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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长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牵动着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反腐一向是《方圆》新闻关注的重点，从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到普通贪官污吏成长史，我们始终试图寻找更多的观察点，来为社会诊病。
反贪局长访谈录这一系列稿件，就是我们寻找观察点的所得。
这个栏目从2010年1月开始，迄今共访谈了22位反贪局长。从级别上看遍布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地域上也涵盖了山东、河北、陕西、广东、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多个省份。我们由此看到了反腐领域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牵动着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反贪是什么
作为法治媒体，常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报料信，不少当事人问：“那么多贪官，怎么就不抓？”很多时候，我们将反贪与抓贪官画上等号。但这个过程，绝非像两条横线那么简单。
今年5月我去广东采访，曾拜访过一位广州市萝岗区检察院的反贪局长，采访异常的不顺利，那位写过书的局长善谈，却偏偏不谈他自己。他跟我谈反贪工作中的诸多困境，谈广州市的建设，谈很多反腐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然后他说：“给你讲这些，是因为很多话不好在公开场合谈，但你是高检院的记者，希望你有机会能将这些问题反馈到高层。”那次采访终于没有成稿，一向自诩下笔千言的我不知该如何记叙这样一位访谈者。
譬如侦查手段。检察机关没有技术侦查权，那些常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指纹、笔迹等各种鉴定手段在实际中的运用非常有限。一位以追逃闻名的反贪局长就曾很无奈地提及，追逃时利用的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甚至要通过协调当地公安来进行。
再如办案期限。根据有关规定，检察院传讯职务犯罪嫌疑人不得超过12小时，在办案中要想这么短时间就突破嫌疑人的口供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办案风险。收到恐吓信、办案出车祸，对于绝大多数反贪局长来说都不是新鲜事。除此之外，更多的风险来源于犯罪嫌疑人的安全问题。我曾经参观过一家检察院反贪局的讯问室，相比一般看守所冷冰冰的木桌白墙，那里有用海绵包裹住的墙壁、桌角和凳腿，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凳子，旁边有腾出的一间专门医务室用于讯问时医生值班。那个反贪局长对我说：“办案千万不能出事。不然立多大的功都无法抵过。”我出来后就感叹，反贪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所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话题：反贪是什么？除了从最传统意义上的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一些罪名，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等。现实的反贪显然需要承担更多比查案要难得多的事情，包括预防腐败的成本、民众的高期望值以及社会舆论压力。
反贪局长是什么样的人
在外人眼里，“反贪局长”是个太富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在栏目开设的最初设想里，本刊给反贪局长们的基本定义就是：传奇的成长历史；九死一生的破案经历；是非面前的正义凛然；执法时的铁面无私。
但曾有一段时间，采访过反贪局长的记者们都很迷茫：这些局长们该怎么写？个性化了，似乎就离反腐远了；大谈工作，肯定被批是官话连天。
但是，这22位被访谈对象的一些细节，留给我尤为深刻的印象：譬如喜欢唱京剧的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贺成明笑称自己天生长了一张反贪脸谱；唯一访谈过的女反贪局长杨琳特别爱美的情结；广东连州市街头大排档里不善言语的反贪局长范志良；以专办大案子著称的张京文谈的都是反腐理论问题；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宋志良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一样的面孔；看上去就像是个反贪局长的四川省反贪局副局长江意华……
于是，很多观念在编辑一期期稿件和亲身采访数位反贪局长后，被我推翻。这些每天站在反腐第一线的检察官，他们不是黑脸包公，却做着包公的事，过着各自精彩的生活。
还有一些话语，很难让人忘记。
北京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张春雷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传奇。”
内蒙古包头市检察院反贪局长郭新忠说：“反腐似乎是在单打独斗，很孤独。”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宋志良说：“公平正义不分大小。”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郭儒远说：“作为反贪局长，别人看到的是权力，而我看到的是责任，感到的是压力。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压力就越强。”
河南灵宝县检察院反贪局长张榜杰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自己反贪工作最大的感触。”
……
无论是什么样的汉字组合，都透着这群反贪局长们的不易和坚定。
事实上，反贪局长访谈录的延续并不顺利。很多反贪局长的顾虑远远大于我的想象，幸运的是，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放下“荣誉”的重负，谈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
年末开这期的选题会，有个同事讲述他去基层采访，有反贪局将这系列访谈收集起来，作为工作的参考。这无疑是对本刊反贪局长系列访谈录的最大肯定。本刊编辑部有计划将该系列访谈再做一年，更深入扩展后结集成书，我想那将是对这个社会腐败病最现实的诊断和药方。
反腐一向是《方圆》新闻关注的重点，从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到普通贪官污吏成长史，我们始终试图寻找更多的观察点，来为社会诊病。
反贪局长访谈录这一系列稿件，就是我们寻找观察点的所得。
这个栏目从2010年1月开始，迄今共访谈了22位反贪局长。从级别上看遍布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地域上也涵盖了山东、河北、陕西、广东、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多个省份。我们由此看到了反腐领域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牵动着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反贪是什么
作为法治媒体，常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报料信，不少当事人问：“那么多贪官，怎么就不抓？”很多时候，我们将反贪与抓贪官画上等号。但这个过程，绝非像两条横线那么简单。
今年5月我去广东采访，曾拜访过一位广州市萝岗区检察院的反贪局长，采访异常的不顺利，那位写过书的局长善谈，却偏偏不谈他自己。他跟我谈反贪工作中的诸多困境，谈广州市的建设，谈很多反腐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然后他说：“给你讲这些，是因为很多话不好在公开场合谈，但你是高检院的记者，希望你有机会能将这些问题反馈到高层。”那次采访终于没有成稿，一向自诩下笔千言的我不知该如何记叙这样一位访谈者。
譬如侦查手段。检察机关没有技术侦查权，那些常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指纹、笔迹等各种鉴定手段在实际中的运用非常有限。一位以追逃闻名的反贪局长就曾很无奈地提及，追逃时利用的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甚至要通过协调当地公安来进行。
再如办案期限。根据有关规定，检察院传讯职务犯罪嫌疑人不得超过12小时，在办案中要想这么短时间就突破嫌疑人的口供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办案风险。收到恐吓信、办案出车祸，对于绝大多数反贪局长来说都不是新鲜事。除此之外，更多的风险来源于犯罪嫌疑人的安全问题。我曾经参观过一家检察院反贪局的讯问室，相比一般看守所冷冰冰的木桌白墙，那里有用海绵包裹住的墙壁、桌角和凳腿，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凳子，旁边有腾出的一间专门医务室用于讯问时医生值班。那个反贪局长对我说：“办案千万不能出事。不然立多大的功都无法抵过。”我出来后就感叹，反贪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所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话题：反贪是什么？除了从最传统意义上的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一些罪名，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等。现实的反贪显然需要承担更多比查案要难得多的事情，包括预防腐败的成本、民众的高期望值以及社会舆论压力。
反贪局长是什么样的人
在外人眼里，“反贪局长”是个太富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在栏目开设的最初设想里，本刊给反贪局长们的基本定义就是：传奇的成长历史；九死一生的破案经历；是非面前的正义凛然；执法时的铁面无私。
但曾有一段时间，采访过反贪局长的记者们都很迷茫：这些局长们该怎么写？个性化了，似乎就离反腐远了；大谈工作，肯定被批是官话连天。
但是，这22位被访谈对象的一些细节，留给我尤为深刻的印象：譬如喜欢唱京剧的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贺成明笑称自己天生长了一张反贪脸谱；唯一访谈过的女反贪局长杨琳特别爱美的情结；广东连州市街头大排档里不善言语的反贪局长范志良；以专办大案子著称的张京文谈的都是反腐理论问题；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宋志良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一样的面孔；看上去就像是个反贪局长的四川省反贪局副局长江意华……
于是，很多观念在编辑一期期稿件和亲身采访数位反贪局长后，被我推翻。这些每天站在反腐第一线的检察官，他们不是黑脸包公，却做着包公的事，过着各自精彩的生活。
还有一些话语，很难让人忘记。
北京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张春雷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传奇。”
内蒙古包头市检察院反贪局长郭新忠说：“反腐似乎是在单打独斗，很孤独。”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宋志良说：“公平正义不分大小。”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郭儒远说：“作为反贪局长，别人看到的是权力，而我看到的是责任，感到的是压力。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压力就越强。”
河南灵宝县检察院反贪局长张榜杰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自己反贪工作最大的感触。”
……
无论是什么样的汉字组合，都透着这群反贪局长们的不易和坚定。
事实上，反贪局长访谈录的延续并不顺利。很多反贪局长的顾虑远远大于我的想象，幸运的是，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放下“荣誉”的重负，谈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
年末开这期的选题会，有个同事讲述他去基层采访，有反贪局将这系列访谈收集起来，作为工作的参考。这无疑是对本刊反贪局长系列访谈录的最大肯定。本刊编辑部有计划将该系列访谈再做一年，更深入扩展后结集成书，我想那将是对这个社会腐败病最现实的诊断和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