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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是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理论家和思想家，曾获得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诺尼诺诗歌奖、布鲁赛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是近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阿多尼斯的诗歌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对阿拉伯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洞察和批判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诗人常以背叛者自居，诗歌中充满了质疑的反叛精神；诗人热衷于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锻造，追求一种语言所能抵达的永恒。
关键词：爱国主义精神 质疑精神 诗歌语言
阿多尼斯本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边村庄，家境贫苦。14岁时因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而获得了在法国学校学习的机会。在大学时代开始以阿多尼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的名字为笔名发表诗作。从诗集《最初的诗篇》（1957）到《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近半个世纪以来诗人共创作诗集22部，是当代最具有论证和阐释空间的阿拉伯诗人。虽然诗人享誉世界，但我国对他的诗作译介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2009年诗人应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同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翻译的诗歌精选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正式出版，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本阿多尼斯的中文译诗著作。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苏珊·桑格塔在论述艺术作品的风格时说道：“每一个审美对象以适宜的节奏赋予我们的，是我们的活力之流的一个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件艺术作品都体现了一种行进的原则，一种停留的原则，一种浏览的原则，体现了活力或者松弛的意象，体现了艺术家那只用来爱抚或毁坏的孤单的手的印记。”艺术家是孤独的，在诗人阿多尼斯这里，“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这便是诗歌之树；面对着怯懦的街衢，惶惑的月亮，诗人体验到了崭新的意义：“我的孤独有多么美妙！/——并非因为它让我独处/而是因为它将我播种。”（《布满窟窿的被毯》）孤独埋下了诗歌的种子，在金色的秋季，诗人收获了诗歌：“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尘埃的列车/只有诗歌，知道迎娶这片天空。”（《沙漠》）在阿多尼斯看来，诗歌不仅是艺术，还是熟稔自我、认知世界的绝佳途径：“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短章集锦》）
一、充满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
阅读阿多尼斯的诗作，较为直接的艺术感受是涌动在诗人语词锻造中那股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叙利亚作为一个古老的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的世界版图中经历了多次政治磨难，在展现阿拉达的思想和文化历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一书中诗人这样说到：“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在《祖国》《没有死亡的挽歌》《声音》《沙漠》等诗篇中诗人就描写了叙利亚沉重的现实境遇：“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极少数的人/能够并知道说出/在阿拉伯社会，二十世纪之后是十世纪”（《短章集锦》），“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在诗人的眼中，祖国是带着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祖国》），是被封嘴的破碎的祖国（《声音》），此时，诗人的情感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我的祖国和我/身披同一具枷锁/我如何能同祖国分开？/我如何能不爱祖国？”（《灯》）在诗歌的谱系中，祖国是许多诗人共有的精神之塔，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生颠沛流离，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到柏林，再到巴黎，她从未停止书写她的祖国，在《祖国》一诗中，诗人写道：“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其他如《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等诗作都流露出一个流亡诗人对祖国的怀念。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儿子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时，茨维塔耶娃写下了组诗《致捷克的诗章》，整篇作品浸透了诗人对法西斯尖锐的批判和对捷克人民深挚的热爱。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中的祖国已经超越了地域、国别的拘囿上升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阿多尼斯诗歌中的祖国也具有这种相同的精神旨趣。
1982年，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随后黎巴嫩爆发了内战。阿多尼斯在这期间创作了诗集《围困》，面对战争给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座城市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诗人写道：“杀戮改变了城市的形状——/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颅/这团烟雾，是人类的一声叹息/一切都在吟唱着自己的流放地：血的海洋。”（《沙漠》）黎巴嫩作为诗人的第二故乡，对阿多尼斯的艺术道路有着重要影响。在黎巴嫩的贝鲁特，他申请了黎巴嫩国籍，他结交了诗人优素福·哈勒并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他获得了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出版了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四卷本，在阿拉伯文化界震惊四座。《围困》创作时，阿多尼斯正旅居法国，但黎巴嫩的战乱、人民的不幸以及阿拉伯民族的危机仍旧牵绊着诗人的神经，他的怀里一直揣着来自家园的泥土，这个家园不仅是叙利亚，也是黎巴嫩，或者说是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他的怀乡之心一直跳动着，从未停歇，正如诗人在《没有死亡的挽歌》中写到的：“我在被囚的祖国身后奔跑/在婚宴的丛林里，在摇铃的童年里/我召集了睫毛和臆想/在青草和收成的床衾边/我夹紧了马鞍/向着你——我的祖国疾驰/啊，眼帘之上的冰雪之国。”
二、凸显反叛的现代诗歌精神
阿多尼斯是一个富有质疑精神的诗人，在许多诗作中他自诩为背叛者：“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啊，我背叛过、我正在背叛的世界！”（《背叛》）在这种背叛者的意识里，诗人致力于建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宫殿：“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我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疑惑将我滋养/也被我的断垣和翅翼照亮。”（《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在这个属于阿多尼斯的王国里，他让自己登基，成为风的君王；他提倡创新与革命，不仅在内容与言语的层面上，也深抵到人道主义、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空间之内，主要表现为诗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独特发现：“我搜集我的错误/不是为了把它置于枕下/而是为了把它洒落在路上/错误，也会发光”，“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可见，错误与罪过在诗人的笔下焕发出了被遮蔽的意义，这完全是一位思想者的真知。尤其是《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一诗中，阿多尼斯省去了繁琐的意象与情节，用近一百句“什么是？”为开端，充满智慧的诠释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些短小而凝练的语句具有着真理的永恒和不朽，如“什么是死亡？/在女人的子宫/和大地的子宫间/运行的班车”，“什么是来世？/我们喜欢见识的房子/却不愿在其中居住”等等。更为有价值的是，诗人在这一问一答的形式中宣告了自己的诗歌观，如“什么是诗歌？/远航的船只/没有码头”说明了诗歌的语言需要不设边界、永远流浪，“什么是诗篇？/女童/在不停地/吮吸母乳”表达了诗歌需要在文化的土壤里汲取养料，“什么是隐喻？/在词语的胸中/扑闪的翅膀”体现了诗歌艺术技巧探索的必要。 需要强调的是，反叛精神在阿多尼斯这里并不单单指向一种与阿拉伯诗歌传统的断裂，相反，源于阿拉伯文化传统的艺术积淀与文化视野播种了诗歌的种子，塑造了诗人的观念，并成为了诗人创作中创新与革命的扎实根基。在我看来，阿多尼斯的诗歌具有着一种苦情、象征、神秘的美学韵味，真主安拉与流动的现实常常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写作，如《致故去一瞬的歌》《死》《亚当》等作品。从文化传统的继承角度来观测，诗人的艺术风格正是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的苏菲派诗风的延续，那首《献给哈拉智的挽歌》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对苏菲派诗人的敬意。此外，阿多尼斯的许多诗篇也涉及到了阿拉伯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如《对话》《穆太奈比的骨灰》《短章集锦》中对诗人米赫亚尔·杜莱米、穆太奈比、艾布·努瓦斯和古典哲学家安萨里均有所提及，这些以近东与阿拉伯文化历史为主题的写作，成为诗人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有效工具。传统与现代，毁灭与重建，在阿多尼斯的诗歌中成为一种相互衔接、不断重组裂变的运动，正如诗人所言：“你的抵达/往往是你真正行程的开始。”
三、蕴藏美感的诗歌语言
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认为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是否具有探寻与抗议的姿态，是否能够启迪读者，像利剑刺破苍穹，像火焰驱走阴霾。在阿多尼斯的诗歌世界，他不仅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重估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关注祖国的苦难、饥寒和命运，也积极尝试在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爱情与肉欲等人类的永恒谜题中寻找答案。在我看来，阿多尼斯对语言的精巧构思最能体现诗人古今相通、机警睿智的审美风格。
首先，诗人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写作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语言是乐器一件/但它写就的诗篇却是交响乐”（《短章集锦》），“词语不只是房屋/有时候，它是妻子/更多时候，它是情人”（《白昼的头颅，倚靠在夜晚的肩膀上》），语言作为一种艺术符号系统，它搭建了一首诗的骨骼（房屋），形成了一种语态（妻子），引发了无数的想象（情人）。诗人用语言记录文化、阐释历史：“历史/只有通过凶残的语言才能显现。”（《流星的传说》）诗人用语言抚熨心灵、慰藉苦难：“只有语言/是这寒冷的世上御寒的被毯。”（《布满窟窿的被毯》）
其次，诗人认为诗歌的语言应该具有永恒和超验的意义能指。在与中国诗人杨炼的谈话中，阿多尼斯说在阿拉伯的语言习惯中往往借助与一个事物相关联的其他事物来概括这个事物，隐喻、象征地运用遮蔽了语言的直接性。纵观诗人的整个创作，愈发感到这种“用曲折的书法写出笔直的文字”的诗歌语言逻辑，如《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中，有这样的诗行：“什么是语言？/列车/同时又是道路、旅程和抵达。”诗人通过实物的描绘揭示了语言的功能和本质，它是触摸现实世界的手，也是使读者炽燃的火种。在诗人看来，只有充满歧义和张力的语言才能配上诗歌那种伟大的想象。
参考文献
[1] [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选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2014.5重印）
[2] 朱永良，阿多尼斯诗作的象征世界与现实土壤[J]，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29-32页
[3] 余玉萍，阿多尼斯诗歌的现代性命题——以《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为例[J]，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41-51页
[4] [叙利亚]阿多尼斯，杨炼，诗歌将拯救我们——阿多尼斯（A）与杨炼（Y）的对谈[J]，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第266-275页。
（梁娜，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关键词：爱国主义精神 质疑精神 诗歌语言
阿多尼斯本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边村庄，家境贫苦。14岁时因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而获得了在法国学校学习的机会。在大学时代开始以阿多尼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的名字为笔名发表诗作。从诗集《最初的诗篇》（1957）到《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近半个世纪以来诗人共创作诗集22部，是当代最具有论证和阐释空间的阿拉伯诗人。虽然诗人享誉世界，但我国对他的诗作译介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2009年诗人应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同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翻译的诗歌精选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正式出版，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本阿多尼斯的中文译诗著作。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苏珊·桑格塔在论述艺术作品的风格时说道：“每一个审美对象以适宜的节奏赋予我们的，是我们的活力之流的一个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件艺术作品都体现了一种行进的原则，一种停留的原则，一种浏览的原则，体现了活力或者松弛的意象，体现了艺术家那只用来爱抚或毁坏的孤单的手的印记。”艺术家是孤独的，在诗人阿多尼斯这里，“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这便是诗歌之树；面对着怯懦的街衢，惶惑的月亮，诗人体验到了崭新的意义：“我的孤独有多么美妙！/——并非因为它让我独处/而是因为它将我播种。”（《布满窟窿的被毯》）孤独埋下了诗歌的种子，在金色的秋季，诗人收获了诗歌：“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尘埃的列车/只有诗歌，知道迎娶这片天空。”（《沙漠》）在阿多尼斯看来，诗歌不仅是艺术，还是熟稔自我、认知世界的绝佳途径：“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短章集锦》）
一、充满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
阅读阿多尼斯的诗作，较为直接的艺术感受是涌动在诗人语词锻造中那股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叙利亚作为一个古老的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的世界版图中经历了多次政治磨难，在展现阿拉达的思想和文化历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一书中诗人这样说到：“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在《祖国》《没有死亡的挽歌》《声音》《沙漠》等诗篇中诗人就描写了叙利亚沉重的现实境遇：“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极少数的人/能够并知道说出/在阿拉伯社会，二十世纪之后是十世纪”（《短章集锦》），“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在诗人的眼中，祖国是带着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祖国》），是被封嘴的破碎的祖国（《声音》），此时，诗人的情感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我的祖国和我/身披同一具枷锁/我如何能同祖国分开？/我如何能不爱祖国？”（《灯》）在诗歌的谱系中，祖国是许多诗人共有的精神之塔，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生颠沛流离，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到柏林，再到巴黎，她从未停止书写她的祖国，在《祖国》一诗中，诗人写道：“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其他如《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等诗作都流露出一个流亡诗人对祖国的怀念。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儿子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时，茨维塔耶娃写下了组诗《致捷克的诗章》，整篇作品浸透了诗人对法西斯尖锐的批判和对捷克人民深挚的热爱。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中的祖国已经超越了地域、国别的拘囿上升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阿多尼斯诗歌中的祖国也具有这种相同的精神旨趣。
1982年，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随后黎巴嫩爆发了内战。阿多尼斯在这期间创作了诗集《围困》，面对战争给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座城市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诗人写道：“杀戮改变了城市的形状——/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颅/这团烟雾，是人类的一声叹息/一切都在吟唱着自己的流放地：血的海洋。”（《沙漠》）黎巴嫩作为诗人的第二故乡，对阿多尼斯的艺术道路有着重要影响。在黎巴嫩的贝鲁特，他申请了黎巴嫩国籍，他结交了诗人优素福·哈勒并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他获得了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出版了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四卷本，在阿拉伯文化界震惊四座。《围困》创作时，阿多尼斯正旅居法国，但黎巴嫩的战乱、人民的不幸以及阿拉伯民族的危机仍旧牵绊着诗人的神经，他的怀里一直揣着来自家园的泥土，这个家园不仅是叙利亚，也是黎巴嫩，或者说是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他的怀乡之心一直跳动着，从未停歇，正如诗人在《没有死亡的挽歌》中写到的：“我在被囚的祖国身后奔跑/在婚宴的丛林里，在摇铃的童年里/我召集了睫毛和臆想/在青草和收成的床衾边/我夹紧了马鞍/向着你——我的祖国疾驰/啊，眼帘之上的冰雪之国。”
二、凸显反叛的现代诗歌精神
阿多尼斯是一个富有质疑精神的诗人，在许多诗作中他自诩为背叛者：“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啊，我背叛过、我正在背叛的世界！”（《背叛》）在这种背叛者的意识里，诗人致力于建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宫殿：“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我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疑惑将我滋养/也被我的断垣和翅翼照亮。”（《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在这个属于阿多尼斯的王国里，他让自己登基，成为风的君王；他提倡创新与革命，不仅在内容与言语的层面上，也深抵到人道主义、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空间之内，主要表现为诗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独特发现：“我搜集我的错误/不是为了把它置于枕下/而是为了把它洒落在路上/错误，也会发光”，“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可见，错误与罪过在诗人的笔下焕发出了被遮蔽的意义，这完全是一位思想者的真知。尤其是《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一诗中，阿多尼斯省去了繁琐的意象与情节，用近一百句“什么是？”为开端，充满智慧的诠释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些短小而凝练的语句具有着真理的永恒和不朽，如“什么是死亡？/在女人的子宫/和大地的子宫间/运行的班车”，“什么是来世？/我们喜欢见识的房子/却不愿在其中居住”等等。更为有价值的是，诗人在这一问一答的形式中宣告了自己的诗歌观，如“什么是诗歌？/远航的船只/没有码头”说明了诗歌的语言需要不设边界、永远流浪，“什么是诗篇？/女童/在不停地/吮吸母乳”表达了诗歌需要在文化的土壤里汲取养料，“什么是隐喻？/在词语的胸中/扑闪的翅膀”体现了诗歌艺术技巧探索的必要。 需要强调的是，反叛精神在阿多尼斯这里并不单单指向一种与阿拉伯诗歌传统的断裂，相反，源于阿拉伯文化传统的艺术积淀与文化视野播种了诗歌的种子，塑造了诗人的观念，并成为了诗人创作中创新与革命的扎实根基。在我看来，阿多尼斯的诗歌具有着一种苦情、象征、神秘的美学韵味，真主安拉与流动的现实常常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写作，如《致故去一瞬的歌》《死》《亚当》等作品。从文化传统的继承角度来观测，诗人的艺术风格正是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的苏菲派诗风的延续，那首《献给哈拉智的挽歌》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对苏菲派诗人的敬意。此外，阿多尼斯的许多诗篇也涉及到了阿拉伯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如《对话》《穆太奈比的骨灰》《短章集锦》中对诗人米赫亚尔·杜莱米、穆太奈比、艾布·努瓦斯和古典哲学家安萨里均有所提及，这些以近东与阿拉伯文化历史为主题的写作，成为诗人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有效工具。传统与现代，毁灭与重建，在阿多尼斯的诗歌中成为一种相互衔接、不断重组裂变的运动，正如诗人所言：“你的抵达/往往是你真正行程的开始。”
三、蕴藏美感的诗歌语言
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认为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是否具有探寻与抗议的姿态，是否能够启迪读者，像利剑刺破苍穹，像火焰驱走阴霾。在阿多尼斯的诗歌世界，他不仅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重估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关注祖国的苦难、饥寒和命运，也积极尝试在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爱情与肉欲等人类的永恒谜题中寻找答案。在我看来，阿多尼斯对语言的精巧构思最能体现诗人古今相通、机警睿智的审美风格。
首先，诗人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写作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语言是乐器一件/但它写就的诗篇却是交响乐”（《短章集锦》），“词语不只是房屋/有时候，它是妻子/更多时候，它是情人”（《白昼的头颅，倚靠在夜晚的肩膀上》），语言作为一种艺术符号系统，它搭建了一首诗的骨骼（房屋），形成了一种语态（妻子），引发了无数的想象（情人）。诗人用语言记录文化、阐释历史：“历史/只有通过凶残的语言才能显现。”（《流星的传说》）诗人用语言抚熨心灵、慰藉苦难：“只有语言/是这寒冷的世上御寒的被毯。”（《布满窟窿的被毯》）
其次，诗人认为诗歌的语言应该具有永恒和超验的意义能指。在与中国诗人杨炼的谈话中，阿多尼斯说在阿拉伯的语言习惯中往往借助与一个事物相关联的其他事物来概括这个事物，隐喻、象征地运用遮蔽了语言的直接性。纵观诗人的整个创作，愈发感到这种“用曲折的书法写出笔直的文字”的诗歌语言逻辑，如《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中，有这样的诗行：“什么是语言？/列车/同时又是道路、旅程和抵达。”诗人通过实物的描绘揭示了语言的功能和本质，它是触摸现实世界的手，也是使读者炽燃的火种。在诗人看来，只有充满歧义和张力的语言才能配上诗歌那种伟大的想象。
参考文献
[1] [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选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2014.5重印）
[2] 朱永良，阿多尼斯诗作的象征世界与现实土壤[J]，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29-32页
[3] 余玉萍，阿多尼斯诗歌的现代性命题——以《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为例[J]，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41-51页
[4] [叙利亚]阿多尼斯，杨炼，诗歌将拯救我们——阿多尼斯（A）与杨炼（Y）的对谈[J]，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第266-275页。
（梁娜，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