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古代中国人只把火药用于烟花爆竹、堪舆风水——这个看法首先来自西方。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说：“……他们致力于化学，发明了火药；不过他们只拿火药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伏尔泰的描述和惋惜于中国近代传入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共鸣。鲁迅先生就批评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炮），还有什么用处呢？”。鲁迅还进一步做中西比较以剖析国民性：“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伏尔泰和鲁迅这两位哲人的看法一直影响到当代。其实，这些说法都属漏读的历史，认识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火炮等从南宋、蒙元起就已大量广泛地用于军事和战争。在宋金、蒙金、蒙宋交战中，双方都大量使用了火药、火器。在蒙古西征中，蒙军也大量使用了火药、火器。而正是在西征过程中，蒙古人把从中原汉人那里学来的火药、火器、火炮等技术传到了外国。
　　元明两代，火药、火器、火炮等的军事应用在中国继续发展，技术也得到改进。以明初为例，洪武二十年（1393年）规定的仅海军水师舰船上配备的火器为：每艘海运船上配有手铳16支，碗口铳4门，火枪20条，火攻箭20支，火叉20把，火蒺藜炮10个，铳马1000个，神机箭20支。明朝中叶，小说家罗懋登写成的《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详细记载有郑和船队装备的兵器。其中不乏属于枪炮类、爆炸类热兵器：“每战船器械，大发贡十门，大佛狼机四十座，碗口铳五十个，喷筒六百个，鸟嘴铳一百把……粗火药四千斤，鸟铳火药一千斤，驽药十瓶，大小铅弹三千斤，火箭五千支，火砖五千块，火炮三百个……火绳六千根，铁蒺藜五千个”。在这里，罗懋登有所夸大和提前，把戚继光于1560年写的《纪效新书》中所载“福船”上的武器装备搬到了郑和宝船上，把数量增大若干倍，把少数后来才出现的火器提前。但郑和船队已配备了较多的枪炮类、爆炸类热兵器则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也有助于下西洋水师官兵在海外的三次自卫反击战役中大获全胜。而戚继光和罗懋登所著之书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到明朝中叶时，军用火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普及和应用。
　　其实，记载下西洋的原始文献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热兵器。如《西洋番国志》中记载，宣宗宣德五年颁发的下西洋的诏书载：“敕：……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谋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公干……及随船合用军火器、纸劄、油烛、柴炭，并内官内使年例酒、油、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洪保等”。这喻示着宣宗时热兵器的配备和使用在明军中（包括步骑水师）已有所发展和普及，所以皇帝的有关敕书已有必要把它专门点明。曾四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