论及主张都为他后来的教育实践活动所借鉴并付诸实施。
1920年初，何炳松翻译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的长文《美国大学》。文章从董事部、教员团、校长及大学之管理、学生和毕业生等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的情况。稍后，又翻译了同一作者的《美国大学选科制》、《美国大学教授法》两篇文章，在《教育丛刊》上发表。由此，关于美国大学的情况，有了一个完整的介绍。此外，从1919年10月中旬开始，何炳松在《北大日刊》上连续发表译作《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之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和朱经农请他翻译了享利?约翰逊的著作《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后来，此书改题《历史教学法》，作为“现代教育名著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关于教育问题的探讨
此部分主要选取了1922年学制改革后何炳松相继完成的作品的三个主题：“拆墙主义”、“谁是罪人”、“改造学风”，来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从另一角度讲，对这些教育问题的思考更深刻表露了他对当时教育弊症的批判。
（一）倡导“拆墙主义”
1923年3月，何炳松完成《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7>。在文中，他对教育界的因循守旧进行了猛烈抨击：“现在我国的社会，对于教育两个字的意义，好像大部分还没有十分明白，好像大部分脑筋里面还没有完全脱去科学时代那个私塾同书院的观念”<8>，“所以我国的教育就被几道墙包围起来，弄得无法发展。”<9>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道墙，那就是把教育等同于学校，忽视甚至根本不知道尚有社会教育。另两道墙是教室和讲台。即把学校教育又等同于教室上课，想不到还应有各种课外活动，或者想到了也不去做，即使做了也不认真；更进一步，就是把教室教育等同于教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因此，人们认为有了学校就了教育，政府认为办了国立学校就尽了振兴教育的责任。于是，各级政府对下级的考核，对其他方面都不太注意，独重学校数目的增减。
何炳松指出，要想发展我国的教育，必须实行“拆墙主义”，将三道墙赶快拆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先要开通民智，尤其要重视师范教育。“民智开通了，社会教育的事业：如图书馆，如博物馆，如讲演所等，才能希望次第兴办起来。师资培养好了，学校教育才能将讲台上的和讲台下的、教室中的和教室外的、甚至于学校中的和学校外的，打成一片。”<10>他的上述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即使今天，也不失针砭作用。
（二）剖析“谁是罪人”
如果说“拆墙主义”是泛指性的，那么《浙江小学教育的现状及其罪人》<11>的针对性就相当明显。文章从教育行政、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教育界的现状入手，剖析“谁是罪人”的问题，最后提出救急意见。
当时教育行政的负责人，绝大多数只娴熟于官场应酬，根本不关心也不懂教育，他们“老练有余，学识不足的居多。甚至有批命、测字、卖校长缺、克扣经费的人掺杂在里面”<12>。这些人大多不能认真履职，视察报告官样文章，千篇一律，甚至有请人代做视察报告的。在此类人的如此“负责”下，怎能企求教育之进步？不过，在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何炳松倒没有为难这些尸位素餐者。他认为，国法紊乱、文官毫无保障是他们心存五日京兆尹<13>之念，遇事敷衍的原因。
浙江的社会教育尤其幼稚。各县教育经费十分缺乏，所以“变成一种无聊的绅士暂时寄身之所，或者作小政客的傀儡”<14>， 根本不能履行开通民智的职责。图书馆徒有其名，至于博物馆、运动场等更是无从谈起。而学校教育也鲜有令人满意者。无论校舍、教室还是教职员，大多不合格，而与此同时，不少师范毕业生反而无事可做，赋闲在家，即使已经任教者也因生活困窘而纷纷另谋出路。
造成浙江教育腐败的罪人是谁？何炳松的结论出人意料。与普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不是政府、校长、教育或学生，而是“浙江全体的人民。再推究一下，不是浙江的人民，实在是中国一般的社会。再推究下去，就是中国的四民不能各得其所。”<15>如何挽救陷入绝境的教育？何炳松提出了救急的意见：各地人民尽量为教育出力，不要依赖政府；改变管理制度，“采用美国以大学监视中学的那种信用制。我们并可推广为中学监视小学制”<16>；地方公团掌握经费，以防个人中饱私囊；优待小学教师；学校要主动与社会联系等等。只要教育界“能够打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各得其所的去做一点事业，不要乱唱高调，乱捧学生，作政客的能够不再利用学生，那么我们浙江的教育界未尝不可以回头是岸”。<17>
（三）改造“恶劣学风”
在浙一中两年的任期中，何炳松殚精竭虑，身心俱疲，但仍不能说十分成功，后来他在《改造学风的管见》<18>中推而广之，对恶劣的学风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病根“决不在官厅同老师两方面”，而“在于一部分一知半解的新学者误解新名词，学生盲从”<19>上。把“自由、平等、自治、自动”等名词变成了随意出入，不尊师长，毋庸上课等概念，于是“藉口参与政治而大闹省议会，藉口个性发展而偏习一科，藉口经济公开而干涉校款，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20>
四、对何炳松教育思想的思考
概言之，作为一个受过儒家思想、“五四”浪潮冲激与欧风美雨浸润的知识者，何炳松的教育思想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中西合璧的学者。他注重教育改革和实践，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论。在学术上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这些闪光的教育思想在当时都是较为先进的。
（一）倡导教育社会化
何炳松数年留美求学，正值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盛极之时，其间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接受的教育理论无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和美国教育制度，这将直接作用于其教育观之形成。20世纪初，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随着杜威、孟禄等实用主义大家相继来华讲学，以及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和许多教育社团的极力推动与宣传，更促使实用主义思潮风行一时，其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而何炳松则是乘“实用主义”之顺风，大力倡导“社会教育”与“生活教育”，重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校外活动和“学生自治”，将实用教育原则灵活用于各个教育领域和层面，旨在形成一种积极的教育与学习相结合的环境，将教育社会化、生活化。如他在著作《美国教育制度》中，最初就将暑假讲习所、夜校、函授学校、学社、演讲所及博物馆等六类教育或学习组织归属社会教育，可见其社会教育内容之丰富与完备，其中多种教育形式在现今教育中依然适用或流行。
（二）教育思想的现代性
何炳松的教育思想除了沐浴实用主义的春风之外，更具有其鲜明的现代性特色。主要表现在反传统性、倡导教育民主与法制、以及将教育普通化大众化作为教育办学理念等等方面。在他担任浙江省督学期间就教育考察的呈文中，他大胆揭露封建传统教育的陋习与弊病，严肃斥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封建守旧的教育观、教育方式和做法。此种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在其后来的《我国教育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里不作赘述；当何炳松担任了浙一中校长后，就立即实施民主办校制度，采取民主选取制，足见其内心深处的反传统、反封建，崇尚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他还积极倡导教育法制，寄希望于通过严格的管理法、惩戒及奖励规则，以求学校管理工作之连续性，规范学生行为。这种要求学生自治的思想早在他的《美国教育制度》的附录“美国学生之自治制”中就有专章论述。在这一章节中，他将学校比作“校城”，相当于学生自治政体。在这一政体中则严格界定了：公民与法权、权力及义务、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官吏之推选等方方面面规章制度，内容和形式非常之完备周详。这种倡导教育之法制化的做法正反讥了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国家的积弊与脆弱的神经，于现代教育有积极意义；另外，他还在一中实施“免费”旁听生制度，这对于由各种原因导致无法进入名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种做法与当年“贩夫走卒都能进北大听课”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其大力倡导教育普及大众化的教育主张，不仅是对教育资源充分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点正符合陶行知所倡导的“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平民教育思想。
（三）倡导学术自由、思想开放
出任一中校长后，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术氛围。他不但继承了礼聘名师的传统，还通过各种关系邀请中外学者来校讲学，甚至利用学术团体在杭州开年会的机会请名家演讲。据记载，在1923年底到1924年3月的几个月里，他就先后邀请到了美国植物学家柯忒为一中师生和来宾近千人作了“植物为国家之富源”的学术报告，德国化学家汤姆斯博士夫妇连续两次为千余师生作了“接触作用在经济上之价值”的报告，以及时任江苏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数学教授的钱宝琮、北大史学教授杨栋林来校讲学。可见，其主张学术至上、思想开放、这一方面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期提倡“学术自由，新旧思想兼容并包”，不无相同之处，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也。
五、结语
纵观全文，从五四运动前后何炳松的教育实践活动、理论著述及其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探析其教育思想，我们不难看到他为谋求教育之发展，以教育实践和改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探索教育理论为目的，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为促进现代教育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正因为如此，使他能够以敏锐的思维、前瞻性的把握20世纪20年代教育改革的脉搏，代表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并处处体现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这也正是本文通过大量篇幅论述其教育实践、理论著述及其研究教育问题的合理解释。
注释：
<1>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2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后，公费选送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敦大学，获普林斯敦政治科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后任浙江省视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英语部主任、史地部主任等职。1922年秋回浙江，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3年后，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会委员、协理等职，并主编《教育杂志》。1934年被推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曾兼任光华大学、大厦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至1946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1946年7月25日因病逝世.
<2>视学，又叫“督学”，教育行政机关中负责视察、监督学校工作的人员.
<3>1917年底，校长蔡元培致函任课教师，告知学校决定减发讲义.
<4>即：“壬戌学制”，它是中国近代三大学制中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5> 所谓“校城”者，即今日最通行之学生自治政体也。其成效特著。盖此种机关，最足鼓励之自动。而自动一事，又为学生之天性也，况学生固共和国民乎。参见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03.
<6>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07.
<7>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68-475.(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1923年3月20日).
<8><9><10><12><14><15><16><17><19><20>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68-469，469，474，477，478，482，484，484，503，505.
<11>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6-485.（原载《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九号，1924年9月20日）.
<13>京兆尹，官名.
<18>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3-505.(原载《学生杂志》第十二卷第五号，1925年4月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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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学恂、高奇. 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刘寅生、房鑫亮. 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四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钱曼倩、金林祥. 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5]房鑫亮. 忠信笃敬—-何炳松传[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谢长法. 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