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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企,初步解开了国有出版大社大发展的束缚,走出了关键一步。但“国资”唱独角戏,民资、外资几乎缺席,以后的中国出版业会不会太寂寞呢?
“出版业改企,对我们这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没有多少利多。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像在其他行业的改制中一样,在改革存量的同时,放开行业准入门槛,也即允许包括民营资本在内各路社会资本,在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发起设立自己的出版社。”一位资深书商告诉记者。
的确,在现有体制下,书号成了中国出版业稀缺而宝贵的资源,一些出版社仅靠卖书号就能过上好日子。书号稀缺,缘于成立出版社的牌照只给国有资本或准国有资本。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垄断。突破垄断,必须打破行业禁入的政策。即使,现在政策允许我们收购国有出版社,但这些出版社本身就是一个‘空壳’ ,除了牌照和一些固定资产,别的什么也没有,收购这样的出版社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上述书商直言。
在目前景况下,谈论出版业准入问题,仿佛成为了业内极为敏感的话题。记者通过朋友联系几位业界大佬,他们均因时机敏感,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指导意见》出台后,国有出版社在改制的同时,一路高歌猛进。国有出版社一边合纵连横,一边吃掉大的民营书商。虽然《指导意见》亦对民营书商释放出利好,但根本症结没有解决。如今,民营出版业阵地越来越小,可切的蛋糕越来越少,没搭上这次改制(被收编)列车民营书商,日子恐怕会越来越窘迫。
国资高歌
2009年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指导意见》,银河证券研究员许耀介绍,原有政企不分的出版发行体制因较难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已经使得我国人均读书量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对传统阅读的部分替代性。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主要利润来源——教材教辅,也因为学生规模的逐渐减少、教材招标体制改革的推进、课本循环使用等因素,盈利空间越来越受挤压。整个行业的发展形势堪忧。
“欧美和台湾等市场化机制运行较好的图书市场,都已经出现了萎缩迹象,我们这边若不改革,将来的后果可能会更糟。”
“《指导意见》在此间推出,有助于打破僵化的体制,盘活图书市场的运行,进而有利于人均阅读量的提升。因而对整个产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单个企业来说,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社的资源整合,不同集团之间的兼并重组,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市场人士放话。
除利好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刺激其股价走高外,《指导意见》也为拟上市的企业送来了春风。相关内容显示,今后政府将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这无疑将加速新闻出版业改制上市的步伐。据了解,目前凤凰集团上市前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年底前可将集团中的发行类资产上市。与此同时,湖南出版、长江集团等出版企业进入了上市筹备期。江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出版集团也跃跃欲试。
但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如果企业在上市之前做好了项目准备,融到资金后就可以“把蛋糕做大”,获得更大的发展;但事先毫无准备,所融到资金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沉重包袱。当年北青传媒在港股上市后筹资9亿港元,却最终无处投放,所募款项不得不搁置于银行,令正在筹划上市的出版业高管们至今心有余悸。
业内专家分析,由僵化的行政隶属关系直接突变为高度透明的上市公司模式治理,出版传媒业高管的担忧和顾虑并非毫无道理。改制新规出台后,如何破除市场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不光考验改制企业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推进改革的魄力。
近期的新政,是出版行业近几十年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自1978年邓小平拉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序幕以来,最初的改革措施削弱了审查制度,并允许出版商们根据读者需求出书。随后,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进行的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府管制,但出版业与其他传媒形式一样,仍处于国家掌控之下。
然而,殷鉴不远!2007年5月30日,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中国图书出版业值得纪念的一天”。号称是中国新华书店第一股———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出版业开始了进入股市的资本游戏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出师不利的结局,多少出乎于上市的初衷。
港交所首只纯书店股——新华文轩首日上市开盘即跌破发行价。未来新华文轩的赢利途径是造成市场担心的一个原因。同时,新华文轩日后能否提升书本价格,会直接影响其纯利表现。另外,香港时富证券还指出,政府的优惠税率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出版能够走到上市这一步,均为清一色的国资出版社。利好会有多大?能够持续多久呢?
民营出路
这次改革的另一层面是鼓励私营文化机构与国有出版社之间的整合。30年来,私营文化出版机构主要为相对比较官僚的国有出版单位提供编辑助理、营销策划和作者管理等服务,但却不具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合作的方式得以出现,是因为在中国只有国有出版社能够申领合法出版所必需的书号。这也是有些出版社能赖以生存的主要依靠。中国有大约600家法定出版单位,每年均可获得一定数量的书号。每个书号私下里的交易价值约2000美元左右。因此在体制改革前,很多出版社无需大量员工,仅靠卖书号就能生存。
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一个合作的案例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于今年4月25日组建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合资双方共同投注了约1400万美元。
中信证券研究员皮舜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出版业改革将有助于优化行业资源配置。通过整合,出版商之间可有效实现优势互补,要远胜于当前共享书号的合作机制。
此次合作被视为对政府态度——中国政府对文化出版机构更先锋姿态的出版物的宽容程度的测量仪。有出版界人士认为,“私营文化出版机构非常善于图书营销和引进作者。”
普通中国人对中国出版业的感受是,每个稍有规模的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图书城,尤其是省会规模以上的城市,图书市场更是竞争激烈,街头巷尾中的小小书店散落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到周末,如果你有兴趣到图书城、小书店里转转,人头攒动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中国人传统的“书香世界”,俨然在书店里就可以找到。
这一切都是在悄然中变化的。中国出版业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分分合合,民营资本聚散依旧是个迷城。
中国出版业一度只依赖于中国新华书店的发行渠道,上世纪90年代后,新华书店垄断地位丧失的同时,也改变了出版业的生存方式。绝大多数出版社靠出卖书号维持生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时至今日,出卖书号的行为并没有在中国出版业内绝迹。
市场挤压的生存智慧不但给予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也带给了中国高额的书价。出版发行链条中的“二渠道”左右了中国出版业的方向已经既成事实。整合资源——特别是资本资源——成立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业选择一条看似清晰的道路。
中国出版行业进行整合开始于2002年,截止2005年中国共组建出版集团55家。其中,最为庞大的是被称为“出版界航空母舰”的中国出版集团,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等12家大型企事业单位组成。
资本的整合并没有对中国出版业带来涅般的改变。“二渠道”经营商通过资本融合,得以完全进入出版业整个过程,已经不再是占领销售渠道,而是进入到出版环节中。畅销书不再是“二渠道”惟一的长项,准学术、甚至是纯学术的书籍也成为“二渠道”的经营内容,以往这两者是被出版社垄断的领域。
“二渠道”资本的入侵,分散了出版社的收益。在《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指出,高库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库存和销售之比高到98%。
改制后,在较长的时间,中国出版业的资本游戏,仍将停留在行政阴影下。虽然,根据中国入世的承诺,开放出版业也是有时间表可以遵循的,但中国出版业还没有尝试依靠市场法则去淘汰弱者,重组并购等资本手段也没有在出版市场形成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中国出版业存在的结构性不合理的根源。
业内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最终出路,还在于彻底开放出版业,形成多元资本竞争格局。毕竟,现在还是资本有话语权。
外资机会
依靠课本、教辅、文教图书为主而形成的国内市场,是无法对应以品牌书、精品书、名牌书为主的国际市场格局,期待资本自由优化,自然会带动调整出版物结构性的改变。
但这次改制中,难见外资的影子,原因之一是改制也未对外资开放。第二个原因, 是外资现在自身难保。
本来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整合,使外资公司有机会进入国有出版领域。但遗憾的是,本次改制中,外资基本缺席。但安波舜是个例外,他担任总经理的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是众多完成股改的文化出版单位之一,其55%的股份为私人所有,运营利润颇丰。
“国有出版社依赖并任意使用政府资金。但我们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因此使用起来必须更加谨慎。” 安波舜说。
安波舜认为,目前是外资进入中国出版业的有利时机,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该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因为很多中国出版企业都缺少专业管理人员,而外资企业将有机会提供高效的管理建议和帮助。
政府在鼓励文化海外发展的同时,也慢慢为外资进入其它中国传媒出版领域敞开了大门。外资企业目前可以投资图书发行和物流公司,并能销售美国原版图书。
“在一些研究院校,教授会要求学生购买英文原版书籍,而不是中文译本。”有业者表示,这一转变对外国出版商而言是个好机会。
这位业者指出,随着国家对私营文化机构的认可,外资企业也可与这些在中国市场上负责大部分畅销书的文化机构进行版权交易,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他认为,最终,在未来5到10年内,那些看重中国市场的外资出版商将很可能被准许在中国出版书籍。
共同难题
无论怎么改制,盗版问题是中国出版业共同的敌人,盗版市场仍然是中国出版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出版界人士抱怨说,盗版“大大削减了我们的音像制品销售量。很多像《毛泽东传》之类的畅销品,在我们刚开始销售时,网上和街头就出现了大量盗版。”
此外,提供免费电子书的网站也吸引着人们开始在线阅读。2007年,在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上,“小说”成为最热搜索词。在线自助出版方便易行,并且没有过多内容限制,这使得无数业余写手开始在网上张贴文章。其中有些作品被出版社的编辑看中,成为抢手的畅销书。
出版业监管与标准化的缺失是出版商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而此类问题并非近期的改革所能解决。另外,欺瞒是普遍现象,中国出版社通常都会瞒报销售量,以少付作者稿费。有些机构收取的版税高达50%,而在美国版税一般只占15%。
另一个问题是,不少作者往往是通过他人之口,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在香港或海外都有出版,有人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了作品的海外版权,也没有向作者支付版税。
但作者往往也好不到哪里去。畅销小说家王刚近日分别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销售了其新作《福布斯咒语》(The Curse of Forbes),而两家出版社竟然同期出版了这本书。
行业的重点问题仍然在于政府履行其产业私有化的程度和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整合的推进,中国出版业的获利也将增多。“一些私营图书公司确实很活跃。”一位外资书商说,“他们有点像独立的好莱坞小型工作室,很有潜力促进产业改组,并帮助其发展。”
“出版业改企,对我们这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没有多少利多。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像在其他行业的改制中一样,在改革存量的同时,放开行业准入门槛,也即允许包括民营资本在内各路社会资本,在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发起设立自己的出版社。”一位资深书商告诉记者。
的确,在现有体制下,书号成了中国出版业稀缺而宝贵的资源,一些出版社仅靠卖书号就能过上好日子。书号稀缺,缘于成立出版社的牌照只给国有资本或准国有资本。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垄断。突破垄断,必须打破行业禁入的政策。即使,现在政策允许我们收购国有出版社,但这些出版社本身就是一个‘空壳’ ,除了牌照和一些固定资产,别的什么也没有,收购这样的出版社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上述书商直言。
在目前景况下,谈论出版业准入问题,仿佛成为了业内极为敏感的话题。记者通过朋友联系几位业界大佬,他们均因时机敏感,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指导意见》出台后,国有出版社在改制的同时,一路高歌猛进。国有出版社一边合纵连横,一边吃掉大的民营书商。虽然《指导意见》亦对民营书商释放出利好,但根本症结没有解决。如今,民营出版业阵地越来越小,可切的蛋糕越来越少,没搭上这次改制(被收编)列车民营书商,日子恐怕会越来越窘迫。
国资高歌
2009年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指导意见》,银河证券研究员许耀介绍,原有政企不分的出版发行体制因较难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已经使得我国人均读书量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对传统阅读的部分替代性。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主要利润来源——教材教辅,也因为学生规模的逐渐减少、教材招标体制改革的推进、课本循环使用等因素,盈利空间越来越受挤压。整个行业的发展形势堪忧。
“欧美和台湾等市场化机制运行较好的图书市场,都已经出现了萎缩迹象,我们这边若不改革,将来的后果可能会更糟。”
“《指导意见》在此间推出,有助于打破僵化的体制,盘活图书市场的运行,进而有利于人均阅读量的提升。因而对整个产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单个企业来说,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社的资源整合,不同集团之间的兼并重组,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市场人士放话。
除利好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刺激其股价走高外,《指导意见》也为拟上市的企业送来了春风。相关内容显示,今后政府将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这无疑将加速新闻出版业改制上市的步伐。据了解,目前凤凰集团上市前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年底前可将集团中的发行类资产上市。与此同时,湖南出版、长江集团等出版企业进入了上市筹备期。江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出版集团也跃跃欲试。
但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如果企业在上市之前做好了项目准备,融到资金后就可以“把蛋糕做大”,获得更大的发展;但事先毫无准备,所融到资金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沉重包袱。当年北青传媒在港股上市后筹资9亿港元,却最终无处投放,所募款项不得不搁置于银行,令正在筹划上市的出版业高管们至今心有余悸。
业内专家分析,由僵化的行政隶属关系直接突变为高度透明的上市公司模式治理,出版传媒业高管的担忧和顾虑并非毫无道理。改制新规出台后,如何破除市场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不光考验改制企业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推进改革的魄力。
近期的新政,是出版行业近几十年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自1978年邓小平拉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序幕以来,最初的改革措施削弱了审查制度,并允许出版商们根据读者需求出书。随后,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进行的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府管制,但出版业与其他传媒形式一样,仍处于国家掌控之下。
然而,殷鉴不远!2007年5月30日,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中国图书出版业值得纪念的一天”。号称是中国新华书店第一股———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出版业开始了进入股市的资本游戏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出师不利的结局,多少出乎于上市的初衷。
港交所首只纯书店股——新华文轩首日上市开盘即跌破发行价。未来新华文轩的赢利途径是造成市场担心的一个原因。同时,新华文轩日后能否提升书本价格,会直接影响其纯利表现。另外,香港时富证券还指出,政府的优惠税率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出版能够走到上市这一步,均为清一色的国资出版社。利好会有多大?能够持续多久呢?
民营出路
这次改革的另一层面是鼓励私营文化机构与国有出版社之间的整合。30年来,私营文化出版机构主要为相对比较官僚的国有出版单位提供编辑助理、营销策划和作者管理等服务,但却不具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合作的方式得以出现,是因为在中国只有国有出版社能够申领合法出版所必需的书号。这也是有些出版社能赖以生存的主要依靠。中国有大约600家法定出版单位,每年均可获得一定数量的书号。每个书号私下里的交易价值约2000美元左右。因此在体制改革前,很多出版社无需大量员工,仅靠卖书号就能生存。
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一个合作的案例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于今年4月25日组建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合资双方共同投注了约1400万美元。
中信证券研究员皮舜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出版业改革将有助于优化行业资源配置。通过整合,出版商之间可有效实现优势互补,要远胜于当前共享书号的合作机制。
此次合作被视为对政府态度——中国政府对文化出版机构更先锋姿态的出版物的宽容程度的测量仪。有出版界人士认为,“私营文化出版机构非常善于图书营销和引进作者。”
普通中国人对中国出版业的感受是,每个稍有规模的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图书城,尤其是省会规模以上的城市,图书市场更是竞争激烈,街头巷尾中的小小书店散落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到周末,如果你有兴趣到图书城、小书店里转转,人头攒动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中国人传统的“书香世界”,俨然在书店里就可以找到。
这一切都是在悄然中变化的。中国出版业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分分合合,民营资本聚散依旧是个迷城。
中国出版业一度只依赖于中国新华书店的发行渠道,上世纪90年代后,新华书店垄断地位丧失的同时,也改变了出版业的生存方式。绝大多数出版社靠出卖书号维持生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时至今日,出卖书号的行为并没有在中国出版业内绝迹。
市场挤压的生存智慧不但给予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也带给了中国高额的书价。出版发行链条中的“二渠道”左右了中国出版业的方向已经既成事实。整合资源——特别是资本资源——成立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业选择一条看似清晰的道路。
中国出版行业进行整合开始于2002年,截止2005年中国共组建出版集团55家。其中,最为庞大的是被称为“出版界航空母舰”的中国出版集团,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等12家大型企事业单位组成。
资本的整合并没有对中国出版业带来涅般的改变。“二渠道”经营商通过资本融合,得以完全进入出版业整个过程,已经不再是占领销售渠道,而是进入到出版环节中。畅销书不再是“二渠道”惟一的长项,准学术、甚至是纯学术的书籍也成为“二渠道”的经营内容,以往这两者是被出版社垄断的领域。
“二渠道”资本的入侵,分散了出版社的收益。在《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指出,高库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库存和销售之比高到98%。
改制后,在较长的时间,中国出版业的资本游戏,仍将停留在行政阴影下。虽然,根据中国入世的承诺,开放出版业也是有时间表可以遵循的,但中国出版业还没有尝试依靠市场法则去淘汰弱者,重组并购等资本手段也没有在出版市场形成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中国出版业存在的结构性不合理的根源。
业内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最终出路,还在于彻底开放出版业,形成多元资本竞争格局。毕竟,现在还是资本有话语权。
外资机会
依靠课本、教辅、文教图书为主而形成的国内市场,是无法对应以品牌书、精品书、名牌书为主的国际市场格局,期待资本自由优化,自然会带动调整出版物结构性的改变。
但这次改制中,难见外资的影子,原因之一是改制也未对外资开放。第二个原因, 是外资现在自身难保。
本来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整合,使外资公司有机会进入国有出版领域。但遗憾的是,本次改制中,外资基本缺席。但安波舜是个例外,他担任总经理的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是众多完成股改的文化出版单位之一,其55%的股份为私人所有,运营利润颇丰。
“国有出版社依赖并任意使用政府资金。但我们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因此使用起来必须更加谨慎。” 安波舜说。
安波舜认为,目前是外资进入中国出版业的有利时机,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该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因为很多中国出版企业都缺少专业管理人员,而外资企业将有机会提供高效的管理建议和帮助。
政府在鼓励文化海外发展的同时,也慢慢为外资进入其它中国传媒出版领域敞开了大门。外资企业目前可以投资图书发行和物流公司,并能销售美国原版图书。
“在一些研究院校,教授会要求学生购买英文原版书籍,而不是中文译本。”有业者表示,这一转变对外国出版商而言是个好机会。
这位业者指出,随着国家对私营文化机构的认可,外资企业也可与这些在中国市场上负责大部分畅销书的文化机构进行版权交易,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他认为,最终,在未来5到10年内,那些看重中国市场的外资出版商将很可能被准许在中国出版书籍。
共同难题
无论怎么改制,盗版问题是中国出版业共同的敌人,盗版市场仍然是中国出版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出版界人士抱怨说,盗版“大大削减了我们的音像制品销售量。很多像《毛泽东传》之类的畅销品,在我们刚开始销售时,网上和街头就出现了大量盗版。”
此外,提供免费电子书的网站也吸引着人们开始在线阅读。2007年,在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上,“小说”成为最热搜索词。在线自助出版方便易行,并且没有过多内容限制,这使得无数业余写手开始在网上张贴文章。其中有些作品被出版社的编辑看中,成为抢手的畅销书。
出版业监管与标准化的缺失是出版商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而此类问题并非近期的改革所能解决。另外,欺瞒是普遍现象,中国出版社通常都会瞒报销售量,以少付作者稿费。有些机构收取的版税高达50%,而在美国版税一般只占15%。
另一个问题是,不少作者往往是通过他人之口,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在香港或海外都有出版,有人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了作品的海外版权,也没有向作者支付版税。
但作者往往也好不到哪里去。畅销小说家王刚近日分别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销售了其新作《福布斯咒语》(The Curse of Forbes),而两家出版社竟然同期出版了这本书。
行业的重点问题仍然在于政府履行其产业私有化的程度和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整合的推进,中国出版业的获利也将增多。“一些私营图书公司确实很活跃。”一位外资书商说,“他们有点像独立的好莱坞小型工作室,很有潜力促进产业改组,并帮助其发展。”