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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率下调本在预料之中，企业也多未雨绸缪。然调整幅度之大，且未设置过渡期，以致政策出台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而出现了短时间内政府、企业两相博弈。为此，本刊约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先生、商务部国际商报社国际商务交流中心主任何伟文先生和国金证券策略分析师陈东先生，从企业到行业，再到宏观层面进行评析。
税率下调影响知多少
《进出口经理人》：出口退税率调低，企业首先需要的就是测算新税率造成的出口产品成本的增加。这一成本应该怎样计算？退税率下调对企业、行业有怎样的影响？
何伟文：出口退税政策中退税部分主要是针对增值税的，应该以出口产品增加值部分乘以税率调整的百分点来计算。举个例子：
某产品价格100元，其中原料40元，增加值60元，增值税税率为17%。那么其产品出口价格就是110.2（100+60×17%）元。假定原退税率17%，即退10.2元，出口成本为100（110.2-10.2）元。假定现退税率13%，即退7.8元，出口成本为102.4（110.2-7.8）元。也就是说，税率下调4个百分点，企业成本增加2.4个百分点。
退税率下调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因产品而异。据有关调查，出口退税率每调低1个百分点，江苏纺织企业利润要减少4.6%。机电产品涉及面要小一点，税号占21.9%，金额占15.8%（按2007年前4個月计算）。这是因为国家对机电产品出口总体上还是鼓励的。但个别企业影响较大，例如江苏金鼎集团出口电动工具，去年销售额25亿元，产品95%出口，解决了2.1万人就业。2007年1~5月，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合计使成本上升9.3%，利润已不足1%。这次退税率又降低8个百分点，企业面临亏损。
陈东：退税率下调对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企业当然是负面影响，但宏观上，这是国家调整出口结构的一种手段。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实际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动态分析，比如某个行业的退税率突然降低，企业如果要以原先价格出口，出口量就会降低，而如果出口量下降，多余的产品就会转到国内销售，这样国内价格也会下降。静态分析要考虑企业出口比例、毛利率、利润率等因素。其中，企业出口比例和出口盈利能力是两个敏感度很高的因素。如果企业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很强，那么几个百分点降下来，对利润影响其实不大。
行业之间差别也非常大。那些定价能力非常强的，如一些优势资源品完全可以通过提价让对手来承担成本。还有一类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日用品、部分化工品，情况就不同，所以需要分行业看。此次调整受影响比较大的是塑料、原料药、部分磷化工产品、燃料等集中于上游的原材料产业。与2007年年初的情况是相对应的，因为年初就是这类产品大量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加大。
整体测算，此次退税率下调降低工业利润3%~5%，对此，我国工业完全有能力承受。而且这个测算并不是按照7月1日的方案进行的，是按照前一段时间从上市公司掌握的一个大的出口退税调整名单（其范围和力度都比7月1日推出的政策大）来测算的。
企业短期内如何应对
《进出口经理人》：面对退税率突然调低，中小企业受影响更大，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规避此次税率调整带来的利润损失？
何伟文：从长期看，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转向经营高附加值的产品，但不转产也不意味着无能为力。如果出口企业一时转产还有困难，也可以考虑加工贸易、内销、提价，或是直接将产品拿到国外的批发市场销售等。
可能有很多企业都采取提价的措施。当然，提价确实有可能会丢掉一部分订单，但有的企业是可以在与外商的谈判中争取价格话语权的。去年我在纽约梅西百货看到POLO男衬衫每件卖85美元，香港造。了解后发现，该批衬衫从越南订货，每打40美元。这足以说明外商的利润空间很大，价格有提高余地。中国供应商数量众多，外商因此趁机压价。行业协会或商会是否可以考虑以某种方式牵头集体提高对外定价，这样也利于避免低价倾销的指责。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将产品拿到国外的批发市场销售，售价往往可以明显提高，甚至成几倍提高。因为在国内等人家来采购，最多是按一级批发价；拿到国外，直接同二级批发商谈，可以争取到二级批发价；同零售商谈，则可能拿到零售价。目前美国一些城市如迈阿密正在筹办中国产品批发中心，国内企业可以认真了解和尝试。
陈东：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当然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但需要一段时间企业才有可能做到。而且，产品结构的调整像一些电子类产品是可以的，但对于一些低附加值的制成品、一般的原材料行业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应对只在理论上具有参考作用，对企业短期内帮助不是很大。
部分企业可以考虑提价，但有的企业不行，这需要企业有提价能力。另外，我国还有大量加工型贸易，出口产品的定价都是对毛利率的定价。比如国外厂商下订单到中国生产一批零件，给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20%。那么，不管成本怎么变，我国企业就是获得20%的毛利，对于这种定价方法影响不大。
政策是否会继续调整
《进出口经理人》：有的专家提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在无形中打乱了企业生产节奏，希望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能保持政策稳定，你是否也这么认为？请你预测一下，就出口退税方面，国家近期是否还会有更大举措？
何伟文：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突然调整确实在无形中打乱了企业生产节奏，政策在一定时期应该保持稳定。但这取决于客观事态发展的需要。如果顺差还压不下来，国家肯定还会出台新政策，就像中央关于房地产的政策，达不到效果就推出新的。
陈东：退税率未来还会下调，但决策层的思路是在于改变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就是政策不象以前那样拼命刺激企业出口，而是慢慢地把刺激程度降下来。实际上，就测算出来的影响看，我认为后面还会有2~3次的税率下调。为什么要分步下调呢，国家就是要看看企业的承受力。
也许有的企业单子还在谈，有的货还在备，退税率突然下调对企业影响很大。确实我国的政策不管是出口退税也好，其它还有一些政策也有这个问题，企业肯定难于应付。但决策层为什么这么做？我国出口退税、出口税这方面的政策不是一次调整了，每次调整之后，都会产生博弈行为。比如上次调整就出现了企业抢闸出口、虚假合同等。客观地说，企业的反应有和政策博弈的含义在里面。决策层这种做法，也是被这种现象倒逼回来的。
退税是否为最优政策
《进出口经理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为主要政策目标，请你谈谈政策实施后可能的效果。对于缓解顺差过大的政策目标，出口退税率下调是否为最优选择？
白明：退税率下调重要效果就是中国政府不再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支付更多“门票”费用。
近年来，通过运用各种反倾销措施，一些国家强化了对从中国进口相关商品数量的约束，反倾销税的征收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状况。但国外的进口商不会坐视自身利润空间被压缩，会尽可能将反倾销税所带来的租金成本压力向上游转嫁——进一步压低从中国进口的相关商品价格。然而，国外进口商转嫁过来的成本压力并非完全由国内出口企业承受。长期以来，通过获取出口退税，企业将这部分成本压力转移到了政府。也就是说，外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实际上充当了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票”作用，而中国政府通过出口退税方式，出资为这些国内企业购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门票”。
买“门票”确实维持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国内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占有率，但代价也是明摆着的。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附着上了国际间财富转移因素，通俗地讲，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成了别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由于国家为企业所获取的国际市场“门票”买单，国内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存在的许多内在矛盾被掩盖，特别是掩盖了经营方式粗放且效益不高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出口所承载的创汇压力有所缓解，因而中国也越来越有条件约束自身的出口行为，以使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向由求“多”向求“精”转变。
与外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一样，我国政府减少出口退税可同样抑制出口。更进一步，同样是约束出口规模，但效果不一样。国外少买的效果是压价，而中国少卖的效果是抬价。与其让别人征收反倾销税，倒不如自己主动减少出口退税。而且这样做，外国政府没有借口也没有动力去征收反倾销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做上去了，中国政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支付“门票”的费用也减少了。至于出口数量，虽然受到约束较多，但即便自己不约束，其它国家不也同样约束？总之，减少出口退税只不过会使中国的出口数量增长空间有所收敛，但不会出现绝对收缩，最多也就是出口的增长节奏有所放慢，而出口效益却会大大改善。这完全属于帕累托改进，何乐而不为？
何伟文：从根本上说，我国这种退税办法值得考虑。
税权。税权应该在立法而不在行政部门。在美国，哪怕税率动一个百分点，都要经过缜密研究，比如布什减税政策，国会经过了长时间论证。立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但我国行政部门就直接决定了，而且往往很突然。另外，国外许多税率变动的法律是有期限的，不是永久的，它一般是到哪一年几月几号为止，这样企业可以预测。进一步，像这样政策的推出，涉及到企业就应该经过企业公听，应该在准备实行之前公示。
税制。根据WTO规则，所有出口产品应该是零关税，出口退税政策不应鼓励，是题中应有之义。本身不应该征，征了就应当退。在法国不征不退，德国先征后退。美国不退，所以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比欧洲、日本要差。
税种。建议用别的税种代替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干脆退。调节出口，可以根据不同出口产品，按不同政策加征不同税率的附加税。例如对电子类产品少征，对高科技产品不征，对资源性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征重税。这样既符合行业政策，可能也更科学一点。
另外，顺差高是客观规律。德国从70年代初起就有巨额顺差，持续几十年，顺差额比中国还大。但美国没有说它失衡，为什么？其实从贸易摩擦来讲，关键问题不在于说不平衡，在于美国、欧盟认为中国许多贸易做法不公平，“不患不平而患不公”。美国一些报告说中国构成竞争力的8个要素中，有5个是不公平的，分别是汇率、补贴、侵权、还有劳工成本和劳动条件。我们对策的重点恐怕是这些方面。
陈东：其实出口退税政策再执行2~3次，对减少顺差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我认为在中期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我國现在政策一直在刺激出口，现在顺差很大，贸易摩擦也很多，我认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方向应该放弃。但如果采取再加征出口关税的方式，这和出口退税调整就不是一样的含义了。出口退税下调是国家不过于刺激出口，但如果大幅加征出口关税，那就是抑制出口，就涉及到政策是在主动抑制一些产业的增长。要主动抑制一些产业的增长，就需要对产业作出选择，但决策层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判断力，或者能不能把这方面进一步的调整交给市场，交给汇率。我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更市场化一些。
税率下调影响知多少
《进出口经理人》：出口退税率调低，企业首先需要的就是测算新税率造成的出口产品成本的增加。这一成本应该怎样计算？退税率下调对企业、行业有怎样的影响？
何伟文：出口退税政策中退税部分主要是针对增值税的，应该以出口产品增加值部分乘以税率调整的百分点来计算。举个例子：
某产品价格100元，其中原料40元，增加值60元，增值税税率为17%。那么其产品出口价格就是110.2（100+60×17%）元。假定原退税率17%，即退10.2元，出口成本为100（110.2-10.2）元。假定现退税率13%，即退7.8元，出口成本为102.4（110.2-7.8）元。也就是说，税率下调4个百分点，企业成本增加2.4个百分点。
退税率下调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因产品而异。据有关调查，出口退税率每调低1个百分点，江苏纺织企业利润要减少4.6%。机电产品涉及面要小一点，税号占21.9%，金额占15.8%（按2007年前4個月计算）。这是因为国家对机电产品出口总体上还是鼓励的。但个别企业影响较大，例如江苏金鼎集团出口电动工具，去年销售额25亿元，产品95%出口，解决了2.1万人就业。2007年1~5月，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合计使成本上升9.3%，利润已不足1%。这次退税率又降低8个百分点，企业面临亏损。
陈东：退税率下调对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企业当然是负面影响，但宏观上，这是国家调整出口结构的一种手段。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实际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动态分析，比如某个行业的退税率突然降低，企业如果要以原先价格出口，出口量就会降低，而如果出口量下降，多余的产品就会转到国内销售，这样国内价格也会下降。静态分析要考虑企业出口比例、毛利率、利润率等因素。其中，企业出口比例和出口盈利能力是两个敏感度很高的因素。如果企业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很强，那么几个百分点降下来，对利润影响其实不大。
行业之间差别也非常大。那些定价能力非常强的，如一些优势资源品完全可以通过提价让对手来承担成本。还有一类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日用品、部分化工品，情况就不同，所以需要分行业看。此次调整受影响比较大的是塑料、原料药、部分磷化工产品、燃料等集中于上游的原材料产业。与2007年年初的情况是相对应的，因为年初就是这类产品大量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加大。
整体测算，此次退税率下调降低工业利润3%~5%，对此，我国工业完全有能力承受。而且这个测算并不是按照7月1日的方案进行的，是按照前一段时间从上市公司掌握的一个大的出口退税调整名单（其范围和力度都比7月1日推出的政策大）来测算的。
企业短期内如何应对
《进出口经理人》：面对退税率突然调低，中小企业受影响更大，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规避此次税率调整带来的利润损失？
何伟文：从长期看，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转向经营高附加值的产品，但不转产也不意味着无能为力。如果出口企业一时转产还有困难，也可以考虑加工贸易、内销、提价，或是直接将产品拿到国外的批发市场销售等。
可能有很多企业都采取提价的措施。当然，提价确实有可能会丢掉一部分订单，但有的企业是可以在与外商的谈判中争取价格话语权的。去年我在纽约梅西百货看到POLO男衬衫每件卖85美元，香港造。了解后发现，该批衬衫从越南订货，每打40美元。这足以说明外商的利润空间很大，价格有提高余地。中国供应商数量众多，外商因此趁机压价。行业协会或商会是否可以考虑以某种方式牵头集体提高对外定价，这样也利于避免低价倾销的指责。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将产品拿到国外的批发市场销售，售价往往可以明显提高，甚至成几倍提高。因为在国内等人家来采购，最多是按一级批发价；拿到国外，直接同二级批发商谈，可以争取到二级批发价；同零售商谈，则可能拿到零售价。目前美国一些城市如迈阿密正在筹办中国产品批发中心，国内企业可以认真了解和尝试。
陈东：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当然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但需要一段时间企业才有可能做到。而且，产品结构的调整像一些电子类产品是可以的，但对于一些低附加值的制成品、一般的原材料行业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应对只在理论上具有参考作用，对企业短期内帮助不是很大。
部分企业可以考虑提价，但有的企业不行，这需要企业有提价能力。另外，我国还有大量加工型贸易，出口产品的定价都是对毛利率的定价。比如国外厂商下订单到中国生产一批零件，给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20%。那么，不管成本怎么变，我国企业就是获得20%的毛利，对于这种定价方法影响不大。
政策是否会继续调整
《进出口经理人》：有的专家提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在无形中打乱了企业生产节奏，希望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能保持政策稳定，你是否也这么认为？请你预测一下，就出口退税方面，国家近期是否还会有更大举措？
何伟文：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突然调整确实在无形中打乱了企业生产节奏，政策在一定时期应该保持稳定。但这取决于客观事态发展的需要。如果顺差还压不下来，国家肯定还会出台新政策，就像中央关于房地产的政策，达不到效果就推出新的。
陈东：退税率未来还会下调，但决策层的思路是在于改变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就是政策不象以前那样拼命刺激企业出口，而是慢慢地把刺激程度降下来。实际上，就测算出来的影响看，我认为后面还会有2~3次的税率下调。为什么要分步下调呢，国家就是要看看企业的承受力。
也许有的企业单子还在谈，有的货还在备，退税率突然下调对企业影响很大。确实我国的政策不管是出口退税也好，其它还有一些政策也有这个问题，企业肯定难于应付。但决策层为什么这么做？我国出口退税、出口税这方面的政策不是一次调整了，每次调整之后，都会产生博弈行为。比如上次调整就出现了企业抢闸出口、虚假合同等。客观地说，企业的反应有和政策博弈的含义在里面。决策层这种做法，也是被这种现象倒逼回来的。
退税是否为最优政策
《进出口经理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为主要政策目标，请你谈谈政策实施后可能的效果。对于缓解顺差过大的政策目标，出口退税率下调是否为最优选择？
白明：退税率下调重要效果就是中国政府不再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支付更多“门票”费用。
近年来，通过运用各种反倾销措施，一些国家强化了对从中国进口相关商品数量的约束，反倾销税的征收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状况。但国外的进口商不会坐视自身利润空间被压缩，会尽可能将反倾销税所带来的租金成本压力向上游转嫁——进一步压低从中国进口的相关商品价格。然而，国外进口商转嫁过来的成本压力并非完全由国内出口企业承受。长期以来，通过获取出口退税，企业将这部分成本压力转移到了政府。也就是说，外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实际上充当了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票”作用，而中国政府通过出口退税方式，出资为这些国内企业购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门票”。
买“门票”确实维持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国内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占有率，但代价也是明摆着的。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附着上了国际间财富转移因素，通俗地讲，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成了别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由于国家为企业所获取的国际市场“门票”买单，国内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存在的许多内在矛盾被掩盖，特别是掩盖了经营方式粗放且效益不高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出口所承载的创汇压力有所缓解，因而中国也越来越有条件约束自身的出口行为，以使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向由求“多”向求“精”转变。
与外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一样，我国政府减少出口退税可同样抑制出口。更进一步，同样是约束出口规模，但效果不一样。国外少买的效果是压价，而中国少卖的效果是抬价。与其让别人征收反倾销税，倒不如自己主动减少出口退税。而且这样做，外国政府没有借口也没有动力去征收反倾销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做上去了，中国政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支付“门票”的费用也减少了。至于出口数量，虽然受到约束较多，但即便自己不约束，其它国家不也同样约束？总之，减少出口退税只不过会使中国的出口数量增长空间有所收敛，但不会出现绝对收缩，最多也就是出口的增长节奏有所放慢，而出口效益却会大大改善。这完全属于帕累托改进，何乐而不为？
何伟文：从根本上说，我国这种退税办法值得考虑。
税权。税权应该在立法而不在行政部门。在美国，哪怕税率动一个百分点，都要经过缜密研究，比如布什减税政策，国会经过了长时间论证。立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但我国行政部门就直接决定了，而且往往很突然。另外，国外许多税率变动的法律是有期限的，不是永久的，它一般是到哪一年几月几号为止，这样企业可以预测。进一步，像这样政策的推出，涉及到企业就应该经过企业公听，应该在准备实行之前公示。
税制。根据WTO规则，所有出口产品应该是零关税，出口退税政策不应鼓励，是题中应有之义。本身不应该征，征了就应当退。在法国不征不退，德国先征后退。美国不退，所以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比欧洲、日本要差。
税种。建议用别的税种代替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干脆退。调节出口，可以根据不同出口产品，按不同政策加征不同税率的附加税。例如对电子类产品少征，对高科技产品不征，对资源性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征重税。这样既符合行业政策，可能也更科学一点。
另外，顺差高是客观规律。德国从70年代初起就有巨额顺差，持续几十年，顺差额比中国还大。但美国没有说它失衡，为什么？其实从贸易摩擦来讲，关键问题不在于说不平衡，在于美国、欧盟认为中国许多贸易做法不公平，“不患不平而患不公”。美国一些报告说中国构成竞争力的8个要素中，有5个是不公平的，分别是汇率、补贴、侵权、还有劳工成本和劳动条件。我们对策的重点恐怕是这些方面。
陈东：其实出口退税政策再执行2~3次，对减少顺差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我认为在中期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我國现在政策一直在刺激出口，现在顺差很大，贸易摩擦也很多，我认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方向应该放弃。但如果采取再加征出口关税的方式，这和出口退税调整就不是一样的含义了。出口退税下调是国家不过于刺激出口，但如果大幅加征出口关税，那就是抑制出口，就涉及到政策是在主动抑制一些产业的增长。要主动抑制一些产业的增长，就需要对产业作出选择，但决策层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判断力，或者能不能把这方面进一步的调整交给市场，交给汇率。我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更市场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