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欧大旭的首部长篇小说《丝之谜》获得惠特布莱奖后，欧大旭便逐渐走入大家的视野。2009年，他受上海作家协会的邀请，在上海停留了一年，并完成了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五星豪门》。目前，对于《五星豪门》的研究主要涉及了经济、历史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而忽略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在社会生活中的境况。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菲比与颖慧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的来自男性权威话语的影响，指出尽管男性权威话语以及内化了男权意识的女性团体试图定义并束缚她们，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得以抗争男权话语，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
　　一、男权话语的压迫与束缚
　　《五星豪门》主要讲述了五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离开故国到上海追求新生活的故事。这五个年轻人分别是华特、贾斯汀、盖瑞、颖慧与菲比。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各不相同。贾斯汀为了商业拓展，华特为了给父辈的恩怨复仇，盖瑞为了有更好的平台完成其歌手的梦想，颖慧为了继续自己失败的事业，菲比则是为了改变其贫困现状。
　　菲比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贫穷偏远的山村，闭塞的环境封锁了人们的视野与工作机会。人们不允许“变化”的存在。“那是一个又远又穷的地区，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菲比也习惯了自己被认作是低人一等的。”由于地区的偏远与人们思想的固化，想要改变命运并取得经济上独立的机会微乎其微。为了寻求经济上的独立，菲比只能将希望诉诸其他国家。在好友给出经理职位这一空口承诺的诱惑下，菲比离开了马来西亚，并开始在深圳、上海等地辗转寻求工作。“由于离散群体中绝大多数妇女在就业等方面容易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因此更容易处于贫困化、边缘化的不利地位。”而作为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偷渡人员，她只能将暂时的容身之处寄托在一些餐馆或者小工厂等地方。为了生存，她开始四处漂泊。她从深圳来到广州，在广州，她除了要忍受混杂着各种洗衣粉和汗水混合味道的潮湿的宿舍外，还要警惕着身份的暴露。除了生存环境的艰难，来自经理的示好以及性骚扰更是让菲比遭受到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与压迫。“每次他来都会把她叫进办公室并向她展示礼物”，正是由于经理的讨好奉承，菲比周围的女性完全忽略了菲比掌握着英语和粤语两门语言这一技能，而将她的行政管理职位完全归因于菲比与经理的“私情”。“她为什么马上就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她刚进公司就做行政管理而不是在生产线上工作？”她们对菲比生活的讨论与猜测造就了菲比的孤独，也是菲比再次逃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次辗转让菲比将成功的希望诉诸对成功人士的模仿。正如“女性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是依赖于社会大环境的”。菲比对自我的认知、人生的追求也是在一本名为《五星亿万富翁的秘密》的指导下开始的。菲比不知道的是，该书的作者同为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寻找机会的华特，但她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视每句话为金玉良言。“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生产出的关于女性的知识，超越了性别的差异而成为一种普遍存在时，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认识就搭上了男权文化的印记。”身处一个没有“变化”的乡村环境，离开正是菲比独立意识觉醒的体现。然而，《五星亿万富翁的秘密》从男权意识出发认为女性应该通过依附其他男性来获取人生的成功这一观点改变了菲比的独立意识。“忘记你的过去，忘记你的现在，成为别人眼中的人。”冷漠和虚伪占据了菲比的思想。她拒绝结交朋友并选择通过相亲来结识富豪以获取钱财。菲比对这本所谓成功秘籍的虔诚态度让她在无形之中被男性话语操控，以男性观点与话语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注定会失败。
　　不同于菲比遭受的来自外部大环境的多重压迫，颖慧精神上的压迫来源于家庭内部的不认同。正如女性社会活动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指出，家空间对于女性可能是牢笼、陷阱和监狱。家人的否定是颖慧离开家庭与生意的破产的主要因素，由于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颖慧的经济状况允许她经营自己的生意。但是，颖慧的家庭不仅没有提供必要的帮助，反而不断地在颖慧的精神上施压。父母将咖啡馆生意的失败归结于女性在经商方面缺乏天赋。面对质疑，颖慧坚信“她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她将会证明自己，父母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为了逃离这种精神的压迫，颖慧离开家庭，并在上海重新建立自己的事业。然而，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很难构建出獨立的话语权，她们甚至失去了规划自我人生道路的权利。“没有丈夫，你的工作是不会成功的”“颖慧无法掩饰自己的烦恼，但还是听任自己被说服去参加了几次相亲”。颖慧周围的女性朋友内化了男权思想，她们接受女性应该属于家庭而不是事业的观点，认为家庭上的成功才能够衡量女性人生的成功。不仅如此，她们还以此为标准来要求颖慧。事实上，“女性的屈从低位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们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自然秩序”。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不论是对颖慧不适合经商的断言，还是一群声称“为你好”的女人用语言逼迫另一个女人背离自己的意愿而选择相亲，这些都存在于每一个女性的生活中，一旦违背了传统话语的要求，就得不到群体的认同。在完全内化了男权思想的朋友面前，颖慧成了“他者的他者”。
　　二、女性意识的反抗
　　尽管存在着外部与内部等多重压迫与歧视，女性却并没有妥协，反而在不断的磨难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找寻和坚持真实的自我。菲比和颖慧离开马来西亚到中国寻求成功，代表着她们不屈服于周围社会环境的压迫与对传统父权意识的反抗。在故国男性话语的压制下，菲比保持着获得成功的野心。她拒绝接受所谓的主流思想。来到中国之后，多次失去工作让她开始自我反思并质疑《五星亿万富翁的秘密》。华特在书中说：“世界上没有真心朋友，一旦你毫无保留地信任别人，你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受到伤害。”菲比很长时间是认同他的观点的，但在她与燕燕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燕燕的陪伴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因此，她积极地与燕燕建立了稳固的朋友关系。她最终放弃书中所言的依附男人而换取优渥物质生活的想法，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经济的独立。面对华特这样一个成功商人，菲比厘清了自己的内心并拒绝了华特的求爱。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菲比都不再是一个寄生者，“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开始从一个完全的他者向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过渡。她用切实的行动反抗《五星亿万富翁的秘密》的训诫，挣脱了男性意识的束缚。菲比的改变正是她逐渐找到了自我意识的体现，她以逃离来丢弃马来西亚农村的传统话语压迫，以背离书中的安排来丢弃男性话语意识压迫。她的转变代表着她反抗内化的男性意识的精神的觉醒。
　　相比于菲比思想上的成长，颖慧对自我的认知是更进一步的。尽管家人和恋人都认为颖慧不适合从商，但颖慧并没有否定自我的价值。她是有独立意识的新型女性的代表，不依赖于家庭的帮助也不将人生完全寄托在婚姻上。她能够平静地接受男友的出轨，也能够离开家庭，甚至离开故国而建立独属于自己的生活。她不再附属于父亲与男友。离开马来西亚转而到上海继续她未完成的事业正是她对以父亲和男友为代表的男性话语的反抗。在中国，她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她不断发展新的生意正是她对女性不适合经商等言论做出的反击。即使面临再一次的破产，她依旧没有否定自己的能力。她坚信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他人的判断。她对自我能力的坚定信念正是对“女性是天生的弱者”这一话语的反击。
　　三、结语
　　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马来西亚;不论是颖慧所处的中产阶级，还是菲比所属于的社会底层，女性总是经历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与束缚，女性被置于从属地位，女性的弱小和付出成了理所应当。尽管压迫与束缚无处不在，但她们从未放弃希望。生活的压迫是反思的动力，她们开始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不断向其迈进，精神的压迫锻造了她们坚定的意志与质疑的勇气。她们的逃离、改变、质疑和坚持正是对这个男性意识主导下的社会的有力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