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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城》和《伤逝》都对五四过后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不彻底性的原因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主要女性角色悲剧的解读，以现代女性为研究对象，初步分析女性只有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魅力的提升来化解自我危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关键词：伤逝；围城；现代女性；自我危机
钱钟书的《围城》和鲁迅的《伤逝》通过描绘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通过女性形象子君和孙柔嘉在爱情婚姻这一人生舞台上的悲剧结局，对当时女性解放的不彻底进行了批判。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知识的增加而改变，这首先表现在她们走出家门的意愿并不是像男人那样自由自在扬名露脸，而是为了有资格做这类“新男人”的“新太太”。在那个陈旧的价值观念已接近崩溃，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的时代，尽管她们走出闺门求学求职、大胆追求理想的爱情，逃脱了中国数千年来被父母、家庭操纵安排的旧式婚姻，但她们的心态仍然是传统的，思考的还是如何维系家庭的安定，如何把握婚姻。这不仅是由于现代女性接受的西方文化深入尚浅造成，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她们自我价值定位的局限所致，进而产生一种女性自我危机，错误的认识自我，忽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沉积已久的依附心理使其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特征。
两部作品中都有突出的女性自我危机。《伤逝》中的子君因为涓生的“启蒙”而具有了现代女性的特点，但仅仅单一地表现为对爱的自主选择和觉醒，《围城》中的孙柔嘉则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带来的新式思想影响的同时，不自觉地又身处于传统文化的禁锢之中。因此，子君同柔嘉都只在形式上独立，来满足自己内心逐渐萌芽的反抗意识，实则并没有认识到作为现代女性的自我危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知女性同样存在着自我实现的需求，女性的自我危机即是女性如何从自身的幼稚通向人的自我完善，女性如何最大限度提升自我价值和人格特征，这是女性生存的选择，女性需要一种更有创造性的生存环境，一种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
《伤逝》表达了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关注和探索，塑造了子君这一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渴望自由的爱情，从旧思想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但是某些传统思想仍然存在，在与涓生同居组建小家庭之后这种热情退去，内心的传统女性意识使她甘愿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为爱做出牺牲。这时不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涓生都是绝对的主导，又有物质生活带来的窘困、情感上的日渐淡漠，女性解放的新思想在她身上早已无处可寻，不惜与家人决裂忿然出走换来的终不过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子君坚决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接受了涓生高谈阔论的新思想，打破旧制度、男女平等，背弃胞叔和父亲，奋不顾身地和涓生同居。形式上打破了家庭专制，逃出封建制度的藩篱，脱离被操纵的婚姻，实则并没有独立的自我，只是一味地去被动接受与附和涓生的思想，在愛情中激发的独立最终只是流于形式罢了。
《围城》中的孙柔嘉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知识女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积淀构成了多层面的生存环境，受到西方精神的影响，使她显示出女性的能动性和“自主”，掌握了知识走进了社会，获得了经济自主权，懂得取悦男人的手段，谋取一个依靠。但是，在东西方复合文化背景之下，她又没有摆脱传统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旧观念。对孙柔嘉而言，婚姻就像一根稻草，只有抓住这根稻草，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求得生存，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进入婚姻这座围城作为一种机会——摆脱悲剧命运的机会，而不是勇敢追求纯真爱情的结果。婚后孙柔嘉的生活圈变得很小，她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这段婚姻上，丈夫就是她能把握的一切，但是方鸿渐根本不愿听从自己的安排，也不可能完全受自己的掌控，如此一来矛盾日渐增多，生活琐碎摩擦不断，双方都身心疲惫，无力维系这段婚姻，最终只得出城。
不论是子君，还是柔嘉，她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传统文化作出过反抗，都存在意识的半觉醒。尽管这反抗只是冰山一角，甚至以失败告终，但是她们都萌发了作为新女性的主体意识。然而不足的是在那个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这种意识不过是一种半觉醒，并没有使现代女性的内心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只在这种半觉醒意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形式上的改造，而现代女性的那一点尚未完全形成的主体存在意识不可避免地被传统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所抹杀。
在子君看来，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我是自己的”，并凭着这样的觉悟去追求她渴望的只为了爱的人生，只是主体存在意识是那样的薄弱。
比起子君，柔嘉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心态去维系自己千方百计得来的婚姻，然而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文化的局限。“做事固然很好，不过夫妇俩同在外面做事，‘家无主，扫帚倒竖’，乱七八糟，家庭就有名无实了。”在方家受到的种种委屈，娘家又无帮衬，只有一个姑母可以依靠，而丈夫又被姑母瞧不起，为了让姑母“喜欢自己的丈夫，常教鸿渐替陆太太牵狗出去撒尿拉屎。”这样的曲意逢迎自然让鸿渐觉得受了气，没了尊严，因此也不愿接受陆太太在纱厂为他谋职，可怜柔嘉认为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反倒遭受丈夫的指责，越发懊悔当初的自己为什么千方百计地要嫁他。但她必须守着这围城，唯恐方鸿渐跳了出去，直至矛盾一触即发不可收拾，才发现出城是唯一的选择。
综上所述，子君和柔嘉的悲剧反映了现代女性不自觉的自我危机，同时这也是许多当代知识女性仍然没有摆脱的阴影，传统文化亟待改造的女性自我危机仍然存在，她们虽然在主体独立意识中觉醒，却无法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下实现自我价值，无法挣脱家庭的牢笼真正独立地生活，更无法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这给予我们的启示不只是力求营造一种对女性来说更有创造性的生存环境、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更深层的意义是指导当代知识女性万不可忘记自己有着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不是盲目的停留在寻找归属与爱的需求阶段。
关键词：伤逝；围城；现代女性；自我危机
钱钟书的《围城》和鲁迅的《伤逝》通过描绘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通过女性形象子君和孙柔嘉在爱情婚姻这一人生舞台上的悲剧结局，对当时女性解放的不彻底进行了批判。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知识的增加而改变，这首先表现在她们走出家门的意愿并不是像男人那样自由自在扬名露脸，而是为了有资格做这类“新男人”的“新太太”。在那个陈旧的价值观念已接近崩溃，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的时代，尽管她们走出闺门求学求职、大胆追求理想的爱情，逃脱了中国数千年来被父母、家庭操纵安排的旧式婚姻，但她们的心态仍然是传统的，思考的还是如何维系家庭的安定，如何把握婚姻。这不仅是由于现代女性接受的西方文化深入尚浅造成，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她们自我价值定位的局限所致，进而产生一种女性自我危机，错误的认识自我，忽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沉积已久的依附心理使其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特征。
两部作品中都有突出的女性自我危机。《伤逝》中的子君因为涓生的“启蒙”而具有了现代女性的特点，但仅仅单一地表现为对爱的自主选择和觉醒，《围城》中的孙柔嘉则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带来的新式思想影响的同时，不自觉地又身处于传统文化的禁锢之中。因此，子君同柔嘉都只在形式上独立，来满足自己内心逐渐萌芽的反抗意识，实则并没有认识到作为现代女性的自我危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知女性同样存在着自我实现的需求，女性的自我危机即是女性如何从自身的幼稚通向人的自我完善，女性如何最大限度提升自我价值和人格特征，这是女性生存的选择，女性需要一种更有创造性的生存环境，一种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
《伤逝》表达了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关注和探索，塑造了子君这一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渴望自由的爱情，从旧思想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但是某些传统思想仍然存在，在与涓生同居组建小家庭之后这种热情退去，内心的传统女性意识使她甘愿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为爱做出牺牲。这时不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涓生都是绝对的主导，又有物质生活带来的窘困、情感上的日渐淡漠，女性解放的新思想在她身上早已无处可寻，不惜与家人决裂忿然出走换来的终不过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子君坚决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接受了涓生高谈阔论的新思想，打破旧制度、男女平等，背弃胞叔和父亲，奋不顾身地和涓生同居。形式上打破了家庭专制，逃出封建制度的藩篱，脱离被操纵的婚姻，实则并没有独立的自我，只是一味地去被动接受与附和涓生的思想，在愛情中激发的独立最终只是流于形式罢了。
《围城》中的孙柔嘉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知识女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积淀构成了多层面的生存环境，受到西方精神的影响，使她显示出女性的能动性和“自主”，掌握了知识走进了社会，获得了经济自主权，懂得取悦男人的手段，谋取一个依靠。但是，在东西方复合文化背景之下，她又没有摆脱传统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旧观念。对孙柔嘉而言，婚姻就像一根稻草，只有抓住这根稻草，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求得生存，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进入婚姻这座围城作为一种机会——摆脱悲剧命运的机会，而不是勇敢追求纯真爱情的结果。婚后孙柔嘉的生活圈变得很小，她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这段婚姻上，丈夫就是她能把握的一切，但是方鸿渐根本不愿听从自己的安排，也不可能完全受自己的掌控，如此一来矛盾日渐增多，生活琐碎摩擦不断，双方都身心疲惫，无力维系这段婚姻，最终只得出城。
不论是子君，还是柔嘉，她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传统文化作出过反抗，都存在意识的半觉醒。尽管这反抗只是冰山一角，甚至以失败告终，但是她们都萌发了作为新女性的主体意识。然而不足的是在那个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这种意识不过是一种半觉醒，并没有使现代女性的内心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只在这种半觉醒意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形式上的改造，而现代女性的那一点尚未完全形成的主体存在意识不可避免地被传统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所抹杀。
在子君看来，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我是自己的”，并凭着这样的觉悟去追求她渴望的只为了爱的人生，只是主体存在意识是那样的薄弱。
比起子君，柔嘉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心态去维系自己千方百计得来的婚姻，然而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文化的局限。“做事固然很好，不过夫妇俩同在外面做事，‘家无主，扫帚倒竖’，乱七八糟，家庭就有名无实了。”在方家受到的种种委屈，娘家又无帮衬，只有一个姑母可以依靠，而丈夫又被姑母瞧不起，为了让姑母“喜欢自己的丈夫，常教鸿渐替陆太太牵狗出去撒尿拉屎。”这样的曲意逢迎自然让鸿渐觉得受了气，没了尊严，因此也不愿接受陆太太在纱厂为他谋职，可怜柔嘉认为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反倒遭受丈夫的指责，越发懊悔当初的自己为什么千方百计地要嫁他。但她必须守着这围城，唯恐方鸿渐跳了出去，直至矛盾一触即发不可收拾，才发现出城是唯一的选择。
综上所述，子君和柔嘉的悲剧反映了现代女性不自觉的自我危机，同时这也是许多当代知识女性仍然没有摆脱的阴影，传统文化亟待改造的女性自我危机仍然存在，她们虽然在主体独立意识中觉醒，却无法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下实现自我价值，无法挣脱家庭的牢笼真正独立地生活，更无法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这给予我们的启示不只是力求营造一种对女性来说更有创造性的生存环境、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更深层的意义是指导当代知识女性万不可忘记自己有着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不是盲目的停留在寻找归属与爱的需求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