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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价值，在于被实践所呼应，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最好的自我价值确认，无过于其研究建树能够获得外部世界的积极回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顾涧清先生就是一个幸运的理论工作者。1988年，当中国社会对“海上丝绸之路”还没有表现出多少研究兴趣的时候，他便开始史海徜徉，在理论层面深求曲奥，28年从未懈怠。“青舟映霞千帆过”，时至今日，“21世纪海上丝路”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回首他过往写下的专著与论文，诸多预见性的理论便烛照当下。
在最近出版的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库系列丛书”中，顾涧清先生所著《青舟集》备受瞩目。《青舟集》收纳了他30多年来研究和撰写的大部分文章，细读此书，可以从中发现他的理论洞见、责任担当和个人情怀。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顾涧清现任广州日报社社长，而数十年来，他的另一个一以贯之的身份是一名学者，他的自称则是“理论工作者”。
他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传媒等诸多领域，其中，对海上丝绸之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的探寻尤为执着。1988年，中国经济活力已经初步显现，大批体制内知识分子以“下海”为人生抉择，整个社会热情蓬勃又喧嚣闹腾，此时在江苏连云港工作的顾涧清，却一头扎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冷门的研究课题当中。
说起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结缘，还源自赵朴初先生的一首诗：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这首写于1981年的诗歌，把位于连云港海州区的孔望山与古代丝绸之路进行了实体的意象连接，形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想象，在当地被人们津津乐道，也一样打动了顾涧清。
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放到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大视野中，可称为继“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第二次集体性的“开眼看世界”。与百年前的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不同的是，1980年代以来，在学习外部世界先进的科技与制度的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探究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中国的主体性。而对更早以前中国仍是世界中心之一时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赋予当下的对外开放以主体性，具备主体性的开放发展，才更有对路径进行理性设计的能力。
顾涧清对“海上丝路”的研究踏准了这一被忽视的需求，在重视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强调探寻它的时代价值
如何让研究的课题对中国新时期向海而生的开放发展进行主动的介入，而不是故纸堆中的自娱自乐。到1990年顾涧清已经出版了多本著作，他与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主编了《论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季羡林先生专门为此书题词：“深入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这一年他还出版了专著《沿海开发经济简论》，他在书中提出了“在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港口城市辟建自由港区”的设想，事实上就是今天的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呈现。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出访中亚和东盟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并被写入次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此时的中国，全方位的自信已经在过去35年的发展基础上重新建构起来，“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开放。几乎在一夜之间，顾涧清20余年青灯如豆的研究领域，成了国内的显学，他在其期间的知识与理论积累，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2013年，“海上丝路”涉及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广西等省纷纷成立了研究机构。
基于对“海上丝路”的多年研究，2002年顾涧清就在《广州日报》发表了《海上丝路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当时由于课题依旧冷清，未获得更大回应，而现在这一申遗计划也早已启动，顾涧清成为核心专家。
“一带一路”的伦理思索
世上并无“先知”，但把握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的研究者，有可能借助逻辑推论，意外地组建出未来的事实架构。
顺着“海上丝路”的研究轨迹，顾涧清在1992年出版了《中国陆桥经济》专著，他在书中提出，陆桥经济是在江河经济、海岸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类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三里程碑。此时，中国离第一次铁路提速还有5年时间。如今以“陆桥经济”为关键词在百度学术中搜索相关文献，顾涧清有多篇文章发表于1995年，是所得文献中时间最早的一批。
彼时的这位青年才俊，显然无法预知今日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进展以及高速铁路的迅速普及，但却在冥冥中透过历史把握了未来。
《青舟集》中收入了一篇《南风窗》与顾涧清的对话文章，在其中可以看到他研究方法的吉光片羽。谈及陆桥经济时，他说：“一个新型经济时代的出现总是与人类掌握科学技术的水平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农业时代是铁木工具的产物，工业时代是蒸汽机的产物，那么，我们现在的后工业时代就是高新科技的产物，与此相对应，从经济发展的环球空间布局看，人类已经跨越了江河经济时代和海岸经济时代，那么在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就应该进入陆桥经济时代、向大陆深处进军了。”
显然，他对大历史的打量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尤其重视工具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建构作用。江河经济、海岸经济和陆桥经济，在物质层面上都依托于工具的效率。
不过，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顾涧清没有陷入工具崇拜，反而处处强调价值理性。当他最为熟悉的“海上丝绸之路”带上“21世纪”这一磅礴的前缀，从而变成一种人人都想要加入自身的解释的时候，国内外经济学圈子里开始流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消化过剩产能的说法。顾涧清对此表示明确反对，认为不应把“一带一路”和产能过剩直接挂钩，产能输出只是一种单方意图，与“一带一路”所主张的合作共赢、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
“我的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主线是经贸合作、共定规则、人文交流和礼尚往来：发展重点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发展方式是广交朋友、共同探讨、平等协商、循序渐进：发展目的就是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在合作共赢中打造命运共同体。” 这事实上包含一种对中国在新时代主动、自信地对外深度开放的伦理思索。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奉行“利益至上”原则，任何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互动行为都被认作隐含着单纯自私的目的。在顾涧清的阐述中可以发现，他骨子里崇尚中国古代的“里仁”传统，并力图在国际社会的共处中寻求一种温情体验。而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与现状中得到事实证据。
“天下己任”的理想
在《青舟集》中顾涧清用一篇文章回顾了自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对于研究的指向，他总结说，人文社会科学就好比是智慧的“种子”，只有在进入决策、贴近群众、浸润社会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句话透露了他的人文情怀：他虽然有着现代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但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的认知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抱负。
尽管今天对“一带一路”研究程度参差不齐的各领域人士都纷纷出来“分一杯羹”，但他对当前的研究热乐见其成。究其原因，他在《青舟集》中也说得很明白：“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升华蜕变到了全新的高度，将引领中国人重新发现世界文明，也将会使得世界重新发现中华文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撰写了《论海州湾的综合开发》、《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开发经济简论》、《中国陆桥经济》并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鼓励，到本世纪初为促进广州海上丝路史迹申遗建言献策，完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课题和专著，直到今天创作、策划大型纪录片《海上丝路》，凡此种种，历历在目。近30年来，我看着海上丝路研究从某一学科分支而渐成显学，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对相关部门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内心的兴奋和欣慰自不待言。”
于他而言，在这一课题上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责任担当、使命使然、情结所系，在研究和传播海上丝路文明的道路上，我将紧跟时代步伐，不因岁月而变。”
在这个过程中，顾涧清事实上用了将近30年时间扮演了一个潜心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囊角色，而这一角色也与他的个人理想相吻合。2009年，时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顾涧清在新华网撰文，呼唤“智库时代”的到来，提议广泛联合所有社科研究机构，使社科界真正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智库，为国家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今天，作为新闻传媒界的领军人物，顾涧清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担“文以贯道、成风化人”之责，创“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之新。他常常对记者们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学者型记者”，惟其如此，才能写出更有社会价值的文字，创作出真正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顾涧清先生就是一个幸运的理论工作者。1988年，当中国社会对“海上丝绸之路”还没有表现出多少研究兴趣的时候，他便开始史海徜徉，在理论层面深求曲奥，28年从未懈怠。“青舟映霞千帆过”，时至今日，“21世纪海上丝路”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回首他过往写下的专著与论文，诸多预见性的理论便烛照当下。
在最近出版的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库系列丛书”中，顾涧清先生所著《青舟集》备受瞩目。《青舟集》收纳了他30多年来研究和撰写的大部分文章，细读此书，可以从中发现他的理论洞见、责任担当和个人情怀。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顾涧清现任广州日报社社长，而数十年来，他的另一个一以贯之的身份是一名学者，他的自称则是“理论工作者”。
他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传媒等诸多领域，其中，对海上丝绸之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的探寻尤为执着。1988年，中国经济活力已经初步显现，大批体制内知识分子以“下海”为人生抉择，整个社会热情蓬勃又喧嚣闹腾，此时在江苏连云港工作的顾涧清，却一头扎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冷门的研究课题当中。
说起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结缘，还源自赵朴初先生的一首诗：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这首写于1981年的诗歌，把位于连云港海州区的孔望山与古代丝绸之路进行了实体的意象连接，形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想象，在当地被人们津津乐道，也一样打动了顾涧清。
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放到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大视野中，可称为继“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第二次集体性的“开眼看世界”。与百年前的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不同的是，1980年代以来，在学习外部世界先进的科技与制度的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探究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中国的主体性。而对更早以前中国仍是世界中心之一时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赋予当下的对外开放以主体性，具备主体性的开放发展，才更有对路径进行理性设计的能力。
顾涧清对“海上丝路”的研究踏准了这一被忽视的需求，在重视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强调探寻它的时代价值
如何让研究的课题对中国新时期向海而生的开放发展进行主动的介入，而不是故纸堆中的自娱自乐。到1990年顾涧清已经出版了多本著作，他与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主编了《论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季羡林先生专门为此书题词：“深入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这一年他还出版了专著《沿海开发经济简论》，他在书中提出了“在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港口城市辟建自由港区”的设想，事实上就是今天的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呈现。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出访中亚和东盟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并被写入次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此时的中国，全方位的自信已经在过去35年的发展基础上重新建构起来，“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开放。几乎在一夜之间，顾涧清20余年青灯如豆的研究领域，成了国内的显学，他在其期间的知识与理论积累，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2013年，“海上丝路”涉及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广西等省纷纷成立了研究机构。
基于对“海上丝路”的多年研究，2002年顾涧清就在《广州日报》发表了《海上丝路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当时由于课题依旧冷清，未获得更大回应，而现在这一申遗计划也早已启动，顾涧清成为核心专家。
“一带一路”的伦理思索
世上并无“先知”，但把握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的研究者，有可能借助逻辑推论，意外地组建出未来的事实架构。
顺着“海上丝路”的研究轨迹，顾涧清在1992年出版了《中国陆桥经济》专著，他在书中提出，陆桥经济是在江河经济、海岸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类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三里程碑。此时，中国离第一次铁路提速还有5年时间。如今以“陆桥经济”为关键词在百度学术中搜索相关文献，顾涧清有多篇文章发表于1995年，是所得文献中时间最早的一批。
彼时的这位青年才俊，显然无法预知今日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进展以及高速铁路的迅速普及，但却在冥冥中透过历史把握了未来。
《青舟集》中收入了一篇《南风窗》与顾涧清的对话文章，在其中可以看到他研究方法的吉光片羽。谈及陆桥经济时，他说：“一个新型经济时代的出现总是与人类掌握科学技术的水平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农业时代是铁木工具的产物，工业时代是蒸汽机的产物，那么，我们现在的后工业时代就是高新科技的产物，与此相对应，从经济发展的环球空间布局看，人类已经跨越了江河经济时代和海岸经济时代，那么在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就应该进入陆桥经济时代、向大陆深处进军了。”
显然，他对大历史的打量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尤其重视工具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建构作用。江河经济、海岸经济和陆桥经济，在物质层面上都依托于工具的效率。
不过，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顾涧清没有陷入工具崇拜，反而处处强调价值理性。当他最为熟悉的“海上丝绸之路”带上“21世纪”这一磅礴的前缀，从而变成一种人人都想要加入自身的解释的时候，国内外经济学圈子里开始流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消化过剩产能的说法。顾涧清对此表示明确反对，认为不应把“一带一路”和产能过剩直接挂钩，产能输出只是一种单方意图，与“一带一路”所主张的合作共赢、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
“我的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主线是经贸合作、共定规则、人文交流和礼尚往来：发展重点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发展方式是广交朋友、共同探讨、平等协商、循序渐进：发展目的就是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在合作共赢中打造命运共同体。” 这事实上包含一种对中国在新时代主动、自信地对外深度开放的伦理思索。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奉行“利益至上”原则，任何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互动行为都被认作隐含着单纯自私的目的。在顾涧清的阐述中可以发现，他骨子里崇尚中国古代的“里仁”传统，并力图在国际社会的共处中寻求一种温情体验。而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与现状中得到事实证据。
“天下己任”的理想
在《青舟集》中顾涧清用一篇文章回顾了自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对于研究的指向，他总结说，人文社会科学就好比是智慧的“种子”，只有在进入决策、贴近群众、浸润社会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句话透露了他的人文情怀：他虽然有着现代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但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的认知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抱负。
尽管今天对“一带一路”研究程度参差不齐的各领域人士都纷纷出来“分一杯羹”，但他对当前的研究热乐见其成。究其原因，他在《青舟集》中也说得很明白：“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升华蜕变到了全新的高度，将引领中国人重新发现世界文明，也将会使得世界重新发现中华文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撰写了《论海州湾的综合开发》、《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开发经济简论》、《中国陆桥经济》并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鼓励，到本世纪初为促进广州海上丝路史迹申遗建言献策，完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课题和专著，直到今天创作、策划大型纪录片《海上丝路》，凡此种种，历历在目。近30年来，我看着海上丝路研究从某一学科分支而渐成显学，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对相关部门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内心的兴奋和欣慰自不待言。”
于他而言，在这一课题上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责任担当、使命使然、情结所系，在研究和传播海上丝路文明的道路上，我将紧跟时代步伐，不因岁月而变。”
在这个过程中，顾涧清事实上用了将近30年时间扮演了一个潜心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囊角色，而这一角色也与他的个人理想相吻合。2009年，时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顾涧清在新华网撰文，呼唤“智库时代”的到来，提议广泛联合所有社科研究机构，使社科界真正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智库，为国家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今天，作为新闻传媒界的领军人物，顾涧清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担“文以贯道、成风化人”之责，创“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之新。他常常对记者们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学者型记者”，惟其如此，才能写出更有社会价值的文字，创作出真正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