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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每周一章，到次年2月12日登毕，共9章。
《阿Q正传》以其巨大的讽刺力量，从一开始连载，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猜测：小说的作者是谁?阿Q究竟指谁?因为这篇作品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巴人”，所以人们猜想作者是四川人；又因为阿Q的某一“行状”有点像自己某件私事，于是又疑心为某个朋友所作，因为此事只有这位朋友知道。当《阿Q正传》一章一章发表下去时，有许多人都栗栗自危，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的头上。但鲁迅用“巴人”二字为笔名，系指“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并非隐喻“巴蜀之人”；而且，他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揭发隐私，也无意去攻击某人，而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他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
鲁迅自己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由于阿Q这个形象概括面廣，开掘得深，所以典型意义也大。阿Q这个形象，不但当时常为人所道及，而且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
小说的前三章：“序”、“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通过考证阿Q的姓名、籍贯和介绍他的行状，描绘出他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人们在忙碌的时候，也还记得起阿Q，因为他“真能做”，一闲空，就早已忘记了他。所以阿Q不单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而行状更难考索。这就可见阿Q社会地位的低下。不过作品着重描写的，还不是阿Q卑下的生活地位，而是他的精神面貌，即他对于自己生活遭遇的态度。阿Q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时也有不满，却没有反抗意识，而是浑浑噩噩，只求在精神上获得自我安慰。阿Q既自轻自贱，又自高自大，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却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他生活极端穷困，却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常常受人欺侮，甚至被人揪住黄辫子碰响头，却说是“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闲人硬要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他被迫承认之后，却仍能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所以，阿Q在生活中处处失败，而在精神上却永远是胜利者。甚至，有一次在赌场上，他的洋钱被抢走了，而且还挨了一顿打，他心中实在感到痛苦，但仍有办法来解脱：他自打嘴巴，却觉得“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或称之为阿Q主义。
第四章是一个转折。因为；“恋爱的悲剧”，阿Q的生计遂成了问题。本来阿Q靠自己的劳力，在未庄还能混口饭吃，但因为向吴妈求爱而挨了秀才的竹杠之后，假正经的未庄人都不肯再叫他做工了，代替阿Q打零工的是小D。小D者，小同也，其命运与阿Q是相同的，他是阿Q的替补队员。而阿Q在偷了静修庵的萝卜充饥后，只好下决心到城里去流浪。他在城里帮白举人家做过工，又帮一个偷儿做过下手，终于因为失风而回到了未庄。虽然如此，但因为进过城，他自觉在精神上更高人一等。他既看不起未庄人的孤陋寡闻，也不满意于城里人，因为“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当然，只有阿Q最高明了。
由于阿Q有偷来的东西可卖，所以很引人注意了一阵子，后因被发现原来是个不敢再偷的小偷，所以又复被人看不起。当他从中兴走到末路时，恰好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又使阿Q的生活起了大变化：他投向革命。
从作品所描写的阿Q的心理过程来看，他之投向革命，一方面固然是生活地位使然，另一方面也还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延续，其实并无什么觉悟。但实际上，这样的革命党又的确不少。所以，当有人对阿Q的做起革命党来提出疑问，说“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时，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什么是“阿Q似的革命党”呢?照小说里所描写的看，无非是抢东西、占女人而已，而且还要杀人；不但要杀赵太爷等压迫过他的人，还要杀掉与他同命运的王胡、小D等辈。这简直是滥用权力，以杀人为快意了。阿Q满脑子都是旧观念，除了权力观外，还可以从他挑选女人的标准上看出来：“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所以，阿Q似的革命党，其实不过是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就如那个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也!”他们并没有革命理想和改革蓝图，取代了权力地位之后，所行的还是老一套，作威作福。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慨叹中国多盗寇式的破坏者和奴才式的破坏者，而缺乏革新的破坏者，即此之谓也。
但是，权力再分配也并不那么容易。像阿Q似的自以为是革命党的人，当然沾不到权力的边的。他先是遭到假洋鬼子的打击：“不准革命”，接着又被当作抢劫犯而枪毙掉了。
阿Q的这个“大团圆”结局，不是作者随便给他安上的，而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现状的真实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挂上了民国的牌子，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缺乏一个大的社会变动，权力仍在旧势力手中。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为了巩固自己的新官位，他们必然要动手杀害革命党人或无辜的群众。阿Q这个自称为革命党的人，就这样被当作抢劫犯给枪毙掉了。这是时代的悲剧。
而更可悲的是，阿Q直到临死时都还没有觉醒。
阿Q被判了死刑，大堂上的官员要他在判决书上画押，他却浑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立志要把圆圈画得圆，却又因不习惯于用笔而画成瓜子模样，而后悔不已。作者写道：“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此时的阿Q，还是沉浸在精神胜利之中。
《阿Q正传》虽然有些滑稽成分，其实是一篇很严肃的作品。它虽是每周一章，被编辑催逼出来的，但其实是经过长期构思之作。翻读鲁迅的杂文，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而鲁迅此前所写的几篇小说，其实也都在剖析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可见作者沿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是作了长期的探索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才写出了《阿Q正传》这篇不朽之作。
早就有人说过，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这是过于激进的看法。其实这篇作品至今还有着现实的意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其实，他所看见的，又何止于二三十年之后呢!
(选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阿Q正传》以其巨大的讽刺力量，从一开始连载，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猜测：小说的作者是谁?阿Q究竟指谁?因为这篇作品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巴人”，所以人们猜想作者是四川人；又因为阿Q的某一“行状”有点像自己某件私事，于是又疑心为某个朋友所作，因为此事只有这位朋友知道。当《阿Q正传》一章一章发表下去时，有许多人都栗栗自危，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的头上。但鲁迅用“巴人”二字为笔名，系指“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并非隐喻“巴蜀之人”；而且，他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揭发隐私，也无意去攻击某人，而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他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
鲁迅自己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由于阿Q这个形象概括面廣，开掘得深，所以典型意义也大。阿Q这个形象，不但当时常为人所道及，而且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
小说的前三章：“序”、“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通过考证阿Q的姓名、籍贯和介绍他的行状，描绘出他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人们在忙碌的时候，也还记得起阿Q，因为他“真能做”，一闲空，就早已忘记了他。所以阿Q不单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而行状更难考索。这就可见阿Q社会地位的低下。不过作品着重描写的，还不是阿Q卑下的生活地位，而是他的精神面貌，即他对于自己生活遭遇的态度。阿Q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时也有不满，却没有反抗意识，而是浑浑噩噩，只求在精神上获得自我安慰。阿Q既自轻自贱，又自高自大，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却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他生活极端穷困，却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常常受人欺侮，甚至被人揪住黄辫子碰响头，却说是“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闲人硬要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他被迫承认之后，却仍能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所以，阿Q在生活中处处失败，而在精神上却永远是胜利者。甚至，有一次在赌场上，他的洋钱被抢走了，而且还挨了一顿打，他心中实在感到痛苦，但仍有办法来解脱：他自打嘴巴，却觉得“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或称之为阿Q主义。
第四章是一个转折。因为；“恋爱的悲剧”，阿Q的生计遂成了问题。本来阿Q靠自己的劳力，在未庄还能混口饭吃，但因为向吴妈求爱而挨了秀才的竹杠之后，假正经的未庄人都不肯再叫他做工了，代替阿Q打零工的是小D。小D者，小同也，其命运与阿Q是相同的，他是阿Q的替补队员。而阿Q在偷了静修庵的萝卜充饥后，只好下决心到城里去流浪。他在城里帮白举人家做过工，又帮一个偷儿做过下手，终于因为失风而回到了未庄。虽然如此，但因为进过城，他自觉在精神上更高人一等。他既看不起未庄人的孤陋寡闻，也不满意于城里人，因为“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当然，只有阿Q最高明了。
由于阿Q有偷来的东西可卖，所以很引人注意了一阵子，后因被发现原来是个不敢再偷的小偷，所以又复被人看不起。当他从中兴走到末路时，恰好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又使阿Q的生活起了大变化：他投向革命。
从作品所描写的阿Q的心理过程来看，他之投向革命，一方面固然是生活地位使然，另一方面也还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延续，其实并无什么觉悟。但实际上，这样的革命党又的确不少。所以，当有人对阿Q的做起革命党来提出疑问，说“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时，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什么是“阿Q似的革命党”呢?照小说里所描写的看，无非是抢东西、占女人而已，而且还要杀人；不但要杀赵太爷等压迫过他的人，还要杀掉与他同命运的王胡、小D等辈。这简直是滥用权力，以杀人为快意了。阿Q满脑子都是旧观念，除了权力观外，还可以从他挑选女人的标准上看出来：“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所以，阿Q似的革命党，其实不过是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就如那个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也!”他们并没有革命理想和改革蓝图，取代了权力地位之后，所行的还是老一套，作威作福。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慨叹中国多盗寇式的破坏者和奴才式的破坏者，而缺乏革新的破坏者，即此之谓也。
但是，权力再分配也并不那么容易。像阿Q似的自以为是革命党的人，当然沾不到权力的边的。他先是遭到假洋鬼子的打击：“不准革命”，接着又被当作抢劫犯而枪毙掉了。
阿Q的这个“大团圆”结局，不是作者随便给他安上的，而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现状的真实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挂上了民国的牌子，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缺乏一个大的社会变动，权力仍在旧势力手中。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为了巩固自己的新官位，他们必然要动手杀害革命党人或无辜的群众。阿Q这个自称为革命党的人，就这样被当作抢劫犯给枪毙掉了。这是时代的悲剧。
而更可悲的是，阿Q直到临死时都还没有觉醒。
阿Q被判了死刑，大堂上的官员要他在判决书上画押，他却浑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立志要把圆圈画得圆，却又因不习惯于用笔而画成瓜子模样，而后悔不已。作者写道：“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此时的阿Q，还是沉浸在精神胜利之中。
《阿Q正传》虽然有些滑稽成分，其实是一篇很严肃的作品。它虽是每周一章，被编辑催逼出来的，但其实是经过长期构思之作。翻读鲁迅的杂文，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而鲁迅此前所写的几篇小说，其实也都在剖析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可见作者沿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是作了长期的探索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才写出了《阿Q正传》这篇不朽之作。
早就有人说过，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这是过于激进的看法。其实这篇作品至今还有着现实的意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其实，他所看见的，又何止于二三十年之后呢!
(选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