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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美国和以色列学者掀起的《圣经》叙事批评热潮至今还未退去。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圣经》叙事语言的研究著述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国内外研究者都肯定了《圣经》叙事语言简约含蓄的特点，大部分的学者都认识到其根本原因是《圣经》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他们或是从《圣经》叙事语言的真理性内质层面去阐释或是从叙事策略和表现手法等生成机制上去研究分析或是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研究者从历史学角度对《圣经》语言问题加以分析。
关键词：《圣经》；叙事语言；综述
上个世纪40年代德国犹太学者艾里克·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发表了叫做《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的著作，这部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标志着《圣经》文学性研究的开始。自俄尔巴赫之后，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中有一部分从神话原型、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心理学和女权主义等多个角度审视进行文学解读，但是更多的是文体和叙事分析以及结构与形式等方面的批评。
对《圣经》叙事语言的研究是《圣经》叙事批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俄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第一章里比较研究荷马史诗同《旧约》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异，分析了造成叙述风格差异的原因，并认为：《圣经》是可以同荷马史诗地位作用相当的史诗，是文学史上又颗闪亮的明星。俄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第一章里认为《圣经》的语言简约含蓄，并用《旧约》“创世纪”里第22章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为例证。他指出这个故事的开始很突然，没有说明上帝是从哪里来，就开始呼唤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只能去想象他的样子，表明了上帝的不可描述。亚伯拉罕的回答“我在这里”也没有交代清楚他的所在地，而且叙述目的也不在于此，只为突出表现亚伯拉罕对上帝一叫即应的绝对服从态度。俄尔巴赫指出这样叙述是因为如果要承载宗教内涵就要省去可能喧宾夺主的细节，如对时间和地点的交代以及对背景和环境的描述。因此，“我在这里”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圣经》文本的思想意识高于一切的特点。圣经作者限制叙事者的任意铺叙，如在亚伯拉罕故事里，上帝从头到尾是神秘不可及的，甚至故事中的许多事实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也都从略，这种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他还认识到《圣经》的叙事者宣称他讲的一切都是代表上帝的真理，要求读者绝对相信《圣经》里记载的一切，进而指出这样的叙事是一种“真理声称”。俄尔巴赫的这一精辟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赞同。
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在1985年发表了《圣经叙事诗学：意识形态的文学与阅读的戏剧性》。斯腾伯格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全面的圣经叙事批评体系，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叙述模式的特征、视点与阐释的关系、意识形态与修辞学和诗学的关系等论述。他特别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行任何文学批评都应重视其宗教背景和神学典籍性质。历史真实性高于其它一切是《圣经》叙事的首要特点，而《圣经》的历史性确实使它的叙述持有认同真实的态度。接着斯腾伯格又揭示了这样的叙事完全是由《圣经》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目的所要求的。斯腾伯格指出《圣经》的叙述为避免直接教训，选择用文学的表达手段，因而在语言上表现出含混隐晦。虽然这种叙事风格会增添《圣经》意识形态传递难度，但是斯腾伯格认为，这恰恰是由《圣经》中人神之间关系不可逾越，以及对上帝的神圣不可解读决定的。
斯腾伯格在总结《圣经》迂回、微妙和隐晦的语言表达原因时注意到了人神关系和上帝的难以认识性，而在国内学者刘洪一看来这恰恰是《圣经》叙事话语的中心内容。刘的创新与特点在于他关注了圣经叙事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约或圣约。他认为正是“约”把上帝与世界和人联结起来，使上帝与人和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和充满生机的整体。他认为“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它们一方面是上帝与人在精神层面的联系，如“挪亚之约”，对人的本性进行了窥探，对上帝主宰一切的神性进行一系列的描述；另一方面透过神圣的帏幕，上帝与人之间，还牢固地建立着一种世俗层面的功利性的联系，上帝许诺再也不进行任何摧毁世界的行动，通过缔约，上帝和人就不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融和的世界。圣经的一切叙事，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上帝与人相互契约、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之上的。
研究者刘燕萍研究了《圣经》意识形态倾向的生成机制，她认为这赖于作者巧妙的叙事策略。通过调节叙述速度，特别是运用减速叙述，或者诱使接受者注意叙述者暗藏的玄机进而作出是非评判，或者叙述者在叙述停顿状态现身从而左右接受者的价值评判，都是叙述者表达思想倾向的基本技巧。当然，调控叙述频率，通过事件的重复或话语的重复，强化某种思想观念，也是叙述者不可或缺的手段。通过推移叙述焦点，构筑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从而凸显正反对照的人物品质，便能促使接受者根据通行的社会价值尺度主动参与褒贬评价，这样叙述者就达到了不着一字褒贬自见的叙事目的。
参考文献：
[1]杨锏.论《创世纪》的叙事语言[J].宜宾学院学报，2006（8）.
[2]刘洪一.圣经的叙事话语[J].外国文学研究，2006（6）.
关键词：《圣经》；叙事语言；综述
上个世纪40年代德国犹太学者艾里克·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发表了叫做《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的著作，这部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标志着《圣经》文学性研究的开始。自俄尔巴赫之后，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中有一部分从神话原型、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心理学和女权主义等多个角度审视进行文学解读，但是更多的是文体和叙事分析以及结构与形式等方面的批评。
对《圣经》叙事语言的研究是《圣经》叙事批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俄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第一章里比较研究荷马史诗同《旧约》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异，分析了造成叙述风格差异的原因，并认为：《圣经》是可以同荷马史诗地位作用相当的史诗，是文学史上又颗闪亮的明星。俄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第一章里认为《圣经》的语言简约含蓄，并用《旧约》“创世纪”里第22章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为例证。他指出这个故事的开始很突然，没有说明上帝是从哪里来，就开始呼唤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只能去想象他的样子，表明了上帝的不可描述。亚伯拉罕的回答“我在这里”也没有交代清楚他的所在地，而且叙述目的也不在于此，只为突出表现亚伯拉罕对上帝一叫即应的绝对服从态度。俄尔巴赫指出这样叙述是因为如果要承载宗教内涵就要省去可能喧宾夺主的细节，如对时间和地点的交代以及对背景和环境的描述。因此，“我在这里”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圣经》文本的思想意识高于一切的特点。圣经作者限制叙事者的任意铺叙，如在亚伯拉罕故事里，上帝从头到尾是神秘不可及的，甚至故事中的许多事实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也都从略，这种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他还认识到《圣经》的叙事者宣称他讲的一切都是代表上帝的真理，要求读者绝对相信《圣经》里记载的一切，进而指出这样的叙事是一种“真理声称”。俄尔巴赫的这一精辟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赞同。
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在1985年发表了《圣经叙事诗学：意识形态的文学与阅读的戏剧性》。斯腾伯格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全面的圣经叙事批评体系，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叙述模式的特征、视点与阐释的关系、意识形态与修辞学和诗学的关系等论述。他特别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行任何文学批评都应重视其宗教背景和神学典籍性质。历史真实性高于其它一切是《圣经》叙事的首要特点，而《圣经》的历史性确实使它的叙述持有认同真实的态度。接着斯腾伯格又揭示了这样的叙事完全是由《圣经》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目的所要求的。斯腾伯格指出《圣经》的叙述为避免直接教训，选择用文学的表达手段，因而在语言上表现出含混隐晦。虽然这种叙事风格会增添《圣经》意识形态传递难度，但是斯腾伯格认为，这恰恰是由《圣经》中人神之间关系不可逾越，以及对上帝的神圣不可解读决定的。
斯腾伯格在总结《圣经》迂回、微妙和隐晦的语言表达原因时注意到了人神关系和上帝的难以认识性，而在国内学者刘洪一看来这恰恰是《圣经》叙事话语的中心内容。刘的创新与特点在于他关注了圣经叙事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约或圣约。他认为正是“约”把上帝与世界和人联结起来，使上帝与人和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和充满生机的整体。他认为“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它们一方面是上帝与人在精神层面的联系，如“挪亚之约”，对人的本性进行了窥探，对上帝主宰一切的神性进行一系列的描述；另一方面透过神圣的帏幕，上帝与人之间，还牢固地建立着一种世俗层面的功利性的联系，上帝许诺再也不进行任何摧毁世界的行动，通过缔约，上帝和人就不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融和的世界。圣经的一切叙事，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上帝与人相互契约、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之上的。
研究者刘燕萍研究了《圣经》意识形态倾向的生成机制，她认为这赖于作者巧妙的叙事策略。通过调节叙述速度，特别是运用减速叙述，或者诱使接受者注意叙述者暗藏的玄机进而作出是非评判，或者叙述者在叙述停顿状态现身从而左右接受者的价值评判，都是叙述者表达思想倾向的基本技巧。当然，调控叙述频率，通过事件的重复或话语的重复，强化某种思想观念，也是叙述者不可或缺的手段。通过推移叙述焦点，构筑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从而凸显正反对照的人物品质，便能促使接受者根据通行的社会价值尺度主动参与褒贬评价，这样叙述者就达到了不着一字褒贬自见的叙事目的。
参考文献：
[1]杨锏.论《创世纪》的叙事语言[J].宜宾学院学报，2006（8）.
[2]刘洪一.圣经的叙事话语[J].外国文学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