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转制解决的是出版单位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对编辑主体呢?则是解放了出版单位的生产力，而且是核心生产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将转制与编辑主体的再造有机地联系起来。
　　转制本身就是出版单位的生产力发展受到某种束缚，包括编辑生产力发展受到某种束缚提出的要求。在没有转制的条件下，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编辑的生产力还是获得了相对的解放。未改革之前，在我们编辑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干好与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都是一个样，或接近一个样。改革以来，此种情形大为改观，出现了策划编辑、组稿编辑和文字编辑、技术编辑的分野，也有了项目经理的尝试，为数不少的出版单位还把编辑的报酬、待遇与其编辑策划的图书等出版物在市场的营销情况直接挂起钩来，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编辑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是这种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在宏观上没有解决出版单位与政府机关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割断政府制约的脐带，也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编辑说不清楚要为国有资产负多大程度责任，因而缺乏创业冲动;从微观上讲，对编辑的激励还只在政策层面，未上升到制度层面，更多的是短期效应，一般不会有较长期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已经表现出某种策划实力、文字实力的编辑难以长期地、持久地为该出版单位服务，就容易被挖墙角，出现骨干缺乏现象，该出版单位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难以加固和延伸自己的品牌，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了。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国有出版单位编辑骨干到民营书业企业，到外资书业企业供职的现象了。在一些老字号出版单位，编辑一旦涂上足够的老字号色彩就要“打点行装”、改换门庭了。
　　不仅对于编辑们是这样，对于总编辑们，对于社长们也有类似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国有出版社年度总是处在几十个人、几百种书、几千万码洋的简单再生产水平上，就是因为在体制上，没有将企业的发展与老总们的命运水乳交融、血肉相连地连接在一起。当看到一些把很差的或很小的出版企业经营得生机勃勃，且规模不断增大的处于核心竞争力之首的老总们，一夜之间，一纸命令被调离或光荣退休的老总的处境时，其它出版单位的老总们按照一般心理逻辑，怎么会在任职的有限性、短暂性的条件下，普遍要求自己无私地作奉献，永久性地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贡献给这一单位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存出版生产关系对出版、编辑生产力的束缚和限制。转制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先是成建制地由事业转变为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的办法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的方式，明晰了产权界限，进行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然后就要考虑借助投融资的形式，形成产权多元化，或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种格局，首先会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为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奠定了基础。什么叫对编辑的产权的人格化？就是对普通编辑适度配股和允其购股，对骨干编辑要舍得配大股和允其购大股，对总编辑(社长)要许可为其配头股，允其购头股(顺带说一下，从普通编辑到总编辑更多都应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通过这种办法一是促使编辑和整个出版企业结为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盈亏共担;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编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三是促使这种“激发”具有长久性、可持续性，甚至具有无限延伸和延展性。如同一个大学不在于大楼和大院，而在于大师和大师群一样，一个出版企业的地位和影响不在于其级别、背景，而在于骨干编辑和骨干编辑群体的形成与否。转制的目标正在这里。不仅如此，转制是从制度层面，从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层面解决总编辑、明星编辑、骨干编辑、普通编辑的持久的创造性动力问题，其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至于说编辑们怎么策划出灿烂夺目、优质实用的精神的花朵和精神的果实，那是编辑们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越俎代疱。
　　转制与编辑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转制不能代替编辑，即便是成功的转制也不可能必然地导致成功的选题，借用毛主席的话说:转制只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只是从制度层面为出版企业的发展和编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只是为编辑追求高质量策划和文字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但在提供了动力、活力的情况下能否策划出高质量的选题，能否加工出高质量的书稿、文稿，都仍然具有或然性，甚至还有不少的未知因素。这要看编辑的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