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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党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和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依法执政 能力建设 探究
Enhances the party legally ruling ability to inquire into
Jiang Bifang
Abstract: Partys 16 sessions of Fourth Plenary Session proposed the enhancement partys rul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question,emphasized specially must enhance the party legally ruling ability.This point,regarding our country democratic politics development,regarding partys construction,all has the extremely vital significance.The importance which this article draws up from which was in power legall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the party is in power legally and enhances the party the legally ruling ability basic mentality to carry on the inquisition.
Keywords:Is in power legallyAbility constructionInquisition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2-0022-03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
所谓依法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执掌和控制国家政权的方法、手段和途径的总称。从这样一个内涵出发，依法执政至少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二是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一府两院”）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的组织的形式执政，它要求执政党不能以党组织的形式和名义去行使本应由法定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使的职能；三是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或者变相地要求政府和“两院”直接对同级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否则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机关发生越权或者不到位的现象，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程序出现混乱，都会导致整个国家政权机构之间的职能和运作程序发生错位，导致国家政权运作方式处于不正常、不合法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去介入、影响和控制国家政权，而不应游离于国家政权运作方式之外，或者虽然进入国家政权运作方式之中，但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两个特点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四是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法执政。
2.党依法执政的重要性
依法执政作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一问题同样重要。依法执政不仅意味着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而且意味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对于这一点，必须提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
2.1 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主要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而不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因为，从法学意义上讲，所谓合法，就是遵循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就是使党的执政行为合乎法律。所以，依法和合法性是一回事，无须作更多的解释。但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则不同，其内涵要广泛得多。简单说来，执政的合法性，就是广大公众对执政者及其执政行为、执政结果的认同。法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运作所应遵循的规范，是共同接受的行为规则。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共同体现。从这个角度讲，遵循法律，不只是对共同规则的服从，也是对民意的遵从。所以，执政是否依法，直接影响着执政的合法性。
2.2 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科学性。法律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人们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法律不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本身，而只是现实条件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的反映。因此，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法律不会没有缺陷，也不会完全科学。但是，法律毕竟是迄今人们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认识社会、并试图驾驭社会发展的结晶。所以，虽然不能说“依法”就是按规律办事，但是很显然，它是政党尊重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一个执政党连法律都不能遵循，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就无从谈起。而忽视规律，违背规律，执政就失去了科学性，执政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2.3 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如何执好政，如何能够长期执政，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得到社会多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党的目标和纲领(当然，这些目标和纲领归根结底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前一个问题必然归结到执政的合法性，而后一个问题强调的则是执政效率，是执政的科学性问题。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说，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科学性就不会存在；而缺乏执政效率，最终会导致执政合法性的降低。不过，二者之间又存在矛盾。在有的情况下，追求执政的效率(比如说，权力高度集中)会损害合法性，因为它会以对民主的限制为代价；在有的情况下，对执政合法性的过分强调(比如说，事无巨细都要全民讨论、全民公决)，则会牺牲效率。因此，所谓执好政，说到底，就是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效率的结合。怎样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所有执政党都在孜孜不倦地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具体到我们党，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可以说，依法执政就是这两者的结合点。
2.4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的治国方略，这是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迈出的极大一步。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对依法执政的探索也在全面展开，有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从当前实际状况看，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依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不依法执政、不会依法执政的现象，还相当程度地存在。我们经常关注的是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且经常把它直接等同于党的领导的加强或削弱，而往往不太关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是否具有合法性，不太注重公众的感受，造成的结果是，不管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是大是小，用得是对是错，老百姓都觉得和自己无关，心里有怨气，心态不平衡。我们经常关注党(确切地说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运用是否方便，是否能一锤定音、说了算，以为这就是党的核心地位的标志，却往往忽略了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是否有效，结果执政低效甚至无效、执政成本居高不下、官僚主义盛行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执政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我们的依法执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思路
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头绪纷杂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当前情况下探索这一问题，应该沿着以下两个基本方向进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实践，也应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3.1 以切实落实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为契机，努力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因此，落实宪法，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应当成为党依法执政的一个根本着眼点。胡锦涛同志刚担任党的总书记就提出了认真学习宪法的问题，体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卓识。很显然，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围绕党的依法执政能力问题，这里特别指出两点。
3.1.1 切实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在我国国情下的体现，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落实这些要求，是可以为我们党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基础的。更何况我国宪法和其他国家宪法的不同之处，就是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往往不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相反使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变得虚无化。人们感觉到的是，党包揽一切，决定一切。我以为，这是无论遇到大事小事，我们党都总是处在矛盾焦点上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人大的地位虚化了，人大的权威弱化了，整个政治制度的权威也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从另一种含义上讲，这也可以叫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解决的办法，就是抓住“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灵魂，把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要素，包括代表的产生、代表的权利、代表大会的权力等等，都按照是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进行梳理，并细化成一系列可操作的机制。要坚决剔除其中以各种其他名目加上去的不科学的内容，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成为反映民意的根本途径。
3.1.2 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公众或公众推举出的代表有权选择掌权者，形成权力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一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公众或民意代表有选择的机会。遗憾的是，这一环恰恰是我们最薄弱的。究其原因，有的学者归咎于“党管干部”原则。其实这里面有误解。泛而言之，任何执政党都是要“管干部”的。无论什么党执政，它们都会千方百计把党所信任的、能贯彻党的意图的党内精英放到执政的关键岗位上去。所以，在我看来，“党管干部”原则本身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党管干部和人民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坚持党管干部要以否定或虚化人民的选择权为代价，这样一种管法，就是大大值得怀疑的。例如，在向人大或政府推荐干部之前，我们的党组织总是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无可厚非。但是其结果，往往是把党组织决定的惟一人选拿去通过。这就等于取消了民意代表的选择权。或许有人认为，推举惟一候选人是各种政党的通行做法，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表面看是如此。但是，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多党制条件下，每个党推举惟一人选，对公众来说却是多选择的。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同，实行的是一党制。执政党只提出惟一人选，实际上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权。这就违背了民主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这种选举方式。解决的办法，就是由执政党实行真正的差额推荐，逐步形成规范的党内竞争，保证公众和民意代表的选择权得到体现。
3.2 以理顺党政关系为契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
政府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按照这一目的，政府的组成、职责划分、运作方式等等，都有一定的规则，并逐步形成一套体制和机制。如何能使这套体制和机制更好地运行，更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涉及的就是执政科学性的问题，即执政效率的问题。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遇到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我们的重点，首先不在提高政府本身的效率(尽管这个问题其实同样重要)，而在于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制约执政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运作模式，本来是设计在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模式更有效率的基础上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实行“议行合一”原则。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克服西方分权制衡模式带来的那种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但是，实施的结果，如我们看到的，这种体制的高效率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在“议行合一”的政府运作模式之外，实践上还出现了一套同样掌握着权力的党的系统。这两套系统之间相互摩擦，相互掣肘，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运作。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因此，“依法执政”一定要落实到解决党政关系上来。可以说，不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就谈不上依法执政。
理顺党政关系的基本思路，一是要“依法”设计政府的运作。当然，这里的“法”既可理解为宪法的精髓，也可理解为在含义上作了延伸、已经不局限在原来意义的法律，而包含了政治运作规律的意思。政党天生就肩负控制政府的使命，这毫无疑问；但这种控制不能离开政府运作规律，更不能靠破坏这种规律来实现。这是理顺党政关系应把握的根本原则。
回顾历史，我们早就开始对党政关系进行探索。但是，过去的探索，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按照“政府应该怎样运作”的思路去思考，而更多的是把党在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做法合理化、绝对化，把它们当作“中国特色”，要求政府的运作服从这一“特色”。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实行依法执政，就必须跳出这个误区。应当把政府运作作为主线，按照政府和政治运作的自身规律，来相应确定党和政府的各自地位，理顺党政关系。
二是改变党控制政府的方式。执政党控制政府，天经地义。但是，在民主政治中，人民把一部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是行使这部分权力的惟一主体，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两个“天经地义”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政党政治运作的一般原则：形式上，始终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对施权的结果负责；实质上，政党的影响无所不在，渗透其中，从掌权的官员，到政府实施的政策，都深深地打着政党的烙印。这一点，我们党也是做到了的。我们的问题出在，党不仅实质上掌权，而且还保留着形式：党组织直接去掌管一部分立法、行政甚至司法权力，实际上也履行着权力机关的职能，成了行使权力的主体。由此出现的矛盾是，同一个权力，却由两个、甚至更多的主体来行使。这一矛盾，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试图对每一种权力本身都进行划分。大体原则是：党组织掌握其中“大”的、“重要”的部分，政府掌握其中事务性的、次要的部分。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出现了大量内耗和争权夺利的行为。领导干部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琢磨“人”，而不是琢磨“事”上。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掌权者(如书记和县、市长)或有所得，或有所失，有时是“赢家”，有时是“输家”。当然也有时两败俱伤，但说到底，惟有党本身只输不赢——执政效率降低，人民不满意，党的形象受到损害。这是执政低效甚至失效的最主要的原因。长此以往，于执政党不利，于国不利。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改变党控制政府的方式。一方面，应当强化党向政府渗透的力度，不再把党的职务和政府的职务(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职务)人为地、刻意地分开，而是党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推荐给公众，经过他们选择，输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真正执掌权力；另一方面，党组织(如党委会、常委会等)不再作为权力的直接掌握者，和政府争当行使权力的主体。党组织应当恢复作为政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充当人民控制政府、监督政府的工具，充当人民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关于党的领导要变行政领导为政治领导、变直接领导为间接领导、变台前领导为幕后领导的主张，道理就在这里，值得深入思考。
关键词：依法执政 能力建设 探究
Enhances the party legally ruling ability to inquire into
Jiang Bifang
Abstract: Partys 16 sessions of Fourth Plenary Session proposed the enhancement partys rul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question,emphasized specially must enhance the party legally ruling ability.This point,regarding our country democratic politics development,regarding partys construction,all has the extremely vital significance.The importance which this article draws up from which was in power legall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the party is in power legally and enhances the party the legally ruling ability basic mentality to carry on the inquisition.
Keywords:Is in power legallyAbility constructionInquisition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2-0022-03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
所谓依法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执掌和控制国家政权的方法、手段和途径的总称。从这样一个内涵出发，依法执政至少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二是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一府两院”）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的组织的形式执政，它要求执政党不能以党组织的形式和名义去行使本应由法定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使的职能；三是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或者变相地要求政府和“两院”直接对同级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否则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机关发生越权或者不到位的现象，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程序出现混乱，都会导致整个国家政权机构之间的职能和运作程序发生错位，导致国家政权运作方式处于不正常、不合法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去介入、影响和控制国家政权，而不应游离于国家政权运作方式之外，或者虽然进入国家政权运作方式之中，但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两个特点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四是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法执政。
2.党依法执政的重要性
依法执政作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一问题同样重要。依法执政不仅意味着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而且意味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对于这一点，必须提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
2.1 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主要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而不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因为，从法学意义上讲，所谓合法，就是遵循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就是使党的执政行为合乎法律。所以，依法和合法性是一回事，无须作更多的解释。但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则不同，其内涵要广泛得多。简单说来，执政的合法性，就是广大公众对执政者及其执政行为、执政结果的认同。法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运作所应遵循的规范，是共同接受的行为规则。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共同体现。从这个角度讲，遵循法律，不只是对共同规则的服从，也是对民意的遵从。所以，执政是否依法，直接影响着执政的合法性。
2.2 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科学性。法律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人们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法律不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本身，而只是现实条件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的反映。因此，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法律不会没有缺陷，也不会完全科学。但是，法律毕竟是迄今人们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认识社会、并试图驾驭社会发展的结晶。所以，虽然不能说“依法”就是按规律办事，但是很显然，它是政党尊重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一个执政党连法律都不能遵循，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就无从谈起。而忽视规律，违背规律，执政就失去了科学性，执政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2.3 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如何执好政，如何能够长期执政，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得到社会多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党的目标和纲领(当然，这些目标和纲领归根结底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前一个问题必然归结到执政的合法性，而后一个问题强调的则是执政效率，是执政的科学性问题。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说，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科学性就不会存在；而缺乏执政效率，最终会导致执政合法性的降低。不过，二者之间又存在矛盾。在有的情况下，追求执政的效率(比如说，权力高度集中)会损害合法性，因为它会以对民主的限制为代价；在有的情况下，对执政合法性的过分强调(比如说，事无巨细都要全民讨论、全民公决)，则会牺牲效率。因此，所谓执好政，说到底，就是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效率的结合。怎样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所有执政党都在孜孜不倦地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具体到我们党，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可以说，依法执政就是这两者的结合点。
2.4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的治国方略，这是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迈出的极大一步。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对依法执政的探索也在全面展开，有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从当前实际状况看，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依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不依法执政、不会依法执政的现象，还相当程度地存在。我们经常关注的是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且经常把它直接等同于党的领导的加强或削弱，而往往不太关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是否具有合法性，不太注重公众的感受，造成的结果是，不管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是大是小，用得是对是错，老百姓都觉得和自己无关，心里有怨气，心态不平衡。我们经常关注党(确切地说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运用是否方便，是否能一锤定音、说了算，以为这就是党的核心地位的标志，却往往忽略了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是否有效，结果执政低效甚至无效、执政成本居高不下、官僚主义盛行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执政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我们的依法执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思路
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头绪纷杂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当前情况下探索这一问题，应该沿着以下两个基本方向进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实践，也应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3.1 以切实落实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为契机，努力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因此，落实宪法，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应当成为党依法执政的一个根本着眼点。胡锦涛同志刚担任党的总书记就提出了认真学习宪法的问题，体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卓识。很显然，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围绕党的依法执政能力问题，这里特别指出两点。
3.1.1 切实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在我国国情下的体现，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落实这些要求，是可以为我们党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基础的。更何况我国宪法和其他国家宪法的不同之处，就是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往往不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相反使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变得虚无化。人们感觉到的是，党包揽一切，决定一切。我以为，这是无论遇到大事小事，我们党都总是处在矛盾焦点上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人大的地位虚化了，人大的权威弱化了，整个政治制度的权威也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从另一种含义上讲，这也可以叫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解决的办法，就是抓住“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灵魂，把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要素，包括代表的产生、代表的权利、代表大会的权力等等，都按照是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进行梳理，并细化成一系列可操作的机制。要坚决剔除其中以各种其他名目加上去的不科学的内容，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成为反映民意的根本途径。
3.1.2 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公众或公众推举出的代表有权选择掌权者，形成权力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一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公众或民意代表有选择的机会。遗憾的是，这一环恰恰是我们最薄弱的。究其原因，有的学者归咎于“党管干部”原则。其实这里面有误解。泛而言之，任何执政党都是要“管干部”的。无论什么党执政，它们都会千方百计把党所信任的、能贯彻党的意图的党内精英放到执政的关键岗位上去。所以，在我看来，“党管干部”原则本身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党管干部和人民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坚持党管干部要以否定或虚化人民的选择权为代价，这样一种管法，就是大大值得怀疑的。例如，在向人大或政府推荐干部之前，我们的党组织总是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无可厚非。但是其结果，往往是把党组织决定的惟一人选拿去通过。这就等于取消了民意代表的选择权。或许有人认为，推举惟一候选人是各种政党的通行做法，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表面看是如此。但是，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多党制条件下，每个党推举惟一人选，对公众来说却是多选择的。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同，实行的是一党制。执政党只提出惟一人选，实际上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权。这就违背了民主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这种选举方式。解决的办法，就是由执政党实行真正的差额推荐，逐步形成规范的党内竞争，保证公众和民意代表的选择权得到体现。
3.2 以理顺党政关系为契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
政府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按照这一目的，政府的组成、职责划分、运作方式等等，都有一定的规则，并逐步形成一套体制和机制。如何能使这套体制和机制更好地运行，更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涉及的就是执政科学性的问题，即执政效率的问题。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遇到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我们的重点，首先不在提高政府本身的效率(尽管这个问题其实同样重要)，而在于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制约执政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运作模式，本来是设计在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模式更有效率的基础上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实行“议行合一”原则。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克服西方分权制衡模式带来的那种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但是，实施的结果，如我们看到的，这种体制的高效率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在“议行合一”的政府运作模式之外，实践上还出现了一套同样掌握着权力的党的系统。这两套系统之间相互摩擦，相互掣肘，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运作。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因此，“依法执政”一定要落实到解决党政关系上来。可以说，不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就谈不上依法执政。
理顺党政关系的基本思路，一是要“依法”设计政府的运作。当然，这里的“法”既可理解为宪法的精髓，也可理解为在含义上作了延伸、已经不局限在原来意义的法律，而包含了政治运作规律的意思。政党天生就肩负控制政府的使命，这毫无疑问；但这种控制不能离开政府运作规律，更不能靠破坏这种规律来实现。这是理顺党政关系应把握的根本原则。
回顾历史，我们早就开始对党政关系进行探索。但是，过去的探索，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按照“政府应该怎样运作”的思路去思考，而更多的是把党在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做法合理化、绝对化，把它们当作“中国特色”，要求政府的运作服从这一“特色”。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实行依法执政，就必须跳出这个误区。应当把政府运作作为主线，按照政府和政治运作的自身规律，来相应确定党和政府的各自地位，理顺党政关系。
二是改变党控制政府的方式。执政党控制政府，天经地义。但是，在民主政治中，人民把一部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是行使这部分权力的惟一主体，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两个“天经地义”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政党政治运作的一般原则：形式上，始终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对施权的结果负责；实质上，政党的影响无所不在，渗透其中，从掌权的官员，到政府实施的政策，都深深地打着政党的烙印。这一点，我们党也是做到了的。我们的问题出在，党不仅实质上掌权，而且还保留着形式：党组织直接去掌管一部分立法、行政甚至司法权力，实际上也履行着权力机关的职能，成了行使权力的主体。由此出现的矛盾是，同一个权力，却由两个、甚至更多的主体来行使。这一矛盾，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试图对每一种权力本身都进行划分。大体原则是：党组织掌握其中“大”的、“重要”的部分，政府掌握其中事务性的、次要的部分。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出现了大量内耗和争权夺利的行为。领导干部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琢磨“人”，而不是琢磨“事”上。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掌权者(如书记和县、市长)或有所得，或有所失，有时是“赢家”，有时是“输家”。当然也有时两败俱伤，但说到底，惟有党本身只输不赢——执政效率降低，人民不满意，党的形象受到损害。这是执政低效甚至失效的最主要的原因。长此以往，于执政党不利，于国不利。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改变党控制政府的方式。一方面，应当强化党向政府渗透的力度，不再把党的职务和政府的职务(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职务)人为地、刻意地分开，而是党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推荐给公众，经过他们选择，输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真正执掌权力；另一方面，党组织(如党委会、常委会等)不再作为权力的直接掌握者，和政府争当行使权力的主体。党组织应当恢复作为政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充当人民控制政府、监督政府的工具，充当人民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关于党的领导要变行政领导为政治领导、变直接领导为间接领导、变台前领导为幕后领导的主张，道理就在这里，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